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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一句话，桓武朝的改革使封建国家的经济军事实力有所增强，天皇制集权国家的权威得以保持。
桓武朝以后诸代天皇也进行了改革。嵯峨天皇（公元809年—公元822年在位）为加强天皇权力，提高工作效率，对政府机构进行了整顿，设置“藏人”和“检非违使”。这两者都是令里没有规定的官职，故称“令外官”。藏人侍于天皇左右，掌管机密文件，传达天皇诏效，检非违使执掌京都军事、警察、审判事宜。这两个原属临时性的官职后来改为常设，置藏人所和检非违使厅，权限越来越大。
随着不断改革，原有许多律令内容已经过时，条文需要不断修改，嵯峨天皇命制定“格式”，取年号名《弘仁格式》。
封建统治阶级虽然进行了一些政治改革，但是作为早期封建国家掠夺农民的土地制度——班田制的崩溃仍然是不可避免的。由于班田制的崩溃，国家为保证财源，便不得不采用新的租赋征课方式，田堵制（负名制）于是出现。
田堵制就是让较殷实的农户每年承包一定面积耕地的经营，担负纳租责任。这种承包人称“田堵”（亦作“田刀”、“田部”），所承包的耕地称为“负名”，“田堵”承包耕地每年春天要向国家提出申请书（“请文”）订立契约。田堵制的采用，一方面表明在班田制停止后国家力图通过这种方式来阻止土地归农民所有，继续维持土地国有制；另一方面又表明国家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了8世纪中期以来班田农民斗争的成果，即承认了农民对实际耕作的土地的占有。“田堵”一词似乎就是来源于土地占有者在其所占土地的周围筑堵（墙）的习惯。当然由于规定契约一年一换，说明田堵这种土地占有方法还是很不稳定的。随着田堵制的推行，政府征课租赋已不再按照公民户籍上的人头，而是按照登记在土地册上的田堵实际耕种的土地面积了。
田堵制大约出现于公元9世纪，后来田堵由于坚持斗争，得以逐步加强耕地的占有权，对耕地的占有相对稳定，给所占土地加上自己的名字，称为“××××名”。于是产生了“名田”，它的所有者称为“名主”。“名田”可以继承和转让，“名主”对“名田”的这种权责称为“名主职”。“名田”一般是1至3町，个别的才达十几町或几十町，因而所有者有小名主（小名田堵）和大名主（大名田堵）之分。小名主是富裕农民、自耕农，基本依靠自家劳力耕种名田，劳力不足者将部分名田租给“小百姓”、“作人”、“名子”等贫困农民。大名主是“领主名主”，多在边疆地带。他们的名田经营方式不尽一致，或全部出租，或部分出租，没有出租的部分作为直营田自耕。在直营田里往往以具有半奴隶式依附农民身份的“下人”充作主要劳力。名主虽然有大小之分，包括不同阶层，但在对国家的关系上他们的立场基本一致，因为国家对他们都同样征租和征调徭役。
10世纪以后，有别于自垦地型庄园的寄进型庄园逐渐增多。这是指通过接受“寄进”（进献）土地形成的庄园。原来地方开发领主为得到权力的庇护和借助这种权力使自己的庄园不输不入化，便往往把自己的庄园进献给中央贵族和大寺社，奉之为领主，称之为“领家”，分给庄园年贡的一部分，自己则保留“下司职”或“预所职”（均指庄官）留在原地，管理庄园。如果“领家”以为自己的权势仍不足以同国司抗衡，则将庄园进献给更有权势的贵族，奉之为“本家”，于是“本家”成了更高一级的领主。从而在庄园内部形成“本所职”一“领家职”一“下司职”这种层层瓜分年贡丶土地的等级所有的体制。
卷十 向北行 第八百五六章 【尾大不掉】（）
这种土地等级所有制，由于进献者和受献者之间没有建立以私人武装组织为基础的严格等级关系（主从关系），所以得不到强有力的保证。进献者和受献者间只是寄进契约所规定的关系，而这种规定主要是保证进献者（开发领主）在庄园里的实力地位。实际上，“本家”、“领家”等各级领主大多是名义上的领主，充任庄官的开发领主才是庄园的实际所有者。他们不只掌握庄园经济、行政、司法等权力，而且也是庄园武装力量的组织者。庄园领主能不能顺利地调动庄园武力，完全取决于庄官的态度。
这个时期庄园的农民已经成为庄园的专属农民，即“庄民”。庄民生产粮食、农副产物、山林产品和家庭手工业品，这些产品除满足庄民本身需要外，还供应住在奈良、京都的庄园领主。这表明，庄园经济是一种农业同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的自给自足经济，整个庄园便是一个同外界很少联系的经济整体。
而到了如今，庄园领主制确立起来。封建庄园占全国土地之半，而所剩余的一半土地由于“知行国”制的确立，也逐渐封建领地化了。“知行”意为对土地财产的直接支配。“知行国”或“领国”是指特定的个人（皇族、廷臣、后来也包括“武家栋梁”）拥有知行权的国（地方），实际就是采地，这些知行国进一步变成了皇亲、权贵和武家的世袭领地。
而说到这里，重点也就出来了：由于知行国渐渐变得尾大不掉，皇亲、权贵和武家的世袭领地不断侵蚀国家的根本，如今日本的朝廷眼见又将陷入桓武天皇改革前大名把持财权各自为政的政治怪圈，所以感觉自己也算年富力强的鸟羽，便想再来搞一次改革，谁知道却是还没开始就崩了盘，他的亲爹白河让他下台也算是为了他好，总算保了他的一条小命。
前面说了，桓武天皇能够搞政治改革，靠的就是支持他的大名藤原氏族，在后来的改革逐渐成功之后，以改新功臣自居的藤原家的势力自然日益显著，尤以其四家中之北家一直扶摇直上，至9世纪下半期，竟达到建立摄关政治，独揽朝政的地步。
而作为最大的权门贵族，藤原氏一直受到天皇政府的优厚赏赐，以接受“职分田”、“位田”、“职封”、“位封”和临时赏赐的名义，获得大量土地、劳力和财富，远胜他人。这是藤原氏政治发家的经济基础，但能攫取最高权力，主要是靠不断玩弄权术打击他氏，以及同皇室联姻取得外戚身份的手段。
公元9世纪初，藤原冬嗣（公元775年—公元826年）在被任命藏人头之后，立即将其女儿送进宫中作仁明天皇女彻，因其女生文德天皇（公元850年—公元857年在位）获得天皇外祖父身份。冬嗣之子藤原良房（公元804年—公元872年）如法炮制，也将其女送进宫中，从而成为清和天皇（公元858年—公元875年在位）的外祖父，再通过制造“承和之变”和“应天门之变”等一系列政治事件，压倒政敌。结果先则于公元857年以文德天皇母舅身份破例当上非皇族身份的第一个太政大臣，继则翌年以太政大臣身份为幼小外孙清和天皇“总摄庶政”，进而于贞观8年（公元866年）正式获得“摄政”称号，开始了名副其实的人臣（臣下）摄政。良房之后，其养子藤原基经（公元836年—公元891年）任摄政，并于公元887年被刚即位的宇多天皇赋予总揽国政全权。诏书说：“其万机巨细，己统百官，皆先关白太政大臣，然后奏下。”
“关白”一词取自中国历史名著《汉书》，系“禀报”之意，在日本不久便变为官职之名，等同于丞相（宰相）。这样，藤原氏便开创了日本史上“关白政治”这一特殊政体，即以外戚身份在天皇年幼时作“摄政”，天皇成年后作“关白”的政体。
以藤原氏为代表的官僚贵族集团的统治已完全失去进步性，政治上腐朽，生活上堕落。他们追求的是富丽堂皇的宫殿、神社和当作别墅用的佛寺、盛大的节日仪式、游宴、装潢贵族老爷身份的文学和音乐，对于满足这种奢侈生活来说，来自国家的庞大收入犹感不够，于是便大搞卖官政治。对于能够出钱承包工程的人，按其出钱多少卖给国司及其以下相应的官职。国司一职最有贪污发财的机会，许多官僚贵族纷纷通过贿赂藤原氏弄到兼任国司之职，身在京都，派代宫赴任，称为“遥任”。国司毫不顾及生产，在国衙领内放任代官搜刮人民，因此有“受领”绰号。当时流行着“受领跌个跟斗也要抓把土”的说法，形象地说明了国司的贪婪。
而尾大不掉的代价，就是要面对这些大名逐渐膨胀的野心！
在公元10世纪30年代前后，日本几乎同时发生了两大叛乱事件——“平将门之乱”与“藤原纯友之乱”。前者发生在承平5年（公元935年），后者发生于天庆2年（公元939年），故史称“承平、天庆之乱”。平将门（公元940年）属于桓武平氏一族，定居下总地方，公元935年同族发生内讧，朝廷进行干预。为此他纠集反抗国衙的关东武士驱走关东北部地方官，公元939年宣布关东八国独立，在下总猿岛筑起宫殿，自称新皇。
惊慌的朝廷于公元940年派军征讨，但征讨军末到，叛乱已被平氏同族平贞盛和下野押领使藤原秀乡平息，这两人都是地方武士。藤原纯友（公元941年）是伊豫国（今四国爱援县）的“椽”（三等官），承平5年（公元935年）率千余只船发动叛乱，袭击淡路、赞歧两国国府，迈进九州大宰府。公元941年被源经基平息。“承平、天庆之乱”说明，朝廷已无力镇压叛乱，必须借助地方武士的力量了。从这时起，地方武士的实力也开始得到中央的承认。
此后，又发生了开始于房总而又迅速扩展到上总、武藏地方的“平忠常之乱”（公元1028年—公元1031年）。朝廷在派出的将领表现无能之后，又改派了清和源氏一族的源赖信，迅速解决了问题，据说源赖信之名使平忠常丧胆，不战而降。
卷十 向北行 第八百五七章 【契机】（）
从此，平氏势力在关东便被源氏取代。二三十年之后，东北地方相继发生安倍（就是这个安倍）、清源两氏的叛乱——“前九年之役”（公元1051年—公元1062年），实际是12年。与“后三年之役”（公元1085年—公元1087年）。由于朝廷先后起用了源赖信之子源赖义（公元998年—公元1075年）及其孙源义家（公元1039年—公元1106年），两次叛乱才得以平定。源氏势力从关东地方又扩展到东北地方。
天皇政权因为与武士集团源氏同关东武士“生死与共”、“团结如一”地进行了战斗，结下牢固的封建主从关系。源义家威名大振，越来越多的关东地方在乡领主、名主象从前对待藤原氏摄关家那样，向源氏寄进土地，请求保护，朝廷对此感到恐惧，以至发令禁止。天皇政权感觉到危危可汲，为了一劳永逸解决武家问题，又不得不加强名主势力。
原来仅仅由出身畿内地方的名主武士组成的源氏武士团，如今已经成长为以源义家那样“武士栋梁”为核心的，在广阔地区拥有势力的强大的武士团了。公卿贵族面对现实虽然不得不承认源氏的武力，但对源氏武士团首领仍以身份卑微而加以歧视，封闭其进入中央政界之门。源氏势力至源义家时达到顶点，此后便走向下坡。
桓武平氏虽由于平忠常之乱而失掉关东地盘，但从在平定平将门之乱中获有战功的平贞盛之子平维衡时起，把根据地转移到近畿地方之一隅伊贺、伊势（均三重县）之地，被称为“伊势平氏”，而自维衡的曾孙平正盛、正盛之子忠盛（公元1096年—公元1153年）时起，开始与院政政权结合，进入中央政界。
除了皇室同摄关家的矛盾外，在上皇（法皇）与天皇之间以及藤原氏内部也都存在着矛盾，并且这些矛盾又总是和新兴的源氏、平氏两大武士集团之间，每一个武士集团内部的矛盾纠缠在一起。
总之一句话，说明白了现在这个阶段，天皇政权与摄关名主和武士集团翻脸都不是时机，所以鸟羽想改革不被弄死还能跑到大宋来取经也算是走够狗屎运了。虽然他一再表达“世界那么，我想去看看”的想法，但他拿出这些日本时政来说，目的估计也是为了寻找一条行之有效的革新之路。
对此，赵良嗣三缄其口，黄杰倒是哈哈大笑，对与他来说政治斗争不是强项，武家也好世族也好名主也好，没有足够的利益人家岂会容你改革。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这些利益集团全部打翻在地，然后还是学唐宋这般中央集权，将统制官员直接从中央派驻到地方。
不过这样的想法想想可以，对于天皇政权来说难度为免太大了。如鸟羽和他亲爹白河这般随时要看摄关名主和武士集团的脸色，动不动就要禅位避祸。这种想法充其量也就是想想罢了。
不过，鸟羽的出现还是给了黄杰一个谋划日本那座大银山的契机，只是一时间还想不到具体的办法。
时间一晃就到了乾道元年的六月底，河北一线寂静无声，不论是种师道还是完颜宗弼都是按兵不动，对此黄杰与赵良嗣私下谈论此事时，赵良嗣对于宗弼这般耐得住性子表示很不理解。不过黄杰与宗弼私交甚好又有奇梦之助，知道四太子的本事大了去了，如果说种师道是头老狐狸，那么宗弼未必就不是个好猎人。
到了七月初一，西夏人不知怎么想的居然派来使者要求停战。
消息传到黄州，黄杰都听楞了。李乾顺派来的使者提出的要求太搞笑了，除要求大宋方面认定已备西夏夺取的河东八馆地区归于西夏，岁币和榷场照旧，还要求大宋派出公主和亲。
对此，朝中文武群臣反应不一。主战派多是怒不可遏强烈要求与西夏人开战；主和派倒是觉得如今的心腹大患是金国，土地已经丢失又是西北荒芜之地，本就没什么价值，至于说岁币，给西夏人或金人也没什么区别，唯一值得考虑的就是如今赵官家膝下的公主太过幼小才年方四岁，送去和亲太不人道。
所以，七月中的时候，种师中就派了如今在他帐前听令的岳飞来黄州借兵求计，开口就想要一百门雷神火炮，直接把黄杰气乐了，直接让岳飞跟他老先生回信；咱们关系那么好，别说一百门，两百门都没问题，只要你拿到出每门一万贯的制作费，弹药每发五十贯的成本钱，一切都好说。
不过最后话虽然这么说，还是让岳飞打了欠条拿走了十五门和五百余发弹药，又把雷神学院最新一期炮兵科的六十余名学员也借了去，这场战至于怎么打，黄杰也不知会，只是给他种老先生一个忠告：以后没钱就没大炮，哥们的大炮和弹药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也就这样，黄杰一面安心呆在家里面研究这个鸟羽天皇到底是要弄啥咧，一面关注着北线和西线的战况。在打仗这个问题上黄杰倒是有自知之明，自然不敢再种师道、种师中这两个号称军神的人物面前卖弄。当然黄杰也不必要去考虑，万一打输了又与他有关系。
毕竟连大炮这种黑科技都给他弄出来了，再打输就没有天理了。
待到了七月底，卢二和孙新与杨宗保也才相继离开黄州。
卢二走的轻巧，这一次从黄州和鄂州等地又招去了上千名浪里子，还有不少是拖家带口的，另外治疗疟疾的药物也带了足够。黄杰相信有了开荒宝典的帮助，卢二这次去再不能满载而归就不是他的问题了。
至于说孙新和杨宗保，目前的重点还是往北方的金国高丽渗透，西北战事也不是天道盟的好汉们可以掺合的了。
毕竟，将在外军令受不受还是得看他们自己那小心情来决定的，变数太大难以推测，全靠随机应变罢了。
卷十 向北行 第八百五八章 【无憾】（）
待时值六月底时，另外一位不速之客的到来却是给黄杰带来了无尽的惆怅，来人一身孑然，还是穿着一水的粗布道袍，风采看上去依旧，可面见黄杰之后提出的要求，却是叫黄杰大吃一惊。
一别又是多年的朱桃椎，气色看起来倒也还好，可隐隐中还是能瞧得出他印堂之中寿数已现，见着了黄杰竟也直言道：“徒儿，如今为师寿数尽终将至，便是来听天机的。”
对此，黄杰倒也记得自己承诺过要将奇梦中的天机原原本本说与朱桃椎，可如今朱桃椎这般样子过来，摆明就是准备听完了就死这叫黄杰如何舍得说与他知。
当时借口事忙，黄杰倒也狠狠拖了两月，直到送走了卢二、孙新和岳飞等人之后，朱桃椎便也选了九月初九重阳这日，邀了黄杰去到了城外一处僻静之地，便也明言道：“痴徒，为师寿数就在这两日，莫非当真要为师抱憾而去么？”
黄杰唯唯诺诺，只得满足师尊心愿，将当年为尽之言与朱桃椎说了：“师尊，若是乾坤未改，如今该也还是靖康二年……”
靖康二年（1127）、金天会五年一月上旬，宋钦宗第二次去金营即被扣留不放。
二月六日，金太宗下诏废宋徽宗、钦宗为庶人。大臣萧庆催促钦宗脱掉皇袍，换上平民之衣，在场宋大臣吓得不知所措，只有李若水大声抗议，怒骂不已，并要钦宗坚持不换衣服。金人猛击若水面，至昏死过去。第二天，金军又逼迫宋徽宗及太后至金营，并下令凡宋各皇子、皇孙、后宫妃子、帝姬等全部去金营。
靖康二年（1127）、金天会五年二月初，金扣留宋钦宗于金营的同时，放回翰林学士承旨吴开、吏部尚书莫俦回开封城召集宋廷百官，议立赵姓以外人为君主。根据金人旨意，以东京留守王时雍为首，并吴开、莫俦等提出立张邦昌为帝。
金军攻开封，与康王赵构质于金，主张割地乞和，深得金人赏识。王时雍等以张邦昌姓名入议状，太常寺主簿张浚、开封士曹赵鼎、司门员外郎胡寅不肯签名，逃入太学。御史马伸、吴给联合御史中丞秦桧向金要求继立赵氏后嗣为君，揭发张邦昌罪行，认为不当立其为君主，金人大怒，执秦桧至金营。
三月初七日，金人正式册立张邦昌为帝，国号大楚。王时雍领先拜贺，吴开、莫俦、范琼等紧随其后。是日，天适风霾日晕，昏暗无光，张邦昌伪廷上群情沮丧，张邦昌亦做贼心虚，除拜百官都加权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