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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勤的日军哨兵正要拉大门，见王有佐光着上身，一只手提着裤子，一只手攥着卷未吃完的煎饼气喘吁吁地来到门前，他面带歉意，点头哈腰地说：“太君，我的晚了的有？”
哨兵见他这副样子，不耐烦地草草检查一下，就捣了他一枪托，骂道：“偷懒的干活，快快去！”王有佐假装咬了一口煎饼，匆匆向仓库里走去。
毛衣毛裤不容易引燃。为确保万无一失，王有佐又费了很大心思，在仓库里放置了放火药。夜，黑沉沉，静悄悄。王有佐放进仓库的放火药点燃了毛织品，无声无息地烧光一包又一包。深夜11点20分左右，巡岗哨兵闻到了焦糊气味，就在打开仓库大门的瞬间，大火一下子着了起来。待消防队从市内赶来时，五万件毛衣毛裤及无数箱饼干化为灰烬。据日军估算，日寇损失达700万元。
面对一连串的爆炸和熊熊的大火，日军慌作一团。大连日文报纸《日日新闻》惊呼：“损失惨重！”日本关东军情报机关也哀叹：“由于大量军用资财及其他贵重物资的被烧毁而引起的人心动荡和酿成的各种流言蜚语，对维持治安与完成圣战极为不利，的确是令人处在一种焦虑不安的状态中。”
而大连的老百姓中则流传着：“火神爷下凡了，放火烧光小鬼子的所有东西，小日本快完蛋了”，“骑白马打白旗的中国女将军，带领中国军队打进大连”。有一首歌谣秘密传遍了大连：
大火连三月，烧红半边天。
灰飞烟不散，痛快在人间。
第4节 血祭关东
六年来，五十多起大火，把日本侵略者烧得焦头烂额。为破获所谓的“谋略放火团”，关东州厅加强防谍机构，增设了外事课，充实警备力量，还紧急建立了一个由134人组成的“特殊警察队”，由关东州厅警察部长亲自担任总指挥，外事课的各系主任分别担任大连、小岗子、沙河口、甘井子及水上警察署指挥，专门负责侦察“放火团”的活动。同时，以各个警察署管辖地区为单位，成立了“工厂设施爱护委员会”，全力对付国际行动队。大批特务化装成工人，不分昼夜地到各个工厂、旅馆、市场和工人居住较集中的地方，用高级超短波电台、方向探测仪，窃听器、小型照相机、录音机等高等器材，对国际行动队进行侦破，还利用一些帮会成员和汉奸“腿子”，监视可疑人员，先后逮捕无辜群众2000余人。但是，火情仍然不断。日本统治当局如惊弓之鸟，东窜西窜，始终一筹莫展，找不出头绪。
1940年6月18日，行动队员黄成山下班后，碰见了福昌公司小工头牛嗣义。
“黄大哥，好久不见了，去喝一盅吧，我请客。”
黄成山与牛嗣义是老相识了，牛嗣义一说，黄振先就答应了。
两人进了路边的一家小酒馆，要了一壶烧酒几碟小菜便喝了起来。
黄成山本来酒量就不大，几杯酒下肚，便有些晕乎乎的。有心试探的牛嗣义假意说道：“黄大哥，这过得是什么日子，真没劲！”
黄成山瞪着微红的双眼说道：“你别着急，小日本长不了。骑白马打白旗的中国女将军，带着中国军队马上就打进大连了……老子再放几把火……烧他个……龟儿子的。”
牛嗣义闻言吓了一跳：难道这个姓黄的醉鬼就是放火团的成员？他感到事关重大，于是离开酒馆后立刻向公司大工头宋洪泰讲了这件事。宋洪泰也感到事态严重，拉着牛嗣义一起到关东州厅警察部外事课，向汉奸巡捕长隋云封报告了此情。
隋云封正为“放火团”的事大伤脑筋，听此消息，如同打了一针吗啡，顿时来了精神，他授意牛嗣义佯装仇恨日本人，打进“放火团”内部，了解更详细的内情。同时，立即将此事上报关东州厅警察部。日伪当局立刻在全市范围内布下搜查网，展开了严密的追查和跟踪。
此后，牛嗣义多次约见黄成山，有意在他面前假称爱国抗日，大骂日寇，骗取了黄成山的信任，黄成山甚至想把他发展为行动队的成员。牛嗣义又从黄成山处了解到王有佐也系“放火团”成员，他向外事课日本警部饭冢一郎报告了探知的情况。
6月23日，饭冢一郎、隋云封开始跟踪王有佐、黄成山。
6月25日，隋云封发现赵国文和王有佐、黄成山在小村公园（今鲁迅公园）接头。第二天，又发现赵国文和王有佐晚10点左右在关东街泰东日报阅报处接头，然后，两人分头走开，隋云封觉得赵国文像个头儿，便跟踪他。当赵国文在小村公园下电车时，隋云封与赶来的 “狗腿子”张吉陆一同将赵国文抓住，送到了大广场警察署。
日寇特务捕捉赵国文之后，立即在10点多钟召集关东州厅警察部外事课的警察、特务到大广场警察署集合，实施大逮捕。由于赵国文在经过了两个小时的严刑拷打之后仍然只字不说，日寇遂决定将与赵国文有来往的所有人全部逮捕。
当晚12时，日寇逮捕了寺儿沟收留赵国文的丁兰盛一家。
第二天天还未亮，日寇外事课主任加藤广治带领十多名日伪特务在牛嗣义的引路下分乘三辆汽车，其中两辆去荣町（现荣华街）将正在木头堆上睡觉的黄成山和孙元芬抓获，另一辆汽车去关东街，在上午10时，将王有佐逮捕。
6月下旬，日寇关东州厅外事课派巡查部长松下兼雄与刑事罗天一在奉天南市场王鸿眉家将国际行动队负责人之一秋世显逮捕。
7月3日晚11时，松下兼雄返回大连，和汉奸张子久到码头工人宿舍逮捕了和王金泰相识的阎禄增，在西岗基督教会逮捕了教士孙文凯，在新开大街达公书店逮捕了老板李泽民。同时，隋云封、牛嗣义等人到寺儿沟马永富家将行动队员于守安抓走。
在以后的几天里，行动队成员吴成江、陆炳义也相继被逮捕。
7月5日，外事课刑事小林谦、饭冢一郎、隋云封等人到黑石礁将邹立升、包玉侠捕获。
大连发生的变故，远在天津的黄振先并不知晓。到了7月10日，黄振先在天津得不到大连方面的信息，便亲自到大连，前去西岗荣华街福泰园饭馆，当即被埋伏在那里的荣町警察官派出所巡捕逮捕。警察部外事课第二系主任加藤广治与刑事刘会川亲自审讯，黄振先什么也不说，后来敌人只好去黄振先在天津的住处搜查。
7月14日，在上海的纪守先因得不到天津、大连方面的消息，不禁心急如焚，紧急约见A。鲍威尔。
上午10时，在大光明戏剧院门口，纪守先见到了鲍威尔，两人来到附近的街心公园边走边聊，交换着对近日时局的看法。
纪守先说道：“鲍威尔先生，近来的情况有些异常，游文清已超过约定的会面日期两天，不知道天津、大连方面是否会出事。”
鲍威尔说道：“完全有可能。如果瓦夏（黄振先）出事，大连舒拉（赵国文）的组织、天津石永贵的组织、奉天秋世显的组织都将受牵连。”
纪守先焦急地问：“那我们该怎么办？”
“当然，这只是一种假设。”鲍威尔笑了笑，“不过，等你的女交通员来了，你一定转告瓦夏，让石永贵转移到北平去，让秋世显转移到抚顺去，大连暂时停止工作。如果在8月15日后，仍不见你的女交通员，那么就立刻停止工作。”
纪守先不禁感到有些失落，他问鲍威尔：“像我们这样秘密的组织就会这样完结了？”
鲍威尔望着远方的楼群：“即使最成功的谍报组织，也有失败的时候。你无论如何要明白这一点。”
“如果我们真的失败了，那国际在中国的组织岂不是要瘫痪了么？”纪守先担心的问。
鲍威尔看了纪守先一眼，骄傲地说：“万尼（纪守先的化名），我们这一组失败，其他的组织还会继续战斗，我们永远是不会失败的！”
纪守先欣慰地点了点头。
8月初，日寇关东州厅警察部外事课长二长川绩带领特务加藤广治、梅崎孝、汉奸张庆和扑到天津，秘密潜入英租界二十一号路耀华里七十二号黄振先的住处，逮捕了他的妻子、担任天津——上海交通员的游文清。并从起获的文件中得知了石永贵的住处。不久，石永贵被逮捕。
经过严密的搜查，特务终于在游文清的梳妆台内一个暗格里找到了有关纪守先的材料，知道了纪守先在上海的住处，并搜出纪守先照片一张。同时，也知道了游文清和纪守先本月接头时间：8月15日。
8月15日下午，长川绩、加藤广治、梅崎孝到达上海，秘密潜入租界。
由于在上午预定的时间游文清没有出现，纪守先果断地在辣斐德路附近的电线杆上画了一个“X”图案，并写下W·Y字母，向鲍威尔发出了报警信号，然后自己烧毁文件，在中午从容离开住所。
当纪守先走至上海新新公司门前时，被长川、加藤等人认出，他们一拥而上，将纪守先拖到僻静处，套上麻袋，塞进一辆汽车，慌忙逃出法租界。
当天傍晚，长川一行押着纪守先登上了开往大连的客轮，至此，大连行动队被全部破坏。
由于日寇对大连国际行动队恨之入骨，抓获主要成员后，立即开始严刑拷打、残酷折磨。
另一方面，对于破获大连国际行动队一案有功人员，则大肆庆功、嘉奖。关东军司令部特地向关东州厅警察部颁布了感谢状。原文如下：
感谢状
从昭和十年以来在大连附近发生的谋略放火事件，自昭和十五年二月以来，其次数有显著的增加，到同年六月二十二日已达五十几件，奇书ｃom他们把大量的物资归于乌有，其中国防用资财的灾祸又占多数。关东州警察部队从事件发生以来动员全部力量，进行不眠不休的活动。可是因为谋略团采用巧妙的组织和化学的放火资材，总未得到逮捕。然而，依靠警察部长以下的不屈不挠、日益奋勇切实的指导，旺盛的责任观念，以及敏锐智慧的眼睛，终于掌握其头绪，将大连谋略团一网打尽地检举出来，因此树立了极大的功绩。在此正当大连谋略放火事件告一段落之际，对关东州厅警察所贡献的丰功伟绩表示感谢之意。
1941年2月6日，日本关东州厅警察部外事课在报纸上公布了大逮捕的事实经过，并用假名公布了五十一个人的名单。
1941年3月，日本关东州厅警察部，将大连国际行动队人员及其有关人员五十一人转送日本关东地方法院检察局。
10月30日，关东地方法院第一法庭召集所谓公判庭，对所捕人员进行审判。日寇以法院院长中里龙为审判长，审判官成田薰、吉田伍市为陪席审判官，特别旁听席坐有日寇特务机关长鹈辞、大连宪兵队长西田、州厅警察部长内清一等，由检察官田中魁提起公诉。
1942年3月16日，日寇关东地方法院院长中里龙宣布了对大连国际行动队有关人员的判决：
一、对军需品以及其他物品实施放火，并对铁道实行破坏的下列十二名处以死刑：
纪守先、黄振先、赵国文、秋世显、邹立升、黄成山、王有佐、吴成江、李化钧、孙文凯、高绪慎、孙玉成。
二、帮助实施右列行动的四名判处徒刑十年。
李泽民、周文礼、张玉江、马永富。
三、参加阴谋策划的左记十三名判处徒刑七年：
邹包氏（包玉侠）、丁兰盛、阎禄增、申绶章、时延寿、孙元芳、马永佐（德良）、李品义、王传周、赵景海、任寿谦、李光桥、王泰和。
当日，日寇把所有判决人员，押在大连日本地方法院拘留所（岭前监狱）。
1942年12月9日，日寇对纪守先、黄振先、赵国文、邹立升、孙玉成五人执行绞刑。
12月10日上午9时，高绪慎、李化钧、王有佐、黄成山分别被绞死。
这些抗日志士在就义前都表现得十分英勇顽强。
被判死刑的12名勇士，除在旅顺监狱被绞死的纪守先等9人外，秋世显、吴成江已于先前被日寇折磨，死在岭前监狱。据悉，孙文凯也是这样死在狱中。
12烈士的英勇事迹，鼓舞着被关押的抗日志士，当时有人写道：
壮士从容入狱中，身心似铁气如虹。
工农革命成功日，万里江山一色红。
义愤填膺不顾身，誓将热血靖胡尘。
凄清一掬同情泪，壮烈牺牲十二人。
此后，大连国际行动队在狱中服刑人员又有：任寿谦、丁兰盛、王传周、周文礼、时延寿五人死在狱中。
1945年8月15日，苏联红军解放东北，被释放的人员有：包玉侠、陈更茂、李泽民、张玉江、李品义、马永富、赵景海、阎禄增、申绶章、孙元芳、王泰和共11人。
1945年末，日寇长川绩、长池内真清、田中魁、石河竹次郎、内海辰亥等人作为战犯被苏军逮捕。1946年人民政府枪决了汉奸隋云封。1950年人民政府枪决了汉奸刘会川、宋大智。
全国解放后，纪守先、黄振先、秋世显、邹立升等被当地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满洲国际情报组织（日文称“满洲国际工作班”），在共产国际中国情报组织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其成员多数为东北籍青年，都曾在莫斯科军事情报学校受训，有良好的素质和顽强的战斗精神。该组织遍及哈尔滨、新京（长春）、奉天（沈阳）、大连、天津、青岛、北平等地，频繁出动，猛烈攻击，纵火无数，掀起了空前规模的抗日行动。他们用热血和忠诚谱写了一曲荡气回肠的壮丽诗篇。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无名英雄，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他们的功绩将永远彪炳史册！
背景材料一：斯大林与共产国际的解散
1943年5月21日，一条从莫斯科传出的消息震惊世界：共产国际将要解散。共产国际从1919年成立，至此已经存在24年。作为全球性的政治组织，它对世界的影响是巨大的。斯大林是当时世界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实际上也是共产国际的领袖。长期以来，共产国际的重大决策都是由他作出。那么，在解散共产国际这个重大问题上，他是怎样考虑的？共产国际解散的经过又是如何的？
其实早在1941年，斯大林就发出惊人之语：共产国际没必要继续存在。这年4月13日，苏联与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20日深夜，斯大林向苏联主要党政军领导人（在场的有莫洛托夫、加里宁、伏罗希洛夫、安德列耶夫、米高扬等）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介绍了他与日本外相松冈洋右的谈话。然后他出人意料地就共产国际的存在讲了一大段话。斯大林说：“一些党（指美国共产党，1940年11月为适应美国的法律，共产国际同意美国共产党退出共产国际）从共产国际季米特洛夫那里出来了，这并不是坏事。正相反，各国共产党应成为完全独立的党，而不是共产国际下面的支部……不同国家中的情况和任务完全不同。在英国是一个样，在德国又是一个样，在其他国家也是如此。当各国共产党按此方式得到巩固时，再重新恢复它们的国际组织。国际是马克思时期建立的，当时正期待着即将发生世界革命。列宁时期的共产国际是在同样形势下建立的。当前，每个国家本国的任务突出了，然而，各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国际组织下面的支部这种状况是个障碍……请不要抓住昨天不放。应认真考虑已经形成的新的条件……”
在《季米特洛夫日记》出版之前，能够公开看到的斯大林关于共产国际解散的言论只有一件，即他在共产国际宣布解散后，于1943年5月28日对英国记者的书面讲话。他在给路透社记者的答复中说：共产国际的解散，便于一切爱好自由的民族组织共同进攻共同的敌人希特勒主义……《季米特洛夫日记》披露斯大林1941年的谈话，为人们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这样，共产国际在近期是否继续独立存在，以及在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国际联络和国际工作的新形式问题，都尖锐而明确地提出来了。季米特洛夫非常敏感，第二天，他就提出了共产国际工作的新思路：第一，在近期停止共产国际执委会作为各国共产党的上级领导的活动，使各国共产党具有充分独立性，使它们变成真正本民族的政党，根据本国的条件按自己的方式决定自己的具体任务并为自己的决定和行动负责；第二，把共产国际执委会代之以情报和对各国共产党提供思想和政治援助的机构。显然，季米特洛夫的新思路与斯大林讲话的用意不完全相符。十多天以后，季米特洛夫在苏共中央日丹诺夫处讨论，议题则是如何终止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活动。在讨论中，将共产国际“解散”的意思已变得十分明确：“这一步骤应完全是严肃认真和始终如一的。不应该出现只换一件外衣，而其余一切都照旧的状况，也就是说不应是解散了共产国际执委会，而实际上存在着国际指导中心。”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拟议中的解散共产国际的工作停止了，共产国际全力开展了配合和支持苏联卫国战争的工作。比如，根据斯大林的主张，共产国际改变了1939年英法德等国的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的判断，重新提出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路线，并据此向各国共产党发出指示；号召各国共产党用一切力量支援苏联人民的正义战争，用一切力量反对希特勒法西斯主义，指导和帮助被希特勒德国占领国的共产党组织掀起反对德国法西斯的武装斗争；搜集德国占领地的情报，并就各国共产党的事务和工作提出意见，给予指示。从工作方式和领导职能方面考察，这与以前共产国际的工作程序是一致的。但有一点很明显，就是共产国际领导人的公开性活动减少了。用季米特洛夫的话说：“没有必要突出共产国际。”这是根据斯大林的意见而这样做的。斯大林在苏德战争爆发后对季米特洛夫说：共产党“把其他国家的人吓着了”，要避免让别人产生苏德战争是法西斯与社会主义之间战争的感觉，因此，“目前，共产国际不应公开出面”。
这种情况到1943年5月开始发生变化，因战争而搁置的解散工作再次提上议事日程。这年5月8日，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曼努伊尔斯基与苏共领导人莫洛托夫就解散共产国际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商定“要制定一个解散这个中心的文件”。由于以前曾有这方面的酝酿，因此文件很快就起草好了。5月11日，这个草案呈送斯大林。当晚斯大林召见共产国际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