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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道-第1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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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四 蜀道难 第三百五三章 【好官】() 
钱引这事,黄杰一早倒是感觉过不妥,却是没有料到会以如此的方式爆发。

    当初他向巫山县借款时,就听巫贤提过县库里的钱财以钱引为主,有八百余万缗之多。只是当时他急切的要促成“夔巴路”的修建,倒也没有仔细去动什么脑筋。如今想来,只怕巫贤与程准在钱引的问题上本就积怨很深,如今只是达到了爆发点而已。

    也就在一屋子都是愁云惨雾的苦思对策时,福寿却是通报展超来见,待黄杰许他入内见了礼后,就听他道:“大人,探问出来了,巫山县令巫大人今早挂印之后,便在城中雇了一辆快车,携了两位姨娘和一位老仆往成都府去了,出城时还特意与门卒说了行踪,怕是另有所图,并非只是与夔州知州置气。”

    黄杰点点头,表示知道了,他也算到了巫贤这般挂印肯定别有所图,如他这般摆明车马且以猝不及防的手段突然来将程准的军,说他不是别有所图,就算是傻子也不信啊!

    黄杰便也问道:“还有什么消息?”

    展超便也笑了笑道:“还有,便是巫山县衙的大小押司和各司牙差文吏也都封了卷宗告假回家,三班衙役倒是没走,却都聚集在衙门签押房前,嚷嚷着为巫大人不平。属下前去探问,也才知道大观四年以来,夏岁秋赋夔州多要实物银钱缴纳,春冬两季的朝廷常例、馈补、河工、两敬还有平库火耗多给的是钱引,也不过区区数年时间,巫山县中便也积下了八百余万缗,其中还有半数如今已经过了期。”

    大伙儿听了都是愕然,黄杰倒也点头道:“如此说来,巫大人倒也是个好官!”

    说巫贤是好官,倒也是黄杰所能给的最高评价了,若巫贤不是个好官的话,这些已经过期和大幅贬值的钱引如今就该在巫山县中百姓和商家的手里,不知会害得多少人因钱引返贫,多少人因钱引而家破人亡了!

    宋仁宗天圣元年时(1023年),宋廷初设置“益州交子务”(益州也即成都府),并于次年二月起首书放交子。从此,交子成为宋朝川峡四路的法定货币,与铁钱相权而行。

    交子务建置前后,主管的官员薛田为官营交子制定了若干措施,这其中他首先制定兑界期限,以二年为一界,界满以后新交子易上界交子,每缗需要克下三十文入官,称为“纸墨费”。并且还制定界额和本钱,每界以一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缗为额,备本钱(即今之准备金)三十六万缗,并且严格执行兑换制度,允许百姓自由粜籴。

    所以自天圣元年至熙宁元年(1023~1068年)的四十多年间,交子的发行和流通倒也还算正常。甚至到了宋仁宗赵祯朝,虽曾两次借支六十万缗以给秦州,但为数不大,未引起贬值。

    甚至在苏辙的文集中就记载着熙宁七年时(1074年),在罢免王安石,禁榷蜀茶以前,四川交子的兑换比率曾经达到“一缗有卖一贯一百者”,可见当时交子的币值如何稳定。

    但是,熙宁年间,因宋廷在西北用度浩繁,又屡吃败仗,大量向北方输送赔款岁币,因此宋廷曾企图在河东地区与陕西推行交子。虽然旋行旋罢,但四川交子以入陕及其他支用之故,前界未满,而后界给用已多。

    到了熙宁五年,又改为交子每界行用四年,两界并行,百姓也无异议。

    可是到了宋哲宗绍圣年间(1094…1098年)以后,朝廷给用的数额越来越大,以致“界率增造”,“每岁书放亦无定数”,最终到了如今官家赵佶当政的崇宁年间时(1102…1106年),四川交子便恶性膨胀,蔡京此时还曾强制推行交子于长江以北诸路,并改称为“钱引”。

    最终到了大观元年(1107年),四川的交子也因为年年增发滥发超发,最终搞得钱引币值宛如山崩一般,快速下跌,史称:“大观中,不蓄本钱,而增造无艺。至引一缗,当钱十数。”

    没办法,宋廷罢免蔡京,改交子为钱引,并改称交子务为钱引务,换了套马甲从头又来。

    而前文有述,蔡京之所以这么搞,是因为他弄出“丰、亨、豫、大”理论,而他具体又是如何搞垮了交子之后又搞垮钱引的呢?

    崇宁元年(1102年),蔡京首任为相,就拿出了第一个敛财手段——币制改革!

    神宗朝、哲宗朝是北宋铸币最多的年代,当时的新党捞钱无论如何骁勇都没对货币下手,也没有禁绝私铸,市面上流行货币为铜质的方孔钱,也被被称为“小平钱”,重量在三克左右,与隋朝五铢类似。

    到了崇宁元年,蔡京刚刚拜相就在陕西路铸行“当五大钱”,重量约在十至十二克左右,意指这枚铜钱可以当做五枚小平钱用。从当时情况来看,推行“当五大钱”确实有情可原,陕西路历来是与西夏交兵的战场,在这里做生意的基本都是西夏人和北宋官商,“当五大钱”发行区域就是在宋与西夏的边境,主要目标和目的是用这种钱去西夏收购物资,简而言之就是对西夏人发动“货币战争”!

    没错,就是货币战争!

    说起来,对于西夏和党项人,大宋用点货币战争的手段手段无可厚非,况且当时的“当五大钱”发行量很小,偶有流通进内地即被收藏起来,并没有出现客观上的大规模货币贬值。

    可到了崇宁二年(1103年),尝到了甜头的蔡京和赵官家就觉得这样小打小闹没意思了,因此当年的十一月,蔡京也就下令,仿“当五大钱”的形制在全国范围内铸行“当十大钱”,并在官铸小平钱中加入锡(这个时代的小平钱也被称为“加锡钱”),同时下令全国范围内禁止私铸货币,一年之内废黜此前所有非官方货币。

    当时所出的新版当十大钱重量约在二十五克左右,但其中含铜最多不超过十五克,担心钱币太轻引起百姓不满,想出解决办法就是在钱里加锡,并且将小平钱也强制锡钱。

    不过推出不久,就引起天下百姓的愤怒,不得已蔡京又出奇招,制定了一个奇葩兑换标准,在陕西路、河北路、河东路等朝廷控制力最强的五路,“当十大钱”必须当十枚小平钱来使用。

    而在淮南、荆湖路等四路,可以当五枚小平钱使用,至于在两浙路等商人势力较强的地区则只能“当三”,也就是“当十大钱”实际含铜量的本来价值。

    此外,大宋全国还有一个地方不允许流通当十大钱,那就是蔡京的老家,北宋兴化军仙游县!(未完待续。)

卷四 蜀道难 第三百五四章 【大爆发】() 
这种极其离谱的货币制度立刻在全国范围内造成了货币混乱,所有人都不敢再卖东西,所有人都急着买东西,因为手里的货币随时可能成为一堆废铜烂铁。

    两年后的崇宁五年二月(1106年),天空中有一颗巨大彗星突然出现(并非哈雷彗星),于是监察御史沈畴以“当十大钱”为由上疏弹劾蔡京:朝廷铸造当十大钱已经几年了,不但国库未能因此充盈,反而导致物价腾贵;靠“当十大钱”发财的只有官家豪强,这些人盗铸,贩运有数倍之益,赚到钱后就疯狂兼并土地,现在已经是盗贼烽起,万民嗷然,因此得到的结论是必须罢免蔡京!

    蔡京非常郁闷,赵官家也是为难,可是没有办法,这民怨沸腾,天现异象,是一定要有人出来背黑锅的,所以便将蔡京罢黜让他回家吃老米饭,然后就是大观元年(1107年)改交子为钱引了!

    话说这改交子为钱引,起初几年按照天圣至熙宁年间的老规矩来行事,倒也挽回了不少民心,至少下跌的幅度还算有些控制,可是直到前年也就政和二年(1112年)的五月,蔡京第三次出山之后,问题再次转向了恶劣。

    再次出山的问题,再次面对是赵官家的殷切目光,所以蔡京使出的第二招敛财政策——市场化!

    而他这次下手的目标,自然是刚刚换过马甲的钱引!

    首先,从汉武帝起,盐铁专营就是皇家捞钱的不二法门,只要垄断了生产生活的必需品,天下人都得乖乖把钱交出来。熙宁年间以来,新旧两党之争几经反复,不知多少人为王安石的《青苗法》废立打破头,却惟独没人对盐铁酒茶专营说三道四,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是国之根本,谁敢乱来必然人人得而诛之。

    而到了蔡京为相的时候,宋廷已经形成了相当完备的盐、铁、酒、茶专营制度,即“禁榷”:“禁”为禁止、“榷”的本意则是独木桥,但此处却用“商榷”之意!

    因此司马公在《史记》这样解释禁榷:“禁他家,独王家得为之!”

    而熙丰年间的情况有点特殊,北宋朝廷为了调动各地的敛财积极性,禁榷收入大头归各路、府,朝廷只是不定期按一定比例征调各地禁榷收入。为了增加自己的收入,所有州、道、府、县都相当认真地对外地盐铁酒茶等各种专营产品进行了查禁——也相当不负责任地放任、甚至鼓励本地专营产品流入其他地区!

    尽管禁榷制度非常严格,但由于不同地区之间存在极强的竞争,盐铁专营执行下来也就大打折扣,朝廷所谓“盐铁之利”主要还是靠商税。

    所以在蔡京看来,你们这么干……这么小打小闹的干……实在是太特么傻了个叉,要干就得学哥当初搞当十钱和交子那般,就干上一票大的!

    蔡京能从《易经》中悟到“丰、亨、豫、大”的理论,还能发动“货币战争”,也就是说明他的智商起码也是有七八层楼那么高。自然也就能够研究出改革禁榷制度,开放盐铁行业,搞活专营市场的好处来,因此在政和二年,蔡京也就搞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来。

    只是,由于大宋特殊的政治环境和地域特点,他的改革也是分区域分对象的,就拿黄州来说。黄州知州不属于蔡京一席,又是开国功臣苗裔,还属于淮南西路被朝廷视作控制力不足的地区,所以一是蔡京的改革对黄州鞭长莫及、二是曹知州一心只想刷出好官评好官声,然后调回东京做官,自然也不鸟他、三是恰好碰上了王庆作乱,流民困城的局面,所以黄州人也就走了大运,没摊上蔡京的倒霉改革。

    可是,巴蜀各地就倒了血霉了!

    政和二年,蔡京下令废黜所有官营手工业工场、盐场、茶场、酒场,所有禁榷制度下的产品,其生产、运输、销售都可由民间自定,只需在中枢朝堂领取特种行业营业许可证——官引。

    所谓“官引”,也就是宋仁宗年间范仲淹所首创的一种垄断式的配额制度,也即是“以钱请钞,以钞请盐”的制度。

    这种配额制度虽然也是非常落后的计划经济模式,但总比王安石搞的强制性官府垄断盐铁经营毕竟还是好了很多。多少年来,官引作为官方特许凭证一直有着良好的信誉,私商获得官引之后就可以凭各种茶引、铁引、盐引来自行组织生产、运输、销售专营商品。

    然而,配额制度的确是比强制垄断有所改革,可蔡京的改革目的却不是为了让天下百姓得力,所以他的组合拳就是要求私商在获得官引的同时必须跟官府签订合同,核心有两点:第一是,商人必须用真金白银向官府购买“钱引”(纸币)以换取“官引”(票证)。第二点是,承认钱引流通时限不确定,也就是官府什么时候说上一期的“钱引”和“官引”作废,那就什么时候作废,不能以旧换新!

    所以,蔡京就把这事干牛逼了!

    你是商人,你想买些盐巴和铁器赚钱,那你就要拿真金白银给我换钱引,然后再拿钱引换可以换购盐茶铁器的官引,等你拿着官引,组织大队人马,赶着货车驼队去官方的榷场提货的时候……对不起,刚刚接到上头的通知,第XXXX期官引已经在某月某日的半夜子时过期了!

    你是老百姓,你想买点盐巴吃,或者买把锄头耕地,你需要用真金白银粮食布匹跟官府换钱引,你前脚换了钱引,后脚去买东西的时候……对不起,刚刚官府敲了锣发了告示,宣布第XXX期钱引刚刚过期了!

    当然,这种前后脚就过期的说法有些夸张,但巫山县里的存的八百余万缗钱引,以及巫贤要用钱引全额缴纳秋赋,却被程准呵斥,挂印出走的事实,应该也能说明一些问题了。

    而巫贤突然之间弄出挂印出走的事情来,自然铁定不是一场说走就走的任性旅行,而是“钱引”这个怪物在巫山、在夔州、甚至在巴蜀地区所以引发的巨大社会矛盾累积到临界点的最终大爆发!

    只说,展超将巫山县的差役们各种吐槽转述之后,便也道:“大人可知,巫大人走时还在堂上提诗一首,诗曰:巫峡多险峻,人心更恶毒。黎民籴无粟,如何存天理。那程知州听了便亲自去瞧,而后说是被气得当场吐血晕厥了过去,如今汤富和张观两位大人正在招抚,还请了城内的名医诊治!”

    黄杰冷笑一声道:“存天理,灭人欲,乃是程大人高堂所著之成论。巫大人提此诗,却是要将程大人往死里整呐!哎呀!坏了……快快快,大伙儿快收拾收拾,若是程准醒来寻俺坐蜡,怕要坏了大事!”(未完待续。)

卷四 蜀道难 第三百五五章 【避走】() 
工程竣工之后,黄杰留在巫峡不走的原因一个是要结算工程款,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在等僰人的大巫前来相见。

    根据之前从阿貂长老哪里传来的消息说,身在戎州僰道县(今四川宜宾)的僰人大巫倒是九月初便动身了,只是他这次来却非只身一人,而是好像带了好几百僰道县中的僰人母族,而且黄杰推算这大巫一路往夔州行走,必定会一路吸纳沿途各地的僰人,定然越走越慢。

    可是,如今这钱引的事情既然被引爆了,那么究其根由惹出事端的自己定然要吃了挂落,却也等不的了。

    听着黄杰说要跑路,大伙儿都是惊愕,孙新道:“纵然要走,也不能急在眼下,就算即刻动手收拾,怎也需要个两日时间。且夔巴路的工程还有些手尾,如何能一走了之,再说这夔州知州与巫山县令的事端有余俺们何干?如何能牵扯到俺们头上?”

    黄杰却是越想越不安,脑海中有关此事的信息也是纷至沓来,带他迅速理顺往日从各处邸报以及这次西行所看的各地县志、州治所得到的消息,便也豁然开朗,顿足道:“二兄不知官场道理,这官场的道理也就是凡事不讲道理。如今这事,根由那是修路,而是在巴蜀钱引,巫大人如今这般做派,只怕绝非一时置气,他挂印之后当即出走,却还留话说是去往成都,俺料他必定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只怕早往东京去了。且还留下诛心之诗辱及程大人高堂,叫旁人看做是私人恩怨,但叫俺看来,却是朝中之人要对蔡京一党发难了!”

    这话说来,人人都是惊愕,黄杰知道不把事情说清只怕走不得,便也简明扼要的将当初蔡京在成都搞垮交子的来龙去脉说了。

    这首先,就说元丰八年时(1085年),群臣议立新君,蔡京附会蔡确(蔡确为哲宗朝宰相,王安石变法的主要支持者之一),想害王珪并贪定策之功,没成。不久御史台的谏官检举蔡京怀奸邪、坏法度,因此蔡京被调到地方为知成德军,后改知瀛州,又调到成都,期间,历任江、淮、荆、浙发运使,知扬州、郓州、又知永兴军,后迁为龙图阁直学士,再知成都,直到绍圣初年(1094年),被回到朝廷,任代理户部尚书。

    九年的时间,蔡京在成都与扬州之间转了一圈,旁人道他官途蹉跎,可却未必想到更深一层的意思:那就是蔡京这般蹉跎,未必当真是蹉跎,而根本就是他所在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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