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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1860年，因为外国传教士被杀，英法联军进入北京，据说目的为惩罚清政府。联军10月6日进入圆明园后，自称文明的人再不文明，绅士国度的风尚也喂了狗。抢劫马上开始了。一旦抢起来，就不分中西里外，外匪内匪抢成一团；谁敌谁友，全都混淆不清。抢掠的队伍中有中国的强盗、歹徒，他们一路跟着联军进城，还有联军雇佣的中国脚力、海淀区的普通居民，他们共同的目标是财物。据“海宴堂”的主管目击，说皇帝逃亡后，形势急转直下，慌乱笼罩着花园，人来人往，进出频繁，夜间也一样。抢掠过程中，各出其谋，当地居民先放火后抢掠，有谓趁火打劫。联军则先抢劫后放火，为消灭抢劫痕迹。两军在抢劫中表现出不同的民族性，拉丁民族浪漫，所以法军乱作一团，将玉器、瓷器打碎，将丝绸撕裂、砸毁多于掠走，大件东西就不要了；撒克逊民族讲求实际，抢得有系统、有方法、有条理。官兵组织起来，向外边居民租来车子，大小通吃，小物件入袋后，将大型的用车运走。
几天抢劫后，英国人下令放火。劫后局面不堪目赌：玺印、文献不知所终，书籍、图画、书法被扔在路旁。喇嘛庙组织的大拍卖，各种珍品琳琅满目，金器、玉器、瓷器、金塑像、银塑像、皮草，镶金绣银的龙凤朝服等。天津大街上，外国官兵向富人兜销丝绸、华服、玉瓶、皮草……估计有三至四千万法郎的物品因而被挽回。
另一部分宝物由联军瓜分后，分别运回欧洲。两军的军头将挑选的精品，以第一时间送回给维多利亚女皇和拿破仑三世。法国方面，司令蒙托邦派出三个军官，押运着包裹在丝绸里的乾隆的盔甲、弓、箭、马鞍、放佛骨的卒塔婆、大型景泰蓝、玉器、瓷器等，于11月初赶上刚好起航的轮船。1861年2月23日，赃物已在杜热丽皇宫展出。
蒙托邦曾收到三串朝珠，是皇帝举行仪式时佩戴的。他把它串成一串大念珠，共有108颗珍珠，15颗宝石。他把串珠送给皇后欧也妮，殿下却顿时拉下脸，生气不过。外边不是传说，那些军官的口袋塞满了黄金、珍珠，其中一个的背囊里，珍珠、钻石时值八十万法郎么？官兵都被惯坏了，你蒙托邦好意思拿这么一件小玩意，来搪塞她皇后殿下？这个婆娘远看是皇后，近看是什么？以凤袍包装起来的，是个什么人？司令吃了一记闷棍，连忙将归军队所有的部分，载了几车来送给她。那只可怜的麒麟，可就这样跟车子来了！
教人哭也不是笑也不是的还有，当年利玛窦、历代传教士、欧洲使节，为两国友谊千辛万苦从西方带去的大批礼物，自鸣钟、浑天仪、地球仪等玩意，由洋教士们在宫廷制造的机械，从港口购回的舶来装饰品，英皇、法皇的贡礼，英皇送来的汽车，都一股脑儿，不分大小，一律被搬走。它们走了一趟中国，又被劫回欧洲。后来在各地拍卖行大拍卖。
圆明园一大特色是建有“西洋楼”。这股洋味是历代皇宫和行宫所没有的。这是自利玛窦以来，传教士带来的西方文化的影响，也是他们混迹宫廷，对皇帝直接影响的结果。乾隆对西方知识极敏感，从传教士身上学到欧洲文化的入门知识。有一回，他从一张西洋画中看到喷泉，马上要宫廷画师郎世宁制造一个。后来找到伯努瓦神父负责这件工作。到决定建西洋楼，就钦定郎世宁和伯努瓦负责全盘工作。一群西洋楼就这样建起来了。楼房风格是巴洛克式，糅合了中国传统的建筑式样，琉璃瓦顶，兽形飞檐，配上欧式花园。笔者还发现，教士们将意大利北部博罗美（Barromées）岛上的空中花园，照样抄了过来。这是笔者到该岛旅行时发现的。
英王乔治三世的使节马卡尔尼曾经到过圆明园，它的广阔华丽使他震动。那是1793年，他押运一批英皇送给乾隆的礼物，准备送到皇帝的所在地承德。礼物中有大型地球仪、浑天仪、天象仪、自鸣钟、气压计、机械、瓷器、镀金镀银的全副盔甲、水晶吊灯等。由于一些物件体积庞大，乾隆决定将它们放在圆明园，将小物件送到承德。法皇路易十五也送过一批礼物给乾隆。圆明园就这样成为中外宝物的阿里巴巴。
一个美轮美奂的世界在一百五十年间建立起来，宝藏也充实起来了。一如安徒生童话《夜莺》所描写的，中国皇帝的宫殿是世界上最华丽的宫殿，御花园里有世界上最珍奇的花草。花园有多大，连园丁也说不清。然后，一场炮火来了，它成为袭击中心，承受了最沉重的破坏。数天的抢劫纵火，建筑物大部分被烧毁。后来的一百五十年，就让人去凭吊它的断柱残墙。
联军过后，它的劫运一直不曾中止。到义和团、八国联军，再次被劫。后来又成为军阀混战时期各路军头和八旗军头目的目标。从木料、梁柱、砖瓦、假山到园中树木，全无幸免。残墙断柱也所剩无几了，留下来的只有伤痛的记忆。
据说当年杜热丽宫的战利品展览，没有多大吸引力，法国人不懂欣赏中国艺术还是另有想法？一如雨果说的：“政府有时是强盗，人民永远不会是？”雨果对这次军事行动，可谓拍案而起，指着英法政府的脊骨骂强盗：
一个赢家装满了口袋，另一个塞满了箱子，搂头挽臂笑口吟吟回到欧洲来，这就是两伙强盗的故事。
我们欧洲人，我们这些文明人，中国人于我们来说是野蛮人。而这就是文明对野蛮做的好事。
在历史面前，其中一个强盗叫法国，另一个叫英国。
对于把赃物放到杜热丽宫展出，他说：
法帝国把一半胜利装到口袋里，今天就以拥有者那种天真，来展出圆明园那些辉煌的旧物。我希望这一天会来临，那时候法国冲出牢笼，歹徒被肃清了，就把那些掠夺而来的东西归还给被抢的中国。
那时候，雨果为反对拿破仑三世而流亡在英属格恩济岛。
但历史既盲目，也在不断扮鬼脸，开玩笑。1860年，法军出兵中国，满载而归；1870年，拿破仑三世在普法战争中兵败色当，被废黜，流放英格兰，先后只有十年时间，这位兵败皇帝至今埋骨异国；1861年，从中国夺去的赃物在杜热丽皇宫展出；1871年，这座在罗浮宫附近巍峨矗立，宫墙沿塞纳河右岸蜿蜒伸展，曾经是第一帝国和第二帝国的皇宫，被巴黎公社一把火焚毁了。沿河左岸的楼房，也同时被焚，塞纳河成为两条火龙之间的走廊。其“壮观”程度，比起火烧圆明园恐怕有过之而无不及。先后也只有十年。十年于历史，只是脚前脚后的事罢了。这座皇宫比圆明园的历史更古老，从1564年开始兴建，三百多年间不断增改，里面同样藏着无数珍宝。焚毁后由于无法重建，1882年彻底拆除，辟为杜热丽公园。跟圆明园的命运何其相似！不同的是，圆明园是入侵者放的火，杜热丽是法国人自己放的火。火是同样的火。瓦砾是同样的瓦砾。侵略者让中国人骂了将近一百五十年，如果愿意，可以再骂他一百五十年。而法国人呢，即使想找个人来骂，找谁？除非是自己。同样，我们国家也曾经无端自己打、砸、抢、放火，不知毁灭了多少历史宝物，又能够骂谁？除非是自己。东西两个不同皇宫的命运，同样成为人类历史的一面镜子。
而历史又是什么？鼓吹政教分家，后来成为法兰西学院院士的教士拉科代尔（H。 Lacordaire）说：
历史是人类一笔丰富的不光彩的宝藏。
夏多勃里昂与“狼谷”
都说夏多勃里昂像一只孔雀。孔雀是要展翅给人看的。他的翅膀既是他的羽毛笔，也是他的丰富而多姿多彩的人生。
他的翅膀又宽阔又庞大，你远远就可以看到。如果你去罗浮宫，你可以发现，那琳琅满目的名画当中，有两幅跟夏多勃里昂有关。一幅是吉鲁德的《阿达拉的葬礼》，这幅取材于夏氏作品《阿达拉》的名画，以光线、人物和情感的强烈反差使人震动。《阿达拉》是夏多勃里昂早期的浪漫主义作品。画面中死去的美人儿阿达拉，是夏氏笔下的女主角，她曾经使许多同时代的法国人流下眼泪。
另一幅是大卫的作品《雷卡米耶夫人》，那位半躺在一张古式长椅上的大美人，是夏多勃里昂的情人。一旦提到这位大美人，不可能不提到夏氏。雷卡米耶夫人是著名的沙龙主持人，尤其以她绝代的姿色名满天下。
夏氏追逐文学，追逐政治，也追逐女人。他的情妇甚多，唯有与她的关系始终不渝，写给她的情信达三百七十封，最后的日子在她家度过，在她身边死去。那时候，这位大美人已经双目失明，她摸索着剪一把自己的灰发，放到他的胸口上。夏氏谢世次年，她也去世了。
巴黎近郊的“狼谷”（Vallée aux
Loups），有一间夏多勃里昂博物馆。这间博物馆的内部陈设，处处标志着夏氏与雷氏的亲密关系。入口间挂着大卫那幅杰作的复制品；客厅放着她的半身塑像；重建了夏氏为她开辟的起居室，室内陈列着画中的古式长椅。你看那局面，可以想像得出，这位极度骄傲，只瞧得起自己，跟谁也相处不来的大文豪，如何将自己栖息到这位大美人的身上。他在她的身心里做梦、生活，将她作为灵魂的隐居所。有了雷卡米耶夫人，外头的世界于他就不那么咄咄逼人，可以随意“做个夏多勃里昂，或者什么也不做”了。
夏氏逝世已经一个半世纪，但没有多少个作家能像他那样，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生活在当代社会中。他被誉为法国浪漫派的宗师，雨果只是他的承继人；他极力反对卢梭，却有着卢梭的民权思想；对人类未来的命运，他作过深刻的探讨，思想十分现代化；他是个保皇派，却以非常敏锐的目光预言民主制度的来临，且天生地热爱民主；他的作品强劲有力，虎虎有生气。如果你想了解法国的散文，首先要看夏多勃里昂。作为十九世纪的文坛泰斗，他跟雨果、福楼拜都是具有标志性的人物。法国人将他比喻为法国的莎士比亚、歌德、但丁。他还参与政治，先后官拜驻外大使和国务部长。
奇怪的是，他不被同时代的人理解，许多文人对他没有好感。司汤达说他“极度虚伪”；乔治桑说“他的作品没有寓意，缺乏灵魂”；维尼指摘他“政治，文学和宗教上的虚伪，假天才”。而事实上，这个虚荣心极重的人，巴不得占领整个文坛阵地。别人的赞扬奉承越多越好，而且永远觉得不够。他讨厌与他竞争的人，无论国内或国外的文人。拜伦这个跛脚诗人，单单是他留在威尼斯的影子就够他讨厌，还有卢梭那个害人精，法国大革命，天翻地覆，人头落地，就是他惹出来的。尽管他与卢梭之间区别不大，都希望有一个按自己尺寸特制的世界。
对他另眼相看的人，天下间只有一个，他就是拿破仑。
他与拿破仑是同时代的人，两人有着非常相似之处。拿破仑要做世界霸主，他要做文坛上的拿破仑。两个不同山头上的虎，依然难以兼容。首先挑战的，还是他夏多勃里昂。
夏氏是一个坐不稳的人，在他那个交通不发达的年代，先后到过美洲、耶路撒冷、威尼斯、布拉格等地方旅行，从旅行中吸取创作灵感。《阿达拉》是以美洲的原始森林为背景，描写一个印第安部落女孩子的爱情悲剧，为宗教作出了超乎人情的牺牲。1807年7月4日，他从意大利和西班牙旅行回来后，在自己的《水星》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游记《西班牙的美丽而具有历史意义之旅》。这篇游记旨在针对拿破仑，指他是个“被奉若神明的暴君”，“正在他的兴旺发达和奇迹当中”。文章一开始就言辞激烈：
当在卑鄙下流的掩人耳目当中，大家只听到奴隶的锁链和告密者声音回响的时候，当一切都在暴君面前发抖的时候，当招徕他的恩典和博取他的失宠，显得同样的危险的时候，历史学家会出现，负责为人民复仇。
文章末尾还提到，路易十五的几个被流放到意大利的女儿，在特里耶斯特城死去。
拿破仑得到消息后，怒不可遏：“夏多勃里昂以为我是个白痴不成？以为我不明白他说什么？我要教他在杜热丽王宫的梯级上砍头！”
拿破仑这番话自然传到夏氏那里。但别以为夏氏是一只蜗牛，只要碰碰它的触角，马上缩回到自己的壳子里。不，面对这种威胁，他反而感到一种荣幸。你拿破仑有何招数，不妨使出来，也好让他见识见识。但拿破仑才不会愚蠢到为一时意气，随便去制造烈士，这就是拿破仑之所以为拿破仑。他只将《水星》杂志合并了，由警察局通知夏氏移居到巴黎两古里以外的地方去。夏氏巴不得有个安静地方写作，就跑到巴黎郊区的狼谷去安家。两虎这场搏斗，使我们现在有一座在狼谷的“夏多勃里昂博物馆”。
由于《阿达拉》和《基督教真谛》一纸风行，给他带来一大笔收入。他以两万法郎买下狼谷一座房子和周围的领地，作为他流放的居所。“这是一座隐藏在长满了树木的几个小山丘上的园丁的屋子。”他的夫人在回忆录中有这样的记载。“当我们买下这所房子的时候，它像一间没有院子的谷仓，周围是一片劣质的苹果园，一片矮树林和几棵不中用的树……”后来他们花了大量人力财力将它重建，使它成为一座三层的美丽楼房，领地里种满从美洲和中东运来的树木。谈到这些树木，夏多勃里昂说：时候。
我尽可能从我游荡过的各种气候环境中选取它们，它们使我想起我的旅行，给我内心深处的梦想以养分。
狼谷的夏氏博物馆，是夏氏几间博物馆中观众参观得最多的一间。它吸引了一批夏氏的读者，每年举办展览和研讨会。此处有关浪漫派书籍的收藏，达六千册之多，成为国内外研究浪漫派作品的中心。
那天，笔者去参观博物馆时，一走进领地，只见山坡上古木森森，颇有《阿达拉》所描写的北美原始森林风貌。8月天底下，园中空气清寒。房子前面，一片宽阔的草坪向前伸展，英式花圃错落有致地铺陈在两边。夏多勃里昂说：“我喜欢这个地方，对我来说，它代替了我父亲的田园。我以我梦想的果实和不眠之夜来付出代价。”
夏氏三十九岁入住狼谷，十年期间，他种下了数千棵树。领地山头上的古木，都是一百多年前他与他的夫人亲手栽种的。与此同时，他的笔耕也大丰收，《殉道者》、《最后的阿宾塞哈日人》、《从巴黎到耶路撒冷之旅》、《摩西》等著作陆续问世。1811年10月4日，开始了他的鸿篇巨著《墓畔回忆录》。这部著作描述了法国大革命、拿破仑帝国和复辟时期的故事，还有人物特写和一些历史场面；童年时代印象深刻的海涛、海风、孤寂，也在作品中重现。这部回忆录完成后，他打算死后才发表，由于经济拮据，遂将作品提前出版。
出发到博物馆前，我打开交通指南一看，狼谷距离巴黎才十一公里。当年拿破仑为惩罚他而将他放逐，但只流放到十一公里以外的地方，这不是开玩笑吧？夏氏将拿破仑看作他唯一的敌人，指着他的脊骨骂暴君，而拿破仑却是另外一回事，表面凶神恶煞，到惩罚他的时候总是手下留情。还经常通过他的手下为他还债。夏氏总是债务缠身。此外，还有两件事情，可以看出拿破仑对他的仁至义尽。
拿破仑曾经创立过二十九个“十年奖”，其中十九个一等奖，每十年奖给一个有杰出成就的文学家或科学工作者。1810年准备第一次颁奖时，拿破仑意属夏多勃里昂。夏氏在1802年发表的《基督教真谛》，是一部有关重建宗教的著作，拿破仑对这部书十分重视。法国大革命期间，宗教成了被革命的对象之一，无数教堂圣物被砸被毁，宗教的运作系统中断了。夏氏写这部著作，旨在“在神庙的废墟”上重建宗教。正是英雄所见略同，拿破仑刚好于1801年7月颁布了与梵蒂冈恢复关系的法令。为了这部书，拿破仑委派夏氏到罗马当大使馆的秘书，且希望将第一次奖颁发给他。但同时代的人对夏氏不理解，对他的作品和为人皆无意恭维，连拿破仑的主意也不肯买账，评奖委员会没有答应颁奖给夏氏。拿破仑对这件事耿耿于怀，索性决定那一年不颁奖。从此以后再没有向别人颁发过。
1811年1月，法兰西学院院士谢尼埃逝世，空缺必须找一个人来填补，拿破仑又意属夏多勃里昂，正式表达了他的意见。今回由于皇上亲自明令干预，虽然障碍重重，还是在第二轮投票时，以十三票对十票通过了。拿破仑很高兴，再次给夏氏经济支持，代他偿还债务。还放出消息，要任命他为法国国家图书馆的总监。
所以，最近为夏氏写传记的作家吉兰（Ghislain de
Diesbach）认为，夏氏对拿破仑不公道，缺乏应有的处事风度。直到他写《墓畔回忆录》，一心把自己的一生写得更为完美，才为拿破仑的军事和民事才能说一番好话。
事实上，他们两人的关系还要复杂些，丰富些，且耐人寻味。两个巨人，一个用剑去征服世界，一个用笔去征服世界，而两人的关系十分微妙，双方敌对，仇恨，但经常英雄所见略同，难免惺惺相惜，互相尊重，互相羡慕，在恨怼中充满了爱意。这种又爱又恨的不寻常关系，既奇妙独特，也十分难得。一方是敢于冒犯，另一方是雅量海涵，是王者风度，不将自己毁于诚信。《墓畔回忆录》有关拿破仑那一章，夏氏终于说出这么样一句话：
拿破仑之后，一无所有。
当我参观过博物馆，又了解到夏氏与拿破仑这段故事之后，心里有的只是酸楚。以当代人所经历过的文明，文人与政治与当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