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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的一篇著作中查到的。
刘总勤务员先是跟洪亮哥，不，洪总司令耳语一阵。洪总司令就上台批判了，他义愤填膺地说：“洪祥山，你个大叛徒，多年来，你一直用铁道游击队老英雄的牌号做革命的外衣，其实你是个大叛徒，你说，你为什么跟日本洋行的特务头子岗村那么熟？你为什么跟他称兄道弟……”
“姐——我那是根据咱大队长王强的指示……打入……敌人内部的，是为了……”洪大爷费力地辩解着。我听到他喘气像拉风箱。
洪总司令马上打断他的辩解：“不准提王强，王强本身就是个老混蛋……”那时，枣庄铁道游击队四位老英雄被造反派打成了“四个老混蛋”。
“姐——他是我的领导呀，是他派我……”
“叭”，洪总司令照着他的老父亲就是一脚：“所以，你就是一个叛徒，日本话说得那么流利，还跟岗村一块儿喝酒……”
这一脚很厉害，把洪大爷一下踢趴在地，好半天不能动：“姐——我憋得……得慌……”
离洪大爷最近的谢叔叔吓坏了，管自叩头如捣蒜：“我细（是）反动权威，我细（是）反动权威……”
“起来，你还要交代，你跟日本娘们睡过觉吗？”当时；洪总司令在问这句话时；台下曾有人笑；但很快这笑声就被震天的口号声压住了。
“没有……睡过，日本娘们……们对我倒是挺好，我……那是为了摸情报。我在洋行……行待了两个多月，摸准了情报，才在一天的早上全部抹了小鬼子的人头，姐——说我是叛徒，我冤……”
不等洪大爷申辩，洪总司令的皮带就落在了洪大爷的身上，直抽得洪大爷断过气后，方才罢休。
谢叔叔早吓傻了，仍在那里：“我细（是）反动权威，我细（是）反动权威……”但却无人理睬他。
。。。。。。
批斗大会终于散了。小孩们的故事又开始了。
谢怀的小妹妹谢小萍，当年和我小妹妹新丽同岁，当时也就6岁。批斗大会正酣的时候，她睡着了，不小心，毛主席语录掉在了地上，正好又掉到了一堆狗屎里（矿上喂狗的特别多）。这下洪二妮不愿意了：“好呀，谢小萍，你是不是对批斗你爸爸不满？是不是对毛主席不满？你把毛主席语录扔到狗屎里，揍死你这个小反革命！揍她呀……”
洪二妮疯了似的冲上来，把谢小萍推倒在地，狠狠地踏上了一只脚。
于是，红小兵们蜂拥而上，朝着谢小萍又踢又打，直打得谢小萍杀猪般地嚎叫：“我不敢反对毛主席了，我不敢反对毛主席了。”
“打死你这个小反革命……”我记得当时我也打了，至少打了两拳。
洪亮哥能大义灭亲，亲自打他父亲，我为什么不能打谢小萍呢？
不光我打了，我弟弟新华、妹妹新丽也打了。他们在检查了自己的毛主席语录完好无损后也打了。
就连谢怀和他的大妹妹谢大萍也打了，亲妹妹又怎么样？谁让你把毛主席语录扔到狗屎堆里的……
直到谢小萍爬到主席台上的毛主席像前磕头谢罪，这场殴打才告结束。
1983年8月，我妹妹新丽同专程从香港回枣庄考察投资事宜的谢小萍相见。两人几乎没有任何话说，只是紧紧拥抱在一起，一任泪水直流……
那时，我正好在北京改稿子，便专程给谢小萍打了长途，问谢叔叔及陈阿姨好，问他哥哥谢怀，姐姐谢大萍好（他们全家在“文革”后期移居香港）。
谢小萍激动万分：“新年哥，我们全家都好，我们都爱读你的小说，你的小说总说实话……”
第六部分
第54章
你是军统特务吗
矿上掀起了跳忠字舞的活动。
那个时候，人人都要跳。洪亮哥那样大岁数的红卫兵就唱：“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大风浪里炼红心，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
下井的矿工就唱：“我们是毛主席的红矿工，保卫红司令意志坚定，谁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要他的狗命。”
到了我们这些小孩，我们又改成这样：“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小兵，敢打敢骂敢革命，谁要看不起革命小将，我们就让他刺刀见红。”
那个时候矿上的大喇叭天天高喊口号，天天播送革命歌曲。矿上旋律一响，所有的人都停止工作，集合在一起跳忠字舞。
我们的领舞自然是洪二妮，她脸盘难看吧，但身条挺好，是块跳舞的料（1973年，她差点和我一起当了文艺兵。因为他哥哥的问题，政审时被拿了下来）。我们常常一练就是一上午，谁也不许说累，谁要说累，就是不忠于毛主席。
谢怀是我们几个孩子中最笨的，怎么教也不会，尤其是最后的那个动作“就让他刺刀见红”，他老是做不到位。洪二妮就熊他：“蛮熊，你为什么不使劲，你不忠于毛主席，和你爸爸一样。”
谢怀就吓得哇哇大哭：“报告洪司令，我的腿老是不打弯，我一定刻苦训练……”洪二妮是我们红小兵的司令，只是不带“总”字。
由于有着自己的妹妹被痛打的教训，加上自己是蛮子，所以，谢怀十分小心，那段时间里常常一人练到半夜，专练那段“就让他刺刀见红”。
终于有一天，领舞的洪二妮司令，跳得太用劲，一下跌倒在舞台下，摔肿了脸，红小兵的忠字舞才停了下来。不久，上边又说这是搞形式主义，这忠字舞就再也没人跳了。
但接着就是全矿上下男女老幼背诵老三篇，因为林副主席发出了指示：“老三篇是最容易读……”但实际并不是这么回事，小孩年轻人容易读，像我小妹妹新丽就背得滚瓜烂熟，常受大人表扬，我们家甚至因此让她去给我爸爸送饭。但是，没文化的老矿工们则不容易读。矿食堂有个炊事员李大爷，外号“红烧肉”，因为他的红烧肉做得最好吃（好像现在再也吃不上那么香的红烧肉了，不知是猪肉变了味，还是人的烹饪技术落后了）。他大字不识一个，领工资都是按手印。他背起来就特别难。他常常拿着毛选躲到一边去背，却常背错：“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新四军、八路军。”
“是八路军、新四军……”
但他马上就会背成：“我们的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
“又错了，落了一句‘和共产党’……”
你越纠正他，他就越急。
还有一句：“……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他老是背成“庄里的人死了，还开追悼会。”
往后，他就成了学不好毛著的反面典型，在矿食堂全体职工大会上要受批评。他胖，弯不下腰，就干脆跪下向毛主席像“请罪”。
“毛主席呀毛主席，我家几代血贫农，是您让我们翻身得解放，还教我学会了做红烧肉，可我连您的老三篇都背不会，这是我不忠于您的表现，我该死我有罪……”
斗到第三次上，李大爷爬上了8层高的洗煤仓，一跃而下自杀了。因为他太胖，把工友用来收尸的国防牌自行车（当时最加重的一种车型，青岛出产）都压坏了。
为什么我妹妹背得好，就单让她送饭呢？这是为了博得看守“牛洞”的造反派的高兴，好给我爸爸送点好吃的。我小妹妹新丽那时正上一年级，她长得恬静、可爱，尤其是一双大眼睛，漂亮而有神。京剧样板戏《杜娟山》上演后，人们都说演柯湘的像我妹妹。又过了几年后，反映赤脚医生生活的电影《春苗》放映了，矿上的人又都说，演春苗的李秀明像我妹妹。她还特别聪明，她是我们家第一个背过老三篇的人。她的普通话也特别好，抑扬顿挫的节奏也掌握得好！要不是因为我爸爸的问题，她早就被选到矿务局作朗诵表演了。
一开始送饭我们没经验。因为我是老大，都是由我送。送去后，把门的造反派要检查，说走资派不能吃得太好。有一次，我急中生智，说：“新丽，你跟去送饭，记住，嘴要甜，要一口一个造反派叔叔，哄他们高兴……”
我妹妹人小鬼大，到了那儿，果然一口一个叔叔地叫着，不一会，居然给那些人背起了老三篇。逗得那些人哈哈大笑。很快，我妈妈专门为我爸爸烙的单饼卷鸡蛋就顺利地送到了。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这一招不灵了，尽管我妹妹以后还唱样板戏，还唱《打靶归来》等革命歌曲。我爸爸不但吃不上好的伙食，还被转移单押。我妈妈说这里边肯定有事。
果然，某一天的早上，矿革委主任刘振学（时为矿一把手，因革命需要，他已由总勤务员改称为刘主任）带了几个人到我家找到我妈妈宣布：“我们去沂蒙外调的材料已经来了，王世荫的问题已经得到证实，他早在青岛读书期间就加入了国民党的军统组织，是不折不扣的军统特务，我们奉命抄家……”
我妈妈辩解说：“老王的这一问题，1952年三反五反时已经有了结论，是没影的事。”
“住嘴，三反五反的结论怎能算数。现在是文化大革命，要扫荡一切害人虫，全无敌！搜……”
于是，几个人把我们家翻了个底朝天，连我们家的炉底都翻了，抄走了我爸爸存放的一些书籍、字画（其中有不少我爷爷的正楷书信），最后还拿走了我们家惟一的一台晶体管收音机，说怀疑这是跟台湾联系的发报机。
被凶狠的吵骂声和劈里叭嚓的抄家声惊醒的我们三个孩子，急忙穿上衣服，龟缩在一边。我小妹妹毕竟太小了，就站在那儿睡着了。
洪亮哥领着几个年龄大的红卫兵走了过来，把我们兄妹三个叫到当院，让我们立正站好：“王新年、王新华、王新丽，你们三个听着，现在我以矿革委副主任的名义宣布，你们三个从现在起就是走资派的狗崽子了！从今后，只许你们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
矿革委一成立，矿务局的造反派便兑现了原先的诺言，鉴于洪亮哥在揭批自己父亲大叛徒的斗争中，勇于狠批私字一闪念，真正做到了大义灭亲，便让他作为学生代表，当上了矿革委副主任。
“还有你们，以后有事要多向我汇报。”洪二妮也跟着来了。她手握一杆红缨枪。那时，能扛红缨枪的只有她一人。
我们三个一齐回答：“是，洪司令。”
洪二妮很不满意：“回答得不齐，再来一遍。”
我们又一齐回答：“是！洪司令。”
“还有，”洪二妮把红缨枪一顿，“王新丽以后不要背老三篇了，显什么熊能，毛主席的书不能让狗崽子背……”洪二妮老是背不好，谁背得好她就忌妒谁。
“我能唱……唱样板戏，李铁梅和小……小常宝吗？”我小妹妹可怜巴巴地问。
“不能唱！”
我小妹妹哇地一声就大哭起来，一连哭了三天，哭得山摇地动，任谁劝也劝不住。
我妈妈似乎意识到了什么。她没有慌张，急忙给我爷爷写了一封信，谈到了矿上的造反派到老家外调的事，让他快去打探一下是怎么回事？问问到底是谁在捣鬼，还有没有什么补救措施……
第六部分
第55章
我也是造反派（1）
这个时候，我爷爷的日子也不好过。
因为毛主席说了，“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每个人灵魂的大革命，所以上至中南海的刘少奇，下至崮下村的王汉魁，谁也别想逃脱。
沂蒙县的一帮子人也拉起了造反派组织，起名为“东方红战斗队”，后觉着战斗队规模太小，又改成了“东方红兵团”。并有一首顺口溜式的队歌：
东方红，出沂蒙。
誓死捍卫毛泽东。
打倒一切帝修反，
沂蒙山河一片红。
东方红兵团当时干了两件惊动沂蒙的大事：一是砸烂了“刘少奇的旧县委”，成立以秦三腿为首、巩海峰为副的县革委；二是决心揪出以大土匪头子、大军阀王汉魁为首的一批历史反革命。
在这里必须先说说县革委主任秦三腿。秦三腿是这人的外号，说句不文明的话，他的第三条腿是指他的生殖器，意思是说他的那玩意大，跟一条腿差不多。他之所以得了这么个外号，与他经常调戏妇女有关。他原是县酒厂的一名普通工人，因调戏妇女，进过两次公安局，老婆也跟他离了婚。就是这样一个人，靠造反起家，进了县革委会。不知为什么当时的造反派似乎都有点那个，枣西矿的刘振学吧，是好偷，老家的这位姓秦的吧，则好色。
至于副主任巩海峰，则是以解放的老干部的身份进的县革委的。“文革”开始时，他是县革委会分管组织工作的副书记。由于他有心计眼皮活，一如当年整我爸爸时那样，跟造反派跟得紧，所以，很快便官复原职。
东方红兵团之所以拿我爷爷开刀，毫无疑问是因我爷爷的资历最老，影响最大。拿了我爷爷就镇住了全县。
。。。。。。
就在这危机关头，有人出面相救了。
这是1967年早春二月的一个晚上，北风呼啸，雪花漫舞，整个老鹰崮及崮下村全被白雪所覆盖。远远的，有一个人影向山上走来，由于雪太厚，他走得很吃力。几乎是在爬。
终于，人影在村北头坡地的小院里停下，并急促地敲起门来：“爷爷，爷爷……”
“谁呀？”我爷爷急忙披上衣服。
“是我，李祈安，小安子，小安子呀……”
“啊，小安子呀，你怎么三更半夜的……”我爷爷赶忙给他开了门。
这时，他的被窝里还有个女人，这人就是传说中同他相好的郑寡妇，刘英的那个远房的姨。不过，他没让李祈安看到她。
他将李祈安迎在堂屋，给他倒了杯白开水：“快说，什么事孩子？”
“快，爷爷您赶快跑，县里的造反派要来抓您了，标语都写好了，说您是大土匪、大军阀……”
摇曳的灯光中，我爷爷沉默了好长时间。“好哇好哇，终于搞到老子头上了。哼，没那么容易……”
接着，我爷爷又关切地问李祈安：“怎么样，孩子，你和你娘还好吧。”
那时，李祈安已经16岁了，已经历了太多的风雨沧桑：“还凑和吧，造反派让我和我娘扫大街，从东大门往西……”
“要顶住，孩子，要照顾好你娘。”
“爷爷您放心，我会顶住的。”自挨饿那年，我爷爷将救命的玉米杂面送给了他，他就认我爷爷做了亲爷爷。
“有空看看书。”我爷爷没忘了交代。
“我在自学算盘呢，”李祈安一说到算盘，眼睛里就放光，“我喜欢那玩意，喜欢算账。”
我爷爷说：“好，孩子，艺多不压身，好好学，学好了等着算总账！”
可以看得出，李祈安自小就有经营头脑。这就不难解释改革开放后，他为什么成了沂蒙的首富了。
我爷爷就是我爷爷，在这紧急关头，他仍是“胜似闲庭信步”。送走了李祈安后，他急忙敲开了支书穆蛋的家门。
穆蛋一听，有点吓坏了：“这些狗日的什么事都能干出来，我看您还是远走高飞吧。”当时，他提议我爷爷去南边的柳埠暂躲一下。柳埠就是当年我爷爷打退了土匪刘黑七后，老百姓给他送了一块“桑祥屏藩”匾的地方，那儿的老百姓都视我爷爷为神仙。
“三爷爷，咱连夜就走，我让三胖带几个民兵亲自送你。”穆蛋最后又说。
但我爷爷没有说话。他稳稳地坐在那儿，玩弄着桌上的一块毛主席像章。终于，他发话了：“走不是个办法，这回的‘文化大革命’不同以往，躲了初一，躲不了十五。再说，我要一完蛋，当年的一些老伙计及他们的家人都要受牵连。”
“三爷爷，那你说该怎么办？”穆蛋急了。
我爷爷一字一句地讲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怎么讲？”
“我们也成立群众组织，你来当总司令，三胖当副总司令，我来给你们当顾问！”
“咦，好办法！”穆蛋一下乐了，“聘您当总顾问，总字显得大。”
我爷爷嘿嘿笑了，笑得像个孩子：“我怎么觉着又像回到了1937年鬼子刚来那阵，到处都是总司令。哈哈……”
穆蛋想趁热打铁：“我去喊三胖去，咱一块商量下，这小子一下成了副总司令。哈哈……”
我爷爷说，算了，喊他干吗，反正就这么回事。咱俩胡吹海谤一阵就行了。
最后，两人商定，以崮下村、关家桥、柳埠南部山区，还有柿子崮的农民为主，成立“红太阳造反总指挥部”。也打造反的大旗，拒不承认大流氓秦三腿为首的县革委，“东方红兵团”是刘少奇的孝子贤孙，是典型的保皇派。油炸秦三腿，炮轰巩海峰……
我爷爷最后说：“大旗要搞得大大的，总指挥部这几个字要更大。”
“印章刻多大！”
“刻成碗口那么大。”我爷爷说，因为他见过东方红兵团的章，有茶杯那么大。
“对，镇过他们……”
一两天的功夫，附近的农民全部组织起来了，号称10万大军（与我爷爷当年管辖的人数相当）。我爷爷的头上一下有了6顶光环——老八路、老英雄、老团长、老参议，老政协、老干部。
第六部分
第55章
我也是造反派（2）
有一阵子，秦三腿组织人员来抢人。但在关家桥西头的老桥上，让早有准备的红太阳造反总指挥部的人给堵了个正着。望着狼狈而逃的秦三腿，农民们又吹呼了：
“要文斗，不要武斗……”
“秦三腿，三条腿，三条腿，跑得快……”
就这样，靠着这一招，我爷爷躲过了“文革”浩劫，他没有被批斗一次，没有被打过一次。
也就在这时，我妈妈的信也辗转到了我爷爷手中，我爷爷一看就明白了，知道又是巩海峰在捣鬼。但这在当时是一种常见的政治现象，一个人胡乱写点什么外调材料就可以决定另一个人的命运（所以运动后期，只要有人找我爷爷搞外调，他就老往好处写）。要想改变我爸爸的命运，只有重写一份证明材料。
这份材料必须由两方面组成：一为群众组织（必须声称是造反派）；二为县革委。
群众组织的好办，就以红太阳造反总指挥部的名义写就行，怎么写怎么是，然后盖上那个碗口大的红章。关键是县革委的，为这事，我爷爷思考了差不多两天。最后觉着解铃还须系铃人。这事只有找巩海峰。那么，怎么找呢？
在一天的深夜两点，正是人们熟睡的时候，我爷爷要通了巩海峰家电话。
“谁呀，深更半夜的……”是巩海峰的老婆接的电话。
“巩海峰的冤家。”我爷爷冷冰冰地说。
“您……您有什么事？”
“冤家能有什么事？打冤家呗。”
“你……你到底是谁？”这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