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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蒋介石依然故我。
至此，张、杨感到光靠劝告、苦谏、哭谏已无济于事，而蒋介石12月12日就要离开西安了。
如不采取果断措施，便会丧失良机。
他们只好进行兵谏。
为了万无一失，他们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严密的分工。
由张学良的东北军负责在华清池捉蒋介石，并负责从西安至临潼的警戒；杨虎城的17路军负责解除西安的中央宪兵、特务、警察及部分中央军的武装，并扣留飞机和南京军政大员。
12月12日凌晨天亮前，东北军卫队团的警卫营悄悄摸进华清池。
由于行动被蒋介石的卫士发现，并开枪射击，双方展开激战。
蒋介石的少爷卫士一听枪声便惊慌失措，还未集合就被东北军扫射而死，尸体都排得整整齐齐。
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钱大钧也被打伤足部。
蒋介石在梦中听到枪声后，以为红军来了，顾不上戴假牙，穿着睡衣、拖鞋就往外跑。
在翻墙时，由于过度紧张，跌进一个荆棘坑里，摔伤了腰部，掉了一只鞋。
这时恰巧遇见一个侍从副官，便背着他向东南方向的山上跑，在一块叫虎畔石的大石后面的草丛中藏了起来。
警卫营孙铭九营长等见蒋介石跑了，但衣服在，汽车也未开走，便一边把情况报告张学良，一边继续搜查。
在搜到虎畔石附近时，蒋介石的秘书肖乃华刚探头就被一枪打死。
蒋介石赶紧举起两手说：“我在这里。”
东北军的战士端着枪走过去，只见蒋介石浑身哆嗦，缩做一团。
他上身穿一件古铜色绸袍，下身穿一条白色睡裤，一只光脚流着血。
白凤翔和孙铭九闻讯后十分高兴，立即赶来，叫蒋介石跟他们走。
蒋介石因怀疑他们是红军，便问：“你们是哪一部分军队？”孙铭九说：“我们是东北军。”
蒋一听是东北军，便赖着不走。
白凤翔看见蒋介石冻得全身发抖又行动困难，便脱下自己的大衣给他披上，让孙铭九和卫队连长王协一轮流将其背下山。
走到汽车边，蒋介石又怀疑是东北军一部分哗变，死也不肯上车，并问：“张副司令在哪里？”白凤翔和孙铭九回答说：“我们领你去见张副司令。”
然后硬把他抬进小汽车里，护送到张学良的住地西安新城大楼。
与此同时，西安市内的中央军、警、宪等武装已全被缴械，南京军政大员也全部扣留。
包围宾馆时，邵元冲跳窗逃跑，不听制止被击成重伤，死在医院。
在集中点名时，独缺陈诚一人。
原来他身带处分张、杨的绝密文件，听到枪声后，立即将文件撕毁投入马桶，用水冲下，自己逃入地下室躲起来。
宋文梅营长带领士兵走进地下室搜查时，把他从一个空啤酒箱中拉出来。
宋营长拍了拍他的肩膀，讥讽地说：“军人嘛，怎么这么丢人！
”
在兰州方面，也已解除了朱绍良部队的武装，并控制了飞机场。
张学良和杨虎城扣留蒋介石后，为了说明真相，于12月12日上午向全国发出通电，电文说：“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疆土日蹙，《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继之于后。
凡属国人，无不痛心。
近来国际形势豹变，相互勾结，以我国家民族为牺牲。
绥东战起，群情鼎沸，士气激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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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大抗战拉开了幕布（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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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此时机，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
乃前方之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仍力谋妥协。
自上海爱国冤狱爆发，世界震惊，举国痛愤，爱国获罪，令人发指！
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
学良等涕泣进谏，屡遭重斥。
昨日西安学生举行救国运动，竟唆使警察，枪杀爱国幼童。
稍具人心，孰忍出此？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
西北军民一致主张如下：（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派共同负责救国。
（二）停止一切内战。
（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
（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之政治自由。
（七）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
（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以上八项为我等西北军民一致之救国主张，望诸公俯顺舆情，开诚采纳，为国家开将来一线之生机，涤以往误国之愆尤。
大义当前，不容反顾。
只求于救亡主张贯彻，有济于国家。
为功为罪，一听国人之处置。
临电不胜待命之至。”
张、杨通电集中反映了全国人民的意志和要求，成为中国现代史上一篇重要文献。
12日上午10时，西安各报便出了号外，捉蒋消息立即传遍全市，大街上挤满了人，人们一边走一边欢呼，青年学生更是兴高采烈，不自觉地形成了一股股的游行队伍。
张学良在发动兵谏时，于12月12日晨5时致电毛泽东主席，称“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介石及其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政府。
兄等有何意见，速复，并望红军全部速集于环县一带，以便共同行动，防胡（宗南）敌北进。”
捉住蒋介石，张、杨二人兴奋不已，但如何处理后事，二人一时又拿不出什么好主意，心情很快变得沉重起来。
他们联名给中共中央打电报，请派代表团到西安共商大计。
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2月13日在保安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对西安事变后的局势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
12月15日，中共中央以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等红军领导人的名义致电南京政府，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
12月16日组成以周恩来副主席为首，包括叶剑英、秦邦宪、李克农的代表团飞抵西安。
12月19日向全国发出了《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通电》。
同时为了应付南京的“讨伐”，将红军南调至西安附近的泾阳、三原、淳化、咸阳一带，红17军团挺进到西安东南的蓝田，以支援东北军和17路军。
张、杨捉蒋的消息传到南京后，南京党政军大员乱作一团，有的悲，有的暗中高兴。
军政部长何应钦感到这是夺取委员长一职的难得机会，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力主讨伐，企图用飞机炸死蒋介石。
12月12日下午，他召集党政军首脑开会，交换意见，当晚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通过了武力讨伐的决定；又给在德国“养病”的亲日派首领汪精卫发电，促其立即回国。
亲日派的这些举动，引起了亲英、美派的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等人的强烈反对。
事变当天，宋美龄、孔祥熙等还在繁华的上海享乐，第二天一早便赶紧来到南京。
他们力主以和平方式营救蒋介石，坚决反对何应钦等人所做出的决定。
在宋美龄的强烈要求下，孔祥熙以行政院的名义于12月14日召集会议，同意进行和平试探，并派黄绍竑等前往太原，请阎锡山出面调解。
12月16日，国民党中央再次开会，仍决定武力讨伐，何应钦自封“讨逆军”总司令，刘峙、顾祝同分任东、西两路集团军总司令，并下达了讨伐令。
随即何应钦派飞机轰炸了渭南、华县等地，命刘峙的5个师开进潼关，围住华县，进逼渭南。
西安周围局面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在这种情况下，宋美龄只好亲自召集黄埔军官和空军人员开会，让他们拒绝执行何应钦的命令。
在宋美龄的极力奔走和强烈反对下，何应钦等人才不得不有所收敛。
在国际上，日本帝国主义极力主张反共防共，挑拨南京和西安的关系。
12月15日，日本外相召见南京政府驻日大使，公开威胁南京当局：“如果与张、杨妥协，大日本决不坐视。”
日本政府暗中支持何应钦“讨伐”，并派汉奸、特务潜入西安，煽动群众情绪，妄图利用民愤杀掉蒋介石。
日本政府还与德、意勾结在一块，积极支持汪精卫回国，与何应钦一起组织卖国政府。
美英由于支持蒋介石，对“西安事变”非常不满。
苏联则不但不理解张、杨之举，还怀疑张、杨是受了日本的唆使。
张、杨干净利落地发动了“西安事变”，但对国内外如此复杂、棘手的局面一筹莫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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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大抗战拉开了幕布（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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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当中共代表团抵达西安时，张学良如释重负地说：“周先生来了，一切就有办法了。”
“西安事变”后，电台天天广播张、杨的八项主张和事变真相。
但南京政府为了欺骗舆论，用强大电波进行干扰，致使南京许多人不知事实真相，甚至谣传蒋介石已经死了，所以把宋美龄急得团团转。
她与孔祥熙决定派与蒋介石和张学良私交都好的澳大利亚人端纳去一趟西安。
端纳先到洛阳，经张学良复电同意后，于12月14日飞抵西安。
蒋介石会见了端纳，了解了张、杨的真意，并看了端纳带来的宋美龄无限关切的信。
这个独夫在无情的政治斗争中摔了个大筋斗，吓得够呛。
此时突然看到宋美龄的信，得到一点伦理人情的温暖，便像受了委屈的小孩一样，咧开嘴哭了起来。
宋美龄在信的最后附了一句话：“南京方面是戏中有戏。”
此时，蒋介石才知道是亲日派欲置他于死地，态度开始有所变化。
12月15日端纳飞回洛阳，将情况向宋美龄做了报告，并商定由宋子文来西安谈判。
第二天端纳又飞回西安，张、杨亦同意宋子文来谈判。
端纳再次会见蒋介石，向他讲宋子文将来西安谈判，并转述宋美龄要蒋介石下令制止何应钦的军事行动。
蒋介石这时头脑已经冷静下来，诡计也就来了，他想借南京的军事力量，对张、杨施加压力，所以只同意停战3天，尽快送他回去。
12月17日他写了手令：“以近情察看，中正于本星期六以前可以回京，故星期六以前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炸为要。”
张学良让被扣留在西安的蒋鼎文回南京把这个手令送给何应钦。
这样，何应钦只好把停止轰炸的日期延长到22日，并同意宋子文以私人资格去西安。
主和派终于在国民党高层中占了上风。
12月20日上午，宋子文在端纳陪同下飞抵西安，向张学良了解了事变经过和真正意图。
在张、宋会晤后，周恩来抓住机会，与宋子文进行了一次长谈，耐心地阐明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让他认清形势，说服蒋介石改变政策，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作出贡献。
周恩来还表示：“只要蒋先生抗日，共产党当全力以赴，并号召全国拥护国民政府，组成抗日统一战线。”
宋子文听了周恩来的谈话，出乎意料，喜出望外。
蒋介石没想到在西安能见到宋子文，情绪异常激动，与宋子文谈了30分钟。
他读了宋美龄信中“如子文3日内不回京，则必来与君共生死”一句后，又掉下了眼泪。
宋子文弄清几方的态度和蒋介石的安全情况后，第二天便飞回南京。
12月22日，宋子文偕宋美龄、端纳、蒋鼎文、戴笠再来西安。
他们来到后，在蒋介石的授意下，与张、杨和中共代表进行了正式谈判。
谈判于12月23日、24日进行了两天。
会谈开始后，周恩来作为中共全权代表，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项主张：“一、双方停战，中央军撤至潼关以东；二、改组南京政府，肃清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三、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力；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五、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六、与同情抗日的国家合作。”
宋氏兄妹为了救蒋，基本同意了这些条件。
周恩来为了民族大计，不辞辛苦，又同宋氏兄妹多次交谈。
在与宋美龄的两次长谈中，周恩来对宋美龄进行了耐心说服和积极斗争，希望宋美龄劝蒋回心转意。
周恩来表示，只要蒋介石同意抗日，中共拥护他为全国领袖。
宋美龄很感激周恩来与她长谈，表示“我等皆为黄帝裔胄，断不应自相残杀，凡内政问题，皆应在政治上求解决，不应擅用武力。”
谈判结束当晚，正值圣诞之夜。
蒋介石住的高公馆装饰得灯火通红，富丽堂皇。
周恩来在宋氏兄妹陪同下，驱车来到高公馆，会见蒋介石。
十几年来，蒋介石血腥镇压共产党，屠杀了无数共产党人。
最初听说共产党代表来到西安时，吓得要命。
后来听说是共产党倡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感到十分意外。
所以与周恩来会见，他怀着一种忐忑不安的心情。
周恩来见到蒋介石时说：“蒋先生，我们有十几年没见面了，你显得比以前苍老些。”
蒋介石点点头说：“恩来，你是我的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
周恩来回答说：“只要蒋先生能够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指挥。”
周恩来问蒋介石：“你为什么不肯停止内战？”
宋美龄连忙插话说：“以后不剿共了。
这次多亏周先生千里迢迢来斡旋，实在感激得很。”
周恩来这次对蒋介石的谈话十分认真、严肃，除了向他说明中共的主张和西安方面的意见外，明确地指出：目前的形势是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自速其亡，只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才是他的惟一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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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大抗战拉开了幕布（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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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显得精神不振，像一根霜打了的草，但对周恩来讲的话连连点头称是。
最后，他表示同意已达成的停止“剿共”，联合抗日的六项条件，并邀请周恩来在他回去后，到南京直接谈判。
正当“西安事变”沿着正确的道路发展时，张学良为了照顾蒋介石的面子，义气用事，未征得杨虎城的同意，也未告诉中共代表，便于12月25日下午3时，只身陪蒋介石飞往南京去了。
周恩来从张学良的警卫团长孙铭九那里知道此情后，立即驱车前往机场劝阻，但飞机已经起飞了。
周恩来不无感慨地说：“张汉卿就是看《连环套》那些旧戏中了毒，他不但摆队送天霸，还要负荆请罪啊！”从此，张学良开始了他的几乎是终生的囚禁生活。
杨虎城将军后来也终为蒋介石所杀。
西安事变中两个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为中华民族的解放立下了丰功伟绩，永垂青史。
但“西安事变”结束了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为全国抗战拉开了帷幕。
一场规模宏大、时间漫长的民族解放大风暴即将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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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卢沟夜月月色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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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之后，中国的抗日形势开始转变。
日本帝国主义也完全确立了由军部掌握国家大权的天皇制法西斯专制，日本整个国家纳入了战争轨道。
到1937年1月，日本陆军常备军人数增至45万人。
这一年，海军员额增加了四分之一以上，军事预算竟占全部国家预算总额的60％以上。
在对华作战问题上，日军内部出现了两种意见。
以陆军统帅系统、参谋本部的多数人为代表的一派，重视对苏关系。
尤其在《日德防共协定》签订后，主张把军事重点放在布署对苏作战上，强烈反对把军事势力扩展到华南。
而关东军和军部与中国问题有关系的人则把扩大侵华战争放在重要位置上。
他们一心想通过侵华战争建立功勋，所以意见激进，态度强硬。
1937年6月30日，近卫文麿就任日本首相，狂热侵华分子东条英机由关东军宪兵司令晋升为关东军参谋长。
他认为，“西安事变”之后，中国的抗日民族战线正在形成，应立即扩大侵华战争，狠狠打击南京政府；从准备对苏作战的观点看，使用武力打击南京政府，也可除去背后威胁。
近卫文麿首相和日本天皇采纳了东条英机的意见，在全国大肆制造侵华舆论，宣扬其侵华的“合理性”。
当时，东京歌舞剧院大演歌颂复仇和暴力精神的《忠臣藏》，电影院大放1932年进攻上海的《炸弹三勇士》。
日本不仅把这三个侵华分子称为“英雄”，特升两级，授予金鸡奖章，举行了街村葬礼，还摄制了100部以上的影片，来煽动侵华狂热。
日本侵略者为了麻痹美、英等帝国主义，一面把其侵华战争说成是“对苏战争的序幕”，并派军舰袭击苏联舰队；一面散布和平烟幕，鼓吹“日中友好提携”，麻痹南京政府，掩盖其大举侵华的阴谋。
从1936年5月起，日本帝国主义就开始大规模增加其在华北的兵力，在长城古北口修建炮台，在北宁路屯驻重兵。
大批日舰驶入青岛、上海。
日本关东军进入北平通县及平津一带，并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
与此同时，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和田中隆吉、松室孝良、今井武夫以及大使馆武官等四处活动，策动伪蒙和冀东22县独立，推行冀、鲁、晋、察、绥五省特殊化，脱离南京政府。
他们还大肆扶植汉奸、走狗，筹建和扩大效忠日军的伪军和民团，为其扩大侵华战争，镇压抗日人民充当炮灰和刽子手。
当时，由于国民党、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平津一带已成为国防前线。
北平已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
北宁路沿线，西起丰台，东至山海关，均有日本重兵驻守。
北平的东面，有日本一手扶植起来的冀东伪组织——“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北平的北面，有在热河省集结的大批伪军。
仅在北平的西南面，才有中国的第29军部队防守。
这样，位于平汉铁路线的卢沟桥就成了北平的惟一门户。
卢沟桥位于永定河（古称卢沟河）上，始建于大金二十九年（公元1189年），完成于1192年，是女真族统治北方时修建的。
桥长2665米，宽约8米。
由11孔石拱组成，桥上两旁建有石栏，栏上有485只姿态各异、精心雕刻的石狮。
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元初来到北京，对卢沟桥赞不绝口。
他在游记中说，此桥是“世界上最好的、独一无二的桥”。
由于卢沟桥是通向“天朝”京城的惟一通道，地处要冲，元、明、清以来多次予以修建。
清乾隆皇帝所题“卢沟晓月”石碑，至今屹立于桥东端北侧。
每天黎明之时，东方已经发亮，西天仍挂着一轮明月。
东方的光亮欲拨去夜的帷幕，皎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