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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们开始聚拢在老人四周，对她高声喝道：“跪下，快跪下！”
老人头一扭，依旧笔直地站在那里，并没有理睬他们。
“让你跪下，你听见没有？”一个个子不高，梳着两只小辫的女红卫兵窜上前去，抡圆了手中的那条皮带狠抽下去，只听得“啪”的一声，武装带上的那个铜扣不偏不斜地砸在老人的前额上，鲜血顿时流了出来。
老人晃悠了一下，掏出手帕擦了擦脸上的血，捂住伤口又站稳在那里。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那个女红卫兵高声朗诵着。她的话音未落，一支垒球棒已经高高地挥舞起来，狠狠地砸在老人的后腿上。“扑通”一声，老人趴倒在地上。
沉默的钟楼 4（2）
“我跟你们拼了！”随着喊声，一位戴着眼镜，一副斯文模样的青年人从屋里冲了出来。混乱的厮打只持续了一会儿，那个青年人便被打倒在地，躺在老人的身旁，皮带和棍棒雨点般落在他们身上，一片血泊。
你感到浑身颤抖，一阵恶心，再也不想看下去了，纵身跃下墙头。黄方也随即跳下来。月色皎洁，群星闪烁，你仰望夜空，心想，此刻在北京、在全国，不知道还有多少这样灯火通明的院落。你们俩慢慢地站起身，默默地往回走，你感到脚下发软，已经不像来时那样轻盈了。自己家里要是也碰到这种事情该怎么办？如果弄不到手榴弹同归于尽的话，也许只能忍着。至于那把匕首，看来还是得把它扔了，放在哪里你都觉得不踏实。
第二天上午，你和黄方、黄圆一同来到护城河边。黄圆非要跟来，说是不放心你们。你倒是很希望黄圆跟来，因为不知是她的美丽还是她的温柔和善解人意，很久以来一直在深深地吸引着你。此刻，匕首就揣在黄方怀里，他对那玩意儿爱不释手，坚决反对扔掉，只是由于你和黄圆的坚持，才不得不跟来这里。太阳高照，知了一刻不停地在树上叫着，河边上不断有来来往往的行人，多是些头戴安全帽的工人。据说，这城墙很快就会被拆掉，要在此修建地铁。你们若无其事地遛着，等待着机会。
突然，从前方砖堆后面闪出来一行人。你们几乎是同时看到对方的。“是叉子！”黄方失声道，“跑吧，现在跑还来得及。”
“黄圆怎么办？”你说着，站在原地没动。你看到，对方足有二、三十人，叉子走在前面，正指着你们一边比划一边说着什么，一行人似乎也放慢了脚步。
“你们怎么会认识他？”黄圆疑惑地问。
“这个一两句话也说不清楚，”你问黄圆，“你也认识他？”
“他是我们学校的。”
“别罗嗦了，咱们快走吧。”黄方边说边推着黄圆往回走。
“嘿、嘿，别跑啊，”叉子一群人跑过来堵在你们面前。“你看咱们好不容易才碰上，干嘛那么着急走啊？”
你看到，一把雪亮的匕首在叉子手里上下翻转着，一个多月不见，他好象长高了一大截子。
“每次碰见都是你们两个人，我这儿的人总是多了一点，”叉子说道：“怎么着，要不咱俩还是单练？”
“谁要跟你打架。”黄圆走上前，将你俩挡在身后。
“怎么又多出来一个女将，”叉子说道：“让我好好看看，嘿！这不是老同学黄圆吗，你怎么会在这里？学校里怎么样，我可是有日子没回去了。”
“你别欺负人，”黄圆说，“他们还都是小孩。”
“你说什么，我欺负他们？”叉子说，“头一次见面时，你没看这小子把我打得那副惨样儿呢，难道他没对你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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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他是我弟弟，我知道他不会和别人打架。”
“哪个是你弟弟？”
“两个都是。”
“啧，你看这事儿，”叉子转身问道：“弟兄们说这事该怎么办呀？”
“甭跟她费话，”众人在叉子身后哄道：“花了那俩小丫的。”
“你看怎么办？”叉子问黄圆。
“那你们就先花我吧。”黄圆气得原先白皙的面庞变得粉红，弯眉高挑，浑身一个劲儿发抖，马上就要哭了。
“那可不敢，全校有名的校花，高不可攀的公主，我们可不敢动你呀。要不是这事，我们跟你说句话，你都会骂我是流氓吧。”
黄圆不语。
“反正今天这样你们是走不了，”叉子说，“我这帮兄弟不答应。”
“这样吧，”黄圆说，“如果真有这个事，我在这儿先向你赔礼道歉，明天再请你们吃饭。”
“这么多人你全请？”叉子问。
“可以呀，你们全来吧，明天下午五点，在马凯餐厅。”黄圆说罢，拉着你和黄方扭身便走。
路上，黄方对黄圆刚才的表现颇为不满，认为过于跌份，尤其是对叉子这样一个流氓。
“正因为他是个流氓，”黄圆气恼地说，“我和他在一个学校，比你们更了解他，我不愿意你们与他有什么牵扯，受到他的威胁。再说，我这样做还不都是为了你们，放在平常我根本不会去理他。”
“她这样做是对的。”你说着，向黄圆投去感激的目光。“今天如果不是她在，还不知道会怎样呢。”
第二天晚上，你和黄方焦急地站在门口，等待宴请叉子的黄圆尽快归来。她让你们等了许久，期间，各种不好的结局你们都设想到了，就在你们准备前去餐厅接她的时候，她回来了。不是一个人，而是和叉子在一起。他们悠闲地在路旁走着，有说有笑，昏黄的路灯将他们的身影拉得长长的，俨然一对情侣。你注意到，在他俩身后不远处还尾随着一群人，一片烟头忽明忽灭。那一定是叉子的同伙，你想，这小子勾引女孩子还不忘老大的派头。
那天晚上，叉子穿着一身时髦的黄军装，是质地柔软，被称为柞丝受阅服的那种，里面穿着雪白的衬衫，脚下是锃亮的黑皮鞋，头发也梳理得光洁齐整，一改以往的那身青工打扮。 “我们没去吃饭，但聊得很痛快。”黄圆兴奋地说，“他希望同我们做朋友。”
沉默的钟楼 4（3）
叉子走上前主动同你握手。“头一次见面你把我打得够呛！”他的脸上带着真诚的笑容，说，“咱们算得上是不打不相识，找机会我还想跟你单练呢。”
你神情木然地应付着。面对着没有意想到的这一幕，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过后，黄方仍旧不满黄圆同叉子这样的流氓交朋友。黄圆说，“我以前也是这样想的，但跟他一聊，发现他并不像外面传的那样，你们接触一下就会知道的。”
你当时的想法较之黄方要更复杂一些。一方面，你认为黄方说得对，叉子同你们不是一样的人；另一方面，你当时还有一股妒意在心里。此前你一直认为并期冀着像黄圆这样美丽的女孩，应该等到你再长大些，与你发生些什么事情才对。但随着日后与叉子越来越多的接触和了解，你发现自己错了，黄圆说的是对的。通过叉子，你初步认识并了解了劳动人民——这个以前一直认为只是个名词概念的实体。切实体会到了他们的贫穷、善良、诚实、勇敢以及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在叉子家里，你尝到了叉子妈妈——一位朴实的农村妇女做的菜团子、晾晒的白薯干、干菜等等许多你从没吃过的东西。那种菜团子是用菜店里扔掉的菜叶和玉米面做成的，根本没有什么油水，但叉子一家人吃起来是那样津津有味。用一贫如洗来形容叉子的家，是再恰当不过了。一张方桌子、一只凳子、两张用木板和砖头搭起来的床，两只破旧的木箱，这便是他们的全部家当。叉子家租住的是两间阴暗潮湿的小南房，家里最亮丽的地方当属南墙上悬挂着的叉子父亲得来的那一溜劳动模范奖状。你见过叉子的父亲，样子较之实际年龄要苍老许多，他每天早出晚归，回到家里话很少，你至今仍然记得他进到家里坐在屋里唯一的那只凳子上，闷头喝着劣质白酒，突然又不知何故把酒杯摔在地上的那一幕。那一幕给了你这样的生活启示——贫穷有着能令人苍老、寡言、颓丧的魔力。同时，它也能产生令人意想不到的破坏力。
“这不算什么，我们都习惯了，他常这样。”叉子轻描淡写地说，“我去过我爸他们单位，见他对谁都点头哈腰，客客气气的，回到家里就像变了一个人。从小到大他可没少打我，我上初中以后，他才算住了手。我跟我妈刚从农村来北京上学时，他差不多天天都打我，弄得我要是一个星期没挨打，身上都痒痒。我们家的粮食总也不够吃，我爸嫌我吃得多，为吃饭，我就没少挨打。在我的印象里，我好像没吃过一顿饱饭。也怪我的饭量太大，有一次我妈偷着给了我三个大馒头我都没吃饱。”
“自己的亲生孩子，他怎么能下得了手！”黄圆说。
“他可不这么想，”叉子说，“他打我时变着花样儿，狠着呢，拳打脚踢不算，还用皮带抽，吊起来打，什么车链子、火筷子都使过，还经常……”
“别说了，”黄圆打断了叉子的话，“我不爱听。”
你看到，黄圆说这话时，眼睛里噙满了泪水。
“那你为什么不跑呢？”你问叉子。
“当然跑过，刚开始不敢，后来我每次挨打都得跑出去两三天。”叉子说，“我就是在住在外面的时候，结识了我现在的这帮哥儿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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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那些人都是像你一样的孩子吗？”黄圆问。
“差不多吧，有的是有家不能回，有的是无家可归，”叉子说，“还有几个进过几次拘留所，三进宫 、四进宫的都有，出来后又都回到了我们的队伍里。”
听着叉子的话，你的心里描绘出这样的图景：漆黑寒冷的深夜，叉子混在一群野孩子当中，蜷缩在建筑工地的旯旮里，身上盖着破油毡、水泥袋，忍到天亮；或像野猫一样穿行在每一家住户、菜站和副食店间，偷吃一切可以吃进肚子里的食物；随时准备着挨揍，时刻提防着警察的搜捕……你开始同情叉子了。黄圆的表现就更过份一些，你曾几次看到她塞给叉子妈妈钱和粮票，以至于黄圆每来一次，叉子妈妈的眼圈就被感动的哭红一回。
沉默的钟楼 5（1）
有人说，性格决定人生。你认为似乎还应再加上一句，幼学决定一生。来自父母及家庭的影响和童年时的经历，相当程度地决定着一个人的性格。你的双重性格的形成，正好印证了这一点。
那时，白天的时候你同叉子一帮人混在一起，没心没肺地招惹是非，寻找刺激，快乐而有意趣，一切烦恼和忧虑似乎都离你远去。一旦回到家中，你马上像换了一个人，变得忧郁而多虑，来自父母的每一声叹息，都会在你心中引起强烈的震颤，你同他们一样，提心吊胆而又束手无策地等待着灾难的来临。那时的北京，已经变成了弥漫着血腥气味的红色围城。红卫兵、红五星、红袖标、红漆写就的标语、红旗汇成的海洋、效忠的血书、无数无辜人们的鲜血。置身在这样的环境里，你看到那些一生历经风浪的大人物，也都像你们家一样束手无策，坐以待毙。
“红卫兵来抄家的时候，如果你刚好在家里，一定要设法躲出去。”父亲这样嘱咐你，“无论我和你妈发生什么样的事，你都不要管，你也管不了，你小小年纪，他们可能不会注意到你。”
父母一定是不希望自己看到他们受辱、挨打的样子，不希望自己经历这样惨烈的场面。你想，无论如何这是个好主意，你很快便将父亲的这番话告诉了黄圆和黄方。
这样惴惴不安的日子捱到了九月。一天黄昏，当你顶着游泳裤回到家里时，看到家中狼藉一片，母亲蜷在屋角啜泣着。屋里的一切都被翻腾开来，所有的箱、柜全敞着，里面都空了，床上的被褥被扯到了地下，踩满了肮脏的脚印。
黄圆和黄方闻讯赶过来，黄圆坐在你母亲身旁，俩人手拉着手啜泣在一起，黄方不知所措地立在一旁，嘴里不停地嘟囔着什么。
“他们是下午一点多钟来的，还押着你爸爸，杀气腾腾的，有好几十人。”你母亲哭着说，“他们进屋就翻箱倒柜，连屋地都刨开了，说咱家里藏着机关枪、迫击炮、手榴弹还有变天账什么的……”
“他们找到什么了吗？”你问。
“他们想找的东西，咱家哪儿有哇？”母亲说，“但他们把钱都拿走了，存折也拿走了，家里值点儿钱的东西都被他们拿走了，连棉衣和毛衣都被他们拿走了，说咱们这种人不配穿这些东西。”
“那咱们就不穿，”黄圆安慰着你母亲，“棉衣我们家有。”
“他们打你们了吧？”你问。
母亲没有回答，只是低着头，哭得更凶了。
“你爸爸被他们带走了，他这一走生死难卜。”母亲说，“今后咱们娘儿俩怎么活呀！家里没有钱，你爸爸的工资也没了，我又没有工作。”
“实在不行……”你迟疑了一下，说，“要不，我去捡破烂儿吧，听说卖废品也能挣些钱。妈妈，你放心吧，我一定能养活您。”
“我和你一块干。”黄方说。
那之后，你和黄方就真的开始了收废品，你们每天上午把在夜里捡回来的东西进行分类整理，然后打包。废品收购站的人说，这样他们就省事了。这些干完后，你还要对你们干活时唯一的运输工具——一辆破旧的竹制幼儿手推车进行检修，这车也是你们从垃圾堆里捡回来的。这车每天都得上油，为了不至于推起来声音太响，你还将车上的轱辘都垫上了胶皮。
你们总在每天午夜时分出发，先是到附近几条胡同的垃圾站，后来逐渐扩大了范围，捡拾的物品也几乎无所不包，然后送到位于后门桥附近的那家废品收购站去卖。一个月下来，你们竟然积攒了三十多块钱。说是捡垃圾，但在那个特殊的年月里，垃圾站里的许多东西，你和黄方见都没有见过。硬木家具、收音机、留声机、书籍、灯具、衣服，甚至还有手表和皮大衣。一只金光闪闪的、被塑成裸体女人形象的台灯，你们竟卖了十二块钱。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对于哪个地方常有好货，你们已经基本掌握，对这些地方你们翻找得特别仔细，时常有欣喜和收获。夜色中，你们像野猫一样，轻快熟稔地穿梭于各条胡同之间，即便是瓢泼大雨的夜里，你们俩也照干不误。经验告诉你们，往往是在这样的时候，有钱人家才会将那些让红卫兵发现后，能要了他们命的好东西扔到垃圾站里。干活儿的时候，你们谁也不说话，只是把各自认为是好的东西，不停地往车里扔。当你们直起腰的时候，就表示这里已经干完，该奔赴下一站了。
你总是对垃圾堆里的书籍特别感兴趣。每当你发现了书籍之后，便就着昏暗的路灯，迫不及待地翻看起来。遇有你喜欢的书，你总是收藏起来，而舍不得卖掉。不长的时间里，你家已被红卫兵抄空的书架上，又摆满了书籍。在这些书籍中，有一本外国画报的封面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封面上的照片逼真艳丽、层次清晰。照片上，一个与你年龄相仿，长着一头金发、蓝眼睛的外国男孩，穿着一身合体的西装，坐在一把白色的木椅上。他的脚下是一片绿茸茸的草地，不远处是一眼望不到边的、茂密的森林；他的身后是一座白色的、有着尖尖屋顶的、只有在童话书中才能见到的那种木房子；他的左侧有一张白色的圆桌，桌上摆着一束娇艳欲滴的鲜花和一大堆花花绿绿、你见都没见过的食品，几只蜜蜂围绕在那里；在他右侧的草坪上，停放着一架蓝白相间的小型飞机。那个男孩双手抱在胸前，眯着眼向远处望着，像是在等待着什么。
沉默的钟楼 5（2）
对着这幅照片，你怔怔地望了许久。心想，他还在等什么呢？难道他不知道他自己已经像一个王子那样，真实地生活在别人的梦幻世界里了吗？你还想，他们那里搞不搞文化大革命？他们那里的人们知道北京人是怎样生活的吗？知道像自己这样的北京孩子是怎样养家糊口的吗？诸如此类的问题在你心中一个个涌起，搞得你越想越糊涂。
在那段日子里，你把夜里出去捡废品当成了每天最重要的营生，你和母亲的生活全靠卖废品来维持。生活逼迫着你懂得了一点生活。你发现，如火如荼的革命行动、满街满巷的毛主席语录和响彻云霄的革命口号，并没有使一家商店的售货员白送给顾客哪怕是最廉价的一件商品，每一件生活必需品，都必须用钱才能买来。市场、商品、货币，依然以它自身的规律运行着。生活的艰辛使你懂得了节俭，你甚至在买东西时，常常算计着它需要卖几公斤废纸才能换来。
大概是人们把该扔的东西都扔完了，垃圾站变得不再是聚宝盆了，真正的垃圾一堆，能捡去再卖的东西少得可怜。就在这时，你们发现了满街满巷满院子的大字报。小试了一次之后，效果不错，废品收购站的阿姨居然问都没问地照收不误，而且价格不低，这使你们欣喜异常。从此，街上、校园、机关、工厂里那些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就成了你们看来似乎永远兴盛的废纸供应源。
为了干活方便，你们还做了专用工具。那是一把长柄薄铲，薄铲的柄是可以随时捆绑任意加长的。甭管大字报干没干透，只消你们齐着纸的边缘轻轻一铲，整面墙上的大字报便会呼拉拉地掉下来。干活儿时，你和黄方两个人一个负责铲，一个在下面负责叠齐、踩实、打捆，然后再一块运到离废品收购站不远处的一个巨大的废涵管里，两头再找些破砖头堵上，谁也不会注意到它。那些日子天晓得你们俩到底撕了多少大字报。你大概估算了一下，可能北城一带有四分之一的大字报，是经由你们的手，从工厂、机关、学校、街巷的墙上，转送到废品收购站的。你们早已和废品收购站的收购员混得很熟，每次一进门就阿姨长、阿姨短地叫着，卖完东西后还常留下来帮她们干点儿活，你甚至还买了一条烟送给了其中一位烟不离嘴的女收购员，令她一个劲儿地夸你们懂事。当你们再一次去卖废纸时，那位阿姨连称都没称，就让你们抬到后院去了，并给了你们35块钱。事后你们一盘算，这些钱除去废纸款之外，刚好能买一条烟。那肯定是你人生中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