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蚓驮谟谒衔约旱暮⒆右丫涝跹盐蘸梅执缌恕�
反观我们现实生活中总有那么多人自不量力，却喜好幻想。幻想的东西本是虚无缥缈的，怎可当做真事乱谈？你乱谈，许下“以幻想代现实”之诺，到时候实现不了，那你就注定要给人留下笑柄。比如有些地方或基层官员对实际情况根本心中无数，仅仅为了搞政绩，就凭着自己的想当然，根本不顾自己的身份和说话时机的理性把握，愣是把大话许在先，把大牛吹在前，结果自己所许下的一切到既定时间全成泡影。这就叫不会讲时机的分寸。
2004年亚洲杯开赛之前，中国队又有队员不合时宜地说了大话：“不得冠军，还做什么人？”我倒认为，得不了冠军未必不是人，即使得不了冠军，能知道什么叫分寸、什么叫说话的机宜，那也还像人，倒是在没有把握的前提下把大话说得没了余地，那才叫不像人了。
相信很多人都经历过这类的事：在得意忘形时，说自己从来没犯过什么错误，跟着就会犯错误；说自己多长时间没感冒了，第二天就打喷嚏。如果说这是巧合的话，为什么这种巧合总是用于惩罚说话不讲时机，尤其把大话说在时间前面的人呢？有人说这正是上帝的旨意，因为上帝是不喜欢不分时宜地讲大话、吹大牛的人的。而我却认为，巧合那是回避不了的，即使事先没说那大话，没吹那大牛还是犯了错，还是打了喷嚏又怎么解释？关键是此前你知道什么话该在什么时机说了没有？我谨以此劝告那些不会把握讲话时机的人，真的该好好管管自己的嘴了。
事件是分寸的施展台
说完了时机的把握，我想该谈谈对事件分寸把握的技巧了。其实对事件分寸的把握说到底就是要学会因事而论、视事而言——把握了事件性质的内核，也就把握了说话的分寸。什么事当说，什么事不当说？什么事应该追根究底，什么事可以一语而过？乃至什么事说了以后会有什么后果？这一切，都是分寸把握的具体原则。即使你是侃爷，即使你是碎嘴子，这些对分寸而言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侃的、你碎的事件是否对自己乃至他人甚至对集体产生了什么影响。如果影响是积极的，说明你的分寸尺度把握得好；如果影响是消极的，你就要好生想想是不是又没管好自己的嘴了。
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古人有许多感言，简而不凡总让人读之久久概莫能忘。“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道出了在关键时刻“一言”的举足轻重。我以为它的机理不仅在于精彩的逻辑性，更在于它对语言丰富内涵的教义。诚然，“邦”可以理解为国家，或叫国家大事。既然是国家大事，自然由国君政客议商。要议商就要讲话，这对政客而言，可不是随随便便可以拿不负责任的话来开国家玩笑的事。
政客如此，国君更应该如此。否则，你那掌握国家国民生杀大权之嘴稍有“不慎”，就很可能招致其乱。当年周厉王暴虐施政，民众苦不堪言，怨声载道。大臣邵公虎听到国人的议论越来越多，进宫告诉厉王说：“百姓忍受不了啦，大王如果不改变做法，出了乱子就不好收拾了。”厉王于是下了一道命令，禁止国人批评朝政。还找来卫国的巫师，要他们专门刺探批评朝政的人，说：“如果发现有人在背后诽谤我，你就立即报告。”被卫巫报告者，周厉王就把他们杀掉。于是，国人真的不敢在公开场合里议论了。人们纷纷把自己的嘴管住，即使在路上碰到熟人，也不敢交谈招呼。厉王见卫巫报告批评朝政的人没有了，十分满意，兴冲冲地告诉邵公虎：“我有能力制止人们的非议，他们再也不敢胡说了！”
邵公虎听了弭谤的经过，惊呼：“这是用强制的手段来堵住民众的嘴啊！”周厉王听了正要对他动怒，他却不慌不忙地进一步解释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此！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意思是说，堵住民众的嘴巴，其结果比堵塞急流直下的川水还要严重。河川被堵就会决口泛滥，即便有再多的战士抢险救灾，也肯定会伤害很多人啊；对于国民的议论难道不是如此吗？正因为如此，治水的人便要排除淤塞，使其畅通；统治人民的人便要引导民众，允许他们广泛地发表言论。
这就是典型的因事而论，视事而言。邵公虎通过类比的手法，以极其简练的三言两语，把“危国”事情的严重性解释得既得体又清楚（当然，这里也蕴含时机把握的分寸），使得这个以暴政著称的周厉王从中知得了“防民之口”所“利”与所“害”，不但不杀邵公虎，而且立即改正了自己的谬误。可见在关键时刻，视事而言分寸的把握有何等的重要！
也许有人会觉得前面所谈的事例离我们现实生活太远，“邦”也太大。殊不知即使你所处的是一个小小的团队，或是一个“三人制”家庭，同样也会有许许多多让你意想不到的事让你去面对，同样有你必须说话的时候。如果你不注意对事件本身的分析，你就很难正确地把握说话的分寸，你所处的团队或你建立的家庭很可能就因为你“不慎”之言而跟着倒霉！
嘴碎侃爷无金口社会上有两种人最讨人嫌：一种是漏勺似地嘴碎的女人；一种是没事找事胡吹神侃的男人。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是这帮人“说事”的天下。他们最大的共性，就是不管大事小事都能饶起舌来。在侃爷们嘴里，天下就没有他们不知的事，世上就没有他们不敢骂的人。他们碎些什么或侃些什么，用16个字可以概括：天南地北海阔天空支离破碎乌七八糟！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以侃代乐，侃晕了拉倒。社会上有很多被歪曲了的事实，往往就是出自这号人之口。至于他们真正的能力究竟如何？天晓得！
碎嘴侃爷如果真的只会“侃晕拉倒”的话倒也罢了，关键是他们还乐于对过眼之事指手画脚乱加指责。盖因“碎功”或“侃功”了得，所以一说起话来，总是让人听了备感窝火。听者一旦窝了火，双方就会出现磨擦，就会平生事端。比如前些日子，在江苏南京就发生了一起因侃爷碎嘴没事找事，结果双双挨揍的事件。
侃爷张某与其妻刘某本是从苏北到南京的搬运工。某天下午，夫妇俩将货物运到市第二果品市场。在等工钱的过程中，张某见货主不停地清点货物，难挨之嘴便痒了起来，他说了一句：“箱子都数不清，大脑少根筋哦！”话音刚落，货主就恼了，他回过头来朝着张某双眼就是一拳。站在一旁的刘某又再叨了一句：“你们不会讲话只会动手打人呀，这话要是你们的头儿说的，看你们怎样？”这下把在场的所有搬运工都惹火了，一起冲上来对张某和刘某一顿拳打脚踢，直打得夫妇俩鼻青脸肿。行凶后，这伙人迅速消失……
动手打人当然要受到谴责。但事出有因。因在何处？碎嘴侃嘴中伤他人。其实，现实生活中不知有多少人正是因为自己“嘴痒”爱碎嘴胡侃，而屡吃拳头或类似于拳头之类的亏的呢。我看他们没什么好抱怨的，要抱怨就抱怨自己愣有那张不知分寸、没事找抽的碎嘴侃嘴了。
要让说大话者闪闪舌头本来，爱说大话的人并不见得就是一无是处。按人们平常“该说话时就说话，该闭嘴时就闭嘴”的说法，有时候说点儿大话，还真能起到扭转乾坤的作用。比如冯铨，他能“一心事二君”，老而全身退之，其功夫就全在一张嘴上，其中的大话自然是少不了。可见，说大话要看针对的是什么事，要先想好大话当说不当说。
在“没有什么话不能说”的当今时代，说大话差不多都快成为一种时尚了。只是人们在听大话之时或多或少地都学会了留根筋就是了，毕竟说归说，信归信，你要是不愿意信，说大话者也不会逼着你信的。问题是，许多事经人以三寸不烂之舌吹成了泡沫，竟还是不鲜见轻信者。
先看商界，例如国内一些房地产开发商，就有许多人不顾消费者把买房当作人生大事来抓的利益，毫不讲究视事的分寸，屡屡冲破道德底线，大量雇佣巧言令色、油腔滑调的说客，对所开发的房产进行“兑水”“注水”式的宣传，说大话，吹肥皂泡，搭花架子。然而这还不算最没分寸，更没分寸的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向社会提供虚假信息，开空头支票，或借助同样有失道德底线的媒体，大搞无中生有的商业“炒作”，“以烂为菜”的污染炒作，甚至以报道为由的“新闻炒作”，狼狈为奸，坑害消费者。现在很多消费者算是被这些无分寸、无度的房地产骗售行为折腾怕了，因此大家对这一行业也就提高了警惕性和维权意识。人们的警惕性和维权意识越高，那些爱吹泡泡、讲大话、混淆视听的人的空间就越小。不是吗？
除商人外，人们最痛恨的恐怕莫过于官员说话不实事求是。比如有的官员官不大，口气不小，什么话都敢说，什么事都敢答应。表面上，这些人好像是干脆利落、雷厉风行，结果什么事也没办成，实际上是一种不知分寸的失职。比如有的官员政绩平平，却也敢以吹出来的泡沫“政绩”向上级“交差”，严重损害了政府的威信。
宋代柳宗元有一句名言：“言而无实，罪也。”柳公把那些无事实根据的话，也就是不负责任的话视为犯罪，真可谓谨记箴言。凡夫俗子也好，商人官员也罢，长于“说”并没有什么不好，关键是要实事求是，用“分寸”二字管好自己的嘴，惟其如此，你才会过得塌实、从容，而且也无需为哪天因为说话失了分寸而闪断舌头忧虑重重了。
对象是分寸的变色龙
韩非在《说难》和《难言》中指出，极富才智的人向圣贤的君王进言，也未必立刻就能明白接受，何况智慧的人向愚蠢的君王进言呢？由于双方认知的能力和条件存在一定差距，受言者自然不会接受。
无庸讳言，在中国古代，臣子的话只要君王不愿意听，轻则可被认为是诽谤、诋毁，重则要面临死刑之灾。因此，韩非认为，说话之困难，“不在于我的智慧能否使我有想法向君王进言；也不在于我的辩说能否申明我的想法；更不在于我能否敢于竹筒倒豆子似地把自己的想法无保留地表达出来。进言的困难在于：了解进言对象的心理。
“如果对方重视名节，我却用利益来进言，必然遭到对方卑贱的待遇而疏远之；反之，对方重视利益，我却用名节来进言，对方肯定认为我不务实际而疏远之；一个表面上看重名誉，心里却恋着利益的人，我用名誉进言，他必表面接近我而暗里疏远我；我用利益进言，他必表面疏远我而暗里亲近我。这真是进言者哭笑不得的尴尬处境啊！”
鉴于如上的论点，看人说话便自然地成为了古往今来众所赞同的说话准则。在这种准则下，同样一句话可能会出现两种表达方式：一是掐头去尾添油加醋；一是变换着词儿说。第一种毫无疑问是有意识地改变说话的目的，因此也是最容易失之分寸的；而第二种情况则比较复杂，需依据具体的语言具体定性。汉语言文化丰富至极，什么话都可以有两说。比如同样是表述一个人独立完成了一件事情，亲者说他“独立性很强”，仇者说他“个人英雄主义”；比如同样一个人做出某项决断，拥护者说是“力排众议”，反对者说是“独断专行”。更有趣的是，有的以批评者的名义出现，却能轻而易举地变成歌功颂德；有的以表扬者的名义出现，却能被视为恶意的奉承。看来，说话之难，难就难在对象可以犹如变色龙般揣摩说话者，你若一言面对所有人，那就算你“不会说话”了。真正的“会说话”者依照人物对象的不同，同样的事在他嘴里通过语言的稍稍一把玩，在机巧的偷梁换柱间，语言这东西真成了地地道道的变色龙了。而且你还真难从这种“变色”中找到什么分寸的失度之处！
果真如此吗？想要回答这个问题，我看只能从说话者在关键的搭用词使用方面所能反映的褒义或贬义中去探究。比如某领导请惯于阿谀奉承者提意见，大抵会得到“您总是不注意自己的身体，不遵守单位的规章制度，每天早到晚回”之类，这叫什么批评？又比如有媒体来单位搜集某模范领导的典型材料，逢得不满者，其颂扬词大抵会得到“他有很多事总是抢着自己干，当他在医院疗养期间，还亲自到单位来领工资”之类，这叫什么表扬？
可以这么认为，带着褒义的批评和带着贬义的表扬并不是困难的事，只要你不想实事求是或不敢实事求是，只想看人脸色说话，那么你就能当好一个“分寸”的把玩者。无论你想借批评把一个人捧上天，还是想借表扬把一个人陷入狱，从表象上看你好像都能做到既不失分寸又能游刃有余。但偷梁换柱终究偷梁换柱，偷梁换柱在逻辑上也许可以诡辩，但就分寸本身而言，它实质上已经玷污了事件内在的纯净。也就是说，依对象不同而采用偷梁换柱的说话方式本身就是最没分寸的说话方式。
前面讲的是说话用词偷梁换柱与分寸之间的“变色”关系。接下来我要指出的是一些习惯在人前总以“我讲的都是实话”自我标榜的人，殊不知，此话的言外之意恰恰说明此人是好讲批评话和专揭别人之短，甚至是靠在他人面前卖嘴皮子吃饭的人。他们宽以待己，严以律人，分寸失尽！这种人的所谓“实话”，实质上就是对自己所讲的每一句假话的“真皮”包装。有了这种包装，他们便可一切以个人利益为轴心，要么哗众取宠，要么求全责备他人，要么混淆视听，制造混乱，从中渔利。
再有一种就是一些有点儿身份的人说话时不重自己身份，在评论他人时喜欢拿腔拿调地胡言乱语，制造矛盾。从根本上说，他们习惯了以自我为中心，即使说别人，其真正目的仍然是要让对方了解甚至注意自己。然而俗话说得好：“好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在人际交往中，无论对什么人，如果把握不好这个“分寸”，那么，即使你的腕再大，同样也会因为你说话有失分寸而得不到他人的尊重。
前著名网球选手麦肯罗就因为一张不讲分寸的“大嘴”前些日子在澳大利亚惹是生非，结果险些挨揍。据当地报纸报道，麦肯罗评论了一对澳大利亚本土选手托德·拉克姆和世界头号男单选手休伊特之间的比赛。休伊特只用了74分钟就轻松地将排名第235位的托德淘汰。麦肯罗就对托德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说比赛根本不配在中央球场进行，还说自己很“怜悯”托德等等。
麦肯罗的话一出口立刻得罪了托德的兄长——澳大利亚国家队教练布兰特·拉克姆。他对麦肯罗挖苦人的气焰如此嚣张非常愤怒，立刻找到这个美国人要和他在体育场外“把问题好好解决一下。我问这个大嘴是不是想打架。我在停车场等他，可是他说他不想去。”布兰特气愤地说：“他无法证明自己的话是对的，只能说有人花钱雇他评论，他就可以毫无分寸地信口开河。”麦肯罗的教训告诉人们：不论是大腕还是一般百姓，在尊严面前人人平等。因此说话要讲究分寸。这里所说的分寸，就是在尊重事实基础上的分寸。事实是怎么样就怎么样，应该做到实事求是地反映客观实际，而不是耍着变色龙之嘴来讽刺、挖苦他人，或者抬高自己的地位，或者在看他人生闷气时自己在一边偷着乐。否则，你的话说得越多，你吃的亏也会越多。
场合是分寸的试金石
很多人小时候都听到过大人类似这样的训诫：出门在外，讲话一定要注意分寸！
大人为什么要强调“出门在外”这四个字呢？因为“出门在外”的小孩要面对各种各样的场合，那些场合可以说的话不像在家里那样，可以不计后果。其实即使对大人而言，场合分寸也是说话中非常难把握的事。在许多时候，人与人之间的交谈一旦进入主题，便很容易沿着惯性思维一路而去，从而忘却了“言出如箭，不可乱发；一入人耳，有力难拔”的古训。这正是很多谈话出现中途吵架或不欢而散的最主要原因。
有一位叫颂华的作者写过一篇题为“说话要注意场合”的短文，我觉得这篇文章举的实例对那些平常说话不注意场合分寸的人来说，真的应该好好借鉴借鉴。我摘得部分内容如下：
一位早年毕业于某高等院校中文系、勤勤恳恳工作了几十年的老教师退休了，为此，学校为他和另一位曾多次荣获过“先进”的退休老同志一并举行了一个欢送会。与会同志和领导对他们的工作和为人进行了热情洋溢而又非常得体的肯定和赞扬，相比之下，对那位曾多次荣获过“先进”的老同志的美誉则尤多。当轮到两位受欢送的退休老同志致答辞的时候，他们对大家的赞誉做了深情的感谢。一时间，会场里充满了一种令人动情的温馨气氛。作为答谢，话本该说到这里为止；然而，那位老教师却并未就此打住，却由人们对另一位“先进”的赞扬中引起了感触，并做了颇为欠当的联想和发挥：“说到先进，很遗憾，我从来也没有得过一次……”话犹未尽，坐在他对面的、平日与他相处得不很融洽的一位青年教师突然抢了话头：“不，那是我们不好，不是你不配当先进，是怪我们没有提你的名。”话语中带着一种不肯饶人而又让人难堪的“刺”。冷不防，老教师的眼角眉梢被“刺”出了一股感伤的表情，一时间会场中出现了一种怏怏不悦的尴尬气氛。一位领导见势不对，马上接过话碴儿，想把气氛缓和一下。照理说，这时，他应避开“先进”这个敏感的话题，转而谈论其他。然而，他却反反复复劝慰那位退休老教师，叫他对“先进”的问题不要在意，说没有评过先进，并不等于不够先进，先进不仅在名义，更要看事实，如此等等，一席话，等于是把本应避而不谈的话题做了重复和引申，使本已尴尬的局面显得更为尴尬。
就事论事的话，我想如上这段引文给人带来的教训无非有二：一是把可以宣泄的情绪用于不合适宜的场合，结果改变了宣泄的性质；二是把好心的劝言用于不恰当的谈话氛围中，结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