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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组织，使长垣县的民工有了极强的组织性，全县外出民工中有２８０名被北京、上海、天津等省市评为先进个人，其中有１５人被当地政府授予“优秀外来务工青年”、“十佳外来打工青年”的称号，８万多民工长年在外打工，竟无一例违法违纪现象。创造了一个十分罕见的奇迹。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中央电视台都对这一奇迹作出了报道。让我们引用《人民日报》２０００年７月２０日3版的一则报道加以强调：
据新华社郑州７月１９日电（蒋永武、周翟董）：记者从河南省有关部门获悉，作为全国著名“建筑、防腐业之乡”的河南省长垣县每年有８．３万名青年人奔赴全国近３０个省、市、自治区务工、经商、办企业，自１９９６年以来不仅无人违法犯罪，且有４９００人次见义勇为获得外地有关部门的表彰。这是长垣县注重加强流动青年思想政治工作的卓然成效。
长垣县有８００余个防腐、建筑工程队分散于全国各地，鉴于外出青年大多是在册的农村民兵，且人武部具有我军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光荣传统，县委决定将８万多名外出青年的管理教育工作交给县人武部负责。
“务工离家远，仍有组织管”。鉴于民兵组织纪律性强，遵照有关规定，长垣县打破原来只以行政村、乡（镇）为单位的传统民兵编组办法，先后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郑州等从事防腐、建筑行业人员比较集中的城市设立了民兵组织，隶属于县建委人武部和务工所在市的区、县人武部，使全县数万流动青年民兵的管理有了坚实的组织基础。设在全国各地的数百个建筑、防腐企业，大多数采取了统一着装、统一一日生活制度等办法，对作为青年民兵的员工实行军事化管理。长垣县这遍布全国的数百个企业，靠对流动劳务工青年有效的管理教育，赢得了信誉，有８０多家企业被北京、天津、上海等省市评为“出省施工先进企业”、“优秀外来施工单位”。
这种组织如果真正落到了实处，产生了实效，其优越性是无可尽说的。民兵（工）不但组织纪律性大大增强，工作效率得到提升，而且拖欠工资问题、工伤事故问题、内部磨擦问题，都有了组织可以依靠，帮助说理与解决。这是市场方面的优越性，至于国防建设，那么，只要有广大的民兵组织在，就会有强大的兵源可以扩充，也不怕世界与台海形势如何风云变幻了。
值得提上一笔的，是有这样两位民兵营长，他们都在北京打工，一个叫徐子雨，一个叫冯明亮。这两人都是新蒲建筑承包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而且是城隍庙里的鼓锤——一对儿，徐不离冯，冯不离徐。
冯明亮今年４１岁，是河南长垣县冯家村人。１９８２年高考落榜后，他到河南新蒲建筑安装公司当了一名建筑工。１９８３年６月，他带领５８个家乡弟子来闯北京，组建北京分公司。临行前，他还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决心要在首都北京“扬名立万”。
长垣县在北京打工的徐子雨民兵营营部一群初出茅庐的小伙子，不懂世事，没有经验，也不懂什么叫世俗和偏见，他们在北京找工作半个余月，都是因为“不愿意和河南人打交道”而一事无成。同伴们一个个都像泄了气的皮球，相互抱怨：“这北京不是咱河南人待的地方，压根儿就不该来！”
性格刚毅、言词木讷的冯明亮却愈挫愈勇，他偏不信这个邪，一气之下，在一天上午就直闯北京市城建委的大门，同一位主管进城务工的副主任理论起来：“俺河南人能吃苦，俺河南人厚道，俺河南人也能为首都建设做出贡献！为什么北京人这样对待俺们？”这位副主任仔细地把冯明亮从上到下打量了一番，似乎发现了这个青年人的某些特有品质，便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把冯明亮和他的同伴们举荐到当时北京市最大的居民小区——方庄小区的建筑工地，为一家施工单位承担挖水沟的任务。
５８个小伙子憋着一股心劲，要为河南人争一口气。需要百名壮劳力干半个月的工程，在他们昼夜不停的赶工下，竟提前２天完成了任务。施工单位的经理有些不解地问道：“这群河南小伙子在玩命吧？”此事很快传遍了整个小区，先后有６家施工单位主动把土建工程交给了冯明亮他们来干。就这样，在以后的６个春秋中，冯明亮带着他的同伴干的全是最苦最累的活。例如，还有一次，没有卷扬机，要把沙包、水泥包扛上１６楼。“接不接，不接就给别人了。”“接！”冯明亮接下了这份活，他与所有的长垣弟子一样，一包接一包往楼顶上扛，连休息都没顾得上，一天下来，硬是把所有材料运到楼上，好像爬了一座５０００米的高山。回到工棚里时，他身体像散了架子，不想吃喝，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只知道和着满是尘灰的工作服，一下子躺倒在了床上。
冯明亮就是靠苦干干出了名堂，从５８名河南子弟起家，再后来扩充到１１００多人。参与施工的工程遍及北京城的东南西北。他们参与施工的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获得了１９９５年北京市文明施工工地第一名。这以后，冯明亮的名字才开始“明亮”了起来。
近些年来，冯明亮的名气愈来愈大，他们不仅参与建筑了文化部大楼、小汤山医院，现在还参与建设着国家大剧院、５号地铁线，以及飞机场二期工程等颇有名气的工程建设。他本人，也成了全国“十大进城务工的杰出青年”、“省十大新闻人物”。而今，冯明亮的公司开设在北京东北郊的善各庄一带，他手下已经有了６０００～７０００名工人了。
在这里，我们当然不是专门说他的苦干精神。自从长垣县武装部将冯明亮的施工队与徐子雨的施工队组编成民兵营之后，好像是为他加添了飞翔的翅膀。一次，有一个大型工程承包方要招标，冯明亮也去竞标了。会场上没有确定下来，冯明亮对承包方的负责人说道：“要不，您到我们工地上去看一看吧？”这位负责人一到工地，就被宿室里的陈设吸引了，这完全是一支正规部队的内务呀，整整齐齐的被子，叠得方方正正，洁白的床单一尘不染。头盔、脸盆、牙缸、鞋子全都是一式齐地陈放，像这样的队伍，有什么样的困难不能克服，有什么样的任务不能完成呢？这位负责人看罢了这些民工的内务，再走出来看了墙壁上放大的中央首长接见他们的照片和奖旗，也看见了他们挂在门口的“河南长垣城乡建设委员会驻北京办事处人民武装部民兵第一营”、“冯明亮青年突击队”的牌子。而正好在这时，不知是特意安排还是偶然巧合，民工们下班回来了。一式的迷彩服，整齐的步伐，很有点雄纠纠、气昂昂的样子。随着指挥员一声发令：“现在唱一首流动民兵连的民工宿舍歌，听我的口令：日落西山红霞飞——唱”，这支队伍里响起了歌声，“日落西山红霞飞，民兵施工把营归把营归，胸前的红花迎彩霞，愉快的歌声满天飞——”这作派，这精气神，就是最好的竞标证明，也是最好的宣传广告。临走时这位负责人说道：“就我个人的意见，这项工程就交给你们了，交给你们施工我放一百个心。不过，我还要回去与大家商量一下，你们听信吧！”
组织和整齐划一的行动给这支河南民工队伍带来了巨大的形象力量，像这样的队伍，必定是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特别能讲究质量的队伍”，这，还会有什么疑问吗？
● 坚守清贫与荣耀的女民兵
温州海湾里有一个洞头岛，这个由１０３个大大小小的岛子组成的岛屿，现已成为温州市辖的一个县。在这个岛子上，有一个名声响亮的女子民兵连——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报出这个名字的时候，读者也许还很陌生，但是若让我告诉你，在２０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南京军区作家黎汝清曾写过一本书，叫做《海岛女民兵》，后来又改编成了轰动一时的电影——《海霞》，年岁稍大的人就都会知道，而那个漂亮的女演员吴海燕，也会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那里面的故事，就是洞头岛上的故事。
首任连长叫汪月霞，在１９６０年４月２３日全国民兵代表大会召开之际，受到过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的接见，国防部还以毛泽东的名义，赠授汪月霞半自动步枪1枝、子弹10发。
从那以后，各个历史阶段的中央领导和军委领导，都接见过她们，参观过她们所在的连队，也给了她们不绝的荣誉，直到今天，这个连队里的女兵们，军事技术都比正规部队的女兵们强了许多，也更具自豪感。
历史走过了４０多年的风雨征程，在改革开放的今天，这个女子民兵连遇到了不可避免的难题。在岛上，女子民兵连曾数次开办过工厂和小的企业，都因为岛上的交通不便、效益不好而“夭折”了。囿于岛上的贫穷，民兵连的女兵们也出现了一股打工潮。
但是，到私营企业去打工，要搞民兵训练怎么办？私营老板能够准假放她们回来作者与温州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的连排干部座谈吗？由民兵训练而误工的损失由谁来补贴？如果走向了天南海北，她们是放弃民兵的集训、继续在外边挣钱，还是从千里万里的路途赶回来，然后向连长同志行一个举手礼：“报告，女民兵某某某归队了！”
学着观礼台上的首长，让我们也给她们作一次检阅——
副指导员施丽萍：
“１９９５～１９９９年，我在北京空军通讯总站当话务兵，复员前夕，想继续在北京发展，已经利用周末联系到‘金方圆集团’北京分公司，还报到了，工资预定为每月２６００元。这时候，我接到连长杨海英的一个电话，希望我退役后回到洞头岛来。也经过了不少思想斗争，还有一个男朋友，是军医，要回洞头岛，说不定得“吹灯”，最后还是听从了连长的指令，只把组织关系迁了迁，连行李铺盖卷放在那个公司也不管了，买了车票就回到了连队。施丽萍告诉我说：“现在那行李还放在那里，还不知道丢没丢？”
排长陈志萍：
“我们民兵连与骊谷服饰集团公司是共建单位，２００２年，连里为我们安排了就业，我带队１５人到公司里去打工，住在同一个宿舍，我们的内务就是比其他打工的不一样，这些老板们一看就看出差别来了，所以他们很满意。当然我们工作更不差。呆了一年后，公司准备迁到上海，公司生产部的杨光辉部长找到我（那时我已经是一个小组长了），问我道：‘你们明年怎么打算，是不是一起过去，我们希望你们也去上海。’这件事我们很犹豫，上海离这里太远，又隔海又隔岛的，万一训练要我们回来，很不方便，我就说：‘不去，谢谢了’，他又问了其他几个人，都说不去，部长于是摇着头：‘太可惜了，太可惜了，’就走开了。结果是我们都没有去。本来每月是都有１０００多块工钱的，这下没了。”
排长叶丰丰：
“我们训练的时间是５～６月份，其他时间一般没有事，我开始到岛上一家美容美发店学手艺，老板见我是女子民兵连的，就很犹豫，我说平时都不会出去的，她同意了。结果经常请假的事很多，还有记者采访、摄影照相特别多，我也不好意思，就下决心不干了。后来到‘新海岸娱乐城’，他们知道我参加了女子民兵连，一看我的站姿十分规范，就用了我。每天１２个小时上班，不准请假。女子民兵连４０周年大庆，我不得不请假了，那时我已经是领班。他们不让我走，我偏要走，８００块钱一月的工资只好不要了。后来通过一个朋友介绍，我到了杭州，四季青服装城，一个星期没找到工作，为什么？她们要求人漂亮，我们女子民兵连的人在海边搞训练，人长得黑。过了一个星期，人白一些了，朋友又让我化妆了一下，那个老板看我的站相好，就说，‘你明天来上班吧。’工资不低，一个月有１５００元。干了３～４个月，特别想连队、想爸爸妈妈。有一天接到指导员电话，说女兵连要应急训练，‘丰丰，你能来吗？’我说，‘马上来！’老板不同意，他说，‘我们需要你，你不能走。’我干脆就不干了。”
排长陈建芬：
我是１９９６年当兵，２００１年回来的，当时考大学，差了一分没考上。当兵后在南京军区某军装甲二师医院当护士。退伍回岛之后，出于报恩思想，想干一年民兵就算了，谁知一干就是好几年。回来后，温州市洪殿卫生院让我当护士，聘请我。后来要训练，指导员来电话同我商量，问我能不能参加，我去找院长，院长同意给我一个月的假，结果训练了两个月，我没法回去了，只得算是自动辞职。真是对不起那位院长。”
可以这样说；每一个女民兵都遇到过这样的打工、训练的尴尬与矛盾；她们能够作出的抉择是：或是放弃荣誉；或是坚守清贫。
听着这些事迹介绍，我既佩服又困惑，能不能找出这样一种方法，既不损害她们这种保卫海防的积极性，而又使她们的经济收入不受损失呢？
武装部的领导告诉我，现在看来还不行，但是快了，因为洞头岛已修建了七八座大桥，连接了岛内的主要岛屿，修建与温州市连接的大桥也开工了。很可能在一年两年间，洞头岛就会与温州连成一片，那个时候，洞头县的投资环境就会得到极大的改善，只要岛上交通方便，能建设起一些企业，这些“女兵”们两种渴望就都能得到满足——那是荣誉与致富的渴望。到了那个时候，她们不再会有上面所说的“忠富难两全”了。
人，其实都在追求付出与获得的平衡！
在污染的“生态环境”里
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始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国经济实现年均８％左右的持续高速增长。中国被称作是“世界工厂”。同时，中国的大气和水质污染越来越严重。２００１年全国３４１座城市实施了大气污染监测结果显示，有１０１座城市粒子状物质的年平均浓度超过了最低的环境标准。
河流污染也很严重，在全国设立的７５２个观测点中，未能达到最低水质环境标准的占４４％。
因煤炭燃烧而发生的硫化物是导致酸雨的重要原因。中国南部地区也普遍观测到酸雨。
照此发展下去，不仅会危害中国人的健康，而且还会发展为全球性的环境问题。世界各国在别国进行的经济活动中，也必须生产符合世界环境标准的产品。
关于防止大气污染和水质污染的法律法规，从９０年代开始陆续登场，不过，中国环境科学方面的负责人指出：限制制度没有充分发挥作用，未能解决的问题很多。必须转变自上而下的发号施令的产业结构。
● “有谁没有受骗上当过？”
在南方的一座城市里，一位朋友请我们去“洗脚”，当时一个房间里有５个铺位，也有５个小姐在忙碌着，开始是七嘴八舌地说着无关紧要的话。笔者因为是想采访她们，便大声地说了一句：“唉，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在这座城市里，你们有谁没有吃亏上当过？比如被骗、被偷、被抢——”
这时候全场寂静，大约是半分钟的时间，在我身边的小姐先摇了摇头：“没有！”
“你们５个人都被骗被抢过？”
这５个人先后都点了点头。
“那你们这里有多少小姐？”
“２０来个。”
“都有这种经历？”
“差不多都有。”
然后，她们七嘴八舌地说开了。其中的一位胖小姐说：“我的一个姐妹，她交了一个男友，那天我们在一起打麻将，她的男友来了，说有件事要去办一下，他的手机没有电了，借手机用一用。我这位姐妹就把手机借给了他。等出门之后，我一想不对，提醒她说，他是不是在骗你的手机？快去把他追回来。我这姐妹如梦初醒，赶快跑了出去，那男友已经走到大街上，远远地一见她出来，赶紧地跑了。”
我问道：“既然是男朋友，也许真的是借手机一用呢？”
“哪里是什么男朋友，才不过认识几次。这以后，那个男的就没有来找过她，连手机也关掉了。”
接着旁边的一位瘦高个小姐说：“我们一块儿来的一个老乡，她平时省吃俭用，干了４年，存了４万块钱，是准备回家结婚用的，那天她去银行把钱取出来。走在路上，就被飞驰而过的摩托车上的一个男人抢了去。她因为一只手一直捂在背包上，还把她拉了一跤。”
我再问：“既要取这么多的钱，为什么不找两个姐妹一同去？”
“她好保密，平时都不告诉我们，所以取钱时也不想让我们知道。”
廉价的地下室招待所专供民工住宿如今，生态环境极其恶劣，社会环境也好不到哪里去，这已经是一个共认不讳的事实。
２００４年春节之后，我与助手李家运出差到南方，第一站到了广州。住在军区宣传部的影视大厦宾馆中，就差点被骗了一次。
那是第二天的清晨，我们正准备下楼去吃早点，突然来了一个电话，说：“王先生吗？今天早上请你们喝早茶，你们在房间里等着，我派车来接。”这个电话是我助手接的，而这时我正在洗漱间里。等我出来后，李家运说了这个情况，我问：“军区宣传部的王干事是否也一齐去？”他说：“恐怕也去吧？”
不久，电话铃声又响起来了，这次是我接的电话：“喂，王先生，我的车子有些故障，不能来了，你们打个的。我在×××饭店门口等你们。”我接着再问道：“你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