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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牧民族居无定所，组织框架又非常松散，想要通过一两场战争来消灭掉是很困难的。拓跋部族自己就是游牧民族，十分清楚这一点，所以北魏对付这些邻居的一般做法是通过武力征服，吞并和利用其所拥有的资源，从而达到控制和占有的目的。
领兵征战是拓跋珪的强项，但他治理内政也绝对不赖。既然奋斗的目标不仅仅是为了拥有万千牛羊、辽阔牧场，而是整个“天下”，那么吸取先进的中原文化，就相当重要了。拓跋珪及其辅臣的学习对象，可能是邻近的汉化较早的其他政权，比如前后秦，比如慕容燕。
拓跋珪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所推行的措施具有相当的渐进性和计划性，按部就班，做得十分扎实（而且，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这些措施能被后继的君主们一步步忠实地执行下去）。他称王之时，便有意引导习惯了游牧生活的鲜卑人改变生活方式，学习和从事农业生产。在击败后燕、夺取中山城后，他向关东地区迁徙大量人口与耕牛，并实行屯田，解决战争所需的军粮问题。天兴年间，他又学习汉人的礼乐制度，规定各种礼仪与音乐，并统一颁布度量衡，设立法律进行监督管理；他参照儒家经典设置博士，开设太学，招收数千学员；鉴于游牧民族家族为单位构建行政组织，他亲自考核官员，根据各自的能力任用官职，并加强保举制度，没有能力的部族子弟，就不任用官职，而以爵位代替。
拓跋珪的这些措施，在汉人看来极其平常，对于原本粗枝大叶的漠北鲜卑人来说，却是巨大的革新。所谓“强国之本”，并不是一时战功的显赫，而是经受了考验的制度。
五 拓跋珪功过
通过制定一系列汉化与封建化的制度，拓跋珪的北魏开始发生了质的变化，其生活方式由游牧为主逐渐转变为游牧与农耕并存。这就使他能够稳定地控制住新近从后燕手中夺取的并州、冀州、幽州等地，进而谋取天下。短短十几年间，北魏便在拓跋珪的领导下成为乱世中最夺人眼目的希望之国。他于天兴元年（公元398年）在平城即皇帝位，成为北魏的开国皇帝，也就是魏道武帝。
制度之后，便是文化。拓跋珪虽然武功盖世，却也不得不佩服中原地区有不少聪明之士，于是他问一位叫李先的博士：“天下什么东西最好，可以提高人的聪明才智呢？”（恐怕这也是很多人所关心的问题了）
李先是个读书人，当然不假思索地答道：“莫过于书籍了。”
拓跋珪又问：“那什么书最好呢？”
李先说：“那就得数经书了，这种书不仅可以教人思考问题的方法，还会讲授做人的准则。”
拓跋珪的兴趣来了，继续问道：“天下有多少书籍呢？朕若想收集，如何才能收全呢？”
李先笑道：“自从有了早期的书契（也就是指刻在器皿、龟甲、竹片等等上面的文字），每朝每代都会增加许多书籍，算到今天，也已经不计其数了。如若主公有兴趣，可以命各州郡县下去搜索，只要有心，收集起来却也不是难事。”
拓跋珪大喜，就下一道命令，让各地官员在民间大规模地搜书，并全部送往国都平城。（这次收集并不算十分成功，连年战事，即便有人有心藏书，也很难保证这些书不遭受战火的侵害。但不管怎么说，拓跋珪以统治者的身份发动全社会的力量，收集了一定数量的典籍，他对于十六国南北朝时期的文化保护与整理工作还是作出了相当的贡献的。）
“以汉制汉”，是拓跋珪统治关东地区汉人的基本指导方针，这也是他之所以能够强过以前诸多中原胡人政权的根本所在。（比如前后燕是典型的家族政权，一家兴则天下兴，一家亡则天下亡；前秦则是企图在文化尚未认同的情况下，盲目推动民族迁徙，最终导致了失败。）
然而他毕竟是第一位走入中原的漠北鲜卑领袖，对于汉人，他不可能做到十分的信任与亲近。从前面与李先的问答之中也可看出，他的学识修养极少，早年所受的文化教育也有限，对于汉人的制度与文化的理解，常常局限于肤浅的表面形式，而不会明白其优越性所在。文化背景的差异，使得文化融合的初期必然经历可怕的阵痛，这是拓跋珪当年面临的问题，也是今日多元文化冲突中现代人类所面临的难题。这些问题交织在一起，加上拓跋珪性多猜忌（多数胡人君主共同的性格缺陷），终于酿成了多起悲剧，而拓跋珪本人也因此不得善终。
北魏攻打后燕国都中山时，曾一度缺粮，老百姓都不愿意缴粮租，拓跋珪向群臣问计。汉人谋士崔逞说：“收取桑椹也可以充作粮食呀，古时候飞鸮（即猫头鹰，其叫声很难听）食椹而改音，《诗经》里是有明确记载的。”（飞鸮食椹而改音的典故，见于《诗经·鲁颂·泮水》的“翩彼飞鸮，集于泮林，食我桑椹，怀我好音。”原意是赞颂鲁侯伯禽的美德，这里当然是被崔逞曲解了。崔逞也是清河大族崔氏的一支，在中原以德才著称。对于北魏军在战争中的暴行，他是心知肚明的，但是又不可能直截了当地向拓跋珪指出，所以就采用了这种方式谏言，既帮助拓跋珪解决问题，又不伤体肤地提个醒儿。）
拓跋珪没读过《诗经》，不懂这一套，军中既然需要食粮，也只好让老百姓以桑椹作租，心中则十分痛恨崔逞用猫头鹰来侮辱进入中原的鲜卑人。崔逞担心魏军劳民动众，又说：“可以让当兵的乘着时节自己去林子里采摘桑椹，过时就落光了。”拓跋珪很怒，说：“仗还没打赢，就让士兵解甲入林，采摘桑椹，成何体统？你这是什么话嘛！”于是对崔逞怀恨在心。
几年后，姚兴攻打东晋的襄阳，东晋守将郗恢向北魏将领、拓跋珪的堂弟拓跋遵求救，信中说：“贤兄（指拓跋珪）虎步中原。”拓跋珪很不满意，认为这是东晋将领轻视他的表现，命令崔逞和另一名谋士张衮回信，指明了要在信中使用贬损东晋皇帝的称呼。信写完一看，崔逞、张衮把东晋皇帝叫做“贵主”，拓跋珪那个气呀，说：“让你们这些人在信里把晋人贬一顿，你们竟敢称呼‘贵主’，哼哼，和那个‘贤兄’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啊！”新账旧账一起算，把崔逞赐死，张衮贬职。
这次事件大大毁坏了拓跋珪在汉人中间的形象，可谓遗祸无穷。后来东晋宗室司马休之等人因桓玄之乱打算投奔北魏，由于听说了崔逞被杀之事，十分害怕，最终决定改换门庭，去了后秦和南燕。拓跋珪知道真相后十分后悔，这以后才对犯错的北方士人格外宽容。
多年战事使拓跋珪的精神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他担心自己未老先衰，就服用一种叫做“寒食散”的药物。这是当时流行于汉族士人中的药物，主要用于排解心理上的焦虑和不安（可见是有闲阶级的喜好之物，普通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呢，哪里有工夫吃这种药）。这种药本来是东汉名医张仲景首创用来治疗伤寒的，可经过改造却成了一种古代毒品，吃了之后容易上瘾，而且容易发作。发作起来是个什么现象呢？其实就和狂躁症的症状差不多：全身发热、躁动不安、狂奔暴走，等等。拓跋珪服药一多，药性的发作自然就越来越频繁，他常常几日不醒，或者几日不食，甚至一个人无缘无故地自言自语，脾气更是暴躁不安，喜怒无常。渐渐地，他的疑心病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靠近他的人有时会无故被他当场刺死（这一点很像晚年的曹操，滥杀无辜，心狂意乱，作为一代君主，这些特性都逃不过后人的诟病。顺带说一句，拓跋珪与曹操在经历上也确有相似之处）。大臣们因为不经意的一句错话，就可能被他处死，就连他的亲人功臣也不例外。拓跋遵因为酒后失礼，就被拓跋珪赐死；司空庾岳由于服饰艳丽、举止傲慢，也被拓跋珪处死；拓跋珪的另一名堂弟，曾在征燕战争中立下汗马功劳的卫王拓跋仪见拓跋珪诛杀大臣，心中自疑，就带着家人想逃出国去，却被拓跋珪派人追回赐死。
北魏民心陷入动荡不安之中，国内又不断出现天灾，拓跋珪了解到这些情况，虽有认错之意，却十分消极，没有什么补救的手段，他唯一的顾虑是皇位的继承权问题。他立长子拓跋嗣为太子后，因担心将来出现母后专权的现象，决定参照汉武帝杀钩弋夫人的旧例，将拓跋嗣的亲生母亲刘贵人杀死，这就是北魏后世一直承袭的“子贵母死”的制度。应该说，这一制度客观上对于后来北魏政权的稳固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在当时遇到了小小的麻烦。拓跋嗣是个十分孝顺的孩子，在宫中日夜啼哭，拓跋珪知道后十分生气，命令拓跋嗣立即进宫。拓跋嗣的手下都说：“皇上现在脾气不好，又发着火，进宫必有不测，不如先找个地方暂且躲起来，等皇上怒气消了再进宫。”拓跋嗣觉得有理，就悄悄出宫，隐匿在外。
太子失踪，拓跋珪更是受了刺激。他的另一个儿子清河王拓跋绍是个典型的游街串巷的无赖公子，其母贺氏是拓跋珪母后的妹妹，也就是拓跋珪的亲姨母。拓跋珪年轻时在贺兰氏的部落中见她长得十分漂亮，也不顾及她已是有夫之妇，便要把她娶来，贺太后反对，劝他说：“绝对不可以，她长得过于漂亮了，而且已经有了丈夫，不可以做这样的事。”拓跋珪不听，派人暗杀了姨母的丈夫，把她强行娶来，生下这个“逆子”。
拓跋绍整日里打劫行人，以此为乐。拓跋珪听说后很气愤，把他倒吊起来扔到井里，即将断气时才捞出来。为了这个儿子，拓跋珪与贺氏夫人常常吵架，吵得不可开交，终于有一天，实在不耐烦了，索性将她囚禁起来，准备处死。
贺夫人也不甘心坐以待毙，她秘密托人捎信给拓跋绍，让他来救自己。年仅十六岁的拓跋绍，于是带着自己的手下与宫人宦官组成的“杂牌军”，连夜翻墙入宫，一直冲到拓跋珪居住的天安殿。拓跋珪末年的暴躁情绪已经造成了宫中的恐怖气氛，守卫们人人自危，竟不敢阻拦，只有人大声叫道：“贼人来啦！”拓跋珪从梦中惊醒，见势不妙，到处寻找防卫的武器而不可得，这位三十九岁的开国皇帝就这样死在了亲生儿子的手中。
（拓跋珪一生，年轻时是武功，初步奠定了北魏的生存空间；中年后有一定的文治，开始积累一个朝代的文化底蕴；可惜末年还是逃不过性格的宿命，其行为某种程度上也破坏了前期的成果。不过，他所遗留下来的这个新帝国，已经足够子孙后代经营开发一段时间。拓跋氏所面临的次一课题，是如何将拓跋珪的基业发扬光大。）
六 拓跋嗣平内攘外
清河王拓跋绍残忍地杀死了父亲，但他毕竟是个十几岁的孩子，未免有些忙乱。按照鲜卑人的传统习俗，一个部落的首领是通过“兄终弟及”的方式来传承的，但是拓跋珪更中意于汉人的继位制度，这才安排了长子拓跋嗣做自己的太子（据说拓跋珪立拓跋嗣另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十分喜爱拓跋嗣的长子、日后成为魏太武帝的拓跋焘，希望他将来能继承皇位，成就魏国统一天下的大业）。当时朝中元老重臣有多少人会支持自己，人心向背到底如何，拓跋绍的内心是毫无把握的。他与左右随从一商量，决定冒险做一次试探。
第二天，皇宫的大门直到中午还没有打开。拓跋绍假传圣旨，命文武百官在宫殿外的端门前集合，朝北而立。拓跋绍隔着宫门，忐忑地对百官问道：“我有叔父，也有兄长，各位公卿想要拥护谁呢？”
外头的王公大臣们一听这话，不禁愕然，半晌没人敢说一句话。南平公长孙嵩反应稍快，回答道：“我等愿意拥护王爷殿下。”
大家这才如梦初醒，明白皇上已经驾崩了，但又不明详情，一个个站在底下装哑巴。只有拓跋仪的弟弟、阴平公拓跋烈痛哭着离去。消息传出平城，太子又生死未卜，朝野上下人心惶惶、各怀异志，贺兰部的肥如侯贺护在安阳城北举起烽火，本部人马都前往集结，北魏其他各部也各自屯兵，眼看着一场内乱就要爆发。
拓跋绍听说人情不安，心中害怕，便搬出大量的布帛赏赐给王公大臣们，希望得到有力的支持。在民间隐姓埋名多时的拓跋嗣得知宫中有变，悄悄从外面赶了回来，暗中观察宫内宫外的动静。
拓跋嗣不敢轻易暴露身份，他白天隐匿在山中，晚上就住到贴身侍卫王洛儿的家里。王洛儿有个邻居，名叫李道，暗中也帮助王洛儿服侍拓跋嗣，到了早上就把他送回山中。李道是个热心人，保密的意识却很不够。过了那么一段时间，附近的老百姓听说了这件事，知道拓跋嗣没死，都高兴地奔走相告，消息不慎传到了拓跋绍耳中。拓跋绍自作乱以来，最担心的就是自己的兄长回来跟他算总账，当即派人收捕李道，并斩首；然后又在民间征募知情人，寻觅拓跋嗣下落，一旦找到，就要将他杀死。
拓跋绍掌控了朝中的大权，却不能左右人心向背，拥太子派终究占了上风。王洛儿为拓跋嗣跑腿，潜入平城，暗中向大臣们通报情况，并与安远将军安同等人联络，秘密做好了安排。一切就绪，拓跋嗣带着随从向平城进发，刚来到城西，便有快马来报：拓跋绍已被身边的卫士拿下，听候处理。拓跋嗣此人虽说温和仁厚，对付自己的政敌可是毫不含糊，何况是弑杀父皇的首恶。他下一道命令，将拓跋绍、其母贺氏以及十来名随从幕僚一并处死。
北魏天赐六年（公元409年），拓跋嗣即皇帝位，大赦天下，改元永兴，重整朝纲，任用贤能，是为魏明元帝。他是北魏前期的三位君主中承上启下的一位，父亲拓跋珪是创业，儿子拓跋焘是图霸，他本人呢，就是两者之间的守成之君，光芒或许被其他两位盖过，但其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新登基的拓跋嗣继续执行拓跋珪的政策，他在平城等地建起大量房屋，并将塞外的鲜卑人及其他胡人内迁到关东地区。这是一项强制性的官方移民政策，目的是恢复与发展久经破坏的中原地区，遇到的阻力却恰与其深远的意义成正比。当时的官员不会去体谅老百姓对于故土的依恋之情，更不懂得组织“居委会”去做思想工作，在执行政策过程中多半是采取硬性逼迫的手段，造成了一些地方民众的反感。部分流氓无赖乘机煽动情绪，许多年轻人逃亡集结在外，不少郡县都出现了有组织的土匪或强盗。
拓跋嗣面对民患十分头疼，又不想大动干戈地镇压，就与公卿们商量：“朕本来是要为民除害，可惜让那些官员坏了事儿，以至于乱事频起。如今违犯的人多了，不可能把他们都抓起来杀了。我的意思是通过大赦安抚，你们觉得怎么样呢？”
元城人侯屈说：“民众逃亡做强盗，这是大罪，如今不给他们定罪就把他们赦免，乃是‘为上者反求于下’（即本末倒置，不是执行政策的人的行为），恐怕不妥。依臣所见，不如诛杀首恶，赦免余党，此举足可安定天下。”
清河人崔宏（这位又是清河崔氏一族，后来鼎鼎有名的北魏汉臣崔浩正是他的长子）则说：“圣明的君主统领民众，目的便在于安定团结，而不是跟民众去较量胜负。赦免罪行虽不是正招，但却便于执行。侯屈的意思是先诛后赦，还不如一招赦免全部搞定为好！如果有人赦免了之后还不老实，到时再杀也不为晚。”
拓跋嗣赞同崔宏的建议，依计执行，果然许多人就不再为乱，对于继续作乱搞破坏的少数人，拓跋嗣就不再手软，派将军于栗领兵一万前去平定，很快解决了不安定的因素。
北魏一面进行内部迁徙，达到合理的资源分配，另一面打击入侵的柔然骑兵，“净化”外部环境。
柔然的部落首领社仑（柔然的首领本姓郁久闾，所以社仑的全名就是郁久闾社仑，这个词来自鲜卑语“木骨闾”，意为头秃，这可能源自北方鲜卑人不留发的习俗。北魏被南方史书称为“索虏”或“索头虏”，其本意也是指类似的习俗：拓跋部的族人往往把头发剃光，头上只留一个小辫，称为索头，“索虏”就是索头的胡虏。东胡的这种习俗一直沿用到后来的清代）本是归附拓跋珪的塞北部落缊纥提之子。拓跋珪将缊纥提的部众分配到其他各个部落中，强行迁徙，这一政策引起了缊纥提诸子的强烈不满。社仑与他的兄弟率部弃父出走，逃入大漠，几经辗转，投奔了伯父匹候跋的部落。
匹候跋与缊纥提是亲兄弟，但早就分成了两个大部落，彼此并不信任。他将社仑等人安置在部落南面边远之处，并派自己的四个儿子严加监视。社仑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