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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道家立场上看儒家是那么窝囊。事实上，话不能那么讲，这仅是普通一般所了解的。我们回过来看孔子在《易经》上的思想，真正研究孔子，不能用四书五经作代表。四书中足以代表孔子思想的书，一部《论语》而已，而且《论语》中又有十分之二的内容是关于孔子学生的。要研究孔子真正的思想，就要看《易经》的“十翼”，此外还有《春秋》这部书，只有深通《春秋》，才可以了解孔子。所以孔子自己也讲：“知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后来司马迁著《史记》，仿照孔子讲了两句话：“藏之于名山，传之于其人。”这是非常傲慢的话，把当时的人都骂了，他等于说：“你们都看不懂我的书，翻都不用翻，只有把它藏起来，将来会有聪明人看得懂。”所以有人称《史记》是汉代的谤书。实际不止是汉代的谤书，是对历史严厉批评的一部谤书。但是汉朝很伟大，没有把《史记》毁了。也可以说是司马迁很伟大，他算定了你们读不懂他的书，不会毁的。《史记》很难读懂，司马迁写一篇传记讲某一个人，讲他好的一面都好，很少看得出坏的一面。那这个人都好吗？不是，坏的一面，要在同他有关系的人的传记中，才看得出来。所以要研究一个人，必须要把那个时代都读遍。《史记》就是仿《春秋》的道理，但不是都一样。《春秋》这部书怎么了解呢？孔子讲“知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将来你们要真正了解我，就要懂得《春秋》，将来你们要骂我，也要把《春秋》研究通了，才够资格骂我。《春秋》就是大谋略，《春秋》就是大兵法，所以孔子讲“罪我者春秋”的道理就在这里。像我们小的时候，老一辈按旧式的教育，年轻人绝对不看《春秋》、《战国策》、《三国演义》，看了以后要学坏。我们为什么引用这些呢？孔子著《春秋》、删《易经》，强调“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一个人要懂得进退存亡之道，必须要懂利害关系，如果不懂进退存亡之道，“非君子也”，这同道家的观念完全一样。历史上标榜的圣人君子，我们用学历上的等级打个比方，圣人等于是博士，君子稍差一点，等于是硕士，更差一点的，等于是大学毕业的学士。
“行名失已，非士也；”历史上有许多人为了好名，求名，而忘掉了自己，这够不上一个知识分子。所以我常对青年同学讲，关于名利这两个概念，我们不得不服日本明治维新大臣伊藤博文的两句名言：“济利应济天下利，求名当求万世名。”这话充分表达了中国文化中儒家的思想。如果只知为个人一己之名，“行名失己，非士也”，够不上一个知识分子。讲到这里，我们又要引用司马迁的思想，我常常说，《史记》不是历史，是历史哲学，尤其《史记》的学问，长处不在于刘邦项羽，而在“八书”，如《天官书》关于天文，《平准书》关于财政等思想最重要，其次是《伯夷叔齐列传》中“烈士徇名，夸者死权，众庶冯生”。这三句话就是人生哲学，这是三篇大论文，包含了很多思想。“烈士徇名”，你不要看到这个“烈士”就想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那你就不要研究中国文化了。现在的烈士这一说法是套用古文的，古文的烈士相当于现在观念的英雄，时代不同观念不同。世界上的英雄为了成名成功，不惜自己的生命，像赌钱一样，最后把命都押上来做赌注，这才够得上一个英雄。“夸者死权”，“夸者”就是狂人，或者说有神经质的人，如近代的希特勒，墨索里尼等讲独裁的人，他们喜欢控制人，喜欢抓权，为了权力的欲望，可以把命赌上。换句话说，你们要不要成名？要不要权力？要成名就要押上一生去赌，用命去做赌注；要权力不是等来的，是要拿命去拼，那命去换的，这样的话，算不定最后你会当英雄当帝王。“众庶冯生”，一般老百姓，象我们这些普通人，只要吃得饱穿得暖，少一点麻烦，能好好活下去就行了。“烈士徇名”就是“行名失己”，庄子批评“非士也”，这不够一个知识分子。
“亡身不真，非役人也。”这就是庄子做的结论。大家不要被庄子的话所骗，道家的话同佛家的话一样，往往象一个珠子在盘子里滚，它四面八方都不着边际的，什么是“役人”？ 替别人服务的称为役，“役人”是领导别人。“役人”的道理，人差不多只有两种人，要么我听你的，要么你听我的。不论是家庭中的夫妇，还是社会上的朋友，都是这样。你不肯不听我的，我也不会听你的，这就不好办了。所以古人讲，一个人“不受命，不能令，废人也”，一个人不肯接受别人的命令，又不能发布命令让别人服从你，那这个人是废人没有用。照这个观念，人只有不是你听我的，就是我听你的，没有中间路线可走。那么，人要如何“役人”呢？如何做一个真正的领导人呢？庄子的结论，要“亡身真”，就是无我，连我都没有了。这一条命都不要了。真做到无身，无我，才可以做一个领导人，这个结论把前面都总结了。那怎样才能做到无我呢？《大宗师》上面所讲的，得道的人，才可以真做到无我。因此庄子下面提出了一些人做标榜：
隐士与历史文化
“若狐不偕、务光、伯夷、叔齐、箕子、胥余、纪他、申徒狄。”这些人我们就不一一介绍了，他们都是中国历史上所标榜的高人，隐士，是被列入《隐士传》《高士传》里的人。说到隐士，大家注意，研究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化史的要特别注意，中国几千年影响最大的是什么人？还不是孔孟，还不是老庄，是隐士。好像我看近百年来的著作，都对这一点没有讲清楚。有一个同学拿我这个观念作博士论文，写了六年还没有写完，因为资料找不全，很痛苦！何以证明隐士思想对中国文化那么重要？我们正史上从三代以下，所谓唐尧让位许由，从这些历史故事一路找下去，都可以找到。
相传历史上的隐士，在三代之际，便有许由、巢父、卞随、务光等人，这些人物，大多都是“视富贵如浮云”，所谓：敝履功名，薄视帝王而不为的角色，同时，又说他们的学问、人品，都是有超人的成就。正因为他们浮云富贵，敝履功名，所谓“天子不能臣，诸侯不能友”，因此使我们历史上所推崇的圣帝明王，如尧、舜、禹、汤等人，都为之礼敬景仰有加；换言之，凡是上古的圣帝明王，无论为政为人，最顾忌的，便是隐士们的清议和轻视。尤其在野的知识分子，和民间的心理，对于隐士们态度的向背，非常重视。到了秦汉以后，司马迁作《史记》，特别点处隐士一环的重要，把他和谦让的高风合在一起，指出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化人高尚其志的另一面目。因此他写世家，便以《吴太伯世家》作点题；他写列传，便以《伯夷列传》作点题，尤其他在《伯夷列传》中，借题发挥，大发其历史哲学与人生、世事哲学的议论，比他的自序，还要进一层，深刻透露出文化哲学的观点，强调隐士思想的背景，与其崇高的价值。
历史上有名的故事，如汉高祖时代的商山四皓。所谓皓是头发都白了的老头子。从秦始皇时候就当隐士不出来的四个老头子，学问很好，名气很大，道德很高，可是不出来。到了汉高祖的时候，年纪很大，须发都白了，被尊为四老。汉高祖当了皇帝，礼请他们出来，他们不答应，后来刘邦要立太子传位时，宫中发生了一个大问题，汉高祖想把吕后所生的孝惠帝——当时的太子废掉，改立他所喜欢的戚姬所生的儿子——如意为太子，几乎成了事实，结果吕后问计于张良，张良就告诉吕后，除非孝惠帝——当时的太子把商山四皓请来，汉高祖就不敢废太子了。吕后果然叫孝惠帝以卑辞厚礼把商山四皓请来为上宾。汉高祖见到了这个情形，就告诉戚姬，太子党羽已成，连自己请不到的商山四皓都请来了，改立如意为太子的事免谈了。以汉高祖这样的英雄人物，却被四个老头子摆布了一下。为什么呢？难道以他流氓的态度，还真怕这几个老头子武功高吗？这就是中国文化中，隐士思想占了最大力量。一直到近代袁世凯想由总统变成皇帝，也是受过这种影响的。在那个时代，也有类似的“商山四皓”，如南通的张状元，开始当袁世凯老师，后来袁世凯要当皇帝，他是不同意的，当然中间的过程还有很多，所以隐士的思想在中国历史政权上，勉强等于在西方政治哲学中就是不同意主义，既不反对，又不赞成，就站在旁边看，按西方民主政治的讲法，我这一票不投，有保留权。在西方民主政治中，不同意主义的主张，保留这一票，乃至这一票最终成为有决定权的一票。真是太严重了。
失节夷齐
中国隐士思想在历代都起了这个作用，历代帝王都怕这一面。满清入关以后，康熙想尽办法想把这一部分人收罗起来。在康熙到乾隆这一百年间，在科举中特别开了一个“博学鸿词科”，对于前明不愿投降的遗老们，特别恩准，马马虎虎，只要报个名，形式上考一下，就给与很好的官位，结果有很多人，在这种诱惑上动摇了，而进了“博学鸿祠科”。有些隐士不同意满清的，最后都被康熙乾隆挖出来了，所以当时闹了很多笑话。其中一些，是非常尖刻的讽刺，但是曾留下几首讽刺的名诗：“一队夷齐下首阳，几年观望好凄凉。早知薇蕨终难饱，悔杀无端谏武王。”后来又开第二次“博学鸿祠科”，再收罗第一次未收罗到的人，因为许多人看见第一批“博学鸿祠科”的人，都有很好的官位，自己就更忍不住了。第二次去的人更多，考场的位置都满了，后去的被推到门外去，就有人更吟诗挖苦了：“失节夷齐下首阳，院门推出更凄凉。从今决计还山去，薇蕨哪堪已吃光。”描写当时明朝的隐士，本来是想做白衣的伯夷叔齐，不投降，结果是“一队夷齐”还不止一个两个，都投降了，因为首阳山上的菜根都吃光了，把这些人挖苦得很厉害。
隐痛诗人 吴梅村
康熙时代，针对这一批想当高士的学者文人，也想同伯夷叔齐一样，如在文学上有名的诗人吴梅村，屡次被清政府征召，都坚持不肯投降，清政府挟持其老母威胁他，逼得他没有办法只好出来。当然吴梅村有他的理由，妈妈年纪大了，如果妈妈不在，可以当忠臣。要当忠臣很赔本的，要拼命的。因此吴梅村一生非常痛苦，所以他的诗有：“浮生所欠唯一死，人世无由识九还。”吴梅村因为名气太大，他在应召进京的时候，当时江浙一带的学者都来送他，开了一个号称“千人会”为他饯行。这也是清政府发动的，吴梅村出来投降了，这对吴梅村来讲，比戴手铐脚镣都难受。有一个青年，没有参加这次集会，写了一封信，派人送到这个宴会中去给吴梅村。吴梅村坐在首席上打开来一看，脸色都变了。旁边的人觉得奇怪，看了这封信以后，大家的脸色也变了。原来这封信上写了这么一首诗：“千人石上千人坐，一半清朝一半明，寄语娄东吴学士，两朝天子一朝臣。”所有在座的人全被骂了。还不要宣布散会，在座的人就一个一个溜走了。这年青人了不起！这代表了中国文化精神。所以中国文化精神中，隐士派不同意主意的思想，始终在这个民族，这个国家中起很大作用。为大政的人，对这个道理一定要了解。
前面讲到的狐不谐、务光、伯夷、叔齐这些人，在历史上称为高士，但在正统道家思想看来，还是属于没有出息的，把自己这一条命陪进去以后，既不能救国家救天下，又不能成就自己的道业。现在庄子提到：“是役人之役，”就是跟着人家转。等于讲，人家放火时，他愿意不放火，可他站在火光旁边拼命地叫，这个叫有什么用呢？真是莫名其妙。“适人之适，”人家在忙时，他也在跟着在旁边忙，你毕竟进来参加忙也好，他又不参加，搞得不伦不类的。“而不自适其适者也。”他对自己的人生应该怎样安排都不懂。庄子在这里，把历史上的高士们批评得一钱不值。
高士严子陵
这里特别强调一点，庄子讲入世的“大宗师”的思想，为了说明“是役人之役，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者也”这个道理，我们可以提出东汉时的严子陵来加以发挥。严子陵的少年同学汉光武刘秀当了皇帝，他不同意也不反对，研究历史就要在这些地方着眼。我们知道，汉光武刘秀的好处比汉高祖刘邦多。伏波将军马援，开始是反对刘秀的将领，有次因某件事，作为代表来看汉光武。当时汉光武统一了中国，只有陇西和四川没有统一。马援与刘秀一见面，两人谈得很投机，马援回到陇西，老板隗嚣问他：刘秀与他的祖先刘邦相比怎么样？马援讲：刘邦豁达大度，气魄很够，人很豪爽，这一点两人不相上下，很难比。不过有几点不同：第一点，刘邦不喜欢读书喜欢骂人，刘秀喜欢读书不喜欢骂人，而且学问很好，很有辩才；第二点，刘邦爱喝酒，刘秀不喜欢喝酒。隗嚣说：照你这么讲，刘秀看来比汉高祖还要高明啊。马援本来要讲刘秀比汉高祖还要高明，做人家的部下，只好这么讲，所以马援之所以是马援，多会讲话！了不起！刘秀的好处很多，历代帝王都杀戮功臣，汉高祖就杀戮过很多功臣。但刘秀在一统天下以后，没有杀戮过一个功臣。但是严子陵为什么还有许多不同意他的地方？自有他的道理。严子陵也许是一个在当时局势中，不作第二人想的人物。但是他也深知刘秀不简单，这个位置已属于刘秀的，他就悠游方外，再也不想钻进圈套了。因此他就反披羊裘，垂钓在浙江桐庐的富春江上。从这里可以看出，严子陵好像得了庄子的秘诀一样，所以他不姓严姓庄，应叫庄子陵。历史就是人生，把历史读通了，我们才懂得怎么做人。不要弄得像现在大学的史学系一样，自己好像比历史还高明，然后去分析历史批判历史，结果你不是历史，你是书呆子。现在研究历史同我们过去不同，我们过去研究历史，是使自己懂得如何作人做事，现在不然，现在是比历史都还要高。所以研究严子陵，要懂得研究历史的困难。
刘秀作了皇帝之后，唯独怀念这位同学，下命令在天下查访，希望他来见一见。有人报告，在浙江桐庐的富春江上，有一个反穿皮袍垂钓的人。现在街上最时髦的是把皮袍反过来穿，在汉朝却是很怪的，皮袍应该穿在里面的。古代穿皮袍是有学问的，官人与百姓穿皮袍是有区别的，官人不敢把穿的皮袍露出来，外面要套一层粗布，表示谦虚。虽然是做假，但这假的后面有中国文化，痛恶你奢侈，拿富贵来骄人。但皮袍多贵啊，相当于现在好几千美元，又要用粗布盖住，又要表示里面有皮袍，那就把皮袍边上的毛，露出来一点点。老百姓却不敢这样，皮袍要短一点，盖在里面不能露出来。过去有功名有地位的人才可以穿长袍，所以读书人有了功名回乡叫绅士，绅，就是衣服前面后面都快要盖拢脚了。老百姓冬天穿皮袍，不能超过膝盖以下，这都是文化的故事，不讲的话，我们死后你们不知道了，都认为千古以来皮袍是反着穿的，那就不是中国文化了。反穿皮袍这事一上报，汉光武一想，这一定是严子陵。就把他接到京城里，但严子陵还是不愿意做官。汉光武说，你不要以为我当了皇帝，如今见面还是同学，今夜还是像当年同学时一样，睡在一起，好聊聊天，严子陵还是那样坏睡相，腿压在皇帝的肚子上，似乎又目无天子。所以有太史公发现“客星犯帝座”的说法。总算刘秀确有大度，没有强迫他作官，终于放他还山，仍然让他过着悠游自在，乐于江上垂钓的生涯。
历史上称赞严子陵高得很，但到了清朝有人就说他不高了。有两种相反的论调，因此相传后世有一位上京考功名的秀才，经过严子陵的钓台，就题了一首诗：“君为名利隐，我为名利来。羞见先生面，夜半过钓台。”这真是：“有人辞官归故里，有人了漏夜赶科场”的对比写照。但相反的，后人有对他作极其求全的批评，有人说严子陵一点都不值钱，这些隐士假的。怎么讲呢？“一袭羊裘便有心，虚名传诵到如今。当时若着蓑衣去，烟波茫茫何处寻？”他是说严子陵反穿羊裘去钓鱼，分明是故意沽名钓誉，要等汉光武来找他，用此为求成名的手段。如果真想逃名避世，当时只着一般渔人所穿的蓑衣斗笠去钓鱼，谁又知道富春江上多了一位渔人便是严子陵呢！那么，当皇帝的同学刘秀，岂不是也无法找到你了吗？因此他批评严子陵是有意弄噱头，求虚名，而非真隐的人物。
如果照这种严格的要求隐士、高士、处士的标准来讲，凡是被历史文献所记载，为人世所知的人物，乃至神仙传记或佛门中的高僧，也都是一无是处的。相同的，宋朝的大诗人陆放翁便说过：“志士栖山恨不深，人知己自负初心。不须更说严光辈，直自巢由错到今。” 陆放翁对隐士思想推崇得很高，道家的思想，真正要做个高人隐士，是不应该在这个世上的，还要在这十一层楼讲《庄子》，那都是为了赚钱的问题，决不是高士。被一般人知道是隐士就错了，像严子陵一样，都辜负了自己开始的存心，那你们又何必批评严子陵做假呢？巢由是黄帝时代的隐士，尧舜请他当皇帝他不干。像类似这一类的事情还很多。所以，从这些事就可以看出，中国人，中国文化的思想对隐士思想推崇得不得了。这是代表文化精神的一个招牌，甚至于说，我们历史上已经出名的高人隐士，都受文化史的批评。在好的一面讲，这个文化思想是非常特殊的，所以我们要了解，道家思想形成了隐士学派。隐士学派在中国三千年，二十五史上占了非常重要的位置，而他们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