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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陈掌握的金融、企业、事业虽规模宏大，但和孔祥熙、宋子文不同的是，这
些机构中，他们的个人股份非常之少。
陈果夫担任职务虽然多，但其收入主要是薪金收入，而不是资本收益。
陈果夫出任中国农民银行董事，只收出席费，出任农行董事长，主动将薪金由
后来的1200元降为1000元，兼任交通银行董事也只拿出席费。兼任中央合作金库理
事长和中央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合作金库只拿出席费，不支薪水，财委会则一文
不取。
按照当时的规矩，兼职兼薪，有多少个职位，领多少工资，人人如此，不以为
怪，陈果夫不仅不多拿，反而少拿。
陈果夫虽然颇能自制，但他手下的那帮喽罗们，却唯恐别人不知道自己阔了，
一时佳肴美酒，一掷千金，豪华淫奢，极尽排场，以至引起蒋介石的反感。
陈果夫注重抓实权，但一直自视清高，视钱财为身外之物，他自称：“我看历
史，又看到亲友中的人，只有做事业的，其事业永远留存，其它遗钱给孩子，或个
人贪污的很多的钱，颇多不久消失。而且人总是会死，一朝消逝，存钱无意义，可
惜多人不懂这个道理。”
“当我在交易所的时候，进进出出的人很多，三年中没有一个人真实赚得钱的，
做生意亏本当然不好，有盈余者亦无好结果，因为他们不懂得用钱，赚钱亦无目的，
就做什么用的目的，当然难得有好结果了。”
“我管过许多的钱，又常看到有了钱，其人常常为钱所用，为了安置这些钱，
也是很麻烦的事，故不如无钱的好。所以，在民国21年以后，我决意把我的精力完
全放在事业上，31年以后，我把我的精力完全放在写作上，有事业，有写作，那么，
我的一生，无论对国家、对人类、对祖宗，以及自己的良心，可以无愧。”
陈果夫在《我的经济生活种种》一文中说：“一般人的落伍观念，以为做官的
人一定有钱的，不贪污也贪污，民国19年，余任国府委员、中央组织部长时，就提
出这种观念是不对的。
“该年国民革命军在前线打了胜仗时，我因为到杭州开会，在”两湖饭店开上
房间，刚刚住下，即有杭州妇女会热心劝捐慰劳金的同志来找我。他们要我捐50元
至100元钱，当时我带的钱国沿路捐款，剩下不过30元。当时我在中央任组织部长，
每月薪水300元，除去所得捐等不过260余元，要顾家用。到杭州开会是自己贴钱的，
所以，向他们直说，而他们竟不相信我的话，并且说某部长拿出100元，某某出了5
0元，他们弄不清楚我是什么部长。
“后来弄得我发起火来，他们才捐得10元而去，但是在外面还说了许多闲话。
“第二天我在浙江省党部纪念周中谈了一番，就是要杜绝贪污，要先改变社会
观念，如果不问其钱之来历，而认为捐钱多者为善人，那么，就无人可做好人，又
无异鼓励贪污了，这事在我脑海中深植印象。”
陈果夫一生经千公款不计其数，但自诩清清白白，对于他的下属发现有贪污或
其他不轨行为，只要让他发现，便抓住不放。
陈果夫在《我的经济生活种种》一文中还讲道：“中财会自33年开始开展工作，
至36年夏，即有很多事业。外间知者甚多，才引起共党之注意。说我为官僚资本家
之一，其后又有经济通讯刊物，亦认为我有官僚资本，大致说我掌握若干金融及若
干事业机构等等，这很容易引起若干谋职不到的人心理不平衡，更会引起搞政治而
不规规矩矩的人眼红，就有许多政治上的暗攻。
“因此我们财会的工作，改变为整理原有事业，不再创造新事业的方针，其时
各种事业大都已具规模，也无须多创新的。我很想为党树立经济基础，但在是非难
分的环境中，恐怕做不到。我想来不是自己要舒服的，又不是自己要沾便宜，更不
想发财与做官，只是要做事业，所以有些人说要搞些政治资本以及为将来生活资本，
我从不去想。
“就是目前要借政治和经济力量，图一时之利，亦竭力避免。因为照我这样一
个人，有如此生活，在个人觉得也算满意，假使我们的政治、经济都使个个人都能
达到我这样的生活水准，也可以说是好到极点。”
陈果夫的收入，除了工薪外，最主要的就是稿费了。
陈果夫的稿费是颇高的。
由正中书局出版的《卫生之窗》、《儿童卫生歌》稿费16298．12元；《中国教
育改革之途径》67200元；《医生漫谈》3000元。
陈果夫一般不接受别人的赠金，“1948年，陈在上海治病，因费用过高，转经
医疗费相对低些的台湾治疗。
临行时，一些CC分子去看他，问是否需用钱，被他拒绝。
中央合作金库以出房租的名义，赠他4000美金，被他拒绝。
二陈没有什么家财，这为解放后清理四大家庭资产所证实。
建国后，曾专门在四川的重庆、成都、上海、南京等地严查“四大家族”所属
官僚资本，但查出来的属于二陈个人的，几乎没有。
二陈揽的主管的各种经济结构，基本上都属于官方所有，一旦离去，即无所留。
陈果夫的秘书袁英林曾在一篇回忆录中写道：
二陈两家公馆，都各有秘书室。
陈立夫有四个秘书，都是他的同乡亲戚。
陈果夫有三个秘书，我是其中之一，另外一个陈世杰，是他的外甥，还有一个
梁渊，是他外甥女婿的弟弟。
秘书的日常工作是办理来往函电，转送来往文件，接待来访客人，随从外出记
录，我还另外办理中华教育电影制版厂指导委员会的事。各家秘书室，各自办理各
家的事，互不相干，必要时也有些联系。
据我三年多时间的观察，平日两家生活，都比较俭朴，没有铺张浪费的现象，
像一个普通家庭。门前无警卫，只有一名传达。外出时，一部小汽车，一个司机，
一个随从副官。不像孔祥熙那样，每一个行动，小包车几部，随行人员一群，前呼
后拥，夸耀示众。
陈果夫患肺病几十年，不管到哪里去，衣服袋里总是装一个特制的小痰盂，讲
话时就摆在讲台上，随时吐痰，完了又装进衣袋。
我在他家生活多年，总是四菜一汤，两荤两素。每天吃饭总是一桌人，陈氏夫
妇，三个秘书，还有经常住在他家的小姨子朱畹芝，一个侄媳妇华慧君，一个外甥
俞惠芳。
陈果夫除吃一般饭菜而外，有时单独给他做碗鸡汤。这个鸡汤，别人不动，总
得两三顿才吃完。为了防止肺病传染，他们习惯地都是每人两副碗筷，一双是夹公
共菜用的，一双是自己直接吃饭用的。
每天晚饭后，陈果夫都习惯地到会客室坐一会儿，有时讲些往事和时事。听陈
果夫讲故事，这是他们家人点的节目，也是一天中最轻闲最悠闲的时间。
因为陈果夫是老肺病，延至抗战后期，肺已溃烂得厉害，并在左后背穿孔，每
天从穿孔处抽脓，所以，每天有医生来治疗下药，还有从西藏来的一个修道女名叫
于仞兰的给推拿按摩。
尽管如此，陈每天总是坚持工作，该开会就去开会，该讲话就去讲话。他的日
常工作中，除处理批阅函电文件外，每天要安排一定的时间接待约定谈话或临时来
访的人员。
凡来访的人，都把名片递到秘书室，由秘书登记后把名片送给陈看，需要接见
的，就在候客室等候；不需要接见的，由我们婉言辞却。
陈在会客时，有时时间过长，感觉疲倦，有时客人讲话过于冗长，听得不耐烦，
陈往往利用名片背面，给谈话的人画像，这是消遣，也是不耐烦的表现。·
秘书室有三件事，需要特别提一下，第一是密电码，共有20几本，都是名省市
的主席、厅长或做其他工作的人，约好与陈果夫直接秘密联系使用的特定的电报本。
收发电报，都由我们翻译转出。这部分密电码本和陈果夫的私人印章，都装在
一个手提皮包里，由我们保管。
当时日本侵略者对重庆进行疲劳轰炸，空袭警报频繁，每次躲空袭，进防空洞，
密电码提包就是我们不离手的重要物件。
第二是处理文件的分等，因为陈果夫兼侍从室第三处（人事处）主任，来往文
件函电，大部分是有关人事更换制度及介绍工作的事，这里边有轻重缓急、重要次
要之分。除了机密文件我们拆封，直接送给陈果夫处理外，一般文件均由我们着手
处理，这些文件一般分三类，一是陈果夫的亲笔信；二是我们起稿誊清，陈果夫签
名；三是我们起稿誊清，盖陈果夫的印章，这就是重要次要的分寸。第三是特别费，
每逢年终，蒋介石就有一笔不公开的特别费，拨给陈果夫自由支配。凡是与陈果夫
有直接关系的人，陈的头脑中有一本无形的账，除夕前，陈把特别费中的一部分，
分别送给这些人，每人10元、20元、30元不等，不论多少，都由纸封好，送到每个
人的手里，名日“年赏”。
5．曾经赢得胡适的敬佩
陈果夫经管党务，染指经济，不顾体弱多病，不遗余力，身体力行，然而，他
对国民党教育事业也是立下汗马功劳的，他与国民党中央政治学院有着不解之缘。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中央政校复员南京，陈果夫发起在南京合建介寿堂，先书
有《介寿堂记》：
民国三十五年春，中央政治学校复员离川，各同学合力捐献之中正堂将随全部
校舍留于陪都。同学惋惜，奔告于余。余日：“吾校本旨，原为育才，贡献党国，
今吾去堂留，而继承之者，仍为学校，举以赠之，亦复何憾。引以吾校之众，分布
地域之广，东归以后，仍可另谋创建，其庄严或更甚于此，是在诸同学而力行如何
耳。”
继恩是年十月三十一日，适为校长，蒋公六秩华诞，乃倡议建筑介寿堂于首都。
同学闻之，鼓舞欣从。自春且冬，从事筹募，赖诸同学之合作，暨社会人士之协助，
巨款立”集，继尔鸠工龙村，殚心竭力，历八月而堂成，恰逢本校二十周年校庆，
询盛事也，溯维二十年来吾校长戡乱御侮，宵吁忧勤，卒之两复河山，由残破而完
整；四裔民族，由散漫而团结；由消沉而恢宏光大。丰功伟绩，震耀寰区，以大德
而克享大寿，不亦宜乎。
吾校毕业八千余人，亲承校长之领导，更沐其教泽，值兹胜利既奠，建国伊始，
营构斯堂，不但示崇敬，抑亦表达吾同学对于国家建设之趋向，为社会服务之忠诚。
深愿全体同学，今后在校长领导之下，于役党国，公余集议于斯，游乐于斯，亿兆
颂歌，以增进吾党乃至吾校之光荣，不更懿哉！是党自设计营建迄落成，余亦当添
列其役，因为记其缘起。
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五月二十日吴兴陈果夫恭撰
1946年前，政校奉命改为国立，是年为政校20周年校庆，陈果夫在病中又撰文
表示祝贺：
“国立政治大学之命名越数月，而学校庆祝其二十周年，学校诞生在北伐军事
未完之时，其后大局粗安，核事亦渐上轨道；而抗战以起，转迁万里，三易其处，
去年胜利复员，乃复返于首都红纸廊原址。二十年来，在动荡忧患之中，逐渐扩展
成长，得有今日基础，缔造经营之不易，盖可知矣。
学校之名凡三易，每易其名，皆所以配合革命建国之每一阶段，军政时期为中
国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训政时期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及宪政之前夕，而
为国立政治大学。盖党国所期望于本校者，固异乎一般大学，况军政、训政，为期
犹短，若宪政则漫无止境，本校此后所负责任之重大，尤千百倍于往昔，今日虽度
其二十周年，实为步入新程之开始。回溯过去，瞻望未来，令人有无限任重道远之
感。
本党以实现三民主义为建国目的，设本校以培养建国干部，故学校一贯教育方
针，皆为如何实现三民主义达成建国目的为依归。自宪法颁布，三民主义融会于宪
法，而公诸全国，不复为本党所专有，本校亦于是由党办而改为国立。从知本校校
名、地名之变更，不徒为党校、政校之延续，抑更加重其对于实现三民主义之责任。
本校同学应如何恢宏气度，猛进学业，领导全国大学，共向实现主义之途而努力，
庶无负校长之期望与学校之培育。
本校教育方法，本先圣明诚之教，而以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为施教
之程序，各学期课程配置，悉准于此。
第一学期以军训为主，所以正其心志，严其纪律，立求学之根本。自第二学期
以后，则先之以博学，配广泛之课程，继之以审问，择其重要课程，改以灌注方法
教授之，使渐由被动而成为主动，再进而为慎思，为明辨。则重在以启发方式，使
学生能就所学，而融会贯通之。
最后工作实习为教其笃行之始，此本末先后之一贯施教程序，为本校教育特点
之一。
其次为军事训练，军事管理制度。全国大学之有军训军管，实自本校始。我人
应知真正之民主，盖从纪律生活中孕育而成，无纪律即无真民主可言。民元以来，
国事纷扰，即坐于全国上下未解民主真意义，而本党建国所以在宪政之前，先之以
训政者，亦无非为国家建立一纪律基础，为民主之前驱耳。
本校军事训练及军事管理之主要目的，在养成纪律精神。至于军事之操作，生
活之整场犹其余事。方今宪政将始，凡留心国家之前途者，殆无不恍然知纪律精神
为民主成败所系，事萌而后理明，本校军训制度在大学教育上之价值，将由是而始
可其评得失也。此为本校教育特点之二。
再其次为训导制度。学校教育往往偏重智育，而智育之中，又往往偏重书本，
忽视以实际生活作教材；本校训导制度即所以补救此弊，实为导师之扩充也。举凡
学生之德育、体育以及思想学业，均在训导范围之内，尤其指导团体活动、演习、
开会、选举等等，最能收即行即知之效。
本校毕业同学入世问事，每多得力于此，故较诸在校同学，更能了解是项训练
之意义，此为本校教育特点之三。
果夫参与核事多年，于其二十华诞之日，谨举所知本校教育之特点，以示无忘，
倘亦为申祝之一道。”
1947年6月，陈果夫又向国民党政治会议教育专门委员会提出《为配合生产建设
安定国家社会拟具改革中等教育之初步办法原则案》，经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
交教育部办理。
陈果夫当年有“青年修养立业格言”，又称“四要则”，是在中央政治学校为
学生们写的：
修身要则：奋志气，择师友，勤学问，辨义利，能改过，尽忠恕，振精神，练
身体，任劳怨，扩才器，守法度，重廉耻，慎言语，端举止，儆骄情，戒奢侈。
卫生要则：浴日光，畅空气，慎饮食，重整洁，勤劳动，善休息，适环境，正
思虑，调七情，节嗜欲。
行政要则：知人善任，重道亲民，综付名实，提纲挈领，信赏必罚，体察物情，
奋迅振厉，刚健笃行，宽猛相济，正大廉明，平准和洽，布公开诚，训导研讨，计
划责成，。防微杜渐，创造持盈，尊贤远佞，温故求新。
用人要则：正身立己，作则为师，选贤与能，崇德尚志，鉴别器局，考察文理，
以事试功，就地教士，铨衡职位，尽其才智，严明赏罚，养廉重耻，公不议私，言
必及义，诚信相符，祛除派系，用含有度，达情研几。
从以上陈果夫所著文字中，可见他为推行国民党教育事业，不遗余力，其良苦
用心略见一斑。
从1928年起，陈果夫出过很多书，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到生活、卫生、
礼俗、幼儿读物等无所不包。
胡适曾就这一点谈起陈果夫，他说：“我觉得他是近代中国一个了不起的人，
他以一个未受过大学教育的人，能写出这么多的著作来，老实说，我们今天在北京
大学的还没有多少人能做的到呢。”
晚年，陈果夫的一些著作是在病榻上完成的，直到他逝世前一周还在写作。
第十五章 裂痕渐起
1．“现在中央谁做的好”
陈果夫在政治上积极反共，在经济上又为蒋介石不遗余力地卖命，为维护蒋家
王朝的统治，可谓殚精竭虑，呕心沥血，用心良苦。
蒋介石对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百般欣赏与信任，而在感情上却与他们若即若离，
所以二陈一直得不到重用，而且，蒋介石还想找机会把他们踢开。这一点，二陈开
始没感觉到，后来慢慢感觉到了，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们不明白自己已经挡住
了蒋经国升官的途径。
1933年5月，陈果夫辞去监察院副院长的职务，10月，蒋介石任命他为江苏省政
府主席。
当了多年京官，现在下到地方去当地方官，似乎多有降职之嫌，但陈果夫想到
下边干一番事业，也认为这是蒋对自己的考验，于是答应的很利索。
殊不知，蒋介石见陈氏兄弟身居高位后，有时也跟自己顶几句，渐渐对二陈有
了疑心。蒋介石想把一切权力都揽在自己手中，但由于政务、军务缠身，分身无术，
还是把一部分日常管理权让给了二陈。
从1935年起，蒋介石便在忠于自己的党棍中给陈氏兄弟物色对手，并不断调整
二陈的职务。
派陈果夫到江苏省任政府主席，是蒋介石想法赶走二陈的第一步棋。
陈果夫在江苏省政府主席的位置上干了五年，仍不见蒋把他调回南京，他开始
有感觉了，便给蒋介石写了辞职报告，表示自己体弱多病，不能胜任多年的政府主
席。
蒋介石见陈果夫态度诚恳，且在江苏任职期间政绩突出，只好批准。
陈果夫卸任的第二天，便乘汽车前往安徽安庆，然后到江西九江，与他先前离
开江苏的夫人朱明、父亲陈其业、弟弟陈立夫等人汇合，再乘轮船到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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