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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稍想了一下，他回答说，为了安全。
他说：“也许美国人在找我。可能美国警察已经找到了线索。”
英格博格问道：“战犯的线索？”
“正义有时候不长眼睛。”阿琴波尔迪提醒她说。
英格博格说：“对它有利它就不长眼睛。把萨穆尔那些丑事抖露出来对谁有好处？对谁也没好处！”
“这没法知道。”阿琴波尔迪说，“无论如何，完全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没忘掉汉斯·赖特尔。”
英格博格吃惊地望着他。
她说：“你在撒谎。”
他说：“没有。我没撒谎。”英格博格相信他的话。但后来，在他去上班之前，她满面笑容地说：
“你肯定会成为名人的！”
此前，阿琴波尔迪一直没想过成名成家。希特勒是名人。戈林是名人。他心爱的人或者他怀念的人不是名人，而是只能勉强糊口的人。德布林对他来说是个安慰。鲍里斯·安斯基是他的精神力量。英格博格是他的欢乐。妹妹洛特（一点消息也没有）像他一样清白。当然，他还有别的方方面面。有时，甚至所有的方面会集中在一起反映出来。但不是当什么名人；就算不是追名逐利向上爬，成名的态度也会是暧昧的，也会谎话连篇。另外，名气是要化为乌有的。停留在名气上的一切以及来自名气的一切，不可避免地要由大变小、化为乌有。名气所传达的信息往往是靠不住的。名气和文学创作是不共戴天的敌人。
那一整天，阿琴波尔迪都在思考自己为什么要改名换姓。在酒吧里，人人都知道他叫汉斯·赖特尔。在科隆的熟人都知道他叫汉斯·赖特尔。假如警察决定因为他杀了萨穆尔而追捕他，那汉斯·赖特尔这个名字留下的线索可实在不少啊。那为什么要用笔名呢？阿琴波尔迪想，也许英格博格有道理；也许我骨子里确信自己一定会成名；改名换姓，就是准备面对未来的安全问题。但也许所有这一切意味着别的什么。也许、也许、也许……
收到布比斯先生信件的第二天，阿琴波尔迪回信保证他的长篇小说不会与别家出版社签约；还说布比斯先生许诺的预付稿酬，他觉得满意。
不久，又来了一封布比斯先生的信，邀请他去汉堡做客，以便当面认识一下，顺便签署出版合同。布比斯先生在信中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不相信德国的邮局，更不相信它那格言式的及时、无误。近来，尤其是我从英国回来以后，养成了要亲自面见我们全部作者的习惯。
布比斯先生写道，1933年前我出版了德国文坛上许多有希望的青年作家的作品；1940年，在孤寂的伦敦旅馆里，我开始打发烦闷的时光，就计算有多少第一次在我出版社出版作品的青年作家已经变成了纳粹党员，有多少已经参加党卫军，有多少人在强烈反犹太人的报纸上发表文章，有多少人已经当上了纳粹政府的官员。统计的结果几乎想让我自杀。
没自杀，我只给了自己一个耳光。忽然，旅馆的灯光熄灭了。我继续咒骂自己，打自己。随便谁看见了我那副样子，都会认为我疯了。很快，我感觉憋气，就打开了窗户。于是，眼前展开了一幅伟大的战争夜景：我看到了德国人是怎样轰炸伦敦的。那些炸弹纷纷落在泰晤士河附近；但是，在夜间，好像就落在距离旅馆不远的地方。探照灯交叉的灯光在空中交织穿插。炸弹的轰鸣声越来越响亮。阻塞气球上方时不时爆炸的火团就是告诉人们又有一架德国飞机被击中了（有时不准确）。尽管周围的气氛恐怖，我仍旧打骂自己。浑蛋、白痴、蠢货、傻瓜，看见了吧，都是些小孩子或者老头子骂人的话。
后来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个非常年轻的爱尔兰人服务员。因为情绪发疯，我以为见到了詹姆斯·乔伊斯［56］。真可笑啊。
他告诉我：“先生，最好关上百叶窗。”
“什么？”我满脸通红地问他。
“百叶窗，先生，然后赶紧到地下室去吧！”
我明白了，他是在命令我去地下室。
“等一等，年轻人。”我说，一面递给他一点小费。
“阁下太慷慨了。不过，还是快去防空洞吧！”
“您先走。我随后就到。”我回答说。
服务员走后，我再次打开了窗户，看着泰晤士河码头燃烧的景象；后来我哭了，因为一条生命的得失就在千钧一发之间啊。
这样，阿琴波尔迪就跟酒吧请了假，乘火车去了汉堡。
布比斯先生的出版社就在1933年的老楼里。左邻右舍的建筑物都被炸塌了，包括对面人行道那边的几座大楼。出版社几个职员议论（当然是在布比斯先生背后），是布比斯亲自指挥了对汉堡的轰炸。或者，至少是对这个小区的轰炸。阿琴波尔迪见到布比斯时，后者七十四岁，有时给人的印象是个多病、脾气不好、吝啬、疑心重的商人，文学对他来说并不重要；但通常情况下，他情绪多变：有时健康得令人羡慕，或者装做健康，装做从来没病，随时准备笑脸相迎；常常像孩子一样做信任状；他不吝啬，但也不能肯定会慷慨掏钱给员工。
出版社里除去布比斯先生领导一切之外，还有一位女校对员、一位女管理员（同时负责对外联络）、一位女秘书（常常帮助女校对员和女管理员工作）以及一位仓库负责人（很少待在仓库，很少待在地下室）；布比斯先生不得不对地下室经常进行改造，因为有时雨水会灌入地下室，墙壁上布满了湿痕，这对图书和那里的工作人员非常有害（这是仓库负责人说的）。
除了这四位职员之外，在出版社里还可以经常看到一位样子令人尊敬的太太，年岁与布比斯先生相近（如果说不会更大的话），1933年前一直为布比斯工作，她名叫玛丽安妮·戈特利布，是出版社最忠心耿耿的职员；据说，就是她驾驶布比斯先生的汽车把老板和夫人送到了荷兰边境，一路顺风，一直送到阿姆斯特丹。
布比斯先生和夫人是如何成功地摆脱了法西斯的控制呢？无从得知，但是，在这个故事的各种版本里，功劳总是归于玛丽安妮·戈特利布太太的。
1945年9月布比斯回到汉堡时，玛丽安妮·戈特利布太太处于绝对困境里。布比斯（已经成了鳏夫）把她接回了自己家中。渐渐地她身心健康有所恢复。首先是恢复了理智。一天早上，她认出了自己从前的老板，但没有开口。晚上，布比斯从市政府下班（做政治工作）回家，看见晚饭已经做好了，玛丽安妮·戈特利布太太正站在桌旁等着他呢。无论对布比斯先生还是对戈特利布太太，那都是一个幸福的夜晚，尽管晚餐结束时，二人回想起了流亡的日子和布比斯夫人之死，一想到夫人孤独地睡在伦敦的犹太人公墓里就泪流满面。
后来，戈特利布太太健康状况有所改善，就趁机搬家到一个小单元里去了；她从那里可以看到一个被破坏的公园，但是，春天一来，大自然的力量常常漠视人类的行为，仍然使得万物复苏；据布比斯用怀疑的态度说，他尊重但不赞成戈特利布太太这一渴望独立生活的举措。不久后，她请他帮助找工作，因为她不能无所事事啊。于是，布比斯就把她变成了自己的女秘书。但是，戈特利布太太还一直支撑着相当沉重的噩梦和地狱般的心情（她一直不说），因此有时毫无缘由地就垮了，来病的速度和恢复的速度一样快。有时，她感到不适的是心理。有时，布比斯先生需要在一个指定的地方会见英国当局代表，结果戈特利布太太把他送到了完全相反的地方。或者有时为他安排了会见纳粹分子——他们假装悔罪表示愿意为汉堡市政府效力。有时，她好像被瞌睡虫咬了，趴在桌子的吸墨纸上就睡觉。
由于上述这些原因，布比斯先生让她离开了市政府去汉堡档案馆工作。戈特利布太太在那里可以跟图书、卷宗打交道，总之，跟纸张来往；这是她比较习惯做的事情（这是布比斯先生的推测）。不管怎么说吧，虽然档案馆对怪异的行为比较宽容，可戈特利布太太有时仍然保持古怪的态度，有时则是典型的中规中矩。她仍然利用休息的时候去看望布比斯先生，看看他是否需要她。直到后来布比斯先生厌倦了政治和市政府的工作，决心集中精力从事他心仪已久的事业：重新开办出版社。
常常有人问布比斯为什么要回国。他引用塔西佗［57］的话作为回答：“除去可怕和陌生的海洋危险之外，谁会放下亚洲、非洲或者意大利，而非去日耳曼呢？还不就是因为那里是祖国吗！哪怕它土地荒凉、气候寒冷、难以居住！”听见他这样说话的人们点点头或者笑一笑，然后在内部议论说：布比斯还是咱们的人啊。布比斯没有忘了咱们啊。布比斯不记恨咱们。另外一些人做出内疚的样子，说塔西佗这段话里包含着多少真理啊！太伟大了，这个塔西佗！咱们尊敬的布比斯在别的领域里，也很伟大！
事实是布比斯在引用塔西佗的话时，是仅就字面而言的。跨越英吉利海峡是件总让人感到恐怖的事情。布比斯晕船，呕吐，常常不能离开卧舱半步，因此塔西佗说到可怕和陌生的海洋时，虽然说的是波罗的海或者北海，布比斯则总是想到穿越英吉利海峡，想到跨海时翻来覆去的肠胃之痛以及给整个健康造成的不幸。同样地，塔西佗说到离开意大利，布比斯则想到了美国，具体说是纽约，那里几次来信邀请他去大都会出版界工作；而塔西佗说到亚洲和非洲的时候，布比斯则想到了马上要成立的以色列国，可以肯定那里有许多事情可做，当然包括出版界，还不算那里住着很多老朋友，他一直很想再见到他们。
但是，他选择了这个“令人伤心和难以欣赏的日耳曼”。为什么？并非真的因为这里是他的祖国，因为虽说布比斯先生觉得自己是个德国人，但是厌恶这个祖国，就为了这个祖国，据他了解，已经死去了五千多万人啊，而是真的因为德国有他的出版社，或者因为他有出版社这个概念、一家德国出版社、总部设在汉堡的出版社，它的发行网络、订书方式遍布整个德国的老书店，其中一些老板是他的熟人；他出差时，会与这些老板坐在书店的角落里喝咖啡或者饮茶，一面总是抱怨恶劣的天气，埋怨老百姓对图书的轻视，抱怨纸商和中间商的盘剥，为这个不读书国家的将来叹息，一句话，时间过得特别愉快，与此同时嘴里嚼着饼干或者蛋糕；最后，布比斯先生起身握住书店老板的手，比如说伊泽龙先生的手，说声“再见”；他再前往波鸿市，去看望波鸿的老书商，那里保存着，像保存圣物一样——当然是出售的圣物——1930年或者1927年印有布比斯出版社标志的图书。根据法律，当然是纳粹的黑森林法，这些图书都应该付之一炬的；但是，这位老书商冒着坐牢的危险把这些图书藏了起来，这出于纯粹的爱书，布比斯理解这种感情（还有很少几人，包括书的作者或许能理解），用一个远远超越文学的姿态表示感谢，这是一种诚实商人的姿态，是掌握了一个几乎可以追溯到欧洲起源秘密的商人们的姿态，是一种神话或者为神话开门式的姿态，它的两个主要支柱就是书商和出版家，而不是作家——走异想天开的道路或者痴迷于无法捉摸的幽灵，而是书商、出版家和一位佛兰德斯画派画家笔下弯弯曲曲的道路。
让人并不感到特别奇怪的是布比斯先生很快就厌倦了政治，决心重办出版社，因为骨子里，他真正感兴趣的是从事印书和卖书的冒险活动。
但是，在那段时间里，重新使用法院已经归还给他的大楼之前不久，布比斯先生在曼海姆市美军占领区里，结识了一位刚刚过三十岁的女子，相貌出众，出身名门；不晓得二人怎么就相识了，因为布比斯先生并非好色之徒，可二人成了恋人。这一层关系引发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他的精气神，按照这个年龄说，已是不寻常了，现在翻了三番。要活下去的愿望变得势不可挡。确信自己的新出版事业会成功变得很有感染力（尽管布比斯常常纠正这个“新出版业”的说法，因为在他看来，这是从前那个老出版业经过一段漫长而不情愿的停业后的东山再起）。
在出版社的开幕式上，汉堡市府、艺术界和政界人士应邀出席，还有一个喜欢小说（遗憾的是喜欢侦探小说，或者骑士小说的佐治亚变种或者集邮式小说）的英国军官代表团，还有德国、法国、英国、荷兰、瑞士和美国的报界人士，他的未婚妻（这是他亲热的称呼）公开亮相，介绍给了大家。与会者在表示尊敬的同时，也流露出这一发现所引起的困惑，因为人人都以为布比斯的女人一定是个四五十岁的知识分子，有些人以为按照布比斯的家庭传统，他未婚妻应该是个犹太女子，还有些人根据经验，心里想这只不过是布比斯先生又一个玩笑而已，因为此公喜欢开玩笑。但这件事是认真严肃的，会上方才明白。这女子不是犹太人，而是百分之百的雅利安人，也不是四十岁，而仅仅三十出头，从外貌看，顶多二十七岁。两个月后，二人结婚了，布比斯先生的玩笑变成了铁的事实。全城的显贵和名人都出席了婚礼，地点在古老和正在重修的市府里，这是一次令人难忘的非宗教婚礼，由那时的汉堡市长亲自主持。市长趁机在一片赞美声中宣布布比斯是回头的浪子和模范公民。
阿琴波尔迪来到汉堡的时候，出版社虽然没有实现布比斯先生定的第二个目标（第一个是在不缺乏纸张的前提下，保持在全德国出版发行的优势地位；其余的八个目标只有布比斯先生自己知道），但是前进的速度是可以接受的，老板感到满意，但有些疲倦。
德国开始出现让布比斯感兴趣的作家了，说真话，兴趣不很大，根本不像早期德语作家那样让他兴奋，他对那些早期作家始终保持一种值得赞扬的忠诚态度；但是，新作家中有几位也不赖，虽说还看不出（布比斯也没这个眼力，他自己承认）里面能有新德布林、新穆齐尔、新卡夫卡（布比斯先生笑着，但目光悲伤地说，万一出现了，我会吓得发抖的）、新托马斯·曼。厚厚的作者和作品目录仍然是出版社取之不尽的资源（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但是，新作家也开始崭露头角了，他们是德国文学的人才来源；此外，还有英、美、法文学的翻译作品，那个时期，经历了漫长的纳粹文化荒芜之后，终于赢得了一批忠实的读者，保证了出版业的成功，至少不亏损。
工作节奏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就算不是疯狂的，也是持续不断的；阿琴波尔迪一进出版社，就首先想到了，布比斯先生看上去一定忙得不可开交，可能不会接待他了。但是，布比斯先生让他等了十分钟后，请他进办公室。那是一个让阿琴波尔迪终生难忘的办公室，因为不仅书架上堆满了图书和稿件，地面上也摆满了书和稿件，堆积如塔状，其中有些形状令人感到意外，像一排拱门，反映出这是个混乱的地方，尽管经历了战争和经受了不公正待遇，仍然是个丰富和奇特的世界，是个好书如林的书库，阿琴波尔迪真想使出浑身的力气也要把它们读完；它们是一些大作家亲手题签给布比斯先生的初版书籍；还有其他出版社重新在德国发行的堕落艺术图书；还有法国和英国出版的书，纽约、波士顿、旧金山出版的简装书；此外，还有名字神秘的美国杂志，这对于一个年轻又贫穷的作家来说，真是宝库，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布比斯的办公室，在阿琴波尔迪眼里成了阿里巴巴的山洞。
让阿琴波尔迪终生难忘的还有布比斯经过例行的介绍之后，向他提出的第一个问题：
“您的真实姓名是什么？因为您显然不是什么阿琴波尔迪。”
阿琴波尔迪说：“这就是我的名字！”
“您以为我在英国待了几年或者说我这把年纪就把我变成了傻瓜？没人叫这种名字，本诺·冯·阿琴波尔迪。这本诺一开头就令人起疑。”
阿琴波尔迪想知道为什么。
“您真不知道吗？”
“真不知道。”阿琴波尔迪用保证的口气说道。
“因为贝尼托·墨索里尼啊！天之骄子啊！您怎么没脑子呢？”
这时，阿琴波尔迪想，这次来汉堡可是白白浪费了时间和钱；准备着夜里观光汉堡到科隆的夜景吧。如果走运的话，第二天早晨就可以到家了。
阿琴波尔迪说：“有人为了纪念贝尼托·华雷斯给我的名字上加了本诺。我估计您肯定知道贝尼托·华雷斯是什么人。”
布比斯微微一笑。
“贝尼托·华雷斯，”他嘴里叽叽咕咕地嘟囔，仍然笑着说，“这么说是为了纪念贝尼托·华雷斯啊！”声音越说越高。
阿琴波尔迪点点头。
“我还以为您会说是为了纪念圣本笃呢。”
“我不了解这位圣徒。”阿琴波尔迪说道。
布比斯说：“可是我了解三位圣徒：一位是阿尼亚纳的圣本笃，他在9世纪重组了本笃会。第二位是努尔西亚的圣本笃，在6世纪创办了以他名字命名的教团，人们称他为‘欧洲之父’，这是个非常危险的头衔，对吗？第三位是穆尔的圣本笃，是黑人，就是说，他生卒都在西西里岛，在16世纪，是方济各会修士。这三人里面，你更喜欢哪一个？”
阿琴波尔迪说：“还是墨西哥的贝尼托·华雷斯。”
“那么阿琴波尔迪这个姓呢？莫非您想让我相信您家族里人人都姓阿琴波尔迪吗？”
“我就姓这个。”阿琴波尔迪说道。他差点不想再听这个坏脾气的矮子说话，打算不辞而别了。
布比斯不高兴地说：“没人姓这个啊。我估计这个是为了纪念朱塞佩·阿琴波尔多。这个‘冯’又究竟为什么呢？本诺与本诺·阿琴波尔迪不一致吗？本诺是想证明您属于日耳曼血统？您是德国什么地方人？”
“我是普鲁士人。”阿琴波尔迪说罢起身要走。
“等一下！”布比斯嘟嘟囔囔地说，“您回旅馆之前，我希望您见见我太太。”
阿琴波尔迪说：“不回什么旅馆。是回科隆去。求您把我的稿子退给我吧。”
布比斯又笑了。
他说：“这事有时间。”
接着，他按按电铃。门开前，他最后问了一遍：
“您真的不愿意告诉我真实姓名？”
阿琴波尔迪目不转睛地盯着对方的眼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