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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超群后来移居美国开诊所，提起于振宇就摇脑袋。但其实，即便不论开会打瞌睡这件事，对“振宇兄”摇脑袋的恐怕也不止段队长一个人——于振宇到台湾以后官运亨通，当过蒋经国的办公室主任、还当过台湾警备副总司令，而他当官期间办的最精彩的两件成绩是：一、民国60年，介绍李登辉教授加入中国国民党；二、民国61年，推荐李登辉同志进入政界、出任中央政务委员——愣从党外“空降”一个能把本党搞垮台的党主席，这于振宇还真不愧是伞兵出身的大笨蛋）
不过，47年8月的时候，伞兵们并不知道于少校以后能有这么大的本事，在当时，大家只是对他提供的情报半信半疑。于振宇认为自己遇到的是共军主力，可上级的战情通报里却明明说“中原共军主力已退缩黄河以北，华东共军主力已被国军团团包围”，陇海铁路附近根本就不可能钻出共军的主力兵团来。
虽然不大相信，可第5队的惨状却又是摆在眼前的事实。琢磨了老半天，马师恭司令决定再派队伍侦察一番，点兵点将，特务队也摊上了出门搜索的差事。
这次出动就不敢再坐火车了，伞兵各队分头前进，特务队沿着陇海线北侧向张阁车站方向迂回。
临近中午的时候，蔡智诚他们徒步行进到张阁镇西北面的夏庙村，走进村子一看，各家各户空荡荡的、横穿村庄的道路却被踩得稀烂，一看就知道是刚过了兵。游乐智队长立刻命令展开追击，可军士长罗华却指着路边的茅房犯嘀咕：“蔡队长，追不得呀、追不得”
“怎么了？”，蔡智诚觉得莫名其妙。
“你想想看，要有多少人才能把这些大缸子尿满……”——当时，农村的茅房里都有一口粪肥缸，平常情况下，只要粪缸里能凑出一小桶肥料就会被老百姓浇到庄稼地里去，可这时候，家家户户不见人烟，而那些尿缸里却全都装得满满当当，几个伞兵估摸着一算，起码得有上千号兵马才能够在短时间里创造出这么壮观的成绩。
蔡智诚连忙把这个“重大发现”报告给游乐智，游队长考察一番之后也有点发怵，于是，几个校官尉官就愣在茅房门口拿不定主意：怎么办呢？继续追击，搞不好是羊入虎口，就此收兵吧，又好象是被共军的几泡尿就吓回去了，说起来实在难听……
正在犯愁的时候，忽然从北边和东边传来了“噼哩啪啦”的枪炮声，接着又听见步话机里猛叫唤：“我队发现共军，请求支援！”、“遭遇共军主力，请速向我队靠拢”……
支援？靠拢？听那枪声的密度，现在跑去凑热闹恐怕是凶多吉少，可这时候也不能撤退，因为抛弃友邻擅自逃跑是要上军事法庭的。情急之下，还是游乐智队长有经验，他命令机枪手上房顶负责掩护，三分队前出两百米进行试探、一分队后撤两百米布置警戒、二分队则留在村里准备应变——如果局势和缓就往前挪一挪、如果局势不妙扭头就跑，真是可进可退、机动灵活。
三分队的差事比较倒霉，蔡智诚只得领着部下向前搜索。夏庙村的东面有一条自北向南的土路，路旁的洼地里满是茂密的芦苇，军士长罗华钻进去侦察一番，立刻就从芦苇荡里揪出了几个老百姓。当时，陇海铁路附近属于国统区，当地人还是比较亲近中央政府的，那些村民一见到国军就赶紧报告：“老总，北边的八路部队开过来了，有好多好多人”……蔡智诚听说这情况，吓得更不敢往前走了，于是就在芦苇丛里埋伏起来、进行战斗准备。
豫东的沙地和洼地间随处可见茂密的红柳和芦苇，这些植物平时是老百姓编筐编篮、织席做垫的材料，在战场上就变成了可靠的掩蔽物。
三分队刚把阵地设置完毕，道路的北边就出现了几百号人马，这支队伍里有男有女，有扛枪的也有挑担子的，队列比较松散、行军纪律也不够严谨，一路吆喝喊叫、嘻嘻哈哈，看上去不大象是正规的作战单位。
共军的队伍走进伏击区，战斗打响了。夏庙村房顶上的重机枪首先开火，猛烈的火舌“嗵嗵嗵”地在路面上犁出了一道道深沟，50大口径子弹击中人体以后立刻就能把躯干打成几截，刹那间，在枪弹掀起的尘土里，破碎的布条、木屑、纸片和着残断的肢体在血花之中四下飞溅。
马路上的人似乎没有料到会在这里遭到袭击，顿时被打得措手不及。他们惊恐地扑向路边的芦苇丛，可蔡智诚等待的就是这个时机，一声令下，冲锋枪、卡宾枪和轻机枪的弹雨迎面横扫过去，又把共军赶回到了开阔地带。
路面上躺倒了许多人，暗黄色的沙土被染成了一片血红。遇袭的队伍完全乱了套，有的人往回跑，有的人趴在地上还击，还有的被吓慌了神、挺着身体站在马路当中无所适从，结果很快就被打倒了。
但是，在这片血腥的混乱之中，却闪现出一群女性勇敢的身影，面对死亡，她们没有躲避，反而一次次冲进弹雨之中抢救受伤的战友。女人的力气不够大，她们就拖着、拽着、爬着，带着伤员往急救点的方向挪，其实，急救点的掩体也不过是几处红柳树丛，别说顶不住重机枪的扫射，就连步枪的子弹也抵挡不了，可卫生兵们却全然不顾身边肆虐的死神，一个人倒下去、另一个接上来，毫无畏惧地为伤员们包扎、止血……那惨烈的场景，给端枪扫射的蔡智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作孽啊……”，直到多年以后，蔡智诚依然不忍回顾自己在那场战斗中的表现，因为，多年以后他才知道，就在那一天，在他枪口下浴血拼搏的女性之中，居然有他的孪生妹妹蔡智兰。
遭遇袭击的解放军部队在经过了最初的慌乱之后、很快就展开了反击。伞兵三分队只有六十多个人，虽然设置了伏击阵地，但由于兵力不足，渐渐地有点难以支持，这时候，一分队发现西北方向出现了共军援兵，游乐智赶紧命令蔡智诚撤退，夏庙村里的二分队也跑出来接应，掩护着三分队向后收缩。
伞兵刚刚退出阵地，解放军就冲进了芦苇荡。蔡智诚边打边撤，斜刺里突然飞来一阵弹雨，一颗子弹打在冲锋枪的护铁上，“咣”的一下把他的武器砸飞了，还没来得及弯腰拣枪，又被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胯部，猛烈的冲击力把蔡智诚撞了个跟头，他心说“完了完了”，可没想到爬起来以后试试身手、居然还能接着跑。
跑回夏庙村，浑身上下摸一摸，前胸后背都没有见血，撩开衣服一瞧，腰间好大一团乌青的血印——原来那颗子弹正打在蔡智诚的枪套上，勃郎宁手枪被打坏了，却救了他的性命。
身体没受伤，嘴巴里却觉得怪怪的，拿舌头顶一顶——咦？两次手术都没能拔掉的那颗牙齿不见了，也不知是吐出去了还是被吞进了肚子里……
这时候，夏庙村的东北和东南方也都出现了解放军部队。幸亏游乐智早有准备，特务队立刻朝西南方向夺路而逃，经袁庄、沈牌坊村，退回商丘去了。
8月13日，特务队在夏庙村附近遇到的是晋冀鲁豫野战军二纵（陈再道部），与此同时，伞兵各队也发现了刘邓的其他纵队。根据已知情况判断，中原共军并没有退缩到黄河以北，反而正“突破陇海铁路、向长江流域进犯”。
刘邓大军的行动毫无预兆，完全出乎国民党高层的意料之外，南京、徐州方面一时难以判断共军的战略企图，又鉴于快速纵队和交警总队根本无法阻拦解放军主力的南进步伐，不得不从山东战场紧急抽调重兵支援陇海路。这样一来，原本已经合拢的鲁西包围圈也就自行解体，华东野战军的五个纵队脱困而出，与陈毅、粟裕带领的野直机关、6纵（王必成）、特纵（陈锐霆）和冀鲁豫11纵（王秉璋）汇合，组成了日后横扫豫皖苏战场的“华野西兵团”。
事实上，在当时，包括蔡智诚在内的许多国民党军官也在分析应对“突变”的办法。
有人提议能不能首先集中力量消灭鲁西包围圈里的华野主力、再回过头去追赶南下的刘邓部队，从而实现“各个击破”——但讨论之后的结果却是“不是做不到，而是不能做”。原因一，国民政府是中央政权，这就决定了它在国内战争中只能倾向于建设性而不是破坏性，任何执政党都难以承受放弃经济文化中心城市的政治风险；原因二，经过两年内战，国民党的兵力已严重不足，长江以南基本上没有国军正规部队，如果放任战线延伸到长江流域，江南各省势必要采取全面动员、进入极端状态，这不仅会进一步动摇国民的信心、也将在国际上造成难以挽回的恶劣影响……因此，在蔡智诚看来，刘邓部队跃进江淮，属于“围魏救赵”、攻政府之必救，而国民党军是非接招不可的。
且不论蔡智诚们的评论是否正确，毫无疑问的是，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是解放战争的重要转折点，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此拉开了战略反攻的序幕。虽然从时间上看，华东野战军更早一点开展了外线攻击，但华野的“七月分兵”并没有遏制住国军的进攻势头，最终是晋冀鲁豫野战军的破釜沉舟之举才使得国民党军丧失了战略上的主动权，从而陷入了“全面防御”的困境。
其实，如果换个角度来看，华野外线兵团先前若是打得好一些，国民党主力则极有可能退守到陇海线附近，那样一来反而会给刘邓大军的南下造成很大困难。可现在，华野部队打得不如人意，结果却把国民党重兵吸引到了山东西部，给趁虚南进的中原野战军留下了绝佳的运动空间，而刘邓的大踏步跃进又反过来化解了华野方面的危机——陈粟丢了山东、却又在豫皖苏获得了空间，刘邓丢了河南、却又在大别山站住了脚跟。两大主力都在被动局面下完成了大区域的战场转换，连同陈谢兵团，在中原战场上形成了“三箭齐发”局面，从而创造了联系更为密切、协作更为灵活的战略态势。
战争的规律，有时候真是出人意料、奇妙非常。
在47年8月份以后的那段时间里，蔡智诚一直是稀哩糊涂的，不知道局势应该算好还是算坏。
根据“重点进攻”的计划，徐州国军的主要目标是山东，待山东战场大功告成之后，再分兵河南、增援东北——这计划说起来应该没有啥毛病，可莫名其妙的是，眼看着山东的共军被打跑了、河南的共军也“逃跑”了，国军大获全胜，却不得不由重点进攻转入了全面防御。
“被打败的共军”跑得到处都是，说他们是“流窜”吧，既抓不住也挡不住；说他们是进攻吧，又不知道到底要攻击哪里，搞得国军处处设防、时刻紧张。打来打去，“山东问题”解决了，可徐州剿总不仅抽不出人马支援其他战区，反而觉得兵力越来越不够用……这可真让蔡智诚们伤透了脑筋——国军到底是打赢了、还是打输了呢？
战略上的局面扑朔迷离、搞不清楚，而眼前的场景却是一目了然的。
8月下旬，整编第11师的大部队开到了河南商丘。第11旅和第18旅的官兵们早就从118旅那里得知了快速纵队的“暴行”，一下火车，人家就直接控制了朱集车站，一大帮强兵悍将虎视眈眈，把机枪和大炮全都对准了伞兵的营房，搞得蔡智诚他们出门进屋的时候头皮直发麻，生怕从背后的什么地方飞出一颗子弹来。
快速纵队当然不敢和整11师硬碰硬，但伞兵们也有自己的办法。惹不起还躲得起，胡琏不给好脸色，他们就请求调防，于是，没过两天，南京方面就发来电报：即刻移防上海。
商丘呆不住，改去大上海，真是不错啊！
伞兵们兴高采烈、拔营出发，就连仓库里的罐头饼干都不要了——美国大老板又来了一批新的，回去就换。到了十里洋场，那还不是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嘛。
坐火车，到上海，出了车站又转往港口。蔡智诚看见码头上停着好多军舰，“伞兵总队南京留守处”的一帮参谋们正在舰桥上嘻嘻哈哈地招手。
“又要搞什么名堂？”，大家满怀好奇地登上舰船，心里觉得十分好笑——坐了飞机坐坦克、坐了火车坐兵舰，才当过空降兵、摩托化步兵和铁路警察，现在又要充当海军陆战队了。打了几年仗，天上地下海里全都转了个遍，这国军伞兵快要变成“全能部队”了……
在码头上看见军舰，蔡智诚们就知道又有新任务了。可这次是要去哪里呢？大家都猜测是去东北，因为47年8月份这时候，陈诚正好调任“东北行辕主任”，他是名义上的海军总司令（桂永清是“代理总司令”，到48年8月才转正），而空军总司令周至柔又是土木系的亲信，所以派伞兵坐兵舰去东北当陈诚的卫队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蔡智诚在舰桥上遇到参一科的科长钟汉勋，连忙向他打听：“我们这是去哪儿呀？”，钟汉勋还故作玄虚：“暂时保密，先参加完普陀军演再说”。
“普陀军演”就是在浙江舟山群岛的普陀山表演抢滩登陆。这是国民党历史上的第一次海陆空联合军事演习——水里有军舰、天上有飞机、步兵乘坐登陆艇和冲锋舟，与美国大兵的作派完全相同——可扮演海军陆战队的既不是海军也不是陆军，而是空军的伞兵部队。
这莫名其妙的主意是“伞兵总队南京留守处”鼓捣出来的。
5月份，伞兵总队开赴徐州组建第三快速纵队，在南京岔路口营房留下了一帮处长科长和后勤行政人员。战斗部队上前线以后，留守处的参谋们没啥事情可做，于是就写文章、吹牛皮，把太平洋战争的资料翻译翻译、再添加几句评论就成了自己的分析体会——二战期间，美国人在亚洲战场其实没有实施过什么象样的空降作战，所以伞兵的参谋们抄来抄去的都是麦克阿瑟的那一套，什么“遮断”啊、“蛙跳”啊、“侧翼打击”啊……结果就和海军搞到一堆去了。
这时候，国民党海军正计划着在山东的长山岛搞一次“蛙跳”行动。
长山岛位于渤海海峡的庙岛群岛，在山东和辽宁之间。在当时，胶东半岛的龙口、蓬莱、烟台都是华东野战军的根据地，而辽东半岛的大连和旅顺则属于苏联红军控制的“自由港”，两地之间相隔不过七八十海里，坐上大电船（带马达的帆船）一晚上就可以抵达，所以，辽南的旅大地区几乎就相当于山东解放区的后院。
47年8月，有情报显示，设在大连境内的“建新公司”将在年内恢复生产，这将会对东北和华东战局产生严重影响——“建新公司”原本是日本人于1905年至1945年期间在大连、旅顺地区建设的一系列重工企业。苏联占领东北后把其中的主要设备拆走了，1946年底，中共华东局派朱毅、张珍、吴运铎等干部到大连，通过民间收集、折价购买、自主研制等办法收拾残局，用一年的时间使陷于瘫痪的兵工厂恢复了运转。到1948年，“建新公司”下属企业的正式员工已超过八千人，淮海战役中解放军消耗的二十万发炮弹和大部分的子弹、炸药全都来自于该公司，所以陈毅同志总结说“淮海战役的胜利，一是靠山东人民的小车，二是靠大连的炮弹”——其实，我们只要对比一下东北、华东野战军与另外两路野战军在1948年的表现，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得出“建新公司”投产以后的巨大作用。
1947年下半年，国民党试图在“建新公司”恢复生产以前切断其水路运输线，但国军海军并不敢招惹大连的苏联人，只好退而求其次，准备占领山东的长山岛、割裂胶东半岛与辽东半岛之间的联系。恰在这时候，他们听说伞兵的一帮参谋正在鼓吹“向麦克阿瑟同志学习”，立刻一拍即和，决心实行海空携手、搞一次两栖登陆作战，共创“蛙跳”战例的新篇章。
国军伞兵从前只练过从天上往地下跳，没有试过从水里往岸上蹦——这无所谓，国军海军也没有登陆作战的经验。大家决定在正式开打之前搞一次军事演习，先找找感觉再说。
“普陀军演”名义上的总指挥是海军总司令桂永清，但实际的指挥官是“峨嵋”舰舰长粱序昭和“海军检点长”林遵。
林遵和粱序昭是当时炙手可热的海军干将，他俩都是福建福州人、都是马尾海军校的毕业生，美国人赠送给中国的“九大舰”（ “峨嵋”、“太康”、“太平”、“永胜”、“永顺”、“永定”、“永泰”、“永宁”、“永兴”）也是这俩人一起开过太平洋的。说起来，“普陀军演”或许是林遵和粱序昭的最后一次共事，因为演习结束之后，粱序昭就调到青岛去当海防第一舰队司令，后来又到台湾当了海军总司令；而林遵则率领海防第二舰队到西沙和南沙宣示主权（陈水扁前些天视察的太平岛基地就是林遵创建的），后来又率部在南京江面起义，彻底与国民党分道扬镳。
记得萨苏老大在《青天白日旗下——国民党海军佚闻》中介绍过粱序昭和林遵，称他俩为“闽系复辟运动”的带头人——这当然没错。但其实，1946年以后，国民党海军除了“马尾系”与“雷电系”之争以外，还有本土系、留美系和留英系之分，粱序昭属于留美系、林遵属于留英系，虽然是同乡却并不是同派。
在当时，与海军接触不多的人或许搞不清“马尾系”与“雷电系”之间的门道，但对于留英系、留美系和本土系的区别却可以一目了然——国民党海军在军舰上的样子差不多，一上岸就分开了。留美的穿着美军制服去美军俱乐部喝可乐，留英的穿着英国军服去英国俱乐部喝红茶，穿着中国军服的本地土鳖只好跑到小饭馆里喝烧酒，真正是泾渭分明——在一个舰队里面可以穿出三个国家的军服，也只有国民党海军能把派系纷争整得如此夸张。
“留美系”掌管着美国军舰，数量多、体系完备（其代表是“九大舰”）；“留英系”则控制着英国兵船，数量虽少、但比较先进（其王牌是“重庆舰”）；而“本土系”的人只好驾驶着日本赔偿的破烂货，显得十分落魄。
蔡智诚乘坐的“黄安舰”就属于本土系。这“黄安舰”是1944年下水的轻型护卫舰，虽然舰龄比较新，但从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