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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已经不可复见了，红缨帽，飘荡的佩剑，交叉的革带，榴弹包，轻骑兵的盘绦军服，千褶红靴，缨络累累的羽毛冠，一色朱红，肩上有代替肩章的白色大圆环的英国步兵和几乎纯黑的不伦瑞克步兵交相辉映，还有头戴铜箍、红缨、椭圆形皮帽的汉诺威轻骑兵，露着膝头、披着方格衣服的苏格兰兵，我国羽林军的白色长绑腿，这是一幅幅图画，而不是一行行阵线，为萨尔瓦多·罗扎①所需，不为格里德瓦尔②所需。
①萨尔瓦多·罗扎（SalvatorRosa），1615—1673），意大利画家，作画尚色彩富丽。
②格里博瓦尔（Gribeauval），法国十八世纪革命前的一个将军。
每次战争总有风云的变幻。“天意莫测。”每个史学家都随心所欲把那些混乱情形描写几笔。为将者无论怎样筹划，一到交锋，总免不了千变万化，时进时退；在战事进行中，两军将领所定的计划必然互有出入，互相牵制。战场的某一点所吞没的战士会比另一点多些，仿佛那些地方的海绵吸水性强弱不同，因而吸收水量的快慢也不一样。为将者无可奈何，只得在某些地方多填一些士兵下去。那是一种意外的消耗。战线如长蛇，蜿蜒动荡，鲜血如溪水，狂妄地流着，两军的前锋汹涌如波涛，军队或进或退，交错如地角海湾，那一切礁石也都面面相对，浮动不停；炮队迎步兵，马队追炮队，队伍如烟云。那里明明有一点东西，细看却又不见了，稀疏的地方迁移不定，浓密的烟尘进退无常，有种阴风把那些血肉横飞的人堆推上前去，继又撵回来，扫集到一处，继又把他们驱散四方。混战是什么呢？是种周旋进退的动作。精密的计划是死东西，只适合于一分钟，对一整天不适合。描绘战争，非得有才气纵横、笔势雄浑的画家不可；伦勃朗①就比范·德·米伦②高明些。范·德·米伦正确地画出了中午的情形，却不是三点钟的真相。几何学不足为凭，只有飓风是真实的。因此福拉尔③有驳斥波利比乌斯④的理由。我们应当补充一句，在某个时刻，战争常转成肉博，人自为战，分散为无数的细枝末节。拿破仑说过：“那些情节属于各联队的生活史，而不属于大军的历史。”在那种情况下，史学家显然只能叙述一个梗概。他只能掌握战争的主要轮廓，无论怎样力求忠实，也决不能把战云的形态刻画出来。
①伦勃朗（Rembrandt），十七世纪荷兰画家。
②范·德·米伦（VonDerMeulen），十七世纪佛兰德画家，曾在路易十四朝廷工作二十五年，故一般视作法国画家。
③福拉尔（Folard），十八世纪法国兵法家。
④波利比乌斯（Polybe），公元前二世纪希腊历史学家。
这对任何一次大会战都是正确的，尤其是对滑铁卢。
可是，到了下午，在某个时刻，战争的局势渐渐分明了。
六 下午四点
将近四点，英军形势危急。奥伦治亲王将中军，希尔右翼，皮克顿左翼。骁勇而战酣了的奥伦治亲王向着荷比联军叫道：“纳索，不伦瑞克，永不后退！”希尔力不能支，来投靠威灵顿，皮克顿已经死了。正当英军把法国第一○五联队军旗夺去时，法军却一粒子弹穿脑袋，毙了英国的皮克顿将军。威灵顿有两个据点：乌古蒙和圣拉埃，乌古蒙虽然顽抗，却着了火，圣拉埃早已失守。防守圣拉埃的德军只剩下四十二个人，所有的军官都已战死或当了俘虏，幸免的只有五个人，三千战士在那麦仓里送了命。英国卫队中的一个中士，是英国首屈一指的拳术家，他的同道们称他为无懈可击的好汉，却被法国一个小小鼓卒宰了在那里。贝林已经丢了防地，阿尔顿已经死在刀下。
好几面军旗被夺，其中有阿尔顿师部的旗和握在双桥族一个亲王手里的吕内堡营部的旗。苏格兰灰衣部队已不存在，庞森比的彪形骑兵已被刀斧手砍绝。那批骁勇的马队已经屈服在布罗的长矛队和特拉维尔的铁甲军下面，一千二百匹马留下六百，三个大佐有两个倒在地上，汉密尔顿受了伤，马特尔送了命。
庞森比落马，身上被搠了七个窟窿，戈登死了，马尔奇死了。第五和第六两师都被歼灭了。
乌古蒙被困，圣拉埃失守，只有中间的一个结了。那个结始终解不开，威灵顿不断增援。他把希尔从梅泊·布朗调来，又把夏塞从布兰拉勒调来。
英军的中军，阵式略凹，兵力非常密集，地势也占得好。它占着圣约翰山高地，背后有村庄，前面有斜坡，那斜坡在当时是相当陡的，那所坚固的石屋是当时尼维尔的公产，是道路交叉点的标志，一所十六世纪高大的建筑物，坚固到炮弹打上去也会弹回来，它不受任何损害，英国的中军便以那所石屋为依据。高地四周英兵随处设了藩篱，山楂林里设了炮兵阵地，树桠中伸出炮口，以树丛为掩护。他们的炮队全隐在荆棘丛中。兵不厌诈，那种鬼蜮伎俩当然是战争所允许的，它完成得非常巧妙，致使皇上在早晨九点派出去侦察敌军炮位的亚克索一点也没有发现，他向拿破仑汇报：“除了防守尼维尔路和热纳普路的两处工事以外，没有其他障碍。”当时正是麦子长得很高的季节，在那高地的边沿上，兰伯特旅部的第九十五营兵士都拿着火枪，伏在麦田里。
英荷联军的中部有了那些掩护和凭借，地位自然优越了。
那种地势的不利处在于索瓦宁森林，当时那森林连接战场，中间横亘着格昂达尔和博茨夫沼泽地带。军队万一退到那里，必然灭顶，军心也必然涣散。炮队会陷入泥沼。许多行家的意见都认为当日英荷联军在那地方可能一败涂地，不赞同这种意见的人当然也有。
威灵顿从右翼调来了夏塞的一旅，又从左翼调了温克的一旅，再加上克林东的师部，用来加强中部的兵力。他派了不伦瑞克的步兵、纳索的部下、基尔曼瑞奇的汉诺威军和昂普蒂达的德军去支援他的英国部队霍尔基特联队、米契尔旅部、梅特兰卫队。因此他手下有二十六营人。按夏拉所说：“右翼曾折回到中军的后面。”在今日所谓“滑铁卢陈列馆”的那地方，当日有过一大队炮兵隐蔽在沙袋后面。此外，威灵顿还有萨墨塞特的龙骑卫队，一千四百人马待在洼地里。那是那些名不虚传的英国骑兵的一半。庞森比部已被歼灭，却还剩下萨墨塞特。
那队炮兵的工事如果完成，就可能成为大害。炮位设在一道极矮的园墙后面，百忙中加上了一层沙袋和一道宽土堤。这工事只是还不曾完毕，还没来得及装置栅栏。
威灵顿骑在马上，心旌摇摇，而神色自若，他在圣约翰山一株榆树下立了一整天，始终没有改变他的姿势，那株榆树原在今日还存在的那座风车前面不远的地方，后来被一个热心摧残古迹的英国人花了两百法郎买去，锯断，运走了。威灵顿立在那里，冷峻而英勇。炮弹雨点似的落下来。副官戈登刚死在他身旁。贵人希尔指着一颗正在爆炸的炮弹向他说：“大人，万一您遭不测，您有什么指示给我们呢？”“象我那样去做。”威灵顿回答。对着克林东，他简短地说：“守在此地，直到最后一个人。”那天形势明显变坏。威灵顿对塔拉韦腊、维多利亚、萨拉曼卡诸城①的那些老朋友喊道：“Boys（孩子们）！难道有人想开小差不成？替古老的英格兰想想吧！”
①塔拉韦腊（Talavera）、维多利亚（Vittoria）、萨拉曼卡（Salamanque）均为西班牙城市。
将近四点时英军的最后防线动摇了。在高地的防线里只见炮队和散兵，其余的一下子全都不见了。那些联队受到法军开花弹和炮弹的压逼，都折回到圣约翰山庄屋便道那一带去了，那便道今天还在。退却的形势出现了，英军前锋向后倒，威灵顿退了。“退却开始！”拿破仑大声说。
七 拿破仑心情愉快
皇上骑在马上，他虽然有病，虽因一点局部的毛病而感到不便，却从不曾有过那天那样愉快的心情。从早晨起，他那深沉莫测的神色中便含有笑意。一八一五年六月十八日，他那隐在冷脸下面的深邃的灵魂，盲目地发射着光辉。在奥斯特里茨心情沉闷的那个人，在滑铁卢却是愉快的。大凡受枯于天的异人常有那种无可理解的表现。我们的欢乐常蕴藏着忧患。最后一笑是属于上帝的。
“恺撒笑，庞培①哭。”福尔弥纳特利克斯的部下说过。这一次，庞培该不至于哭，而恺撒却确实笑了。
①庞培为纪元前一世纪罗马大帝恺撤的政敌，后卒为恺撒所败。
自从前一夜的一点钟起，他就骑着马，在狂风疾雨中和贝特朗一道巡视着罗松附近一带的山地，望见英军的火光从弗里谢蒙一直延展到布兰拉勒，照映在地平线上，他心中感到满意，好象觉得他所指定应在某日来到滑铁卢战场的幸运果然应时到了；他勒住了他的马，望着闪电，听着雷声，呆呆地停留了一会，有人听见那宿命论者在黑夜中说了这样一句神秘的话：“我们是同心协力的。”他搞错了，他们已不同心协力了。
他一分钟也不曾睡，那一整夜，每时每刻对他都是欢乐。他走遍了前哨阵地，随时随地停下来和那些斥候骑兵谈话。两点半钟，他在乌古蒙树林附近听见一个纵队行进的声音，他心里一动，以为是威灵顿退阵，他向贝特朗说：“这是英国后防军准备退却的行动。我要把刚到奥斯坦德的那六千英国兵俘虏过来。”他语气豪放，回想起三月一日在茹安海湾登陆时看见的一个惊喜若狂的农民，他把那农民指给大元帅①看，喊道：“看，贝特朗，生力军已经来了！”现在他又有了那种豪迈气概。六月十七到十八的那一晚上，他不时取笑威灵顿，“这英国小鬼得受点教训。”拿破仑说。雨更加大了，在皇上说话时雷声大作。
①大元帅指贝特朗。
到早晨三点半钟，他那幻想已经消失，派去侦察敌情的军官们回来报告他，说敌军毫无行动。一切安定，营火全没有熄。英国军队正睡着，地上绝无动静，声音全在天上。四点钟，有几个巡逻兵带来了一个农民，那农民当过向导，曾替一旅预备到极左方奥安村去驻防的英国骑兵引路，那也许是维维安旅。五点钟，两个比利时叛兵向他报告，说他们刚离开队伍，并且说英军在等待战斗。
“好极了！”拿破仑喊着说，“我不但要打退他们，而且要打翻他们。”
到了早晨，他在普朗尚努瓦路转角的高堤上下了马，立在烂泥中，叫人从罗松庄屋搬来一张厨房用的桌子和一张农民用的椅子，他坐下来，用一捆麦秸做地毯，把那战场的地图摊在桌上，向苏尔特说：“多好看的棋盘！”
由于夜里下了雨，粮秣运输队都阻滞在路上的泥坑里，不能一早到达；兵士们不曾睡，身上湿了，并且没有东西吃；但是拿破仑仍兴高采烈地向内伊叫着说：“我们有百分之九十的机会。”八点，皇上的早餐来了。他邀了几个将军同餐。一面吃着，有人谈到前天晚上威灵顿在布鲁塞尔里士满公爵夫人家里参加舞会的事，苏尔特是个面如大主教的鲁莽战士，他说：“舞会，今天才有舞会。”内伊也说：“威灵顿不至于简单到候陛下的圣驾吧。”皇上也取笑了一番。他性情原是那样的。弗勒里·德·夏布隆①说他“乐于嘲讪”。古尔戈②说他“本性好诙谐，善戏谑”。班加曼·贡斯当③说他“能开多种多样的玩笑，不过突梯的时候多，巧妙的时候少”。那种怪杰的妙语是值得我们大书特书的。称他的羽七日，在从厄尔巴岛回法国的那次神秘归程中，法国帆船“和风号”在海上遇见了偷载拿破仑的“无常号”，便向“无常号”探听拿破仑的消息，皇上当时戴的帽子上，还有他在厄尔巴岛采用的那种带几只蜜蜂的红白两色圆帽花，他一面笑，一面拿起传声筒，亲自回答说：“皇上平安。”见怪不怪的人才能开这类玩笑。拿破仑在滑铁卢早餐时，这种玩笑便开了好几次。早餐后，他静默了一刻钟，随后两个将军坐在那捆麦秸上，手里一支笔，膝上一张纸，记录皇上口授的攻击令。
①夏布隆（Chaboulon），拿破仑手下官员，百日帝政时期为拿破仑奔走效劳。
②古尔戈（Gouraud），将军，曾写日记记下拿破仑在赫勒拿岛的生活。
③贡斯当（Constant，1767—1830），法国自由资产阶级活动家、政论家和作家，曾从事国家法问题的研究。
九点钟，法国军队排起队伍，分作五行出动，展开阵式，各师分列两行，炮队在旅部中间，音乐居首，吹奏进军曲，鼓声滚动，号角齐鸣，雄壮，广阔，欢乐，海一般的头盔，马刀和枪刺，浩浩荡荡，直抵天边，这时皇上大为感动，连喊了两声：
“壮丽！壮丽！”
从九点到十点半，全部军队，真是难于置信，都已进入阵地，列成六行，照皇上的说法，便是排成了“六个V形”。阵式列好后几分钟，在混战以前，正如在风雨将至的那种肃静中，皇上看见他从戴尔隆、雷耶和罗博各军中抽调出来的那三队十二利弗炮①在列队前进，那是准备在开始攻击时用来攻打尼维尔和热纳普路交叉处的圣约翰山的。皇上拍着亚克索的肩膀向他说：“将军，快看那二十四个美女。”
①发射重十二利弗（重一市斤）的炮弹的炮。
第一军的先锋连奉了他的命令，在攻下圣约翰山时去防守那村子，当那先锋连在他面前走过时，他满怀信心，向他们微笑，鼓舞他们。在那肃静的气氛中，他只说了一句自负而又悲悯的话，他看见在他左边，就是今日有一巨冢的地方，那些衣服华丽、骑着高头骏马的苏格兰灰衣队伍正走向那里集合，他说了声“可惜”。随听他跨上马，从罗松向前跑，选了从热纳普到布鲁塞尔那条路右边的一个长着青草的土埂做观战台，这是他在那次战争中第二次停留的地点。他第三次，在傍晚七点钟停留的地点，是在佳盟和圣拉埃之间，那是个危险地带；那个颇高的土丘今日还在，当时羽林军士全集在丘后平地上的一个斜坡下面。在那土丘的四周，炮弹纷纷射在石块路面上，直向拿破仑身旁飞来。如同在布里埃纳一样，炮弹和枪弹在他头上嘶嘶飞过。后来有人在他马蹄立过的那一带，拾得一些朽烂的炮弹、残破的指挥刀和变了形的枪弹，全是锈了的。“粪土朽木。”几年前，还有人在那地方掘出一枚六十斤重的炸弹，炸药还在，信管断在弹壳外面。
就在这最后停留的地点皇上向他的向导拉科斯特说话，这是个有敌对情绪的农民，很惊慌，被拴在一个骑兵的马鞍上，每次炮弹爆炸都要转过身去，还想躲在他的后面。皇上对他说：“蠢材！不要脸，人家会从你背后宰了你的。”写这几行字的人也亲自在那土丘的松土里，在挖进泥沙时，找到一个被四十六年的铁锈侵蚀的炸弹头和一些藿香梗似的一捏便碎的烂铁。
拿破仑和威灵顿交锋的那片起伏如波浪、倾斜程度不一致的平原，人人知道，现在已不是一八一五年六月十八日的情形了。在建滑铁卢纪念墩时，那悲惨的战场上的高土已被人削平了，历史失了依据，现在已无从认识它的真面目。为了要它光彩，反而毁了它原来的面貌。战后两年，威灵顿重见滑铁卢时曾喊道：“你们把我的战场改变了。”在今日顶着一只狮子的大方尖塔的地方，当时有条山脊，并且，它缓缓地向尼维尔路方面倾斜下来，这一带还不怎么难走，可是在向热纳普路那一面，却几乎是一种峭壁。那峭壁的高度在今日还可凭借那两个并立在由热纳普到布鲁塞尔那条路两旁的大土坟的高度估量出来，路左是英军的坟场，路右是德军的坟场。法军没有坟场。对法国来说，那整个平原全是墓地。圣约翰山高地由于取走了千万车泥土去筑那高一百五十尺、方圆半英里的土墩，现在它那斜坡已经比较和缓易行了，打仗的那天，尤其在圣拉埃一带，地势非常陡峭。坡度峻急到使英军的炮口不能瞄准在他们下面山谷中那所作为战争中心的庄屋。一八一五年六月十八日，雨水更在那陡坡上冲出无数沟坑，行潦遍地，上坡更加困难，他们不但难于攀登，简直是在泥中匍匐。高地上，沿着那山脊，原有一条深沟。那是立在远处的人意想不到的。
那条深沟是什么？我们得说明一下。布兰拉勒和奥安都是比利时的村子。两个村子都隐在低洼的地方，两村之间有一条长约一法里半的路，路通过那高低不平的旷地，常常陷入丘底，象一条壕堑，因此那条路在某些地方简直是一条坑道。那条路在一八一五年，和现在一样，延伸在热纳普路和尼维尔路之间，横截着圣约翰山高地的那条山脊，不过现在它是和地面一样平了，当时却是一条凹路，两旁斜壁被人取去筑纪念墩了。那条路的绝大部分从前就是，现在也还是一种壕沟，沟有时深达十二尺，并且两壁太陡，四处崩塌，尤其是在冬季大雨滂沱的时候，曾发生过一些祸害。那条路在进入布兰拉勒处特别狭窄，以致有一个过路人被碾死在一辆车子下面，坟场旁边有个石十字架可以证明，那十字架上有死者的姓名，“贝尔纳·德·勃里先生，布鲁塞尔的商人”，肇事的日期是一六三七年二月，碑文如下：
上帝鉴临，布鲁塞尔商人贝尔纳·德·勃里先生，不幸在此死于车下。
一六三七年二月×（碑文不明）日
在圣约翰山高地的那一段，那条凹路深到把一个叫马第·尼开兹的农民压死在路旁的崩土下面，那是在一七八三年，另外一个石十字架足资证明。那十字架在圣拉埃和圣约翰山庄屋之间的路左，它的上段已没在田中，但是那翻倒了的石座，今天仍露在草坡外面，可以看到。
在战争的那天，那条沿着圣约翰山高地山脊的不露形迹的凹路，那条陡坡顶上的坑道，隐在土里的壕堑，是望不见的，也就是说，凶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