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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临时发动的。第一个见到的人可以抓住群众的共同趋势并牵着他们跟他一道走。开始时人们心中充满了惊恐，同时也搀杂着一种骇人的得意劲头。最初，喧嚣鼓噪，店铺关门，陈列的商品失踪；接着，零散的枪声，行人奔窜，枪托冲击大车门的声音，人们听到一些女仆在大门后的院子里笑着说：“这一下可热闹了。”
不到一刻钟，在巴黎二十个不同的地方就几乎同时发生了这些事：
圣十字架街，二十来个留着胡须和长发的青年走进一间咖啡馆，随即又出来，举着一面横条三色旗，旗上结一块黑纱，他们的三个领头人都带着武器，一个有指挥刀，一个有步枪，一个有长矛。
诺南第耶尔街，有个衣服相当整洁的资产阶级，腆着肚子，声音洪亮，光头高额，黑胡须硬邦邦地向左右奓开，公开地把枪弹散发给过路行人。
圣彼得蒙马特尔街，有些光着胳膊的人举着一面黑旗在街上走，黑旗上写着这么几个白字：“共和或死亡！”绝食人街、钟面街、骄山街、曼达街，都出现一群群的人挥动着旗子，上面的金字是“区分部”①，并且还有一个编号。其中的一面，红蓝两色之间夹着一窄条白色，窄到教人瞧不见。
①一七九○年，制宪议会把巴黎划分为四十八个行政区，设立区分部，行政人员由选举产生，以代替从前的教会辖区。
圣马尔丹林荫大道的一个武器工厂被抢，还有三个武器商店也被抢，第一个在波布尔街，第二个在米歇尔伯爵街，另一个，在大庙街。群众的千百只手在几分钟之内便抓走了二百三十支步枪，几乎全是两响的，六十四把指挥刀，八十三支手枪。为了武装较多的人，便一个人拿步枪，一个人拿刺刀。
在格雷沃河沿对面，有些青年拿着短枪从一些妇女的屋里对外发射。其中的一个有一支转轮短枪。他们拉动门铃，走进去，在里面做子弹①。这些妇女中的一个叙述说：“我从前还不知道子弹是什么东西，我的丈夫告诉了我才知道。”
①当时的子弹壳是纸做的，装有底火，这部分由武器厂完成。“做子弹”就是把弹药装进子弹壳。
老奥德里耶特街上的一家古玩铺被一群人冲破门，拿走了几把弯背刀和一些土耳其武器。
一个被步枪打死的泥水匠的尸体躺在珍珠街。
接着，在右岸、左岸、河沿、林荫大道、拉丁区、菜市场区，无数气喘吁吁的人、工人、大学生、区的工作人员读着告示，高呼：“武装起来！”他们砸破路灯，解下驾车的马匹，挖起铺路的石块，撬下房屋的门板，拔树，搜地窖，滚酒桶，堆砌石块、石子、家具、木板，建造街垒。
人们强迫资产阶级一同动手。人们走进妇女的住处，要她们把不在家的丈夫的刀枪交出来，并在门上用白粉写上“武器已交”。有些还在刀枪的收据上签上“他们的名字”，并说道：“明天到市政府去取。”街上单独的哨兵和回到区公所去的国民自卫军被人解除了武装。军官们的肩章被扯掉。在圣尼古拉公墓街上，有个国民自卫军军官被一群拿着棍棒和花剑的人追赶着，好不容易才躲进一所房子，直到夜里才改了装出来。
在圣雅克区，一群群大学生从他们的旅馆里涌出来，向上走到圣亚森特街上的进步咖啡馆，或向下走到马蒂兰街的七球台咖啡馆。在那里，有些青年立在大门前的墙角石上分发武器。人们抢劫了特兰斯诺南街上的建筑工场去建立街垒。只有一处，在圣阿瓦街和西蒙·勒弗朗街的转角处，居民起来反抗，自己动手拆毁街垒。只有一处，起义的人退却了，他们已在大庙街开始建立一座街垒，在和国民自卫军的一个排交火以后便放弃了那街垒，从制绳街逃走了。那个排在街垒里拾得一面红旗、一包弹药和三百粒手枪子弹。那些国民自卫军把那红旗撕成条条，挂在他们的枪刺尖上。
我们在此一件件慢慢叙述的一切，在当年却是那城市在每一点上同时发出的喧嚣咆哮，有如无数道闪电汇合成的一阵霹雷滚滚声。
不到一个钟头，仅仅在那菜市场区，便平地造起了二十七座街垒。中心是那座著名的第五十号房子，也就是从前让娜和她一百零六位战友的堡垒，在它的两旁，一面是圣美里教堂的街垒，一面是莫布埃街的街垒，这三座街垒控制着三条街，阿尔西街、圣马尔丹街和正对面的奥白利屠夫街。两座曲尺形的街垒，一座由骄山街折向大化子窝，一座由热奥弗瓦－朗之万街折向圣阿瓦街。巴黎其他的二十个区，沼泽区、圣热纳维埃夫山的无数个街垒没有计算在内，梅尼孟丹街上的一座，有一扇从门臼里拔出来的车马大门，另一座，在天主医院的小桥附近，是用一辆卸了马的苏格兰大车翻过来建造的，离警署才三百步。
在游乡提琴手街的街垒里，有个穿得相当好的人向工人们发钱。在格尔内塔街的街垒里出现一个骑马的人，向那好象是街垒头目的人交了一卷东西，象是一卷钱币，并说道：“喏，这是作开销用的，葡萄酒，等等。”一个白净的年轻人，没有结领带，从一个街垒到一个街垒传达口令。另外一个，握着一把指挥刀，头上戴一顶警察的蓝帽子，在派人放哨。在一些街垒的内部，那些酒厅和门房都变成了警卫室。并且暴动是按最高明的陆军战术进行的。令人折服地选择了那些狭窄、不平整、弯曲、凸凹、转拐的街道，特别是菜市场那一带，有着象森林一样紊乱的街道网。据说，在圣阿瓦区指挥那次起义的是人民之友社。一个人在朋索街被杀死，有人在他身上搜出了一张巴黎地图。
真正指挥暴动的，是空气中一种说不出的躁急情绪。那次起义，突然一手建起了街垒，一手几乎全部抓住了驻军的据点。不到三个钟头，象一长串火药连续在延烧，起义的人便侵占了右岸的兵工厂、王宫广场、整个沼泽区、波邦古武器制造厂、加利奥特、水塔、菜市场附近的每一条街道，左岸的老军营、圣佩拉吉、莫贝尔广场、双磨火药库和所有的便门。到傍晚五点，他们已是巴士底、内衣商店、白大衣商店的主人，他们的侦察兵已接近胜利广场，威胁着银行、小神父兵营、邮车旅馆。
巴黎的三分之一已在暴动中。
在每一处斗争都是大规模进行的，加以解除武装，搜查住宅，积极抢夺武器商店，结果以石块开始的战斗变成了火器交锋。
傍晚六点前后，鲑鱼通道成了战场。暴动者在一头，军队在另一头。大家从一道铁栏门对着另一道铁栏门对射。一个观察者，一个梦游人，本书的作者，曾去就近观望火山，被两头的火力夹在那过道里。为了躲避枪弹，他只得待在店与店之间的那种半圆柱子旁边，他在这种危殆的处境中几乎待了半个小时。
这时敲起了集合鼓，国民自卫军连忙穿上制服，拿起武器，宪兵走出了区公所，联队走出了兵营。在铁锚通道的对面，一个鼓手挨了一匕首。另外一个，在天鹅街，受到了三十来个青年的围攻，他们捅穿了他的鼓，夺走了他的刀。另一个在圣辣匝禄麦仓街被杀死。米歇尔伯爵街上，有三个军官，一个接着一个地倒在地上死了。好几个国民自卫军在伦巴第街受伤，退了回去。
在巴塔夫院子前，国民自卫军的一个支队发现了一面红旗，旗上有这样的字：“共和革命，第一二七号。”难道那真是一次革命吗？
那次的起义把巴黎的中心地带变成了一种曲折错乱、叫人摸不清道路的巨大寨子。
那地方便是病灶，显然是问题的所在。在其余的一切地方都只是小冲突。能证明一切都取决于那地方的，是那里还一直没有打起来。
在少数几个联队里士兵是不稳的，这更使人因不明危机的结局而更加惊恐。人们还记得在一八三○年七月人民对第五十三联队保持中立的欢呼声。两个经受过历次大战考验的猛将，罗博元帅和毕若将军，掌握着指挥权，以罗博为主，毕若为副。由几个加强营组成的巡逻队，在国民自卫军几个连的全体官兵护卫和一个斜挎着绶带的警务长官的率领下，到起义地区的街道上去进行视察。起义的人也在一些岔路口的路角上布置了哨兵，并大胆地派遣了巡逻队到街垒外面去巡逻。双方互相监视着。政府手里有着军队，却还在犹豫不决，天快黑了，人们开始听到圣美里的警钟。当时的陆军大臣，参加过奥斯特里茨战役的苏尔特元帅，带着阴郁的神情注视着这一切。
这些年老的军人，素来只习惯于作正确的战争部署，他们的力量的源泉和行动的指导只限于作战的谋略，面对着这种汪洋大海似的所谓人民公愤，竟到了不辨方向的程度。革命的风向是难于捉摸的。
郊区的国民自卫军匆匆忙忙乱哄哄地赶来了。第十二轻骑联队的一个营也从圣德尼跑到了，第十四联队从弯道赶到，陆军学校的炮队已经进入崇武门阵地，不少大炮从万塞纳下来。
杜伊勒里宫一带冷冷清清。路易－菲力浦泰然自若。
五 巴黎的特色
两年以来，我们已提到过，巴黎见过的起义不止一次。除了起义的地区以外，巴黎在暴动时期的面貌一般总是平静到出奇的。巴黎能很快习惯一切；那不过是一场暴动，并且巴黎有那么多事要做，它不会为那一点点事而大惊小怪。这些庞大的城市单凭自己就可以提供种种表演。这些广阔的城市单凭自己就可同时容纳内战和那种说不上是种什么样的奇怪的宁静。每当起义开始，人们听到集合或告警的鼓声时，店铺的老板照例只说一声：
“圣马尔丹街好象又在闹事了。”
或者说：
“圣安东尼郊区。”
常常，他漫不经心地加上一句：
“就在那一带。”
过后，当人们听到那种阴惨到令人心碎的稀疏或密集的枪声时，那老板又说：
“认起真来了吗？是啊，认起真来了！”
再过一阵，如果暴动到了近处，势头也更大了，他便连忙关上店门，赶快穿上制服，这就是说，保障他货物的安全，拿他自己去冒险。
人们在十字路口、通道上、死胡同里相互射击，街垒被占领，被夺回，又被占领；血流遍地，房屋的门墙被机枪扫射得弹痕累累，睡在床上的人被流弹打死，尸体布满街心。在相隔几条街的地方，人们却能听到咖啡馆里有象牙球在球台上撞击的声音。
好奇的人在离这些战火横飞的街道两步远的地方谈笑风生，戏院都敞开大门，演着闹剧。出租马车穿梭来往，过路的人进城宴饮，有时就在交火的地区。一八三一年，有一处射击忽然停了下来，让一对新婚夫妇和他们的亲友越过火线。
在一八三九年五月十二日的那次起义中，圣马尔丹街上有个残废的小老头，拉着一辆手推车，车上载着一些盛满某种饮料的瓶子，上面盖着一块三色破布，从街垒走向军队，又从军队走向街垒，一视同仁地来回供应着一杯又一杯的椰子汁，时而供给政府，时而供给无政府主义。
再没有什么比这更奇特的了，而这就是巴黎暴动所独具的特征，是任何其他都城所没有的。为此，必须具备两件东西：
巴黎的伟大和它的豪兴。必须是伏尔泰和拿破仑的城市。
可是在一八三二年六月五日的这次武装反抗中，这个大城市感到了某种也许比它自己更强大的东西。它害了怕。人们看见，在那些最远和最“无动于衷”的区里，门、窗以及板窗在大白天也都关上了。勇敢的拿起了武器，胆小的躲了起来。街上已见不到那种不闻不问、单为自己奔忙的行人。许多街道都象早晨四点钟那样，不见人影。大家都唠唠叨叨地谈着一些惊人的新闻，大家都散播着一些生死攸关的消息，说什么“他们已是国家银行的主人”，“仅仅在圣美里修院，他们就有六百人，在教堂里挖了战壕并筑了工事”，“防线是不牢固的”，“阿尔芒·加莱尔①去见克洛塞尔②元帅，元帅说：‘您首先要调一个联队来’”，“拉斐德在害病，然而他对他们说：‘我和你们在一起。我会跟着你们去任何地方，只要那里有摆一张椅子的地方’”，“应随时准备好，晚上会有人在巴黎的荒僻角落里抢劫那些孤零零的人家（在此我们领教了警察的想象，这位和政府混在一起的安娜·拉德克利夫③）”，“奥白利屠夫街设了炮兵阵地”，“罗博和毕若已商量好，午夜或至迟到黎明，就会有四个纵队同时向暴动的中心进攻，第一队来自巴士底，第二队来自圣马尔丹门，第三队来自格雷沃，第四队来自菜市场区；军队也许会从巴黎撤走，退到马尔斯广场；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但是，这一次，肯定是严重的”，“大家对苏尔特元帅的犹豫不决都很关心”，“他为什么不立即进攻？”“肯定他是高深莫测的。这头老狮子好象在黑暗中嗅到了一只无名的怪兽”。
①阿尔芒·加莱尔（ArmandCarrel，1800—1836），法国资产阶级政论家，自由派，《国民报》的创办人之一和编辑。
②克洛塞尔（BertrandClausel，1772—1842），伯爵，法国将军，一八三一年起是元帅，一八○九年至一八一四年参加比利牛斯半岛战争，后任阿尔及利亚总督（1830—1831和1835—1837）。
③安娜·拉德克利夫（AnneRadcliffe，1764—1823），英国女作家，著有一些描写秘密罪行的小说。
傍晚时分到了，戏院都不开门，巡逻队，神情郁怒，在街上来回巡视，行人被搜查，形迹可疑的遭逮捕。九点钟已经逮捕了八百人，警署监狱人满，刑部监狱人满，拉弗尔斯监狱人满。特别是在刑部监狱，在人们称为巴黎街的那条长地道里铺满了麦秆，躺在那上面的囚犯挤成了堆，那个里昂人，拉格朗日①，正对着囚犯们大胆地发表演说。这些人躺在这些麦秆上，一动起来，就发出一阵下大雨的声音。其他监狱里的囚犯，都一个压着一个，睡在敞开的堂屋里。处处空气紧张，人心浮动，这在巴黎是少有的。
①拉格朗日（CharlesLagrange），在里昂建立“进步社”，一八三四年他领导里昂工人起义。
在自己的家里人也都采取了防御措施。做母亲的，做妻子的，都惴惴不安，只听见她们说：“啊，我的天主！他还没有回来！”难得听到一辆车子在远处滚动。人们立在大门口听着那些隐隐传来的、不清晰的鼓噪、叫喊、嘈杂的声音，他们说：“这是马队走过。”或者说：“这是装弹药箱的马车在跑。”他们听到军号声、鼓声、枪声，最揪心的是圣美里的警钟声。人们等待着第一声炮响。一些拿着武器的人忽然出现在街角，喊道：“回家去，你们！”随即又不见了。大家赶紧推上门闩说道：“几时才闹得完啊？”随着夜色的逐渐加深，巴黎暴动的火焰好象也越来越显得阴惨骇人了。
一 关于伽弗洛什的诗的来源的几点说明。一位院士对这诗的影响
人民和军队在兵工厂前发生冲突以后，跟在柩车后紧压着（不妨这样说）送葬行列的头部的人群，这时已不得不折回往后退，前面挤后面，这样一来，连续几条林荫大道上的队伍顿时一片混乱，有如退潮时的骇人情景。人流激荡，行列瓦解，人人奔跑，溃散，躲藏，有的高声叫喊向前冲击，有的面色苍白各自逃窜。林荫大道上的人群有如江河的水，一转瞬间，向左右两岸冲决泛滥，象开了闸门似的，同时注入那二百条大街小巷。这时，有个衣服破烂的男孩，从梅尼孟丹街走下来，手里捏着一枝刚从贝尔维尔坡上采来的盛开的金链花，走到一个卖破烂妇人的店门前，一眼瞧见了柜台上的长管手枪，便把手里的花枝扔在街上，叫道：
“我说，大娘，您这玩意儿，我借去用用。”
他抓起那手枪便逃。
两分钟过后，一大群涌向阿麦洛街和巴斯街的吓破了胆往前奔窜的资产阶级，碰到这孩子一面挥动着手枪，一面唱着：
晚上一点看不见，
白天处处阳光照。
先生收到匿名信，
乱抓头发心烦躁。
你们应当修修德，
芙蓉裙子尖尖帽。
这男孩便是小伽弗洛什。他正要去投入战斗。
走到林荫大道上，他发现那手枪没有撞针。
他用来调节步伐的这首歌和他信口唱出的其他一切曲子，是谁编的？我们答不上。谁知道？也许就是他编的。伽弗洛什原就熟悉民间流行的种种歌谣，他又常配上自己的腔调。他是小精灵和小淘气，他常把天籁之音和巴黎的声调和成一锅大杂烩。他把鸣禽的节目和车间的节目组合起来。他认识几个学画的小伙子，这是和他意气相投的一伙。据说他当过三个月的印刷业学徒。有一天他还替法兰西学院的院士巴乌尔－洛尔米安办过一件事。伽弗洛什是个有文学修养的野孩子。
在那凄风苦雨的夜晚，伽弗洛什把两个小把戏留宿在大象里，却没料到他所接待的正是他的亲兄弟，他替老天爷行了一件善事。他在晚上救了他的两个兄弟，早上又救了他的父亲，他便是这样过了那一夜的。天刚亮时他离开了芭蕾舞街，赶忙回到他那大象里，轻轻巧巧地把两个孩子从象肚子里取出来，和他们一同分享了一顿不三不四由他自己创造出来的早餐，随即和他们分了手，把他们交给了那位叫做街道的好妈妈，也就是从前多少教养过他自己的那位好妈妈。和他们分手时，他和他们约好晚上在原处相会，并向他们作了这样一段临别的讲演：“我要折断手杖了，换句话说，我要开小差了，或者，按照王宫里的说法，我要溜之大吉了。小乖乖们，要是你们找不着爹妈，今晚便回到这里来。我请你们吃夜宵，还留你们过夜。”那两个孩子，也许是被什么警察收留关进拘留所了，或是被什么江湖艺人拐走了，或者压根儿就是迷失在这个无边无际的巴黎迷宫里了，他们没有回来。今日社会的底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