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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了两天的时间传讯了几个可能与死者有关系的该厂男工。但毫无结果。卡罗丽娜的父母是奥卡西塔斯城外圣米盖尔村人，他俩来到圣特莱莎，没做任何表示。但要求领走女儿的遗体。二人在一些文件上签了字，带着女儿的遗物，乘坐长途汽车回奥卡西塔斯去了。死因是凶手用利刃在她颈部捅了五下。专家分析，死亡地点并非尸体被发现的地方。
在1997年那不幸的3月里，卡罗丽娜的尸体被发现三天后，在蓝村公路附近的一个乱石堆里，发现了一个大约十六岁至二十岁之间的女子。尸体高度腐烂，据此推断，死亡时间至少在十五天前。她完全裸体，只佩戴小象形状的黄铜耳坠。警方允许一些失踪女性的家属前来认尸。但是，没人说是自己的女儿、姐妹或妻子。法医指出死者右乳房被切除，左乳头可能被咬掉或者用刀子剜去；腐烂的肌肉无法做出准确的判断。对死因的正式结论是：舌骨断裂。
1997年3月的最后一周，在距离通往卡纳内阿公路四百米的地方，可以说是在沙漠里，发现了一具女子的骨骼。发现女尸的人们是三个美国大学生和一名历史老师，他们是洛杉矶大学的师生，骑摩托来墨西哥北方旅行。据这些美国人说，他们骑着摩托驶入了一条市级公路，寻找一个雅基人村庄，结果迷了路。据几个圣特莱莎警察说，这几个美国佬离开了大路，找隐蔽的地方干那人类所不齿的行为，就是说，互相鸡奸。警察把四个美国佬关进了牢房，等候事态进一步发展。入夜后，四个美国人已经被拘留八个多小时了。艾比法尼奥·卡林多来了，他想听听他们的故事。四个美国人把事情的过程又讲述一遍，甚至还画出一张发现半埋葬女尸地点的草图。卡林多问他们会不会把动物骨骼，比如野狼骨与人骨混淆起来呢，那位历史老师回答说任何动物，除灵长目动物外，都不会有人类的头盖骨。老师回答的口气让艾比法尼奥生气。他决定次日早晨亲自去现场看看，但是要求这几个美国佬陪同，因此决定简化手续让他们留在身边，就是说请他们做圣特莱莎警察局的客人，给他们四人一个房间，公家出钱请他们吃饭，当然不是监狱里的大锅饭，而是派遣一名警察去附近的咖啡馆叫外卖。虽然这几个老外表示抗议，事情还是办了。第二天，艾比法尼奥·卡林多、几个警察和两位检察员在四位美国人陪同下来到现场，那个地方名叫“留茬地”，这名称显然是表达一种愿望，而不是现实，因为那里根本没有什么留茬的庄稼或者类似的什么植物，而只有沙漠和石块、这里或那里的一点点灰绿色灌木，只要看上一眼那荒凉景象，就会令人感到十分凄惶。在美国佬指出的准确地点，大家看到了骨骼。据法医说，这是个年轻女子，被人扭断了舌骨。她没穿衣服，没有鞋子，没有身份证明。艾比法尼奥说：尸体或者是赤条条地运到这里的，或者是埋葬前被脱光了衣服。法医问他：你说这也叫埋葬吗？艾比法尼奥说：当然不是了，先生。他们没有尽心尽力，没有尽力啊。
第二天，在从公墓到十字架牧场的道路一侧发现了艾蕾娜·蒙托亚的尸体。她二十岁，三天前离家出走，已经因失踪而报警。她腹部有穿刺伤，手腕和脚腕有烧伤，颈部有勒痕，另外，脑颅有锤子或者石块等钝器的打击伤痕。此案由检察员里诺·里维拉经办，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传讯死者的丈夫萨穆埃尔·布兰科·布兰科。他在审讯室里蹲了四天。四天后，由于证据不足而取保释放了。艾蕾娜在卡松加工厂工作，有一个三个月大的婴儿。
1997年3月最后一天，几个捡破烂的孩子在“辣椒”垃圾堆发现了一具尸体，已经高度腐烂。残骸被运到了城里法医验尸所，在那里进行了严格的分析。结果，这是一个十五岁到二十岁的女子。无法确定死因，据法医们说，死亡的时间要在十二个月之前。而这些情况引起家住瓜纳华托州的贡萨莱斯·雷森蒂斯一家人的注意，因为他们的女儿就是在十二个月前失踪的；为此，瓜纳华托州警方请求圣特莱莎警察局提供在“辣椒”垃圾堆发现的陌生女子的验尸报告，尤其强调请寄上牙科证据。收到报告后，瓜纳华托警方确认了死者是伊雷内·贡萨莱斯·雷森蒂斯，十六岁，于1996年1月离家出走。她父亲是省里著名的党内政治家；她母亲上过收视率很高的电视节目，面对摄像机做直播，要求女儿回家。接着，还播出了一张伊雷内的照片，是护照上使用的那种，有一段时间还贴在牛奶瓶的包装纸上，附有个人特征和电话号码。圣特莱莎警察里没人看过这张照片。圣特莱莎警察里没人喝牛奶。拉罗·古拉除外。
圣特莱莎三位法医的长相毫无相似之处。三人中年长的名叫埃米利奥·卡里拜，高大，肥胖，有哮喘病。有时，在停尸间里，正在验尸的时候，哮喘病就发作了，他只好忍耐。假如有女助手堂娜·伊萨贝尔在身边，她就从挂在衣架上他的西装口袋里掏出他的吸入器。于是，埃米利奥·卡里拜就像孩子似的张开嘴巴，让人家往口腔里喷气。但是，如果他一人独处，那就忍耐，继续干活。他出生在圣特莱莎，种种迹象表明也要死在圣特莱莎。他的家庭属于中产阶级上层，属于土地拥有者。上个世纪80年代，许多加工厂要在墨西哥这一侧兴建的时候，很多有土地的人因为卖地发了大财。但是，埃米利奥·卡里拜没有干这种生意。或者说干得不多。他是医学系教授，作为法医，很不幸，从来不缺活干，因此，他没有时间做别的事情，比如做买卖。他是无神论者。多年来，没看过书，可是他家里珍藏着大量专业图书，还有哲学书、墨西哥历史书、一两本长篇小说。有时，他想不读书恰恰是因为自己是个无神论者。可以这么说吧，不读书是无神论的最高境界，至少是他理解的无神论该当如此。既然你不信神，干吗要信破书本呢！这是他的想法。
第二位法医名叫胡安·阿莱东多，是埃莫西约人，那是索诺拉州的首府。卡里拜学医是在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而他则在埃莫西约大学医学系。他四十五岁，已婚，妻子是圣特莱莎人，三个子女，政治上倾向于民主革命党，但没有加入该党。跟卡里拜一样，既做法医又在圣特莱莎大学讲授自己的专业知识。学生们非常敬重他，把他看成老师和朋友。喜欢看电视，跟家里人共进晚餐；但如果有参加国际会议的邀请，他会乐得发疯，会千方百计弄到一张入场券。医学系主任（卡里拜的朋友）瞧不起胡安·阿莱东多；有时，纯粹出于瞧不起胡安才给他好处。借助系主任的帮助，胡安三次去美国，一次去西班牙，一次去了哥斯达黎加。有一次，他代表法医验尸所和圣特莱莎大学参加了在哥伦比亚麦德林举行的研讨会。回国后，好像变了一个人。他只对妻子说了一句：咱们根本想像不到那里发生的事情。后来，再也不提此事了。
第三位法医名叫里格贝尔托·弗里亚斯，三十二岁。他是伊拉普阿托人，曾经在首都工作过一段时间，后来突然离去，没作任何解释。他在圣特莱莎已经工作两年，是卡里拜的一位老同学推荐来的；按照弗里亚斯同事们的看法，他拘泥细节，胜任工作。在医学系，他做教授办公室助理；独自居住在塞拉芬·卡拉比托区一条安静的街道上。住房虽小，但家居装饰很有品位。书多，朋友很少。课后几乎不跟学生说话，没有社交生活，至少在教育圈子里没有。有时，由于卡里拜的命令，三位法医黎明时分一起上街吃早饭。这个钟点的饭馆，只有一家二十四小时美式咖啡馆开门营业，聚在那里的人们是附近整夜不合眼的医院护理、护士、救护车司机、发生事故病人的家属和朋友、妓女、大学生。咖啡馆的名字叫“出逃者”，面向人行道那侧的一扇大窗户旁边，有个排气管道不断地排放大量蒸汽。“出逃者”的招牌是绿色的，有时蒸汽也被染上了绿色，是浓绿色，像热带的树林。卡里拜一看见这绿色，就免不了要说：他妈的，真漂亮啊！然后，就不再说话了。三位法医等候女服务员过来。女服务员是个稍稍发胖的少女，肤色微黑，阿瓜斯卡连特斯州人，按照惯例，这姑娘给他们送上咖啡，询问他们早餐吃什么。通常，年轻的弗里亚斯什么也不吃，或者一个炸面包圈就够了。阿莱东多常常要一块冰激凌蛋糕。而卡里拜则要一份烤牛排。几分钟前，阿莱东多对他说过吃烤牛排对关节很不好。你这个年龄不该吃这种东西。他记不得卡里拜是怎么回答的了，只记得对方的回答用词简洁而决断。三位法医在等候餐点的同时，都不说话；阿莱东多看看手背，好像在找血点；弗里亚斯望着桌面或者仰面朝天，目光在“出逃者”的天花板上漫游；卡里拜瞅瞅大街和来往的寥寥车辆。有时，极个别情况下，陪着三位的还有两名大学生——给化验室或者手术台当助手以便捞些外快。于是，五人稍稍聊上几句，但一般情况下也都保持沉默，一言不发；对此，卡里拜称之为“对出色工作的肯定”。随后，各自付账，鱼贯而出，该上班的那位徒步去验尸所。其余两位到地下停车场去，分手时不说再见。片刻后，开出一辆雷诺，双手紧握驾驶盘的是阿莱东多，车子消失在进城的方向。接着，又出来一辆轿车，是卡里拜的大侯爵。街道把它当成日常的烦恼吞没下去。
在同一时刻，刚刚下班的警察们都聚在特来豪斯咖啡馆吃早饭。这家咖啡馆呈长方形，窗户少，像口棺材。大家喝咖啡，或吃煮蛋或吃煎蛋或吃炒蛋或者肉片夹蛋。有时，有专门的话题。有时，说笑话。数量居多的题目是女人。比如，有个警察说：什么是完美的女人呢？应该是半米高，大耳朵，扁脸，没牙，极丑。为什么要这样？半米高为了刚好到你腰间嘛。傻瓜，大耳朵为了让你好驾驭。扁脸为了让你放啤酒。没牙为了不伤害你的大鸡巴。极丑为了不让别的龟儿子惦记着。有人笑了。有人继续吃蛋，喝咖啡。讲完第一个故事那人，继续说下去：为什么女人不会滑雪？无人回答。因为厨房里不下雪。有些人不懂这话啥意思。大部分墨西哥警察一辈子也没滑过雪。在沙漠里去哪儿滑雪呀？但是有人笑了。讲笑话的人说：来啊！伙计们，给女人下个定义吧！无人回答。答案是这样的：就是围绕阴道形成的细胞组织！于是，有人笑了。是个检察员。他说：这个笑话很好，就是细胞组织嘛。对呀，先生。又讲了一个，这回有国际意义：为什么自由女神像是女的呢？因为需要一个没脑子的人，好在头上设置瞭望台。再讲一个：女人的大脑分成多少块？伙计们，这要看情况啊。贡萨莱斯，看什么情况？看你揍她有多狠。好，来点热闹的：为什么女人不能数到70？因为一到69［22］，嘴巴里就塞满了。再来个热闹的：比傻男人还傻的是什么？（这问题容易。）是聪明女人。来个更热闹的：为什么男的不把车子借给自己的女人？因为从卧室到厨房没有公路。类似的还有：女人在厨房之外还干什么？等着厨房地面干燥呗。有个变体：神经细胞在女人脑子里做什么？旅游呗。刚才笑了的那个检察员又发笑了，又说道：好哇，很好，贡萨莱斯，很有启发，神经细胞，对，先生，旅游，很有启发。贡萨莱斯不知疲倦地又说：你怎么选出世界上三个最愚蠢的女人来？那就随便来吧。伙计们，明白了吗？随便挑啊！反正都一样。还有，为了扩大妇女的自由度，应该做什么呢？那就给她们提供更大的厨房呗。给熨斗插上长线插头。哪天是妇女节？哪天你想不到就是哪一天。女人开枪自杀要耽搁多长时间？要七八个小时吧，这取决于子弹要花多长时间才能找到脑子。那位检察员吼道：对，先生，找到脑子。要是有人责备贡萨莱斯不该如此吹嘘大男子主义，他就回答说：最大男子主义的是上帝，因为是他造就了我们高高在上的男人。他又说：一个失去百分之九十九智商的女子，叫什么？叫哑巴。一咖啡勺的女人脑髓能做什么用？充当漂浮物。那为什么女人要比狗多一点脑神经细胞呢？为的是女人打扫卫生间的时候不会喝马桶水。男人把女人从窗户里扔出去做什么用？污染环境呗。女人跟壁球有什么相似之处？相似之处在于，你揍她越狠，她弹力越大。为什么厨房有一扇窗户？那是为了让女人看看外面的世界。最后，贡萨莱斯说累了，坐到椅子上喝起啤酒来。别的警察纷纷吃起鸡蛋。于是，那位彻夜工作后已经筋疲力尽的检察员咆哮道：这些老百姓的笑话里藏着多少天道啊！他抓抓肚皮，把史密斯威森686型手枪放在蒙着塑料布的餐桌上，那枪差不多有一公斤二百克重，与桌面一撞，发出“轰隆”一响，仿佛远方传来的闷雷，引起附近五六个警察的注意，他们一直在听他说话，不对，是“隐约望着”他的嘴巴，猜测这位检察员想说什么，他的话语仿佛偷渡的苦工在沙漠里迷了路，远远看到了一片绿洲，或者一处村落，或者一群野马。检察员说：天道，那是上帝的箴言！他问：哪个龟儿子能发明笑话呢？谁能造出来谚语呢？它们是从哪里冒出来的？是谁第一个想到了笑话和谚语的呢？是谁第一个说出来的呢？检察员闭着眼睛，沉默片刻后，好像刚刚睡了一觉，半睁开左眼，说道：傻瓜们，要注意听这个独眼龙的话！女人从厨房到上床一路都是骂娘的。或者可以这样说：女人如同法律，制定出来就是要破坏的。哄堂大笑。洪亮的笑声响彻长方形的屋顶，好像警察们在拿死神取乐。当然并非全体起哄。有几个坐在偏僻角落的警察在用辣椒加工鸡蛋，或者肉末拌鸡蛋，或者菜豆掺鸡蛋，或者静静地吃，或者悄悄地谈自己的事情，一副离群索居的样子。似乎可以说，他们吃早餐时全身撑在焦虑和怀疑的情绪上。撑在不会造成任何后果的本质问题上。他们在梦里冻僵了：也就是说，他们与那些维护别样梦境的笑声背道而驰。另外一些人，为唱对台戏，背靠柜台的另外一端，一声不吭地喝酒，仅仅瞅瞅喧闹的人群，或者嘟囔一句真蠢！或者不吭声，只是盯着那些贪赃枉法的检察员和敲诈勒索的警察们。
就说那天上午吧，就是贡萨莱斯说女人笑话的早晨，当他跟他的搭档，巡警胡安·拉比奥离开特来豪斯咖啡馆的时候，拉罗·古拉在外面恭候着他俩呢。贡萨莱斯和他搭档打算甩掉拉罗·古拉。这时，艾比法尼奥从一个角落里闪了出来，对贡萨莱斯和他搭档说最好听话！跟拉罗走！巡警胡安·拉比奥说他俩值夜班，干了一整夜了，艾比法尼奥他太牛了，总是跟别人作对。这样的突发事件会让圣特莱莎警察高兴的，就像说女人的笑话一样。实际上，要有趣得多。两辆警车前后向一个不大引人注意的地方驶去。车速很慢。操他妈的，干吗要着急呢！行驶在前面的是贡萨莱斯，后面跟着艾比法尼奥。留在他们身后的是柏油马路和三四层的楼房。从车窗望出去，太阳正在冉冉升起。他们都戴上了墨镜。一辆车的对讲机里传来突发事件的消息。片刻后，两车来到一片空地。那里已经停着十几辆警车了。人们纷纷下车，互相敬烟，或哈哈大笑，或者踢飞路面的石子。有酒瓶的喝酒，没心没肺地议论天气，或者他们之间的生意经。半小时后，所有的警车离开了空地，扬长而去，身后留下一片悬在空中的黄色烟尘。
那群无赖说：说说您的血统吧！那群同伙说：摆摆您的家谱吧！说说您自己的鸡巴玩意儿！拉罗·古拉听了这些话并没有发火。操他妈的这些龟儿子！说说您家的族徽吧！口气已经缓和了。佩德罗要咳嗽啦。但是，没有生气。要尊敬长官嘛。别害怕，也别张狂。有个晚上，他借助邻居微弱的灯光读书，等到放下那些犯罪学的书籍时（傻瓜，别冲我皱眉头！），因为书里太多的指纹、血迹、精斑、毒物元素、入室盗窃、脚印，以及绘制作案现场图、作案现场拍照，闹得头晕脑胀，半醒半睡，梦里梦外，听见，或者回忆起有人说起了家族的第一人，家谱要追溯到1865年，那是个十五岁的无名孤女，她在维亚威西奥萨郊外的一间砖坯屋里被一个比利时大兵给强奸了。第二天，大兵被绞死。九个月后，一个女孩降生了，人们给她起名叫玛丽娅·埃克斯波西多。回忆的声音说：家族第一人，那孤女，死于产褥热。那女婴逐渐长大，成为那砖坯屋的亲属，而后来照顾她的几个农民成了屋子的主人。1881年，玛丽娅·埃克斯波西多十五岁的时候，赶上圣迪马斯节，一个外来的醉鬼一面高声唱着“这些都是次货。迪马斯对海斯塔说道”，一面把玛丽娅抱上马背。到了一座像是恐龙或者毒蜥的山坡上，强奸了她好几次。随后就跑了。1882年，玛丽娅·埃克斯波西多有了一个女儿，人们给她起名叫玛丽娅·埃克斯波西多·埃克斯波西多。那回忆的声音说：这女孩让维亚威西奥萨的农民大吃一惊。她从小时候起就显露出超人的聪明智慧和机敏；虽然一直不会读书写字，却博学多才，熟知治病的草药和油膏。1898年，玛丽娅·埃克斯波西多·埃克斯波西多离开村庄七天后，一天早晨出现在维亚威西奥萨村中光秃的广场上，断了一只胳膊，浑身青肿。无论照看的老太太们多么坚持要她说说遭遇，她始终不肯说明。九个月后，她生下一女，起名叫玛丽娅·埃克斯波西多，她母亲后来一直没结婚，没别的子女，没和男人同居，开始研究江湖医术的秘密。但是，小玛丽娅·埃克斯波西多仅仅像妈妈的好脾气，这是维亚威西奥萨所有玛丽娅·埃克斯波西多的共同点，虽然有几个缄口慎言，有几个喜欢唠叨，但在好脾气和情绪稳定能度过暴力和极端贫困的难关方面却具有共同点。但是，小玛丽娅·埃克斯波西多却比妈妈和外婆的童年以及少女生活过得宽松些。1914年，她十六岁时，想事和办事还像个女孩，惟一的工作就是陪伴母亲每月去找一次草药，用家里后边的旧木盆洗衣服，而不去离家较远的公共洗衣池。那一年，撒比诺·杜盖上校（1915年因临阵脱逃而被枪毙）来到了这个村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