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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局动荡被人硬派绘了保卫人员的，而且为此付了费。
“这个囚犯的证件，”那人根本没听他说的话，仍然问道，“在哪儿？”
证件在醉醺醺的爱国者帽子里，他把它拿了出来。那人看了看加伯尔的信，表现出几分惊诧和意外，仔细地打量了达尔内一会几。
那人一言不发离开了护送队和被护送的人，走进了警卫室，这三个人骑着马等在城外，查尔斯·达尔内提心吊胆地望了望四周，发现城门是由警卫队和爱国者共同守卫的，后者比前者要多得多。他又发现虽然运送给养的农民大车和那一类的车辆及商贩进城很容易，出城却十分困难，哪怕是最不起眼的人也很难。等着出城的有一大群各色各样的男男女女，自然还有牲口和车辆。对人的检查很严格，因此人们通过路障十分缓慢。有的人知道距离检查到自己的时间还长，便索性倒在地上睡觉，或是抽烟。其他的人则有的谈话，有的步来走去。他们无论男女，都一律戴着红便帽，缀着三色帽徽。
达尔内在马背上观察着这一切，等了大约半个小时之后，发现自己站到了那个负责的人面前。那人指示誓卫队打开路障，给了那醉酒的和清醒的护送队员一张收到被护送者的收条，然后要他下马。他下了马，两个爱国者牵着他那匹疲倦的马，掉转马头走了，没有进城。
他随着引路者走进了一间警卫室。那里有一股劣质酒和烟叶的气味，士兵们和爱国者们有的睡着，有的醒着；有的醉了，有的没醉，还有的处于睡与醒之间、醉与未醉之间的种种中间状态，或站着或躺着。警卫室的光线一半来自越来越暗的油灯，一半来自阴沉的天空，也处于一种相应的暖昧状态。办公桌上公开放着表册，一个相貌粗鲁、皮肤黝黑的军官负责着这一切。
“德伐日公民，”军官对带领达尔内的人说，同时拿起一张纸准备书写。“这个外逃分子是埃佛瑞蒙德么？”
“是他。”
“你几岁了，埃佛瑞蒙德？”
“三十七。”
“结婚了没有，埃佛瑞蒙德？”
“结婚了。”
“在哪儿结的？”
“在英国。”
“理所当然，埃佛瑞蒙德，你的妻子在哪？”
“在英国。”
“理所当然，埃佛瑞蒙德，我们要把你送到拉福斯监狱。”
“天呐！”达尔内惊叫起来。“你们凭什么法律关我，我犯了什么罪？”
军官抬起头来望了望。
“你离开法国以后我们有了新的法律，埃佛瑞蒙德，和新的定罪标准。”他严峻地笑了笑，继续写下去。
“我请你注意，我是自觉到这儿来的，是应一个同胞的书面请求来的，那封信就在你面前。我只要求给我机会办事，不能耽误。这难道不是我的权利么？”
“外逃分子没有权利可言，埃佛瑞蒙德。”回答是麻木的。军官写完公文，重读了一遍，撒上沙吸了墨水，递给了德伐日，上面写着“密号”。
德伐日用公文对囚犯招了招手，要他跟着走。囚犯服从了，两个武装的爱国者形成一支卫队跟了上去。
“跟曼内特医生的女儿结婚的，”他们走下警卫室台阶往巴黎城方向走去，德伐日低声问道，“就是你么？那医生原来在巴士底狱做过囚犯的。”
“是的，”达尔内惊诧地望着他，回答道。
“我叫德伐日，在圣安托万区开酒店。你也许听说过我吧？”
“我的妻子就是到你家去接他父亲的，是么？”
“妻子”一词好像提醒了德伐日什么不愉快的事，他突然不耐烦地说，“以法兰西的新生儿、锋利的断头台小姐的名义说话，你是为什么回到法国来的？”
“我一分钟以前作了回答，你是听见的。你不相信我说的是真话么？”
“是对你很不利的真话，”德伐日皱紧了眉头，眼睛笔直望着前面说。
“在这儿我的确给弄糊涂了。这儿的一切我都从来没见过。变化很大，很突然，很不公正，我完全给弄糊涂了。你能帮帮我的忙么？”
“不行，”德伐日说，总是笔直望着前面。
“我只问你一个问题，你能回答么？”
“也许能，但得看是什么问题。说吧！”
“在我被这样冤枉送进去的监狱里，我能跟外面自由通信么？”
“你以后就知道了。”
“不会不让我申诉就预先定罪把我埋葬在那儿吧？”
“你以后就知道了。可那又怎么样？以前别人不也同样在更恶劣的监狱里被埋葬过么？”
“可并不是我埋葬的，德伐日公民。”
德伐日只阴沉地看了他一眼作为回答，然后便坚持沉默，继续往前走。他像这样陷入沉默越深，要他略微软化的希望便越少一—也许那是达尔内的想法。因此他赶快说：
“我必须通知现在在巴黎的一位绅士台尔森银行的罗瑞先生，告诉他一个简单的事实，我已经被投入拉福斯监狱。不加评论。这事对我极为重要，这一点你比我更明白，公民。你能设法办到么？”
“我不能替你办任何事，”德伐日固执地回答，“我只对我的国家和人民尽义务，我发过誓要为他们工作，反对你们。我不愿意为你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