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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了记者，一个女人端着托盘来到院子里给他们送汽水和冰镇啤酒。
过了一会儿，墨西哥拳击手的教练来了，他身穿白衬衫和白色羊毛运动衣。他问大家是愿意先让莫罗里诺训练，还是先采访。一个记者说：洛佩兹，您决定吧。教练一面在汽水和啤酒附近坐下，一面问大家是不是送上来食物了。记者们说没有，一面摇摇头。教练不起身，吩咐维克多·加西亚去厨房拿些吃的来。加西亚还没回来，大家看见莫罗里诺出现在一条通往沙漠的小路上，他身后跟着一个穿运动服的黑人。这黑人极力要说西班牙语，可只能说出几个单词来。他俩一走进院子没跟任何人打招呼，径直朝一个水泥饮水槽走去，在那里用水桶洗脸和上身。然后，也不擦脸和上身，也不穿上运动服上衣，就问候大家。
那黑人是美国加州欧申赛德人，至少出生在那里，虽然后来是在洛杉矶长大的，他叫奥马尔·阿卜杜尔，是莫罗里诺的陪练。他告诉法特恐怕要在墨西哥多待一段时间。
法特问：“赛后你都干什么？”
奥马尔说：“瞎活着呗。人人不都这样嘛！”
“从哪儿挣钱呢？”
奥马尔说：“随便什么地方。这个国家生活便宜。”
每过几分钟，奥马尔就无缘无故地笑一下。山羊胡加八字胡让他的笑容更漂亮。但也是每过几分钟就露出怒容，于是山羊胡加八字胡就显得非常冷漠和咄咄逼人。法特问他是不是拳击手，有没有打过比赛。他回答说打过，再也不肯多加说明。法特问他莫罗里诺·费尔南德斯有没有取胜的可能。他说铃铛不响，谁也不知道。
拳击手们穿衣服的时候，法特开始在院子里散步，看看周围的景致。
“看什么呢？”他听见奥马尔问他。
他说：“看风景，让人伤感的景致。”
这位陪练站在他身边看看地平线，随后说道：
“野外就是这样。这个钟点总是让人伤感。这操蛋风景是给娘儿们看的。”
法特说：“天黑下来了。”
奥马尔说：“还有点亮光，能打拳。”
“训练结束以后，你们晚上做什么？”
“你说我们大家？”奥马尔反问。
“对，你们拳击队。”
“我们吃饭，然后看电视。接着，洛佩兹先生就睡觉去了。莫罗里诺也上床睡觉。我们剩下的人可以继续看电视，也可以睡觉，或者去城里逛逛。你明白我的意思吧。”他说着一笑，意味深长。
“你多大了？”法特忽然问他。
奥马尔说：“二十五岁。”
莫罗里诺登上拳击台的时候，太阳正落下西山。教练点燃了几盏灯，由一台独立的发电机供电，不走住宅供电线路。加西亚在台上一角低头不动。他此前脱掉了外衣，身穿一条到膝盖的黑色拳击短裤。他好像睡着了。直到灯光一亮他才抬头，看看洛佩兹，好像在等候信号。一个记者一直在微笑，摇响了铃铛，加西亚摆出守势，向台中央走去。莫罗里诺戴头盔，围着加西亚转悠，时不时地打出左拳，企图击中对方。法特问一个记者陪练不戴头盔是否正常。
那记者说：“正常。”
法特又问：“他为什么不戴？”
记者说：“因为无论别人怎么打他，都不能给他造成更多的伤害了。明白吗？他感觉不到什么打击了，因为他疯了。”
打到第三回合，加西亚下台了。奥马尔上去。这小子光着上身，但没脱下运动裤。他的动作比加西亚快得多，轻而易举地可以躲开莫罗里诺的攻击，当然，显而易见的是双方都不想伤害对方。他俩时不时地说上几句，动作不停，带着笑容。
奥马尔问法特：“你到过哥斯达黎加吗？你的眼睛长到哪儿去了？”
法特问记者奥马尔在说什么。
记者说：“没什么。这操蛋小子就会学用西班牙语骂人。”
三个回合结束后，教练停止了训练，到室内去了，后面跟着莫罗里诺。
记者说：“按摩师等着呢。”
“谁是按摩师？”法特问。
“没见过。我想他从来不出屋门，是个盲人。明白吗？天生的盲人，整天待在厨房里吃东西，或者在卫生间大小便，或者躺在卧室地面阅读盲文书籍，使用那种什么盲文，叫什么？”
另外一个记者说：“叫布莱叶点字法。”
法特想像着那按摩师在漆黑的房间里阅读的情景，不由得微微一颤。他想，那样的读书大概也开心吧。在洗手池旁边，加西亚给奥马尔脊背上浇了一桶凉水。那位加州陪练冲着法特挤挤眼。
奥马尔问法特：“您觉得怎么样？”
法特尽量说得友好些：“不赖。但我感觉皮凯特的准备要好得多。”
奥马尔说：“皮凯特是臭狗屎！”
“你认识他吗？”
“我见他在电视里打过两次。他动作不好。”
“实际上，我从来没见过他打比赛。”
奥马尔表情吃惊地望着法特的眼睛。
他问：“你从来没见过皮凯特打比赛吗？”
“没有。实际上，我们杂志的拳击专家上周去世了，因为没有多余的人手，就把我给派来了。”
沉默了片刻后，奥马尔说：“我把赌注押在莫罗里诺身上。”
“祝你走运。”法特说完就走了。
返城的道路，他觉得短。有一阵子，他跟着记者们轿车的尾灯前进，一直到看见他们把车停在一个酒吧旁边，这时已经走上圣特莱莎的柏油大街。他把轿车停在记者们的旁边，问他们打算干什么。有个记者说：我们要吃晚饭。法特虽然不饿，还是同意陪大家喝杯啤酒。有个记者名叫丘乔·弗洛莱斯，为一家地方报纸和一家广播台工作。另外一个记者，就是大家在庄园时，摇铃铛的人，名叫安赫尔·马丁内斯·麦萨，为首都一家体育报工作。麦萨个子矮小，大约五十来岁。丘乔只比法特矮一点，三十五岁，总是微笑。法特感觉，丘乔和麦萨之间的关系是感恩的弟子与比较无所谓的师傅关系。但麦萨的无所谓没有流露出傲慢和居高临下，而是神情疲惫。疲惫的程度甚至表现在穿着邋遢上，衣服有油污，皮鞋有尘土。相反地，他的弟子则衣冠楚楚，着名牌西装、名牌领带、金袖扣；他可能自认为是风度翩翩的美男子吧。就在墨西哥人吃烤肉加炸薯条的同时，法特想起加西亚的文身来。接着，他把那座庄园与母亲住宅的孤独感加以比较。他想起母亲的骨灰还在家里。想起那位逝世的女邻居。想起巴里·西曼的居民区。就在墨西哥人吃饭的同时他回忆起的一切，让他感到悲伤。
大家把麦萨送到胜地旅馆后，丘乔坚持再喝最后一杯。旅馆的酒吧里有几个记者，法特认出其中有两个美国人，他想找他们聊聊。可是，丘乔另有计划。他们前往圣特莱莎市中心一条胡同里的酒吧，那里的墙壁上画着荧光画，有个之字形的柜台。他们要了威士忌、橘子汁。酒吧经理认识丘乔。法特觉得那人不仅是酒吧经理，可能还是老板。因为他表情冷漠、专横，包括用腰间的围裙擦杯子的动作。但他毕竟年轻，超不过二十五岁。再说，丘乔不大理睬老板，只顾忙着跟法特说纽约的事情，说纽约新闻界的活动。
丘乔坦率地说：“我很想去纽约生活，找个用西班牙语的广播台工作。”
法特说：“那里有很多西班牙语广播台。”
“我知道，我知道。”丘乔说，好像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接着，他提到两家西语广播台。可法特从来没听说过。
丘乔问：“你们的杂志叫什么名字？”
法特说了名字。丘乔想了想，摇摇头。
他说：“我不知道。大吗？”
法特说：“不大，不大。是哈莱姆区里的一家杂志。明白吗？”
丘乔说：“不明白。”
法特说：“杂志的几个老板都是美国黑人。社长是美国黑人。几乎我们所有的记者都是美国黑人。”
丘乔问：“这可能吗？新闻要客观，这样好吗？”
这时，法特意识到丘乔有点醉了。他想起自己刚刚对丘乔说的话。说实在的，断言几乎所有的记者都是黑人可有些冒险。他仅仅见过编辑部里的黑人，可并不认识通讯记者。他想，或许在加州有墨西哥裔的美国记者。或许在得克萨斯也有。但有可能得克萨斯没人。否则的话，为什么把他从底特律派遣过来呢？为什么不派遣加州的人呢？得州的人呢？
几个姑娘过来跟丘乔打招呼。她们身穿过节的服装，是去歌舞厅的打扮，脚踩高跟鞋。其中一个头发染成金黄；另外一个皮肤黝黑，不爱说话，有些害羞。金发姑娘问候经理，后者挥挥手，好像很了解她但不信任她。丘乔介绍法特时说，他是纽约的著名体育记者。法特趁这个机会告诉丘乔他不是真正的体育记者，而是写政治、社会问题的记者，对这个声明，丘乔非常感兴趣。过了一会儿，又来了一个人。丘乔说他是最了解亚利桑那边界南部电影的人。那人名叫查理·克鲁斯，他笑着说：丘乔说的话，你一句也别信。他是录像带商店的老板，这工作迫使他不得不看很多影片，仅此而已；他说：我可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丘乔问他：“你有几家录像带店？说！告诉我朋友法特吧。”
“三家。”查理说。
“这头牛腰缠万贯啊。”丘乔说。
那个染了金发的姑娘名叫罗莎·门德斯。丘乔说她曾经是他未婚妻。也当过查理的未婚妻。如今跟一家舞厅老板过从甚密。
查理说：“小罗莎就是这个样子。性格使然嘛。”
法特问：“性格使然是什么？”
罗莎用不大好的英语说就是乐天派。她说：生命是短暂的；随后沉默起来，交替地看看法特和丘乔，好像在思考自己刚刚说的话。
查理说：“罗莎还讲点哲学。”
法特点点头。另外两个女孩走了过来。她俩年纪更小，只认识丘乔和酒吧老板。法特估计她俩都不会超过十八岁。查理问法特喜欢不喜欢斯派克·李［3］。法特说：喜欢。实际上，他并不喜欢。
“他像墨西哥人。”查理说。
法特说：“有可能吧。这种说法挺有意思。”
“喜欢伍迪·艾伦［4］吗？”
法特说：“喜欢。”
查理说：“他也像墨西哥人，但是像墨西哥城或者库埃纳瓦卡地方的墨西哥人。”
丘乔说：“像坎昆岛的墨西哥人。”
法特笑了，可是什么也不明白。他想二人在寻他开心。
查理问法特：“喜欢罗伯特·罗德里格斯［5］吗？”
法特说：“喜欢。”
“这笨蛋是我们的人。”丘乔说。
查理说：“我有一盘录像带是罗伯特·罗德里格斯的电影。很少有人看过。”
法特问：“是不是《玛莉阿芝舞》？”
查理说：“不是这个。这个大家都看过。是更早一部，那时候罗伯特·罗德里格斯还默默无闻呢。说的是一个被饿死的墨西哥裔美国男妓的故事。是每个干临时工作的人都会唱的情歌。”
丘乔说：“咱们坐下！你给我们讲讲这个故事。”
查理说：“好主意。我早就站累了。”
故事简单又不大可信。在拍摄《玛莉阿芝舞》之前的两年，罗伯特·罗德里格斯去了一趟墨西哥。在那段日子里，他沿着奇瓦瓦和得克萨斯之间的边疆地区漫游，后来到南方去了，一直走到墨西哥城的联邦区，开始吸毒和酗酒。查理说：他堕落得厉害，上午进酒店，直到酒店打烊时被人踢出门。最后住进了一家妓院，就是下等窑子，就是红灯区，就是一个好心妓女的家，成了一个妓女和一个拉皮条的人的朋友；那皮条客名叫贝尔诺，意思就是“鸡巴”或者“肉棒”。这个什么贝尔诺对罗伯特·罗德里格斯有好感，跟罗德里格斯相处得很好。有时，他不得不拖着罗德里格斯上楼去卧室；有时，贝尔诺和那妓女不得不脱光罗德里格斯的衣服，把他塞到淋浴蓬头下面，因为罗德里格斯非常容易失去知觉。一天上午、一个少有的上午，我们未来的电影导演处于半清醒状态，皮条客对罗德里格斯说，一些朋友打算拍电影，问他能不能做导演。你们可以想像得到，罗伯特·罗德里格斯说okay，来龙舌兰吧！于是，贝尔诺就负责具体的拍摄事务了。
我记得拍摄进行了三天。其间，罗德里格斯总是醉醺醺，一准备拍摄就吸毒。因此，摄制人员名单上当然没有他了。导演名叫约翰尼·玛迈森，这显然是个玩笑；但如果你了解罗伯特·罗德里格斯导演的电影、他取景的方式、他那些镜头、反镜头、他对速度的感觉，那么毫无疑问，影片是他的。惟一缺少的是他亲手剪辑影片的方式，为此，显而易见的是，这部电影的剪辑是别人完成的。但导演是他，这个我敢肯定。
法特对罗伯特·罗德里格斯不感兴趣，对他第一部电影的故事（或者最后一部，反正一样）也不感兴趣；再说，他很想吃饭或者吃个三明治，然后上汽车旅馆睡觉；可是，同样还不得不听听那故事情节的片段，那是个一群聪明妓女的故事，或者也许仅仅是些好心的妓女，其中出类拔萃的名叫什么胡斯蒂娜；这个胡斯蒂娜不知什么原因，但容易猜到，认识了墨西哥城几个夜间假扮警察游荡的吸血鬼。这故事剩下的部分，他就不注意听了。就在他跟那个黑发姑娘（跟罗莎一起来的）亲嘴的同时，听见有人说什么金字塔、阿兹特克吸血鬼、一本血书、《杀出个黎明》先前的想法和罗伯特·罗德里格斯重现的噩梦。黑发姑娘不会亲嘴。法特离开前把和风旅馆的电话号码给了丘乔，然后，磕磕绊绊地走到他停车的地方。
拉开车门的时候，法特听见有人问他是不是不舒服。他做了一个深呼吸，转过身来。丘乔距离他有三米远，领带结散开了，搂着罗莎的细腰。她望着法特的眼神，好像法特是什么异国情调的典型。是什么呢？他不知道。但那姑娘的眼神让他不痛快。
法特说：“我很好。没问题。”
“要我送你去汽车旅馆吗？”丘乔问。
罗莎笑得更厉害了。法特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这个墨西哥人是同性恋。
法特说：“不用。我自己能解决。”
丘乔松开姑娘的细腰，朝法特走来。法特拉开车门，坐下发动车子，避免看丘乔和罗莎。他听见那墨西哥人好像悄悄说了一句：朋友，再见！罗莎双手叉腰，法特觉得这姿势一点也不自然。她不看法特，不看远去的轿车，只看丘乔。后者一动不动，仿佛夜间的冷空气把他给冻僵了。
到了汽车旅馆，服务台还开着，法特问一个刚才进门时他没看见的小伙子：能不能给弄点吃的？小伙子告诉他厨房关门了，他可以到外面的自动售货机上买饼干或巧克力棒。公路上，时不时地有卡车南来北往；公路那一侧有服务站的灯火。法特迈步向对面走去。可是，穿越公路时，一辆轿车险些撞倒他。刹那间，他想他醉了；可是又一想过公路前，他醉没醉呢，事先仔细看过来往车辆啊，并没发现公路上有车灯。那这辆轿车是从哪里钻出来的呢？他想回来的时候，可得多加小心。服务站上灯火通明，几乎没人了。柜台后面有个十五岁左右的少女在看杂志。法特觉得女孩的脑袋太小了。收款台旁边有个大约二十岁的女子。他向卖热狗的机器走去时，女子一直在注视他。
“您得先付款。”女子用西班牙语告诉他。
法特说：“我不懂。我是美国人。”
女子用英语重复了她的提醒。
法特说：“要两个热狗和一罐啤酒。”
女子从工作服口袋里掏出圆珠笔，写下法特应该交给她的钱数。
法特问：“交美元还是比索？”
女子说：“比索。”
法特在收款台上放下一张钞票，去冰箱里拿啤酒；然后，用手指告诉小脑袋女孩他要两个热狗。女孩给他端上后，法特问她调味机要怎么用。
女孩用英语说：“随便按动哪个按钮都行。”
法特在一个热狗抹上西红柿酱、芥末以及像是鳄梨酱的东西，立刻吃了起来。
他说：“好吃。”
姑娘说：“太好了。”
接着，他把另外一个也如法炮制。然后，去收款台拿找头。他拿起硬币，重返女孩那里，给她一些小费。
法特说：“小姑娘，谢谢。”
他拿着啤酒和热狗向公路走去。就在他等候三辆卡车从圣特莱莎驶向亚利桑那的工夫，他回想自己对女收款员说的那句“我是美国人”。为什么我不说“我是美国黑人”呢？莫非因为我在国外？可是，如果愿意的话，我只要走上一段路，不是很长的路，就可以回国，难道这也能看做是国外吗？这是不是意味着在某些地方我是美国人，在另外一些地方我是美国黑人，而根据逻辑推理，在另外什么地方，我什么也不是？
法特一觉醒来，给杂志的体育部主任通了电话，告诉主任皮凯特不在圣特莱莎。
体育部主任说：“这很正常。有可能在赌城拉斯维加斯郊外的什么庄园里。”
法特说：“真见鬼！我怎么去采访他呢？你要我去拉斯维加斯吗？”
“你没必要去采访什么人。你是知道的，我们只需要什么人讲讲比赛的情况、气氛、拳击台上的空气、皮凯特的状态，还有在他妈的墨西哥人里留下的印象。”
“就是比赛的开场白了。”法特说。
“开场什么？”体育部主任问他。
法特说：“什么操蛋气氛。”
体育部主任说：“文字要简练，就像在酒吧讲故事一样，你周围的人都是你的朋友，都急不可耐地想听你讲话。”
法特说：“明白了。我后天寄给你吧。”
“要是你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别担心！我们这里给编辑一下，就好像你一辈子都是在拳击台旁边度过的。”
法特说：“行。明白了。”
法特走出房间，在走廊里看见三个金发男孩，几乎就是白化病人的样子，正在玩一个白球、一个红桶和几把红色塑料铲子。最大的应该有五岁，最小的大约三岁。这个地方不安全，不适合孩子玩耍。稍一疏忽，孩子们有可能过马路，卡车会撞倒他们。他看看两侧，发现有个金发女郎坐在阴凉下的木凳上，戴着墨镜注意着孩子们的动静。他有礼貌地招招手。女郎看了他一下，点点头，意思是她的视线不能离开孩子。
法特走下台阶，钻进自己的轿车。车内的热度让人无法忍受。他打开两扇车窗。不知为什么他又想起了母亲，想起他小时候母亲照看他的方式。启动车子的时候，一个白化病小孩站起来注视他。法特冲他笑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