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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这种勾当，但警察局里还是认定非“忏悔者”莫属。胡安决定还是继续跟踪事态的发展为好。这座教堂的左邻右舍居然没听见任何响动，胡安并不感到奇怪，虽说破坏这么多圣像需要时间，而且会产生相当大的噪音。圣卡塔里娜教堂里没有人居住。主持教堂事务的神甫一天去教堂一次，从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然后去新城区教会学校工作。没有司事。帮助做弥撒的侍者有时候去，有时不去。实际上，这是一座几乎没有信徒的教堂，里面的物品都是廉价货，是主教辖区人员从市中心一家批发和零售长袍与圣像的店铺采购的。根据胡安的感觉，这位教堂神甫性格开朗、豪放。二人谈了一阵儿。教堂里什么也没缺。神甫好像没生气，也没受亵渎事件的影响。他迅速对损坏的情况做了估算，然后对检察员说这点损失对主教辖区来说微不足道。祭坛上的大便也没让他恼怒。他说：你们走了以后，我们用上两个钟头一切就干干净净了。相反地，大量的尿液让神甫惊慌起来。检察员和神甫肩并肩、亲如兄弟般地走遍了“忏悔者”撒尿的路线和各个角落。最后，神甫说这家伙的膀胱可能比肺脏还大。那天夜里，胡安想这个忏悔者越来越可以令人容忍了。他第一次亵渎行为很粗暴，几乎杀死了教堂司事；但是，两天过去后，他在改进。第二次仅仅吓跑了几个女信徒。第三次没人看见他，因此可以安安静静地干活了。
亵渎圣卡塔里娜教堂后的第三天，“忏悔者”深更半夜潜入位于改革区的耶稣基督大教堂：本市最古老的教堂，建于18世纪中叶，有一段时间充当圣特莱莎主教辖区总部。在邻近的建筑里，位置是索莱尔大街与奥尔迪斯·卢比奥大街的拐角处，住着三位神甫和两名印第安帕帕戈族神学院学生——正在圣特莱莎大学人类学与历史研究中心念书。这两个学生课余还负责做些清洁工作，比如每天晚上洗盘子或者收集三位神甫的脏衣服，交给一个随后送洗衣房的妇女。那天夜里，其中一个学生没睡觉。他本打算闭门读书，后来起身去图书室找书。他在图书室毫无理由地坐在扶手椅上看起书来，直到睡意袭来。有个与教区长住宅直接相连的走廊把教堂和神甫宿舍连接起来。据说，还有另一个通道，是地下的，神甫们在墨西哥大革命期间（1910—1920）和基督派分子暴乱［2］期间（1926—1929）使用过。但是，两个帕帕戈族学生并不知道这条地下通道的存在。忽然间，打破玻璃的破碎声吵醒了那个在图书室睡觉的学生。起初，他觉得奇怪，难道下雨了吗？但随即他发现破碎声来自教堂内部，而不是外部，于是起身去检查。走到教区长住宅时，他听见呻吟声，于是以为什么人被关在某个忏悔室里了，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因为忏悔室的门都是敞开的。那个帕帕戈族学生与人们说的帕帕戈族人的性格相反，胆小怕事，不敢独自进入教堂。他首先去叫醒另外一个学生。然后，二人一起去小心翼翼地敲胡安·卡拉斯科神甫的房门。这位神甫如同这座建筑里其他住户一样，正在睡觉。卡拉斯科神甫在走廊里听了帕帕戈族学生的讲述，就像读报那样说道：那一定是“忏悔者”吧。随即回房间，穿上长裤和运动鞋（是慢跑和打回力球用的），从衣柜里拿出一根旧棒球棒。接着，他派遣一个帕帕戈族学生去叫醒看门人。看门人睡在一楼一个小房间里，旁边就是楼梯。神甫和看门人走在前面，那学生紧随其后，注意着周围的响动，向教堂走去。乍一看去，三人觉得里面没人。蜡烛透明的白烟袅袅向上，飘到拱顶去；一片深黄色的迷雾一动不动地停留在教堂内部。不久，三人听到了那呻吟声，好像一个孩子努力不要呕吐出来，一声又一声地传过来，接着是那熟悉的作呕声。学生低声说：是“忏悔者”。卡拉斯科神甫眉头紧皱，毫不犹豫地向作呕声的发源地走去，双手握紧棒球棒，那姿势正是要击球的样子。那个帕帕戈族学生没有跟着卡拉斯科神甫前进。他也许朝着神甫的方向迈了一小步或者两步，随后就停住了脚步，因为面对巨大的恐惧，他手无寸铁。实际上，他甚至牙齿打战了。无法前进，又不能后退。后来，他向警察解释说，原因是他开始祷告了。检察员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问他：你在祷告什么？帕帕戈族学生不明白这个问题。检察员问：是祷告我的主吗？帕帕戈族学生说：不，不，不，我什么也不记得了。我为自己的灵魂祈祷，为妈妈祈祷，恳求妈妈别丢下我。这个学生从他祷告的地方听见了棒球棒撞击到什么柱子的声音。学生想，或者回忆起那时的想法：有可能是棒球棒打到了“忏悔者”的脊柱上了，或者打到了立着天使长加百列高达一米九的木雕柱子上。后来，他听见什么人气哼哼的声音。他听见“忏悔者”在呻吟。他听见卡拉斯科在骂娘，提到一个奇怪的名字，这学生不知道神甫在骂谁，是骂“忏悔者”？还是骂他这个没跟上自己的学生呢？亦或神甫过去的什么人，不管什么人吧，他这个学生是永远无法认识了，神甫也不可能再见到了。后来，他听见了棒球棒落在精雕细刻石面上的声音。那球棒和木块在石面上连连跳动数次，最后终于安静下来。几乎与此同时，帕帕戈族学生听见了让他再次想到那巨大恐怖的一声叫喊。不经意间想了想。或者说是与那些颤抖的圣像一道想了想。后来，他似乎在蜡烛或者闪电的照耀下，以为自己看见了“忏悔者”的形象：他高举棒球棒一下子砍掉天使长的小腿，让天使长从石座上摔下来。再次响起木块落地的声音，是些朽木，稀里哗啦与石块碰撞在一起，仿佛木头和石块在那个地方是严格对立的术语。又是殴打声。接着响起看门人跑动的脚步声。这个学生也进入暗处了；他那个帕帕戈族兄弟用帕帕戈语问他：怎么啦？哪里疼啊？接着是更多人的喊叫声，来了更多的神甫，还有报警的呼喊声，还有白衬衫飞舞，还有酸味，好像什么人用一加仑氨水擦拭过老教堂的石头地面，据检察员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说，到处散发着尿臊气，一个正常人怎么会有如此大的膀胱呢，怎么能撒出如此多的尿液呢！
检察员何塞·马尔克斯说：这一回“忏悔者”可太过分了。他正在跪着检查卡拉斯科神甫和看门人的尸体。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检查了“忏悔者”闯入教堂的那扇窗户，然后出去，到了大街上，先是沿着索莱尔大街绕了一圈，再到奥尔迪斯·卢比奥大街走了一趟，又去一个夜间居民临时充当免费停车场的广场走了一遭。等他回到教堂里面的时候，局长佩德罗·内格雷特和助理埃比法尼奥已经到了。局长一看见胡安，立刻打手势请他过去。他们在最后一排长凳上坐下抽烟，谈了好长时间。局长的羊皮上衣里面穿了一件睡衣，散发着昂贵的香水味，面无倦容。埃比法尼奥身穿一件碧蓝色外衣，适合教堂的昏暗光线。胡安告诉局长“忏悔者”肯定有轿车。你是怎么知道的呢？胡安说：如果徒步，他不可能不引起别人注意。他浑身臊气冲天。从奇诺区到改革区距离很远。从改革区到牛背山也很远。假设“忏悔者”住在市中心。从改革区到市中心可以步行。但是，从市中心到牛背山，如果走路，恐怕要一个小时吧。埃比法尼奥说：也许更多。那么，从牛背山到奇诺区呢？步行需要多久呢？埃比法尼奥回答：只要别迷路，大约四十五分钟多一点。胡安说：那就更别说从改革区到奇诺区了！局长于是得出结论：这头犟驴是开车作案的。胡安说：这是咱们惟一可以肯定的。他车里可能有干净衣服。局长问：干吗用啊？以防万一呗！局长说：你认为“忏悔者”不是笨蛋。胡安低声说：他一进教堂里就变成了“尿桶”，一出教堂就成了正常人了。局长说：啊，原来如此。埃比法尼奥，你怎么想的？埃比法尼奥说：这有可能。假如他独自生活，那回家时会散发臭味，这样从他车里到住处，用不了一分多钟。如果跟别人同居，那就得在进门前换好衣服。局长说：听起来符合逻辑啊。可问题是咱们如何收拾这一切呀？你有什么主意吗？胡安说：眼下，先在每座教堂派一名警察，等候“忏悔者”迈出下一步吧。局长高声把心里话说了出来：我哥哥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有些事情，我必须问问他才成。胡安，你认为“忏悔者”会住在什么地方？检察员说：局长，我不知道。随便什么地方都有可能。就算他有车，我估计他也不会住在奇诺区。
清晨五点钟，检察员胡安·德迪约斯·马尔蒂内斯一回到家里就听到了精神病院女院长的留言。她说：您寻找的那个人患有“恐圣症”。请给我打电话！我给您解释。虽然是一大清早，他立刻给女院长拨了电话。他在她的留言机上录音如下：我是检察员马尔蒂内斯。请原谅我这个钟点给您打电话。我收到了留言。刚刚回到家中。今天夜里，“忏悔者”又……一句话，明天，我再跟您联系……对不起，是今天我再联系您。晚安，谢谢您的信息。随后，胡安脱掉鞋子和裤子，上床睡觉。但是，无法成眠。早晨六点，他到了警察局。一群巡警正在给一个同事过生日。大家邀请他喝酒。他谢绝了。检察员办公室里没人。他从那里听到了楼上一遍又一遍在唱“祝你生日快乐”。他列出一张他要的工作人员名单。又起草了一份给埃莫西约警署的报告。然后去自动咖啡机拿咖啡。他看见几个巡警互相搂抱着下楼去了。他跟在他们后面。走廊里，他看到几个警察在聊天，三三两两在一起。时不时地从人堆里发出哄堂大笑。有个身穿白大褂，但穿着牛仔裤的家伙，推着一辆担架。上面严严实实地蒙着灰色塑料袋，那是爱米里亚·美娜·美娜的遗体。没人注意这具女尸。
6月，爱米里亚·美娜·美娜死了。她的尸体是在尤卡坦克斯大街附近的地下垃圾堆里发现的，那条大街通向科林多兄弟砖厂。法医报告上说：她被强奸过，刀砍过，火烧过，没有具体说明致命原因，究竟是刀砍还是火烧；也没有具体说明在火烧的什么时刻毙命。在发现她尸体的垃圾堆处，经常有人报火警，大部分是自己点火造成的，少量是意外火灾，因此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她尸体被烧应该归咎于这类火灾，而不是有人故意焚尸灭迹。这个垃圾堆没有正式名称，因为是秘密堆积而成的，但老百姓给它起了一个名字：“辣椒”。白天，“辣椒”上看不见人影，包括附近的荒地——即将被垃圾堆吞食的地盘。夜里，会出现一些穷光蛋或者次等穷光蛋。首都墨西哥城称穷光蛋为懒虫，但是“懒虫”往往是好吃懒做的少爷，是无耻之徒，可以比做“辣椒”上云集的单个或者成双的人们。他们人数不多。说着一口难懂的黑话。警方准备在发现美娜尸体后的第二天夜里进行大搜捕。结果只抓住了三个在垃圾堆翻找纸壳的男孩。在“辣椒”那里过夜的人寥寥无几。生命很短。在垃圾堆上最多待六个月就会死亡。那里的人无论食物还是性生活都是一个秘密。说不定他们已经忘记了什么叫吃饭和性交。或者说食与色对他们已经是不可及和不可言说之物，是言行之外的东西了。他们无一例外地都有病。剥掉“辣椒”上一具尸体的衣服等于剥掉一层皮。垃圾堆上稳定的住户，从来没少于三人，也从来没超过二十人。
杀害美娜的主要嫌疑人是她未婚夫。警方派人去他家寻找时，他已经离开了。他跟父母和三个兄弟住在一起。根据他家里人的说法，他是在美娜尸体发现的前一两天走的。他父亲和他两个兄弟在牢房里蹲了两天，从他们嘴里掏不出任何相关的情况，只了解到嫌疑人的叔叔住在古斯曼城，估计他躲到那里去了。古斯曼城警方得到通报后，立刻派人去相关地址带着追捕令搜查，结果连所谓嫌疑人兼未婚夫的影子都没看见。案子挂起来了，不久便被人们遗忘了。五天后，美娜的案子尚在调查中，莫雷洛斯预科学校的看门人发现了另外一具女尸。尸体被抛弃在一块空地上。学生们有时在那里玩足球和棒球。从那里可以看到美国亚利桑那州和墨西哥这一侧加工厂的外壳以及与柏油路连接的土路。公路两侧有铁丝网隔离。这一侧就是预科学校的校园，里面有两座楼群，每座三层，楼内有宽敞、明亮的教室。预科学校创办于1990年。看门人从开办的第一天就在那里工作。他总是第一个到校，最后一个离开。发现女尸那天早晨，看门人在从校长办公室拿出各个教室和房间的钥匙时，有群什么东西引起了他的注意。起初，他弄不清楚那东西是什么玩意儿。走进勤务室后，他才闹明白那东西原来是一群黑兀鹫。一群黑兀鹫在校园旁边的空地上盘旋呢。但他要办的事情很多，决定稍后再去查看。不久，女厨师和帮厨的来了。看门人就去厨房跟她俩喝咖啡了。三人说了一阵家长里短，最后看门人问她俩是否在进门时看到那群黑兀鹫在学校上空盘旋。二人说没看见。于是，看门人喝完了咖啡，说他要去空场上转一圈。看门人担心会遇到死狗。果真如此的话，那他就得返回学校，到工具仓库里拿上铁锹，准备挖掘一个比较深的土坑，免得学生把死狗重新刨出来。可结果他看到的是一具女尸。她身穿一件黑衬衫和黑凉鞋，裙子被卷到了腰间。没穿内裤。这些是看门人一眼看到的。接着，他注意到了她的脸色，知道夜里她还没死呢。一只黑兀鹫落到了栅栏上。看门人挥挥手把它给轰走了。女子留着长头发，发梢至少落到半腰。有几缕发丝粘有凝固的血块。腹部和阴部也有干血。看门人连连画着十字，慢慢地站了起来。回到学校后，他把看到的情况告诉女厨师。帮厨的小伙子正在刷锅。看门人压低声音说话，不让小伙子听见。看门人从办公室给校长打电话。但校长已经离开了家门。看门人找到一条毯子，去把女尸遮盖上了。到了这时，他才发觉尸体已经僵硬。他一面回学校，眼泪一面流个不停。他看见女厨师在校园里坐着抽烟。她招手问他怎么了。看门人也招招手，但意思不明白，他去校门口迎接校长。校长一到，便和看门人前往空地。女厨师从校园里看到校长如何掀开毯子，从不同角度看地上的什么东西。不久，两位教师也赶到了空地。在距离他们十米开外的地方，有一群学生。中午十二点，来了两辆警车，第三辆没有标志，第四辆是救护车。他们把女尸拉走了。女尸的名字始终不为人知。法医认定死亡时间是在几天前，但无法确定具体时间。致命的主要原因是胸口被刺，但头骨有裂痕，因此法医不能排除打击头颅的因素。她身高一米七二。
1993年6月最后一名女尸名叫玛卡里达·洛佩兹·桑托斯。她已经失踪四十多天。她母亲在女儿失踪的次日就去第二警察局报了案。玛卡里达·洛佩兹·桑托斯在K&T加工厂工作，地点在进步工业园区，附近就是通往诺加莱斯的公路和瓜达卢佩·维克多里亚居民区的最后一排住宅。她失踪那天是上第三班：晚上九点到清晨五点。她的同事们说，她一向上班准时，因为玛卡里达是个认真、负责的人，堪称楷模；为此，她失踪的时间应该是上下班交接的时候。可是，这个钟点没人发现什么，原因之一就是清晨五点或者五点半，周围一片漆黑，因为路灯坏了。瓜达卢佩·维克多里亚居民区北部没有电力供应。这个工业园区的出口处，除去诺加莱斯公路的一处，其他出口没有路灯，没有柏油路，也没有下水道；结果，园区内的全部废料都丢进玫瑰花小区的泥坑里，太阳一照，泥坑发白。这样说来，玛卡里达·洛佩兹下班的时间是清晨五点半。这是可以确定的。后来，她走在园区黑暗的道路上。也许她看见了一辆小型卡车，每天晚上都停在一个空空荡荡的广场上，旁边是WS…Inc。 加工厂的停车场，小卡车出售牛奶、咖啡、冷饮和各种玉米饼给上下班的工人。多数工人是妇女。但是，她不饿，或者她知道家里有饭吃，所以没有停下脚步。她离工业园区越来越远，离开加工厂的灯光越来越远。穿过通往诺加莱斯的公路，随后进入瓜达卢佩·维克多里亚小区的第一条街道。走过这样的街道用不了她半小时。然后，就可以出现在她居住的圣巴尔托罗梅区了。走路的时间总共加起来五十多分钟。但在途中某个地方，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出了永久性偏差。后来，有人告诉她母亲：你女儿可能跟什么男人跑了。母亲说：她才十六岁，是个好闺女。四十天后，几个孩子在玛依多雷纳区的一间破屋附近看到了她女儿的尸体。她的左手下面有瓜柯叶。由于尸体腐烂，法医无法确认死因。有个参加运送尸体的警察却辨认出她手下的瓜柯叶。那警察弯腰捡起几片尖矛状的绿叶。
7月没有女尸。8月也没有。
那几天，首都《消息报》派遣塞尔西奥·贡萨莱斯去报道关于“忏悔者”的消息。塞尔西奥·贡萨莱斯三十五岁，刚刚离婚，急需挣钱。按照正常情况，他是不会接受这个任务的，因为他不是警务方面报道的记者，而是文化版面的编辑。他撰写哲学类图书评论文章。不仅这类文章没人看，就是这类书籍也没人读。他时不时地也写关于音乐和画展的文章。四年前他就是《消息报》的在编人员了，他的经济状况不算拮据，过得去；但是一离婚，可就处处缺钱了。由于他所在的部门（有时他用化名写文章，免得让读者发现整个文化版面都是他一人的手笔），已经不能让他有所作为了，于是去其他三个部门给主任们施加压力，请他们派点外差，这样可以让他平衡入不敷出的状况。于是才有了这个让他去圣特莱莎的建议，请他撰写完关于“忏悔者”的报道再回来。给他提供这份差事的是报纸周刊的主编，因为他看好塞尔西奥·贡萨莱斯，认为贡萨莱斯有了这份差事可以一箭双雕：一是可以赚外快；二是可以去北方玩三四天，那里有美味佳肴和新鲜空气，可以忘记前妻。于是，1993年7月，塞尔西奥·贡萨莱斯乘坐飞机到了埃莫西约，然后登上了开往圣特莱莎的公交车。说真话，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