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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后的现实压力是难以预料的。他使出浑身解数，为了过上普通人的生活，但很快就发现，靠写作养活一家人几乎是不可能的。他到处投稿，只要能赚钱什么都写，仍入不敷出，不仅婚姻生活成了问题，连他自己的创作也受到威胁。摆在面前只剩下一条路：中断稳定的家庭生活，重新上路。
这是里尔克来巴黎的主要原因：首先要解决温饱。今后的十二年，巴黎成了他地理上的中心。他给克拉拉的信中，描述了他首次拜访罗丹的情形：“他放下工作，请我在一张扶手椅上坐下，然后我们交谈起来。他和蔼可亲，我觉得自己好像早就认识他，现在只是重逢而已。我发现他比原先矮小些，但更加健壮、亲切和庄严了。”
整整五年，罗丹是他推崇备至的榜样。“工作”这个词再恰当不过地概括了罗丹对他的影响。和“灵感”这个流行词迥异，“工作”意味着放弃无节制的感情陶醉，最大限度地浓缩题材，使其固定化精确化。罗丹对里尔克的《时辰集》提出尖锐的批评，认为它不伦不类，喋喋不休，是一支饶舌的“即兴曲”。1902年9月5日，即在初次见面的第四天，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首先，他为自己的艺术发现了一个全新的基本要素；其次，他对生活别无他求，只想通过这一要素表达自己，表达自己的一切……他沉默片刻，然后极其严肃地说：‘应当工作，只要工作。还要有耐Jb。”
就在此信的两周后，他写出了《秋日》这首诗。他开始摆脱早期的伤感滥情，以及廉价的韵律和抑扬格等形式上的条条框框。在漫长的写作准备及青春期的感情动荡后，与罗丹见面造成巨大的心理震撼，他如钟一般被敲响。他开始有意识地将自我感觉外化物化，注重意象的准确性与可感性。
1907年12月，里尔克的《新诗集》出版了。这个集子收入1903年至1907年的诗作。他创造了“咏物诗’’这一全新的形式。他在1903年致友人的信中提出自己的纲领：“创造物，不是塑成的、写就的物——源于手艺的物。”“咏物诗’’形式实现了这一纲领。自《时辰集》以来，他注重的不再是上帝生死爱情，而是具体的存在物：艺术品、动植物、历史人物、旅游观感和城市印象等。为此，他做了大量的“语言素描”，即用文字刻画物体，再现其可感的真实。
三
此刻我站在巴黎街头，试图理解一百年前巴黎时期的里尔克。我来参加每年一度的巴黎书展。现在是三月下旬，刚到时几乎是夏天，一件单衣就够了。这两天气温骤降，阴沉沉的，伴有零星小雨。空气污染和全球性的气候反常，巴黎也在所难免。里尔克若活到今天，他的“秋日’’会有些尴尬，要不夏天过于盛大，要不冬天不再来临；没有贵夫人和城堡，最多只能求助基金会，或干脆写畅销书；漂泊途中也只能泡泡网吧，无法写长长的信。
从1902年8月起整整十二年，巴黎是里尔克生活的中心，尽管他会时不时离开数日或数月，但最终总要回来。他手头拮据，面临巨大的经济压力，多半在那些廉价的客栈中搬来搬去。巴黎这故乡似乎刚好和俄国截然相反。在他看来，巴黎是恐惧之城，贫困之城，死亡之城。他到巴黎后不久的头几封信里处处流露出一种深深的忧郁，几乎抵消了他和罗丹交往的幸福感： “这座城市很大，大得几乎近于苦海。”“巴黎？ 在巴黎真难。像一条苦役船。我无法形容这里的一切是多么令人不快，我难以描绘自己是如何带着本能的反感在这里混日子！”
而巴黎这所苦难的学校带给他的是艺术上的挑战。在1903年7月18日，他给莎洛美的信中写道：“正如以前一种巨大的惊恐曾慑住我一样，现在这对所有在不可名状的迷惘困惑中被称为生命的东西的惊愕又向我进攻了。”他给自己作为诗人的使命找到一个公式：“恐惧造物”。
1910年他完成长篇小说《马尔特纪事》，这是一本现代主义杰作。他提出后来存在主义提出的问题：“我们怎样才能生活，如果我们根本无法领会这生活的诸要素？”他在这部小说里系统地分析了“恐惧”：“恐惧在空气中无所不在。你吸进了透明纯净的恐惧，但一到你的体内，它就沉淀下来，渐渐变硬，变成尖尖的几何体横亘在你的五脏六腑之间，因为所有在法场上，在刑讯室里，在疯人院，在手术室，在秋夜的桥拱下着手制造痛苦和惊恐的东西，所有这一切都具有一种顽强的永恒性，坚持自己的权利，都嫉妒一切存在物，眷恋自己可怕的真实性。”
在巴黎书展的诗歌专柜上，我无意中找到一本里尔克的法文诗集。书的设计很特别，封面上有个圆孔，正对着扉页上里尔克的一只眼睛——他在窥望我。他有一双泪汪汪的眼睛，其中有惊奇有怜悯，还有对自己孤独的漂泊生活的忠诚。这张照片摄于巴黎。
他最常去的地方是卢浮宫和法国国家图书馆。里尔克借助他小说主人公马尔特之口描述了他在法国国家图书馆读书时的感受：“我想，我也会成为这样一个诗人，要是我能在某处居住，在世上某个地方，在无人照管的那许多关门上锁的别墅里找一个住处的话，那样我就会使用一个房间（靠山墙的那明亮的房间），在那里和我的旧物、家人照片和书本一起生活，就会有安乐椅、鲜花、家犬和一根走石子路用的手杖。如此而已……然而，事情发展并非如此，上帝会知道，这是为什么。我获准放在一间谷仓的旧家具在朽烂，连我自己也在腐败，是的，我的上帝，我上无片瓦，雨水直扑我的眼睛。”
与里尔克的命运相仿，我和巴黎也有不解之缘。自1992年起，我在巴黎先后住过多次，少则几天，多则半年。不同的是，巴黎是里尔克漂泊中停留的港口，而巴黎于我是为寻找港口搭乘的船。
巴黎的天空很特别，高深莫测，变幻不定，让一个漂泊者更加眩晕。巴黎的放射性街区像法文语法一样容易迷路。我不懂法文，如同盲人在街上摸索。而里尔克法文好，甚至专门用法文写了一本诗集。漂泊与漂泊不同，“同是天涯沦落人”，可人家心明眼亮。
很多年，里尔克都生活在相悖的两极：他向往人群渴望交流，但又独来独往，保持自身的孤独状态；他辗转于巴黎廉价的小客栈，又向往乡村别墅和自然。
1905年秋，里尔克接受罗丹的建议，帮他收发信件，做类似私人秘书的工作，每月得到两百法郎的报酬。但里尔克发现，这极大地限制了他外出旅行的自由，本来算好的两个小时的秘书工作渐渐吞噬了他整天的时间，他的独立性受到威胁。1906年5月12日，在一场激烈的口角后，他和罗丹分道扬镳。他在当天致罗丹的信中写道：他发现自己“像个手脚不干净的仆人一样被赶了出来”。
里尔克在巴黎呆不下去了，他开始四海为家，在庄园、别墅和城堡寄人篱下，接受富人的施舍。1906年秋因过冬成问题，一位贵夫人请他到别墅去住几个月。在一次大战爆发前的四度春秋中，他在欧洲近五十个地方居住或逗留。他心神不宁，但意志坚定地走在他乡之路上：
谁此时没有房子，就不必建造，
谁此时孤独，就永远孤独……
四
预 感
我像一面旗帜被空旷包围，
我感到阵阵来风，我必须承受；
下面的一切还没有动静：
门轻关，烟囱无声；
窗不动，尘土还很重。
我认出风暴而激动如大海。
我舒展开来又蜷缩回去，
我挣脱自身，独自
置身于伟大的风暴中。
我在陈敬容和绿原的两种中译本基础上，
参照英译本修改而成。由于这首诗篇幅短小，我把他们的译本也抄录如下：
我像一面旗被包围在辽阔的空间，
我感到风从四方吹来，我必须忍耐；
下面一切都还没动静，烟囱里没有声音，
窗子都还没抖动，尘土还很重。
我认出了风暴而且激动如大海。
我舒展开又跌回我自己，
又把自己抛出去，并且独个儿
置身在伟大的风暴里。
（陈敬容译）
我像一面旗帜为远方所包围。
我感到吹来的风，而且必须承受它，
当时下界万物尚无一动弹：
门仍悄然关着，烟囱里一片寂静；
窗户没有震颤，尘土躺在地面。
我却知道了风暴，并像大海一样激荡。
我招展自身又坠入自身
并挣脱自身孑然孤立
于巨大的风暴中。
（绿原译）
陈敬容是我所敬佩的九叶派诗人之一。她译的波德莱尔的九首诗散见于五六十年代的《世界文学》，被我们大海捞针般搜罗到一起，工工整整抄在本子上。那几首诗的翻译，对发端于六十年代末的北京地下文坛的精神指导作用，怎么说都不过分。
陈敬容的“预感”有错误有疏漏，比如她把第一段第三四句“下面的一切还没有动静：／门轻关，烟囱无声；”合并为“下面一切都还没动静，烟囱里没有声音”，把门给省略了。另外，第二段的第二三句有点儿别扭：“我舒展开又跌回我自己，／并且独个儿”。但就总体而言，陈译本感觉好气势好，更有诗意。比如“我认出风暴而激动如大海”是此诗最关键的一句。我们再来看看绿译本：“我却知道了风暴，并像大海一样激荡”，相比之下显得平淡无奇。
绿译本中也有明显错误。比如，“当时下界万物尚无一动弹”这一句，语言拗口，更致命的是以带禅味的阐释，特别是“下界”这一概念造成误导，其实原作意思很简单，就是“下面一切”。还有像“尘土还很重”被他译成“尘土躺在地面”。这就是我所说翻译中的对应性和直接性的问题。有人说，译者是仆人。意思是他必须忠实于原文，无权加入自己的阐释。“尘土还很重”转译成“尘土躺在地面”虽然有逻辑上的合理性——既然重还不躺在地面吗？其实这很危险，是以阐释为名对原文的僭越。
话又说回来了，正是由于前辈的译本，使我们能获得一个理解的高度，并由此向上攀登。我尽量扬长避短。比如，第一句陈译成“辽阔的空间”，而绿原译成“远方”，相比陈比绿更接近原意。我要找到的一个与辽阔相对应的名词，斟酌再三，我选择了“空旷”，正好反衬出旗帜的孤独。第一段的四五行与别处相比是十分克制的，故我用了短句“门轻关，烟囱无声；／窗不动，尘土还很重。”为了避免两句过于对称，我采用了陈的译法“尘土还很重”，仔细体会，这个“还”字的确用得妙。最难译的其实还是第二段头一句 “我认出风暴而激动如大海”，陈译得让人叫绝。接下来的几句从技术上处理更难。综合陈绿译本的好处，我译成“我舒展开来又蜷缩回去，／我挣脱自身，独自／置身于伟大的风暴中。”“孑然” 显得过于文绉绉的，但陈译的“独个儿”又太口语化了，我挑选了“独自”，似乎也不太理想。把翻译顺一遍就几乎等于细读了。也许这
回我们试着从整体上来把握。《预感》这首诗把自我物化成旗帜。第一段显然展示的是一种期待情绪，和题目《预感》相呼应。开篇好：“我像一面旗帜被空旷包围”，空旷与旗帜的对应，再用包围这个动词介入，造成一种奇特效果，有一种君临天下而无限孤独的感觉。接着是风暴到来前的寂静，是通过门、烟囱、窗和尘土这些细节体现的，那是“预感”的由来。第二段以“我认出风暴而激动如大海”与“我像一面旗帜被空旷包围”相呼应，更有气势更独具匠心。如果这一句压不住开篇那一句，整首诗就会呈颓势。随后两句借旗帜的舒卷暗示内与外的关系。结尾处我挣脱自身，独自的悖论式处理，指的是超越的自我，置身于伟大的风暴中。在里尔克看来，拯救世界的方法是将全部存在——过去的、现在的和将来的存在放进“开放”与“委身”的心灵，在“内心世界”中化为无形井永远存在。
俄国形式主义批评的代表人物之一维克多·施克洛夫斯基指出：“艺术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使人恢复对生活的感觉，就是为了使人感受事物，使石头显出石头的质感。艺术的目的是要人感觉到事物，而不仅仅知道事物。艺术的技巧就是使对象陌生化，使形式变得困难，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的长度，因为感觉过程本身就是审美目的，必须设法延长。艺术是体验对象的艺术构成的一种方式，而对象本身并不重要。”《预感》和《秋日》一样，也凸显了这种陌生化的效果。里尔克通过一面旗帜展示了诗人的抱负，而旗帜本身的孤独寂寞，是通过周围环境反衬出来的：诸如空旷、风、门、烟囱、窗、尘土及风暴，正是这一系列可感性的精确细节，延长了我们体验的过程。在这首诗中，反衬法就是一种陌生化。如果我让我的学生写一首关于旗帜的诗，他们多半只会去写旗帜本身，即质地、颜色和飘扬状态。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预感》这个题目起得好，与旗帜在风中舒展的过程同步，预感既悬而未决但又充满期待，强化了这首诗的神秘性。设想一下，如果题目叫“旗帜”就差多了。一首好诗的题目，往往不是内容的简单复述或解释，而是与其有一种音乐对位式的紧张。
陈译本标明的写作时间是1900年，而绿译本中却不然：“写作日期不明：19021906年，或系1904年秋，瑞典。”《预感》和《秋日》都收入《图像集》。
五
是因为你的内疚与它（恶魔般的妄想）绑在一起，自童年时代就已存在，当你还是个孩子时它就施加恶劣影响，甚至后来，我们被一种道德教化的内疚所折磨，它时而是以肉体惩罚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于是当我们长大 成人，这种内疚侵入肉体的运行，并孕 育了灾难。
——1925年12月12日
莎洛美致里尔克的信
1875年12月4日，勒内·玛利亚·里尔克 （RainerMariaRilke）出生于布拉格。父亲是个退役军官，在铁路公司供职。母亲来自一个富有家庭，她爱慕虚荣，渴望上流社会的生活。他们的婚姻生活并不幸福。
也许为了纪念在此前夭折的女儿，他被母亲当成女孩抚养，穿裙子烫头发抱娃娃，在性别错乱中一直长到七岁。但母亲整天做白日梦，很少关心他。他后来的成名，多少满足了母亲的虚荣心。里尔克写给初恋女友的信中，称他母亲是一个“追求享乐的可怜虫”。里尔克一方面讨厌母亲，一方面又继承了母亲的某些秉性，比如，他自认为是贵族后裔，一直设法证明自己的贵族血统。其实，里尔克的天才跟家族毫不沾边，祖先们都是农民军官房地产商，别说诗人，甚至连教师学者牧师都没有。
在天主教贵族小学毕业后，他被送进军事学校，以了父亲未遂之愿。里尔克一直认为，这段生活是他特有的痛苦经验的原型。他满腔怨恨地写道：“我童年时熬过的那邪恶可怕的五年残酷极了，没有一丝怜悯可言；可是，我到现在还记得当时我顽强地在里面找到了某种帮助。”
在那种学校拳头就是权力。里尔克后来追忆道：“在我幼稚的头脑里我相信自制让我接近基督的美德，有一次我的脸被痛击时膝盖发抖，我对那个不义的攻击者——我至今还能听见——以最平静的声音说：‘我受苦因为基督受苦，在无怨的沉默中，你打我，我祈祷我主宽恕你。’不幸的人群愕然立在那儿，然后跟他一起轻蔑地笑起来，与我绝望的哭声相连。我跑到最远的窗角，强忍住泪水，只让它们夜里滚烫地流淌，当男孩们均匀的呼吸在大宿舍里回响。”
1891年7月，他由于身体欠佳被除名离开了军事学校，终于脱离苦海。翌年春，他回到布拉格。当律师的叔父希望他能继承自己的事业。苦读三年，里尔克考上大学。开始他选了哲学系，半年后转修法学，但他对法学毫无兴趣。不久他决心放弃学业，打破束缚他自由发展的精神桎梏。他告别布拉格，搬到慕尼黑，专心于写作。1921年底，在他给一个瑞士年轻人的信中写道：“为了在艺术上真正起步，我只得和家庭、和故乡的环境决裂，我属于这么一种人：他们只有在以后，在第二故乡才能检验自己性格的强度和承受力。”
里尔克在文学起步时很平庸，且是个名利之徒。他到处投稿，向过路作家毛遂自荐，在一个权威前抬出另一个权威，并懂得如何跟出版商讨价还价。
1893年年初，他在布拉格初次堕入情网。他写了大量情诗，并把第一部诗集《生活与歌》献给女友，这本诗集也是由她赞助出版的。两年半后，由于一次海边度假时的邂逅，他和女友分手了。三十年后，那位一直未婚而心怀怨恨的女友开始报复他：她出售当年里尔克写给她的信，并写文章辱骂他，说他是同性恋，长得奇丑无比等。
里尔克不久就全盘否定了《生活与歌》，甚至中止发行这部处女作。至于其他三部早期诗作《宅神祭品》、《梦中加冕》和《基督降临节》，他一生都还认为它们尚有几分存在的理由。他在 1924年一封写给友人的信中，描绘了自己青年时代：“我当时傻里傻气抛出那些一文不值的东西，是因为当时有一种不可遏制的愿望推动我，要向格格不入的环境表明我有权从事这种活动。我推出这些习作，别人便会承认我有这种权利。那时我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