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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国史的都是汉人，他们对于历史的理解与没怎么读过史书的拓跋焘可不同，史书不是“好人好事记录册”，而是对于事实的叙述。所谓春秋史笔，是“笔则笔，削则削”，该记录的就记录，该删减的就删减，既不溢美，也不讳恶，皇帝什么时候给人欺负，什么时候干了坏事，这些都得写到纸上。拓跋焘想的只是光宗耀祖，他一向推崇崔浩，看他领着一帮子人日夜伏案，奋笔疾书，心中暗爽，指望着这本史书早点写完。
到了太平真君十一年（公元450年），魏国史《国记》编撰完成，崔洁审阅一番，非常满意，便向皇帝呈上。参与著史的闵湛、郗标建议，把《国记》刊刻在石碑上，以彰直笔，同时刊刻崔浩注解的《五经》。高允听说此事，私下里说：“闵湛等人都是小人之见，恐怕要害惨崔氏一族了！”崔浩却很赞成这个建议，对太子拓跋晃提了出来。拓跋晃给予支持，于是下令在平城南郊修造碑林，方圆一百三十步，“用功三百万”，终于完成。
城南新修了碑林，好新鲜爱热闹的人纷纷跑去观看。那些本来就对修国史有意见的鲜卑贵族当然也去看了，这一看可不得了，石碑上的文字哪里是在夸耀功德啊，明明都是揭短嘛。拓跋氏发家才历经三世，祖上的事有好多不体面的，自己知道也就算了，怎么可以放在外面给大家看呢，太不像话了。鲜卑贵族一个个怒气冲天，前呼后拥地跑到拓跋焘面前，向拓跋焘告发，说崔浩这帮汉人是存心损咱们呢，应当严惩不贷！
拓跋焘这才如梦方醒，一拍桌子，派人将石碑火速砸毁，下令逮捕崔浩以及所有参与著史的文人。
太子拓跋晃首先得知消息。自从灭佛以来，他就跟崔浩结了怨，这次崔浩获罪，他本该高兴，可是修史的主力成员高允却是他的恩师，他赶紧把高允接到东宫，吩咐他说：“明天随我去见皇上，假若皇上问你啥，你就顺着我的意思答话，听明白了么？”
高允一头雾水，问太子：“为了什么事情呀？”
拓跋晃也不细说，只回答：“去见了皇上就知道了。”
次日一早，拓跋晃领着高允来到宫中，向拓跋焘禀告：“中书侍郎高允在儿臣宫中，相处好多年了。他一向小心谨慎，遵纪守法，虽然与崔浩一同著史，但地位很低，罪责都是崔浩的，恳请父皇明察，免他死罪。”
拓跋焘点点头，召见高允，一见面就问他：“《国记》都是崔浩写的吧？”
高允依实回答：“《太祖记》为前著作郎邓渊撰写，《先帝记》（先帝即指拓跋嗣）和《今记》是微臣与崔浩合写，不过崔浩管的多，只抓总体的事务。至于注疏方面的文字，微臣多于崔浩。”
拓跋焘大怒，对拓跋晃说：“怎么搞的，高允的罪责比崔浩还重，叫我如何饶恕他呢？”
太子暗暗叫苦，心说这个高允怎么不长脑子，不听我言，忙解释说：“高允小臣，初见父皇天威，语无伦次。儿臣刚刚还问他来着，他说全是崔浩干的。”
拓跋焘转脸问高允：“太子说的，可是实情？”
高允答道：“微臣罪当灭族，不敢妄言。太子是因为微臣侍讲日久，同情我的遭遇，想要救我一命而已。其实他并没有问过我，我也没说过那样的话。”
拓跋焘倒吸一口冷气，居然还有这样的大臣，感叹道：“果真耿直啊！世上少有人能为之，而高允竟能做到！死到临头，还能面不改色不说假话，此乃信；身为大臣，而能坚持真理不欺君，此乃贞。既信又贞，让人佩服，好吧，我就赦免他了。”
拓跋焘又派人把崔浩召来质问，崔浩早已吓得说不出话来。拓跋焘就叫高允起草诏书，把崔浩满门抄斩，并且诛杀与著述国史相关的官员。
高允接旨，却一直迟疑不写诏书。拓跋焘催了又催，最后高允要求见过皇上，然后动笔。拓跋焘就召他进宫，高允奏道：“微臣实在不知道崔浩还犯有何罪。如果仅仅是因为写国史的事触犯了皇族先世，不为尊者讳言，也不至于判死罪啊。”
拓跋焘一听，这是什么话，当即就坐不住了，命令武士把高允捆绑起来，就要杀他。旁边拓跋晃吓坏了，一再劝说。拓跋焘才慢慢消了气，想想高允也没说错，就给高允松绑，把他放了，感叹道：“要没有此人，朕恐怕要杀数千人呢！”
事后拓跋晃责备高允：“识时务者为俊杰。我替你求情，你怎么反倒去激怒皇上呢？我每次想到这事，还是心有余悸呢。”
高允答道：“所谓历史，就是要如实记载帝王的举止，以为后来者鉴，如此才能让今天的人知道过去的事，将来的人知道今天的事。同时，这样的写史笔法，也能使君主们有所顾忌，言行谨慎。崔浩主持修史，私心很重，的确有罪，但书中写到朝廷起居、国家得失，乃是史法之大体，并无过错。我与崔浩一同编书，自当同生共死，不能独免。承蒙太子殿下出面保我，高允感激不尽；但若要我为了活命说违心的话，我可做不出来。”拓跋晃为之动容，从此更将高允带在身边，咨以要事。
高允侥幸不死，拓跋焘还是没有放过崔浩，他另外找人起了诏书，族诛崔浩所属的清河崔氏以及与之联姻的卢、郭、柳三大士族，其他涉案人员则只杀本人。崔浩为拓跋氏君主谋划一生，到头来化作南柯一梦。行刑当日，七十高龄的崔浩被关在囚车里押往刑场，路上卫士们都爬到他的头顶，一边说着侮辱的言语，一边朝着他的脑袋撒尿，呼声不绝于耳。这位才干见识不亚于诸葛孔明的谋臣，下场竟如此凄惨，让人扼腕。
由于燕赵汉人的几个大族遭受沉重打击，北魏一直欣欣向荣的制度性汉化蒙上了一层阴影。拓跋焘后来也为自己一时的暴虐行径后悔不已，但木已成舟，不得不吞下苦果。
崔浩对于北魏前期政权的发展与巩固，功不可没。他本人虽为一文弱书生，却总能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拓跋氏在军事扩张中多次采取他的建议，几无失策。对于北魏的制度，他的影响则是在思想的层面上，是隐性和渐进的，他重视推广儒学，并着力于像汉人一样选贤拔才，这些举措都是能波及数代的。很多人认为，崔浩心存汉室，不热衷于南征，而力图促使北魏政权向其他方向扩充，这其实是一种汉文化的惯性思维方式。崔浩从小受到的教育既然是汉人的传统文化教育，他的言行不管是出于主观还是客观，自然会对汉族、汉文化有利。鲜卑人本无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崔浩想从汉文化的角度出发，为鲜卑人写史，其结果只能是悲剧。崔浩的被杀，归根到底源自文化的冲突，它标志着北魏前期的汉化潮流遇到了暂时的阻碍。然而，对鲜卑贵族们而言，无论是自愿还是被迫，要想生存于中华世界之中，在文化上就别无选择。历史之车轮，轰隆碾过，大势之所趋，无人可挡。
九 南北狼烟再起
崔浩被诛的那年恰好在公元五世纪的正中间，整整一个世纪以前的后赵乱亡、冉闵发动的大屠杀（参见《纵横十六国》），恍若昨日，昔日高鼻深目的胡人惨遭灭族，今天便轮到了北方最为显赫的几大汉人士族。历史对人们，总是开着不大不小的玩笑，轮回也好，报应也罢，相似的情景一次又一次的出现。一百年前是慕容氏大举南侵，一百年后就变成了南北世界的一场大对抗。
崔浩被诛的四个月前，北朝皇帝拓跋焘与南朝皇帝刘义隆，几乎同时想到了向对方开战。首先动手的是拓跋焘这个“战争狂人”，刚刚从对柔然的战事中调整过来，他便将刀锋指向了淮水南北的宋国国土。
南朝自元嘉七年（公元430年）的那次北伐失败（参见《元嘉之治》）后，已有整整二十年没有和北方的邻居在战场上过招了。宋文帝大概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加之二十年来的治世局面，异己权臣一个个都被他消灭，让他颇为得意，以前的失败归因于年轻不懂事、考虑不周到，可以通通忽略不计，现在正值有为之年，所以要好好做几件功劳可以盖过历史上那些明君英主的大事。盖吴起事的那次，他就有了想法，苦于那时没把北伐的事情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准备不充分，才没有马上付诸行动。这回北魏的军队首先出动，他便想好了方针对策——保存实力，待机反攻。他给淮、泗前线的各部将领下令：“如果魏军兵少，就各自坚守；如果兵多，就带上老百姓，一起退到淮南的寿阳。”
拓跋焘亲自率领骑兵部队，呼啦啦来了十几万。宋国边境线上侦察的卫兵情报搜集工作极为不力，前线各城发现魏军时，双方距离已经相当近了。南顿（今河南项城西）、颖川（今河南禹县）的太守收到情报，惊恐万分，立即弃城撤退。
魏军长驱直入，便杀到了悬瓠（今河南汝南）城下。驻守在悬瓠的是行汝南太守（行即为代理，行使的意思）陈宪，魏军还未入境时，他被寿阳的豫州刺史、南平王刘铄派到这里。时间紧迫，陈宪来不及撤退，也没收罗多少兵士，整座城中只有区区不到一千人。拓跋焘的大军很快就将悬瓠城团团围住。
魏军数量百倍于城内守兵，拓跋焘本以为可以轻松拿下，没想到竟然碰了钉子。陈宪人虽少，斗志却很高，击退了一拨又一拨的攻城魏兵。魏军在城外四周修筑高楼，对着城里疯狂射箭。城里的士兵想了个办法，一人拿一块门板，要行路取水时就背在身上，魏军的乱箭竟也没起多大作用。拓跋焘又下令改用冲车，冲车顶上装个大钩，专门拖拽城墙，悬瓠的南城很快就要坍塌了。陈宪也有对策，又在里头再修一道内墙，外面又竖立木栅栏，全力阻挡，冲车这一招又失灵了。魏军只好仗着人多，死命攻城，宋军在陈宪的号召下奋勇苦战，以一当百，攻城的魏兵完全没辙，尸首越堆越高，到最后，后头上来的魏兵直接踩着前头人堆积的尸山，就能冲到城头与宋兵短兵相接，战况无比惨烈。
悬瓠城对于守兵生死攸关，而对于攻势不止的对手而言只是一座可有可无的城池。拓跋焘的战略方针不明确，十万大军被几百个人拖在淮北，损失上万。宋国这边则赢得充分时间，两路救兵分别从彭城、寿阳出发，一路往汝阳，一路往悬瓠。彭城的一路由武陵王刘骏负责，把北魏前来掠民的拓跋仁打了个措手不及，辎重被烧，军队失散。不过拓跋仁也算精明，很快就探清楚宋军后继不足，回师反击，将宋军打得大乱，得了不少马匹和武器。
寿阳的一路则由南平内史臧质和安蛮司马刘康祖统领，拓跋焘的殿中尚书任城公乞地真领兵阻击，被宋军斩杀。北魏两边都没捞到好处，拓跋焘无奈对手下部众说：“淮南那边看来是来了大部队了，弄不好还会有奇兵，再不退兵怕是要中了敌人的诡计！”一摆手，撤军。
这场防御战很意外地没有大的损失，宋文帝本已膨胀的信心大大增强。前线情报工作的滞后、接触战的劣势等一系列应该引起重视的问题，都被悬瓠的这场一对一百的守城战的光芒所遮掩。偏巧这个时候拓跋焘不知哪根筋出了问题，让人送来了一封挑衅意味很浓的书信。
拓跋焘这封信，被全文收录在《宋书》的《索虏传》中，《魏书》的《岛夷传》则不见收录，我猜测可能原因有二：一、书信的内容可能不为魏国史官所记载；二、从北魏一方看来，这封信的内容并不是十分体面、值得大书特书的，甚至可以说是十分丢脸的。而对于敌国刘宋而言，这样的言辞正好能够显现北魏皇帝的傲慢、狂妄、外强中干，用来鼓舞本国军民的士气，大约再合适不过了。
拓跋焘一开篇就指责刘义隆大搞间谍战，还侮辱战俘（可惜那时候不能开个军事法庭进行审判），品位太低。所谓“观此所行，足知彼之大趣，辨校以来，非一朝一夕也”。（文*冇*人－冇…书－屋－Ｗ－Γ－Ｓ－Ｈ－Ｕ）
接着他便质问刘义隆支援联络北魏国内的“恐怖活动头头”盖吴，是搞“国家恐怖主义”：你这家伙如果还是男子汉大丈夫，就应该自己来取我的国土，却总是用钱财引诱我国边民，这可是偷鸡摸狗的行径！我如今才得了你多少土地，哪里比得上你得到的边民数量多？（这就是胡搅蛮缠了，天下者，有德之人取之。老百姓自然是愿意去富庶繁荣的地方，这是人之常情，用战争以外的手段来得到更多人民的拥护，总比战争手段要来得代价小，也要长久一些。拓跋焘一生戎马，没能好好坐下来思考治世的政策，或多或少地忽视了经济手段对于国家昌盛的重要性。）
下面他又说：你要是想保全国家，还想坐江山呢，就把长江以北都割让给我，我可以把江南赏给你住。不然的话嘛，那就快下命各地严阵以待吧，来年秋天我自当亲自前往攻取你的扬州，到时候想要活命可就由不得你咯。当年我向你讨要珠宝，你不给我，如今正好取几颗髑髅，充当珠宝也不错啦。（嚯！口气好大，凶残野蛮哪！）
然后拓跋焘就开始夸耀自己的武功啦：你当年北通蠕蠕，西结赫连夏、沮渠蒙逊、吐谷浑，东连冯弘、高丽，这些个国家，我都消灭了（这句又是过分，柔然、吐谷浑和高丽都没有被北魏彻底消灭，而且活得都比北魏还长呢）。看看他们的下场，再想想你，你以为你能独存么？
最后露出鄙夷之色：我去攻打你的时候，你打算怎么办呢，最多不过筑个城自守罢了。你那里下点小雨，水就漫过胸了，你还能在水里射我不成？我这趟去取扬州，可不像你搞小动作，你那些间谍啥的，我抓了也都放回去了，世人眼睛亮，明白得很呢。你那些功臣，一个都容不了，哪里配跟我比？你总想着跟我打一仗，我可不傻，也不是苻坚哦，打算什么时候打呀？我白天就派骑兵包围你，晚上就离你百里宿营；你的百姓要是降我呢，就把他们带回北方，要是不听话嘛，就统统杀死（的确是残暴无比）；附近要有粮食，我就先一步吃光了啊，让你的军队没吃的，看你能挨几天？你们这些南方人擅长偷营，我也知道，所以宿营离你百里之外，你就算每三里安排一名探马，首尾相接，也不够你排的，看你怎么能暗算我。你以为我要攻你城的时候呢，我也不近城围你（算是吸取了攻城战失败的教训吧），就引水灌城。哦，对了，我知道你老爹时代的旧臣，都已经给杀绝了，那些人如果还健在呢，虽说老了点，但好歹还能出谋划策。如今你给杀绝了，岂不是天助我也？其实我也不用大动干戈，我这里有些会法术的婆罗门，派几个小鬼去把你绑来就行了！
拓跋焘的信，字里行间充斥的是侮辱取笑的话，却恰恰体现了他虚弱的一面。全文基本上是在夸耀自己怎么怎么能干，怎么怎么能打胜仗，偏偏忘了“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的大道理。关于战功，说得越多，就越显得拓跋焘对于刘宋用兵的无把握；关于战术，讲得越详细，就越显得自己“黔驴技穷”，聊以自慰而已。这些文字起不到恐吓震慑的作用，倒是在客观上有点示弱、聊以壮胆的意思，或者说拓跋焘这时还是对南朝比较忌惮的（数年之后，南朝因为皇室相争而大乱，北朝对南朝的最后一点忌惮就不复存在了）。
书信大大刺激了南朝的君臣，将对抗导向了对撞。两位统治者在他们统治的最后几年，都犯下了类似的错误，于是，一场原本应该十分精彩的大战，从一开始就变了味，逐渐演变成为乱糟糟的灾难。
十 王玄谟的失败
其实不管有没有拓跋焘的这封挑衅信，宋文帝都是打算发动大规模的北伐的。他身边的大臣自然是投其所好，徐湛之（他在刘义康倒台后认识到政治斗争的残酷性，从此便紧跟皇帝的路线，宋文帝也渐渐宠幸他）、江湛和王玄谟这几位都是一个劲地鼓吹北伐必胜论。这里头最积极的就是彭城太守王玄谟，经常在宋文帝面前天南地北、古今中外地神侃，宋文帝给侃得热血沸腾，感慨道：“观玄谟所陈，令人有封狼居胥意！”狼居胥山位于今天蒙古北部的肯特山，西汉霍去病大破匈奴，封此山以祭天。宋文帝久居深宫，听了王玄谟吹的牛，就飘飘然想远追强汉的武功，真有点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辛弃疾的词“元嘉草草，封狼居胥”，指的便是这个典故。与权臣韩侂胄的北伐相比，元嘉年间的北伐可以说是由从上到下一群糊涂蛋所发动的，留给后人的唯有笑柄而已。
看看宋文帝身边都是些什么人就知道了，一见皇上有封禅之意，御史中丞袁淑马上就说：“陛下英明神武，以大军席卷河北，然后封禅于泰山，臣愿上封禅书，以庆贺这千载之合。”很有点“千秋万代、一统江湖”的味道。
宋文帝做足了明君的美梦，便于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年）秋天召集群臣，提出大举北伐，让大家尽快统一意见。大臣们从实际情况考虑，提出了不少异议。左军将军刘康祖认为时日已晚，不如等到来年再动兵。宋文帝居然说：“北方魏虏暴政，各地起义军此起彼伏，如若再等一年，岂非让那些心向朝廷的义士们心寒么，不行！”仿佛天下苍生等着他去早日解放。
太子步兵校尉沈庆之曾经受过檀道济的举荐，是当时刘宋国中为数不多的知兵之人。宋国国内的诸蛮反叛，他统军平叛，屡立战功。沈庆之对宋文帝进谏，说：“我军以步兵为主，魏军以骑兵为主，势难匹敌；檀道济两次用兵无功，到彦之北伐失利。如今的王玄谟等人，怕是还不如那两位将领，我军的强盛，也比不过从前，恐怕出师不利，反而受辱！”
宋文帝不以为然地说：“魏国窃据我国的河南地区，与小丑无异，我军往日没打胜仗，是有别的原因的：檀道济是养寇自资，居心不良，到彦之是中途生病，运气不佳。魏军所倚仗的只有马匹，今年夏天河水满涨，我军只要泛舟北行，拿下础x、滑台这两处易如反掌，打下这两处后，我们就有了粮草百姓的资助，再拿下虎牢、洛阳，也不成问题。等到了冬天，我们的城池也修固了，魏军的骑兵胆敢过河，管叫他有来无回。”
沈庆之还是觉得不妥，坚持反对。宋文帝便让旁边的徐湛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