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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引自永井算己：《所谓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事件的性质》，载《信州大学纪要》，第2期（1952年7月）第31页。实藤惠秀的《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第461—511页也详细叙述了这场斗争的经过。
① 实藤惠秀：《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第492页。
① 关于铁路争端，见永井算己：《江浙铁路事件与清末的民众》，载《信州大学纪要》，第11期（1957年）第1—25页。这是一篇研究在1907—1908年抵制江浙铁路的英国借款的文章，抵制运动从东京的江浙学生集会上开始。关于借款谈判，见孙任以都：《1898—1911年的中国铁路和英国利益》，第61—68页。
翻译的影响
留学日本所产生的文化方面的重要性是很大的。郭沫若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总结说：“我们通过日本学习西方文化……在学习日本以打破封建因袭的同时，这种学习还有助于推动中国走向现代化。”②学生运动首先被想加快求得西学的愿望所推动。早期的学生刊物和报纸都为译文开辟专栏。早在1896年，梁启超就指出中国的翻译活动进行得太慢，他敦促利用日本译文。中国人马上利用日本的各种简编或书籍以寻求西学以外的知识。最早被翻译的日文著作之一（在1899年）是一本东亚史。到1900年，一批中国留日学生（其中包括两名未来的总理，两名未来的驻日公使）已经成立了一个翻译和出版组织。在几年内，一些有魄力的出版商已经收集了各种学科的成百种日文书籍进行翻译。据郭沫若回忆，他在四川高等学校学习的书籍包括日本科学著作的中译本。对日本现代化秘密的探索自然还会导致翻译许多日本的近代史，在二十世纪最初几年翻译的一系列著作中，明治时期领袖人物的传记性作品和政治史的数量多得惊人。翻译作品还包括当时日本的政治学研究，如幸德秋水和浮田和民的论帝国主义的著作。
中国之转向日本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发生在中国对外国作品的兴趣从纯科技转向制度和政治方面的时候。钱存训教授曾经提出，随着二十世纪的来临，“兴趣的变化反映在翻译作品方面，因为对过去几个世纪的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的热情转到了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方面。新的着重点对以后几年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发展起着重大影响。自1902至1904年，几乎一半翻译书籍与历史和制度有关。对制度改革的兴趣以及日本的影响是本世纪最初几年翻译作品中的决定性因素。”在1880至1940年期间，约有2，204种日文著作被译成中文，其中几乎有一半是社会科学、历史和地理方面的。一篇研究翻译动向的文章指出，在总的影响方面，自1850至1889年，从日文翻译的作品只占总翻译作品的15。1％，自1912至1940年，占18。2％，但自1902至1904年却达到了60。2％。①很可能那个十年中的其他几年也占这个比例。
日本的影响还扩大到了对西文著作的选译和词汇使用方面。中文借用日文术语的情况是大量的。在各个方面都是如此。这种情况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浪漫主义的政治小说象《佳人之奇遇》和《经国美谈》的通俗译本（都由梁启超翻译）中十分明显，并且蔓延到席卷中国的整个新知识潮流方面。根据近来作的一次统计，在那几十年中，有四分之三的中国新词汇来源于日文，通过已在日文中通用的汉字词组传入。日本的影响不但涉及书的内容，而且也涉及书的形式。日本的现代印刷大约可以追溯到赫伯恩及其日本伙伴岸田吟香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在上海采购印刷机的时期。半个世纪以后，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发现了新的印刷技术以及西式装订方法，就把它们用于刊物和翻译著作，转而输入中国。①因此，学生运动在清末民初传播文化技术的知识及经验的每一个方面都留下了它的痕迹。
② 引自实藤惠秀：《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第245页。
① 钱存训：《从翻译看西方对中国的影响》，载《远东季刊》，卷13第3期（1954年5月）第318—319页。
① 关于传入词汇的统计数，见实藤惠秀的《中国人赴日本留学史》（第378页）。作者认为1905年是留学生翻译作品采用西式装订的转换时期。1867年岸田上海之行的部分日记连同一篇导言载于《中国》第24期（1965年）第5—16页。
日本和中国的革命派
除了知识和教育方面的影响外，日本和中国的革命运动之间还有个人的和政治的直接接触。对这种接触，西方和日本的学术界所倾注的注意要比中国对它的研究多得多。由于回忆录和原始材料的出版，这种接触的范围也更明晰了。②
日本人及其政府有许多理由要保持对中国政局的直接关心。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满洲政府垮台的危险和列强瓜分中国的威胁是日本论述民族安全和国际政治著作屡见不鲜的题旨，而加剧的国际竞争和对抗给明治时期的政治家们提出了结盟和选择的问题。在他们看来，他们还必须抓紧时机去影响中国事态的发展。他们理所当然的优先选择是通过对合法政府提供指导和援助来做到这一点。通过派军事使团和订教育计划向中国提供援助，日本无可辩驳地证明在实现现代化的竞赛中已经超过了中国，并且使人们真正看清楚日本人在领导亚洲的复兴。另一方面，日本在赶超西方和与西方联合方面取得了成就，所以许多日本人认为，继续遵循福泽提出的与亚洲分道扬镳的意见是符合他们的真正利益的。日本人的这种关心至少在整个日俄战争时期一直保持着，当时之所以不让中国人卷入，是因为怕西方从白种和黄种的种族角度来看待那场斗争。从此以后，日本完全与帝国主义政策缠在一起，这就使得以亚洲人姿态出现的那种赶超西方的紧迫感和吸引力进一步衰退了。
但是还有一种普遍的意见，即东方与西方（黄种人和白种人）之间的最后对抗是不可避免的。在明治时期的最后十年，这种论断是很流行的，当时西方许多论述种族斗争不可避免的著作很快被介绍给日本人。有人甚至同意这种看法，即日本显然需要与中国联合在一起。如果中国政府证明没有能力作出反应，或者对日本优越性的种种臆说毫不妥协，那么日本人就必须考虑支持另一个政权来代替满洲政权。
这种成为明治时期特点的种族之争的悲观观点以及畏惧西方统治的心理，在大部分各种政派人物中都是存在的。尽管政治色彩形形色色，战术策略多种多样，但根深蒂固的血缘感和对亚洲事务的责任感——表现为“同文同种”——却很少被人否认。1895年日本解决了独立和与列强平起平坐的主要问题，从此，它就有可能面对亚洲的问题了。这一步对中国维新派和革命派的实际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本领导层的结构。在二十世纪开始时正在取得元老地位的明治时期的主要领导人，总的来说对走与西方联合的道路的信念是坚定的，因为这条路对他们来说走得很顺利。其中有些人（特别是山县有朋）非常关心未来的种族冲突，但是执政的重任一般促使他们注重西方的海军和工厂这个方面，并且使他们投身于这方面的事业。山县的观点与以他为首的军事专家们的观点一致。军事领袖们特别意识到中国缺乏遏制西方的力量，并且迅速地自己负担起在朝鲜、辽东和“南满”争夺大陆地盘的责任，从那些地方，他们可以弥补其邻国的弱点。对中国北部边境以及那里的俄军的关心促使他们渴望训练中国的新军。象福岛安正等个别军官个人大胆地侦察了偏僻的中亚内陆，因而成了浪漫主义的和传奇式的人物。①
与这些拥有实权的上层人物相反，也有人对与西方的关系表示忧虑，厌倦于本国在国际秩序中明显地处于二等国的地位，他们是民族主义和亚洲主义的旗帜鲜明的鼓吹者。这些日本人既无执政重任，也不指导国务，因而能够指责本国的谨小慎微和外交活动。这些人以消息灵通的民族意识卫士自居，是继其前人负唤醒民族之责的重要人物，他们主张拥护天皇，捍护国家和文化民族主义。这一类集团包括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党派形成时期的民族主义组织，如1881年头山满的玄洋社和1901年内田良平的黑龙会。作为自封的民族主义和道德论的提倡者，这些民族主义领袖人物很容易接近一些富户豪门以及勇敢和有信仰的青年。政府正在制造天皇和国家的新正统理论，对他们既不能否定，也不能控制。在他们的队伍中涌现出了一批朝鲜、中国和满洲方面的活动家，似及在国内政治中进行恫吓和宣传的代理人。
与这些组织有关但见解不尽相同的有荒尾精等人，他们相信日本的经济前途在于发展对华贸易关系。只有在亚洲，日本才能指望应付西方的挑战，因为它拥有地理近便、情况熟悉等有利条件。进入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后的一段时期，在一个坚决要与西方站在一起的社会中，这类情绪仍只为少数人所有，但这个事实却助长了热情和道德优越感，使这些亚洲主义者能借以号召同胞们完成自己应完成的使命。荒尾在陆军参谋工作中崭露头角后于1886年去汉口。他各义上设立一个商号，分派他的下属到各地区作调查，从中收集中国全国各地的情报。虽然他的指导思想是要在亚洲大部分地区建立日本霸权，但当它施行于中国时，他坚决认为日本的安全直接仰赖其邻国的安全。因此，日本必须改造和加强清帝国。①
民族主义运动和亚洲主义运动与以近卫笃麿（1863—1904年）为代表的最高层人士结合起来了。由于他受到社会的普遍爱戴，由于他的国际经验、早期在德国受的教育以及贵族院的领袖身分，近卫拥有发言和行动的至高地位。他以赞助和加强亚洲研究（特别是中国研究）为己任。他主持、资助和领导了在1898年成立的东亚同文书院。东亚同文书院通过设在中国的教育机构和设在日本的研究机构，对作为它主要任务的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它创办于1898年，这也是大隈提出“大隈主义”的那一年。从当时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掠夺，以及从日本公众对中国虚弱的厌弃中，近卫感到了一种危险的倾向，即有人主张放弃中国和参加西方进行帝国主义的争夺。在1898年1月《太阳》中的一篇大量被人引用的文章中，他号召密切中日合作和联合。他坚决认为，西方侵略的根源是种族性的，日本除了加以反对和援助中国加以反对外，别无其他选择。“中国人民的生存决不只是事关他人的福利，它涉及日本人自身的根本利益。”日本人必须研究中国，到中国旅行，与中国人交往，只有到那时，他们才能够采取适当的政策以应付两国面临的危险。②就象近卫的活动与1898年政府的活动相一致那样，他的活动在1901年又与民族主义的活动合流了。1901年是黑龙会（它力图使日本在黑龙江站稳脚跟）和近卫的国民对俄同志会成立的时间。
不属于权势圈子但仍处于执政上层集团边缘的势力，是与自由民权运动有联系的明治时期的自由派人士。他们之中的许多人认为，他们在日本进行争取政治自由主义的斗争与亚洲其他各国人民的自由主义者的斗争休戚相关。他们大部分人虽然利用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和立宪思想，但在抵制西方的冲击这一点上仍是热诚的“亚洲主义者”。早期的自由党作者和社论撰稿人都敏锐地了解朝鲜的状况，并且要象在日本那样也在朝鲜提倡自由主义。大井宪太郎在1885年为了自由的目的对朝鲜发动了一场异想天开的对外扩张的远征，在同一时期，很快被日本警方取缔的东洋社会党的创办人樽井藤吉写了一本小册子《大东合邦论》，号召日本和朝鲜合并成一个称为“大东”的国家。他和其他一些人一样，都认为种族战争正在迅速降临，再也不能采取不彻底的措施了。必须建立亚洲的团结。这些计划既包括狭隘的地区观念和傲慢自大，也含有理想主义和信仰；它们既吸引着最坏的明治时期本国至上论者和沙文主义者，也对最优秀的明治时期普遍拯救论者有号召力。同样，象中江兆明等自由派理论家坚持把中国的维新和日本的维新结合起来，并且早在1881年，植木枝盛已经组织了兴亚会。甚至随着1889年颁布明治宪法从而使争取议会自由运动的主流更加靠拢明治政府以后，主流中的激进派，即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利用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热烈兴趣去维护其先驱者的亚洲意识，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了。①
日本的自由主义左派提供了他们私人与中国革命派合作的鲜明例子。宫崎滔天被孙中山称颂为“今之侠客也。识见高远，抱负不凡。具怀仁慕义之心，发拯危扶倾之志。日忧黄种陵夷，悯支那削弱”。宫崎及其几个弟兄从早期自由主义运动中脱颖而出，他们试验了基督教，陶醉于亨利？乔治的单一税解决法，并且献身于中国的革命事业。①
由于这些关于危机、信仰和觉悟的论旨在明治时期的环境中是如此重要，所以那些为其同胞心目中的崇高理想献身的人能与上面简单介绍过的许多集团有着多方面的融洽关系，就不足为奇了。许多重要事件的关系纯粹出于命定的巧合。例如，政党运动的两个领导人大隈重信和犬养毅执政时正值帝国主义在中国扩张造成的危机触发了戊戌变法之际。宫崎滔天的终生事业的开始、孙中山受到支持他的日本要人的引见、北京的百日维新、大隈和板垣的宪政党内阁的产生、同文会的成立、中国维新派的逃亡日本、学生运动的发起等事件，于是都接踵而来了。
上面已经指出，在政治避难中自然地成为上层人物的中国维新派受到了高级日本人士的照顾和殷勤接待。日本政府中的最高层人士提供了帮助，使康有为和梁启超逃亡日本。这件事的大部分由同文会的领袖近卫亲王穿针引线，而且他暗中参与了此事的全过程。康有为会见了日本领袖人物，受到大隈伯爵的殷勤接待，并与近卫本人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在谈话中近卫把明治中兴的长期准备与百日维新表面上的仓促进行作了对比。近卫强调了他一贯的主张，即关心中日两国具有共同的政治和文化，认为必须实行亚洲门罗主义。但是近卫集团感觉到，康有为名声太大，不宜长期留在日本；于是在1899年春季，近卫筹集了外务省的秘密经费，供康有为前往加拿大的温哥华。梁启超也与近卫及其他地位显赫的日本人会过面。1899年近卫亲自来中国。他在中国几次与具有维新思想的官员进行长谈。张之洞就日本让康、梁避难以及梁的著作对中国的留日学生可能产生害处之事表示抗议。近卫不同意这个抗议，也不同意把维新派说得那么重要，他宁愿把话题扯到他爱谈的中日合作和共同关心的事务方面。在此以前不久，近卫还在香港会见了接受日本政府的经费的宫崎和平山周，以便了解华南的政治形势。①
象宫崎和平山那样活跃的自由派，在中国的革命派而不是在中国的维新派或日本的贵族中，找到了天然的朋友。1900年，宫崎大力促使康有为和孙中山合作，此事深深地引起康有为的怀疑，以致最后他被新加坡当局所捕，而近卫在他日记中提到此事时，骂他的同胞＇宫崎＇为“阴谋者”。发展与学生运动的关系也需要时间。在早期，当留学生仍被谨慎地资助并且偏重于学术活动时，孙中山及其日本朋友受到中国留日学生的支持还比较少。但后来随着留学生人数的增加、人员的日趋复杂以及政治活动的日益加强，革命的情绪蔓延滋长起来了。同时日本的民族情绪因为事实上正掉头去反对俄国，所以对上述情况并没有立刻引起不舒服。结果中国的革命派在日本人以及中国留学生中间找到了为他们的活动作了较好准备的场所。
孙中山在1895年广州第一次起义的尝试失败后，已经逃到了日本。他在横滨剪掉了辫子，留了小胡子，并且穿了日本人裁制的西服。他后来回忆说：“中日战争后，日本人开始更受人尊重，因此当我留了发须后，就可以毫不费事地冒充日本人。”他从日本前往伦敦，在那里，中国公使馆对他的扣留和几乎成功的引渡使他出了名，这件事他在普遍被人阅读的《伦敦被难记》一书中作了详细的叙述。他在1897年8月又到日本。这时他结识了宫崎和平山。他们原先应犬养毅的要求去中国调查政治，在那里从孙中山的朋友处听到他又回到日本的消息。孙中山很快对他的新朋友产生了吸引力。虽然他们听命于犬养，并且确实把孙中山介绍给他，但他们却忠于孙中山，忠于与孙共同持有的振兴亚洲的观点。
他们第一项合作事业就是通过购买和运输武器以及小股冒险者去援助阿基纳尔多的菲律宾革命的计划。象那艘陈旧不堪的船只因超重运输枪炮而沉没那样，这次行动也失败了，使几个日本冒险者丧了命。在第二个行动中，日本人试图在百日维新的灾难性失败以后使中国的革命派和维新派联合起来，但也毫无成果。虽然革命派和维新派同样依靠日本人的庇护，而且接触同一批日本人（宫崎曾与康有为在香港会晤过，平山曾陪同梁启超到横滨），但中国的维新派很不信任革命派，认为他们的文化和社会地位不如自己。早期得到犬养和近卫帮助成立的学校，很快就处于维新派而不是革命派的控制之下。在此期间，日本人中间的自由派冒险家却倾向于活跃的革命派，而不倾向于维新派。1900年，唐才常在汉口发动的未遂的起义名义上都得到这两派中国人的支持，但此后，在急于进行变革的中国人中间就长期出现了分裂。①
1900年夏末，孙中山试图在广东省策动一次革命，发动时寄最大希望于日本的介入。起义的基地是当时已被日本人占领的台湾岛。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一种期望，即日本将利用华北义和团之乱而进入华南。厦门事实上一度被日军所占领，这是为了对付一场策划好的反日“挑衅”。孙中山计划成立一个有几名日本人担任要职的临时政府。他的一个伙伴搜罗了广东省的秘密会社成员，开始领他们前往厦门，以迎接预期来自日本的人员和武器供应。在开始的几次战斗中，造反者所向无敌。但到起义开始两个星期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