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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也还不知道房子在哪里。但人总是要有理想的。”
聂文彦笑了，说：“倒是和你做邻居很好；以后不知道有没有这么好的邻居。”
我说：“莫愁，有的。天涯处处有芳草。”
聂文彦坐下来，用手帕扇风，认真地说：“我们要走了，我给你提一点希望好不好？”
我说：“很好。我就是想要希望。”
聂文彦用手帕打我一下，说：“严肃一点。真的。你是一个作家，还在德国开了小说朗诵会，我看你很有前途的。你家里的氛围，应该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莫要总是和张华那样的人说话；徐迪娜也不行，也还是一个小市民，充满爱心的样子很造作。”
我说：“恐怕我要辜负你的这个希望了，怎么我就是喜欢白丁，不喜欢鸿儒呢？怎么我就是觉得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呢？当然，这可能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小市民。”
聂文彦说：“你莫和我痞好不好？你才多大年纪？你经历了多少中国的事情？你对饶庆德和老扁担那两种截然不同的人，又了解有多深？”
聂文彦眼波一横，神态变得重重的，冷冷的，坐姿也调整了一下，居然有一种不怒自威了；这女人忽然就变了，并不只是我平常认识的那个中年妇女了。
果然，聂文彦说了一番非比寻常的话。聂文彦说：“中国曾经有一个著名诗人叫聂绀弩，想必你是知道的。你可知道他是我们湖北京山人？湖北京山就是我的老家，聂绀弩就是我本家的一个爷爷。他是才子，又是革命先辈，学问渊博，人品高洁，是我们家族的无上光荣和骄傲，也是我们从小就被教导要好好学习的榜样。可是，1955年，牵涉胡风反党事件，挨整；1958年，被划右派，劳改；1967年‘文革’被划现行反革命，无期徒刑，坐大牢。最后虽然得以平反昭雪，哪里还有元气起死回生？当然出狱之后，不几年就病逝了。这是大才子大意了，若是懂得小处见大，及早认识中国现实和种种人，或许就不会这么悲惨。”
我自然是目瞪口呆了。聂文彦看着我，眉眼里有慈悲，循循善诱地举例说明中国文人的悲剧。她说：“其实新中国刚刚成立，他们就在互相掐了。1949年，聂绀弩发表了一首诗歌，题为《山呼》，面对新中国的一派新气象，诗人很冲动和感慨嘛，因此诗里面就有这样的句子：‘抱起随便一个街上的孩子，要吻就尽量的吻吧；他不会是地主的儿子，因为地主已经没有了。’马上就遭到了批判，一个年轻诗人，说这首诗歌，除了小资产阶级的狂热，还有思想上的毛病。而不久，这位诗人的一首诗歌，又遭到了别人的批判，1957年也被打成右派。他的诗写道：‘党，你是太阳，我是星，我发热，我发光，都是由于你的力量。’批判的理由是你太狂妄了吧？党是太阳你就是星星了？”
我不禁叫起来：“我认识这位诗人啊，他人很好的啊！他这句诗也不错啊！”
聂文彦说：“他的诗是不错，可是被其他文人一分析就出了错，因为党是太阳我们只能是小草，最多也只能是花朵；这可是天上地下的差别啊。聂绀弩的诗难道就大错了吗？”
我又是只能目瞪口呆地看着聂文彦了。聂文彦无奈地轻轻摇头，说：“你不能理解和相信这样一些细节吧？可惜这不是小说，就是中国的现实；一直在我们眼皮底下发生。你以为我们与饶庆德仅仅只是一己私怨吗？你错了！你以为我过于警惕他人吗？你错了！你是没有真正懂得中国的现实，不知道害怕。我是真的替你担忧啊！”
我再也不敢嬉皮笑脸了。我一腔由衷的谢意，却不好意思说“谢谢”了。
聂文彦一席话，令我对她刮目相看。我的隔壁邻居，一个不起眼的中年妇女，却是著名诗人的后代，心中藏满历史风雨与处世哲理；民间处处，真是藏龙卧虎啊！我轻浮浅薄，小觑他人，也算自取其辱了。聂文彦这般待我，实在是有慈悲之心；在人情淡漠的今天，我得万般珍惜；文坛前辈们的教训，也值得我万般珍惜。我是小市民，就好好地生存于市井之中吧，好好地靠劳动过活吧；也许只有这样，才能够不战而胜；即便命运让人穷困潦倒到某一田地，也可以做到孔子赞赏的境界：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不改其乐。中国的为人处世，原来却足这么的不单纯，这么的奥妙，这么的玄虚，一定要把直线型的生命，开放成一朵重瓣的花，好比洛阳姚黄牡丹，瓣瓣色色，重重叠叠，哪里都是春。
2001年年底，老扁担回家过年了。之后，却没有再来。老扁担去世了。他的儿子来了，模样与老扁担一个模子倒出来似的，只是皮肤舒展，笑意轻率，年轻许多。年轻人挑了老扁担的箩筐，坐在了我们花桥苑大门口的台阶上。老扁担的去世，没有详细过程。任人怎么询问，也没有详细过程。就是老扁担有病，长年过度劳累，早就是一身的病；大年三十，吃了年饭就倒头睡觉；初一早上没有起来，一看已经死在床上了。年轻人叙述他父亲的死，好比叙述春种秋收，是一桩大自然的事情：人老了，又穷，又累，又病，熬不过去，便死了。
张华很生气，说：“你这个年轻人！怎么话也说不好？”
年轻人便怯怯；再叙述，还是大笔书法，寥寥飞墨；看似薄情，却也自有乡下人的拙朴大气；人死如灯灭，灯灭了，他的那一个世界就黯淡了，消失了；活着的人，还能怎样？
只有老扁担的围巾，是一点人工色彩，是一段春种秋收之外的童话。
老扁担非常喜欢俄国作家托尔斯泰，有一天他在阅读中了解到，老年的托尔斯泰，最后离家出走，只是围了一条他喜爱的长围巾；于是老扁担也就给自己弄了一条长围巾，长年地戴着，还要求他死了以后给他陪葬。老扁担古怪行为，在乡下十分扎眼，惹得村里人人嘲笑，他的妻子为此与他多次大吵大闹。老扁担去世以后，他妻子立刻将那条围巾拆了，让媳妇给黑泥鳅织了一件毛衣。
这真是尘归尘，土归土，绒线归于毛衣，温暖归于孩子；童话是凄凉了一点，倒也挺好，老扁担的围巾，也不可能有，更合情合理的结果。老扁担的围巾，不是妻子、爱人、相好织的，是他自己；看来并不是所有的故事，都与女人有关系，那是一条托尔斯泰围巾。
18
那么，老扁担的围巾，在我们这里，便是不可以嘲笑的了。老扁担孤身一人在这个巨大的城市谋生，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个人，若实在活得一无所有了，也许就是要依靠一点信。信一点什么，这是至关重要的。1949年前后，我祖父的家道，已经落魄得无可奈何了；十二个子女，死的死，枪毙的枪毙，遭横祸的遭横祸，只存活了三个；屋子失火，箱子失窃，刚刚在乡下置买的田地，必须全都放弃，不然就会被划成很坏的阶级成分；在这样的日子里，我家祖母，还是和了黄泥巴，捏了一个土地菩萨，顿在
灶头；只要家里揭得开锅，全当是在香火供奉。再穷的日子，再背的时运，心还是要往一处寄托，以便获得稳妥安静。人能够稳妥安静了，就大方了，喝稀粥吃咸菜，也十分泰然，不觉得颓废潦倒。我的记忆中，还有我祖母的印象，那时她早已过了古稀高龄，模样与家里那尊百子罗汉一样，胖胖的，瘪瘪嘴，总是一张笑脸；夏夜乘凉，喜欢把衣服脱了，露出背来，叫我们小孩子用指甲给她刮痱子；刮三颗痱子给一分钱。祖母的痱子一颗颗，米粒大，晶亮晶亮，用指甲一刮，就“别”的一响。刮完了痱子，便扑老马入和痱子粉；再转过身来，蹲在她膝前，领取工钱；她就往你的小嘴里抿进一粒生姜糖；小孩子不喜欢吃生姜，祖母就说：“生姜糖又不是我给你们的，是灶上的土地菩萨给你们的，给的时候他还念了一句经，说是‘冬吃萝卜夏吃姜，省了医生开处方’。”我们便信了，便把生姜糖含在口里了；便也记住了土地菩萨的那句经文；后来当然也知道那是一句俗话；不经意中，也把这句话，传给于自己的孩子，孩子也一下子就记住了。人生代代的传承；代代的人生态度，都要在有信之中；有信之时，只觉得俗话是经文，经文便也是俗话。我们的宗教在自己心里，无论是一尊黄泥巴菩萨，还是一条托尔斯泰围巾，都是一种信。也正如释迦说的，不可以三十二像得见如来；法是无处不在的，但要你信。
我们凡人，小小的市民，日子是散在的珠子，信是线；用线串了珠子，日子便有了依托；任风雨怎样地变幻来去，日子也总会有秩有序地一粒一粒地过。
新年的三月，我买到新的住房了。我开始收拾整理，日日打包，准备搬家。
夜里，张华来，脸容收敛，端端正正，是少有的稳重认真，说：“我有个事情求你，髓便你做不做；如果你不做，也不用多说；你摇头我就走人。”
我说：“我做。”
张华把眼睛深深地看在我脸上，分明是欣喜我与她的好。张华拿出一条冥纸做的围巾，要我写上品牌名称，却是写托尔斯泰围巾。张华对托尔斯泰不熟悉，怕把名字写错。清明节快到了，张华还是要给老扁担做一做祭奠。不做她心里头怎么也过不去，这几天夜里老是有恶梦。老扁担这个人，清淡到了只是馒头就咸菜，因此张华也不打算扎元宝扎小轿车什么的，麻将电视机美元都不要，连冥币大钞都免去，只是几扎清水纸钱，几本书报，一盒香烟和一条托尔斯泰围巾。张华问我：“这是他的风格了吧？”
原来我以为，只有我窥见了老扁担隐藏很深的一面，现在才发现，人家张华仅凭直觉，早就知道了老扁担的品格。张华是这样的肃然，我自然是不可打趣取笑的了。清明节的扫墓，我只觉得是民间风俗，一向没有当真；一年一度，举行一些祭奠仪式，也是寄托哀思，也算踏青赏春。张华说她也一样，对于清明节和各种仪式，平常也不认真的；只是可怜老扁担这个人，几年来，在花桥苑，受的委屈真是海也似的深，还不谈在他们乡下是如何忍辱负重了；其实年纪也才五十出头，算什么老？这人还是走得太早了，走得又这样孤单与凄若，一条喜欢的围巾都没有给他陪葬的，不祭祭他，不给他送点东西去，那就是天道不公啊。张华这个张花裤子啊，她的道理，说得我还没有办法不服气。人家张华，与老扁担非亲非故，节气惦记得到，般般都做得到，这里头的举止，委实是侠义动人。
我便陪着张华下楼了。我们一起，把祭奠物品拿到花桥苑大门外的台阶上，一一堆好；张华用粉笔将这些祭品划了一个圈；点火焚烧。面对火焰，张华说：“老扁担，这是给你的东西，你来拿走吧。”张华把这句话，一连说了几遍，遍遍都像是在对真的人说话，平静和坦然。我们守候着这堆祭品，直到化为灰烬，看着一阵阵小风，无声地把它们卷走。月华在地，城市朦胧；四周公寓楼传来麻将声声，哗地推倒，达达达地码牌；再哗地推倒，再码牌；随之而起的欢声笑语里头，总让人感觉出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急躁与感伤；怎么说呢？人总要玩一点什么吧？怎么说都无奈何，一个民族，千秋万代的江山，就会这么一天天地过下去的，过成一段又一段的历史。
花桥苑的人家都看见，老扁担的儿子站在台阶上，看人打牌，人们在打“斗地主”；年轻人满脸都是急于参与的表情。年轻人也吸烟，吸的姿势却与他父亲绝然不同；他用嘴角叼香烟，脑袋歪着，眼睛乜斜，一只眉毛高，一只眉毛低，这是不正经的抽烟相。即便抽烟，也是有品相的；做什么都有品相；都有高低贵贱之分；都可以做得下贱下流；也可以做得端然有品——无论世上三百六十行。花桥苑人家又开始在大街上去叫破烂了，谁也不肯轻易相信他人；老扁担用七年时间建立起来的信赖，都随老扁担去了。年轻人不懂，品性不可世袭，信赖也不可世袭，财富也传不过三代；他来花桥苑，是否吃得了他父亲吃过的苦？
张华送我。我们坐在自行车棚喝茶活别。徐迪娜抽泣着跑来，说真是不幸，她的波德也死了；波德一个不当心，欢快地飞进了她家沸腾的排骨藕汤汤罐里。
张华说：“哭什么！死也有死的不同，有的重于泰山，有的轻于鸿毛；有的那么痛苦，有的这样幸福；波德就是一只幸福的鸟。”
张华还是习惯毛式语气，人人都在自己的历史之中。我笑了。之后，我们不说话了，慢慢喝茶。花桥苑的九年，我没有白白度过，处处都大开我的眼界，人人都是我的大世面。生活无处不在，世面也无处不在，一切尽在不言中。我该搬家了。
2002年的元旦，一个朋友来电邮，写道：这个年份好，如此对称与平衡，百年难遇，是数字的好晶相，我们应该有一个好心情。朋友的话，说得何其好！任何好品相，都是难得。我摊开一张金色的贺年卡，用手指，轻轻抚摸2；002，一遍又一遍，轻轻的抚摸，心里想着：好品相当然是难得了！
2004年7月21日 一稿
2004年8月3日 二稿
写于沪上
灰舞鞋
严歌苓
被我们叫做小穗子的年轻女兵顺着冬青树大道走来。隔十多米站着一盏路灯，兮脏的灯光在冬雾里破开一个浑黄的窟隆。小穗子的身影移到了灯光下，假如这时有人注意观察她，会觉得她正在走向自己的一个重大决定。只有暗自拿了大主意的人，才会有她这副魂不附体的表情。她步子不快不慢，到了暗处不露痕迹地转过身，退着走几步，貌似女孩子自己和自己玩耍，其实想看看是否有人盯梢。
她背后的球场上正放电影，整个夜空成了列宁浑厚嗓音的共鸣箱。小穗子意识到，从这一时刻起她这个人就要有历史了。
她的前方是军营大门，立着持长枪和持短枪的两个哨兵。现在哨兵若有点警觉性，会认为晚上八点一个小女兵往军营外跑不是什么好事情。球场上放映的电影起来一声爆炸。
不久哨兵们看见的就是她的背影了，一顶棉军帽下拖两根半长的辫子。两个哨兵不约而同地对一个眼色：有十五岁没有？文工团的？她在岗哨前面毫不犹豫地打个左拐弯，看来目的地是早就决定下的。往左三百米是几路汽车的终点站，还有一个停业的公园，她在往那一带去。
很快路灯就稀疏了。汽车终点站和公园在这样的冬天夜晚都早早绝了人迹，连一贯在墙外转悠，想混到军营大院里看电影的街上娃娃也一个不见。这都很好，很理想，对一个情胆包天去赴约会的小姑娘来说，外在条件太漂亮了。
她现在站立下来。一边是马路，另一边还是军营的高墙，里面有喂猪的士兵和一群猪在对喊。只要站在这墙下和这吵闹里，小穗子就觉得安全。她没有手表，她还要等个几年才有资格戴手表。正如她还有几年才有资格谈情说爱。他是有手表的，因此她相信他不会迟到。
一个带锡箔纸的烟壳动了动，又动了动。不久，她发现自己一只脚勾起，另一只脚蹦着把它往前踢，把身体的分量提得很轻。踢几下，就踢出一种舞蹈来。左脚两下，转身越到它的另一面，换成右脚。她忽然不踢了，是个谈恋爱的人了，还有这么可笑的举动。她让自己站定，好好想想，抽屉锁上没有？是不是把假日记放在枕边，把真正的日记藏严实了？真正的日记要让谁看去，等于就把他和她自己全卖了。
她从军裤口袋拿出口罩，戴了起来。她开始检数在此之前发生的所有细节：暗号、密信的交接……没有破绽。小穗子是在最热闹的时分打出暗号的。当时是下午，排练刚结束，男女演员一片玩闹，她大大方方叫了一声：“邵冬骏！”他猛回头，见她正往练功服上套棉大衣。她用玩闹嗓门问他，练功鞋怎么会一只黑一只白。她知道他在等她的暗号，便把手举到肩头，捻了捻辫梢。这个手势他们打了半年多，纯熟精练。他马上把手放在军装的右边口袋里，表示他收到她的暗号了，他会立刻取她的密信。然后就是晚餐，执勤分队长宣布餐后的露天电影。她向站在第三排末尾的他转过脸，他明白她的意思：你看多运气啊，看露天电影是作乱的最好时机。再往后她看见他的手放在军装领口上。她放心了，表明他已把她藏的信取到了手。他们每天一封的信藏在公共邮箱下面，邮箱在司务长办公室门外。他们的信能安全走动半年，全仗了司务长的无故缺勤。洗碗池周围照旧是打打闹闹的，男兵女兵哄抢唯一的热水龙头，她向他发出最后一个暗语：不见不散。那是她刚在信中规定的暗语：把棉帽往后脑勺上一推。
这时她成了一个单薄、孤零零的黑影。几天前冬骏忽然问她：“能不能把一切都给我？”他那封信字迹格外笨拙，每一笔划都下了很大手劲，让十五岁的小穗子看出他的反常。他在闹着什么情绪。她难道还没有把“一切”都给他吗？每天在日记本上为他写一首情诗，还给他写两页纸的信，全是“永远”“一生”“至死”之类的词。于是她就有一点委屈地在信中和他讨论起来：难道她没有趁着演出的混乱一次次把手给他握？偶然几回，她跟他在舞台死角相遇，她让他紧紧抱住。他还要怎样的“一切”？
邵冬骏的回信字字痛苦，说她就是一堆空话，什么“永远”，什么“至死不渝”，小小年纪，怎么有这么多空话？
接下来她就向他发出了这个绝望的约会邀请。
她不完全清楚“一切”的容纳量，但她朦胧中感到，这天晚上将要发生的是不可挽回的，对于她是有破坏性的。二十二岁的排长邵冬骏今夜要带她亡命天涯，她也没有二话。
隐约听得见球场上观众的笑声。她的空椅子上放着她的棉大衣。人们也许会想，小穗子这趟茅房上得够久的。冬骏至少迟到三十分钟了。他比她要周全、老练，当然不能跟她前后脚地消失，他得拖一阵，和她拉开足够的距离。从观众的笑声她能判断电影进行到了哪一段，什么人物说了哪句著名的逗乐台词。一半已演完了。她坚信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