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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弄点儿情报，就放这个饱经世故的老头子白白走掉。岂不可惜。
“碰到土匪？”他那只独眼警惕地对我的马枪斜睨了一眼。“没……背枪的人倒时常碰得到，就象您这位一样。”
“在哪儿碰到的？在什么地点？”
“咳，这咋记得清呢？老头子的记性……瞧，您一下车，咱马上把您给忘了……”
于是他赶起车，往米什科尔齐的方向去了。不多一会儿，一阵歌声又传到我的耳鼓：“唉，加莉娅，年轻的加莉娅，你小时候不死，那是为啥？……”
此时此刻，我才恍然大悟，往后我同波列西耶人的关系变得复杂化了，啊，复杂化了。在昨儿之前，我是他们的同乡，是谁个不知，那个不晓的骂人里手谢拉菲玛的外孙，来此地度假休养的伤员。我完全可以指望得到他们的同情，他们会跟我有啥说啥，谁也不会对我隐瞒什么。谁也不受我管辖，我也不受谁管辖。在村里相互关系构成的小金字塔里，我那块方砖放在什么地方，我心里清清楚楚。现在这块方砖抽掉了，小金字塔也倒塌了。
过了不多久，那支思念加莉娅的歌声在远处消失了。我背起背包，沿着落满松针的路一瘸一拐地往前走去。萨沙河到格卢哈雷大约有十八公里，前面是一片上百年的松林。我又回头一瞥：再见了，英沙河，再见了，奥任！再见了，沙丘，你这个矗立在无人标明的界线上的制高点。
不知是偶然巧合呢，还是有什么预兆，我走到沙拉耶小林，硬是停下来休息了。我顾不得再考虑什么土匪，就把马枪、背包往地上一扔，倒头躺在地上。这是因为，我不能长途跋涉：肠子开始作痛。痛得难受极了，仿佛身体里面有一副包着铁皮的沉重磨盘在研磨新长的嫩肉。
我躺在地上，磨盘渐渐放慢了速度，好象簸谷风车上的轮子在天晚风息时那样。我开始观察周围的一切。沙拉耶小林里有一条蜿蜒曲折的小路，两边长着参差不齐的橡树。橡树叶子长得很牢，只是有点儿发黄。橡实落满一地，铺了厚厚的一层。夕阳的余辉快要消失了。被空气暖流送到高处的游丝，此刻又落到地上来了。我一把抹去脸上几根粘乎乎的柔软蛛丝。
一颗晚熟的橡实，正巧从我头上的那根树枝上掉了下来，“啪”地一声碰在马枪的枪筒上，立刻弹到一边去了。五月金龟子错把温暖的初秋当作了夏天，一下子都爬上了树叶。这些声响又使我警惕起来。这些声音似乎包含着一种警告，唤醒我去回忆一桩重大的事情。
是那只倒毙的狍子的一大滩血渍吗？是那两双军用皮靴留下的足迹吗？不，不是……我打量了周围那些枝叶茂盛的大橡树，它们象大山压顶似的悬在我的头上。它们的树梢还染着一抹桔黄色的霞光，可是下面纵横交错的粗壮、沉重的树杈，已经黑黢黢的了。傍晚的潮气和叶子腐烂的霉味，一阵阵朝我袭来，枝上的一颗橡实，又“啪”地一声落了下来。
我抬起头，只见我的头上有一根黑糊糊、烧焦的大树杈。看来，这株橡树曾经遭过雷击，但它又复活了，绿油油的嫩芽又遮盖住黑糊糊的灼伤。只有这根弯曲的树杈，象猛禽的利爪一样，从枝叶中伸了出来。
看到这幅图景，我才想起来了。什捷勃列诺克！他就是在沙拉耶小林，在离这条大路不远的地方被吊死的，兴许就吊在这根树杈上吧？我对什捷勃列诺克不太了解。有一次，他来检查过我的证件。什捷勃列诺克的脸色忧郁，胳膊挺长，不时地咳嗽。有人说，他活不了多久了。他确实没活多久就死了，但不是好死的。他的脖子上被套上了铁丝做的绞索，被吊死在这根树杈上。
不能说格卢哈雷人对他的逝世感到巨大的悲痛。在战火纷飞的年月，人们对于死亡已经习已为常了。而主要是，什捷勃列诺克是外来人，他是特地派来协助“小鹰”波佩连科的，因为“小鹰队”，有个任务是同酿私酒作斗争，而波佩连科在这方面有点差劲儿。私酿酒的酒香，特别是小麦酒的酒香，会使他失去自制力和那股子勇气。话得说回来，即使波佩连科没有这个格卢哈雷村居民认为可以原谅的毛病，他反正也对付不了当地酿私酒和贩私酒的人，因为他们同他非亲即故，什么干爹干妈、教父教母、儿女亲家等等、等等，所以才从波列西耶的白俄罗斯那一面，从沼泽地带的那一边派来了这个什捷勃列诺克。
显然，吊死什捷勃列诺克的，并不是憋着一肚子怨气的私酒贩子。私酒贩子们可以赌咒发誓，赌打摆子、闹热病、发伤寒、以及得各种少见的绝症，甚至见不得人的脏病，但是决不是他们套的绞索。套绞索的是惯于干这种勾当的林中土匪，不久之前的伪警察和讨伐队。
看来，就在这片沙拉耶小林里，除了与我几乎素不相识的什捷勃列诺克找到自己的归宿之外，也要决定我的命运了，因为我将要继续完成他没有来得及完成的任务。
我又朝那根黑糊糊的大树杈望了一眼。它仿佛弯得更低了，显出一付张牙舞爪的样子。我本能地把马枪拖到身边，打开保险。一阵凉爽的薄暮微风，掠过小林，吹得那坚实的橡树叶子发出了短促的沙沙声，又有几颗橡实掉了下来。远处，有一株小橡树。一只黑秃鹫在它那干枯的树梢上落了下来。这是波列西耶地区一种最令人厌恶的不祥之鸟。它象坏了的扬声器，吱吱叫了一阵子，就攒动翅膀飞了起来。如今在我们这片树林里，这种黑秃鹫特别多，它们老是在打过仗的地方飞来转去，查看仓促堆起的前线坟墓有没有被雨水冲开。
过了一会儿，背包合着我那忽高忽低的脚步，在我的背上一上一下地跳动起来，夹在我腋下的那枝马枪，枪口直指着前方。
“他们为什么偏偏吊死什捷勃列诺克呢？”我一面眼观两旁，一面暗自思忖。“就因为他是‘小鹰’吗？可是，波佩连科却没有死……”
黑秃鹫刷地从我头上掠了过去，它那强有力的大翅膀扇得空气发出啸声。它又叫了几声，那声音象是用爪子在抓铁皮似的，而后朝着只有它自己知道的目的地飞去。
第二章 第一节
“哎哟，我的天哪！天哪！”谢拉菲玛姥姥数落着。“为啥让他干这差事呢？让木头棍子砸断他们腿吧！恶有恶报，迟早必报。老天爷可不是小牛犊，甭想瞒过他的眼睛！”
她这些话是冲着国家安全部区分局局长古潘同志说的。我的新任命当然使她很不高兴。她本来拎着一木桶滚烫的猪食，准备去喂小公猪亚什卡。现在，她站在院子中间，木桶放在脚边，桶里冒出团团蒸汽，裹住她的全身，活象一个从地下什么地方钻出来的老妖婆。一块粗布大头巾裹住姥姥的整个脑袋，只留下一个不大的射击孔，孔里露出一张黑黝黝、皱纹密布的干瘪小脸。姥姥气得直出粗气，浑身哆嗦起来。
我乖乖地站在院子中间，拄着马枪，等待时机。
姥姥先冲着几个区领导骂了些不中听的粗话，说他们明明存心坑害“娃子”，然后话锋一转，开始数落我的不是。
“你干啥硬撑？你是瘸腿，死鬼，你嘴巴子上奶水还没干呐，德国人会象对付公鸡那样拔光你的毛！你应该坐在炉坑上烤烤屁股……你要当得“小鹰”，那狗尾巴也能编筛子！你是个破车轮轭，已经东歪西扭了！……”
我终于等到了时机：她的骂声中开始夹杂着油噎的眼泪了。于是我说：
“谢拉菲玛，咱们到屋里去吧。天黑了，我带来了脂油。”
正在这当儿，波佩连科从板墙后面探出了脑袋。他是全副战斗装束：肩挎马枪，上穿德国人的制服，下穿肥大的马裤，脚蹬厚油布长筒靴。他是跑来找我打抽丰的。他猫着腰，在板墙外面等待好久了。格卢哈雷村里的人看见我背着枪回来，一下子就猜到了是怎么回事。
“他们告诉我，卡佩柳赫参加‘小鹰队’了，”波佩连科悄悄地说。“走，上我家去。你领到配给了吗？我家里可没下酒菜……”
他站在板墙外面——矮小的个儿，墩实的身体，滚圆的脸膛。他的身上充分体现出威名显赫的“小鹰队”那种高昂的土气和忠诚可靠的品质。
波佩连科当然有酒菜，但是他看见我背着背包回到格卢哈雷村，知道里面一定有油水。机不可失，不能放过，所以决定先发制人了。在占小利方面，波佩连科可是很有远见的。他象象棋大师，能预见出好几步，可以很有把握地说，他在买新的鞍翼①时事先就已经算计好；等鞍翼不能用了，就用它给自己最小的继承人切一副毡靴掌，再把剥下来的皮子跟隔壁大嫂换点白菜秧。
【注 ①：马鞍两侧的皮片】
波佩连科有一点是可以得到谅解的：他有九张小嘴巴，一见到这位一家之主回来，都象小鸟儿一样，张得大大的。而第十张嘴巴总是闭得紧紧的：她是“小鹰”的老婆。波佩连科这位贤内助是个闷声不响、瘦骨嶙峋的黄脸女人。谢拉菲玛叫她“干尸”。村里人都凿凿有据地说，波佩连科在外边喝多了，回家来，这位贤内助即使没头没脑地痛打他，他自己还是闷声不响。这种闷声不响地揍人行径受到格卢哈雷村居民一致的谴责。
事到如今，我只好掏出一块脂油，切成了十二片，再把一只圆面包也分成这个份数。波佩连科点亮了一盏油灯，把孩子们从桌子后面赶了出来。这些孩子蜂拥过来，刹那间就把这点东西一抢而光。波佩连科斜眼望着闷声不响、交叉双手站在门边的妻子，弯下腰去，摸出一瓶私酿白酒。他的动作是那样麻利，仿佛象瓶子就藏在他靴筒里似的。他噗地拔出塞瓶口的玉米棒子，倒了两杯。他那狡猾的圆脸闪出奕奕光采，仿佛涂了油彩似的。
“来，干掉！为了咱们的战斗友谊，为了完全彻底战胜希特勒德国！”
显然，波佩连科提议干杯是想表明，我那点东西并不是白扔了，而是，可以说是为崇高的目的服务的。如果觉得可惜，那就是政治上不成熟的表现。我只是端起酒杯闻了闻，直端到波佩连科把空杯子放回到桌面上。自从我被“跳蛙式”迫击炮弹炸伤之后，我很容易的加入了反酒行列。
“上级任命我当你的队长，波佩连科，”我开了腔。
“那自然！”
“我要提醒你，‘小鹰’不执行命令，是要上军事法庭的。”
“嗯……”
“私酿酒征收过吗？”
“嗯……”
“如果你继续这样征收的话，我要采取断然的措施。”
“行啊！”波佩连科胸有成竹地表示同意。大概，什捷勃列诺克已经对他作过类似的警告了。上级的职责嘛，就是剋下级。波佩连科很懂得这一点。不过他也懂得，上级是不会一辈子待在他那个位子上的，他会被调走，提升，降级等等。可他，一个普通的‘小鹰’，却不同，除了要求在故乡格卢哈雷村生活、工作、老死之外，别无他求。所以他无忧无虑地从桌上把酒瓶拿掉，便拿起了脂油；他那雪白而整齐的牙齿，咬进了粉红色的脂油。
“任务明确了，卡佩柳赫同志，”他说。“一定完成！其他各项任务也保证完成！”
“你是怎么理解这些任务的？”
“要让村里的人能够安心工作……要保证农产品能够送到消费合作社……要使村里的苏维埃政权得到巩固！”
“那么村外呢？”
“咱们两个人还能干啥呢？搜林子吗？这需要一个师的兵力。等打败了德国佬，再来收拾班德拉匪帮吧！干吗白白送掉自己一条命呢？这么搞，家家户户就全没男当家的了。那还成什么生活呢？”
波佩连科家里的几个小把戏从昏暗的角落里，象从洞穴里那样瞪大眼睛盯着我们。在靠近炉子的地方，搭了一张两层的高板床。他们钻在这个小天地里，浑身盖着破衣烂被，只露出一双双闪闪发光的小眼睛。老大瓦西卡绰号叫“鼻涕虫”，没有同他们混在一起，独自一个人在听我们两人谈话。女当家依然默不作声地站在门旁，她对我俩说的话似乎不感兴趣：聊吧，聊吧，可是生话还是生活。
“你为什么参加‘小鹰队”，波佩连科？有人逼你？”
“没有，干吗要逼……自个儿去的！咱向来是拥护苏维埃政权的。想当年办集体农庄的时候……游击队也支援过……咱心里有数嘛！”
“哦，哦，那你碰到过土匪吗？”
这个问题当然提得很蠢。我的部下，如果碰到过土匪，我们这会儿就不可能在油灯下谈话了。
波佩连科回头看了一眼妻子之后，俯过身来悄悄地对我说：“瞧，就象现在碰到你，咱和土匪也是这样碰上的。”
“到底怎么样？同坐在一张桌子旁边？”
“不……干吗同坐在一张桌子旁边呢？就是很近呗……面对面的！”
“那你在干什么？”
“干什么？咱骑着小天鹅沿着米什科尔齐大道……跑到一个正在采松脂的松林……嘿，他们噌噌地从两边蹿了出来，一个上来抓住马嚼子的缰绳，两个一左一右。我的马枪还斜背在肩上呢，难道还甩得下来吗？咋办？我浑身都凉了。唉，我心想，又有九个孤儿撇给苏维埃抚养啦！”
“都是什么模样？”
“普普通通呗，几条身强力壮的汉子。有一个很年轻，还完全是毛孩子呐。清一色自动枪……个个红光满面，还直笑呐！”
“干吗笑？”
“他们干吗笑？‘你’，他们问，‘是小鹰？’咱干吗要赖呢？咱兜里还放着盖有大印的工作证呐。‘那么是你’他们说，‘要到林子里来抓我们喽？’‘对，是我’咱说。他们摘下了咱的马枪，拉咱下了马。搜出了工作证，念了念。咱心里在估摸，他们是不是要扒掉咱的皮靴？这双皮靴不是公家的，上等货色。如果他们不扒去，等村里人找到咱之后，可以传给咱家大小子瓦西卡。马嘛，咱心想，就算了，马反正是国家的，迟早得还给国家……不过，当然喽，马也是挺可惜的，”波佩连科急忙作了纠正。“他们当场退出马枪里的子弹，把枪又还给了咱。‘骑上你的蹩脚马’，他们说，‘滚回去乖乖地坐在家里。’他们朝咱的背上捅了一拳，让咱记住……‘不过，别回头东张西看的，’他们说，‘我们不喜欢这一套！’”
“岂有此理！”我一拳头嘭地捶在桌子上。“这个事情你对谁说过没有？”
“向什捷勃列诺克汇报了。”
“他呢？”
“他嘛，咱这样想，”波佩连科又偏过身来，对我说：“跟谁也没有讲，他。怕咱挨整。他可是个好人呀！”
“为什么他们吊死他，而放回你，这一点你是怎么想的？”
波佩连科耸了耸肩膀。
“还不是阴错阳差，马缰绳拴在马尾巴上了。嘿，当时咱的心都吊在嗓子眼上了！”
“你是胆小鬼！”我差一点儿脱口骂了出来，可是看到昏暗角落里望着我们的九对眼睛，我话到了嘴边，又咽了下去。
波佩连科看了看桌子下面的那瓶酒，叹了口气。
“他们中间你一个也不认识吗？”我问道。
“不认识。他们不是本地人。不过，在村子里他们有眼线。”
“你为什么这样想？”
“他们为啥一直在村子周围转悠呢？总有人暗地里给他们弄吃的。你要知道，从来没听说有哪一家被抢过。他们的衣服也有人给洗，衬衫都干干净净，领子也不是油脂麻花的。”
“这个波佩连科倒挺机灵，”我考虑起来。“大概，他可以了解到更多的情况，可是他明白，知道得太多，有危险。要不，在树林里的路上碰到土匪，怎么会只在背上挨了一拳就没事了呢？为什么他们对他这么客气呢？兴许，不想激起居民对他们的反感吧！波佩连科家里有九个孩子，他如若被杀害，消息传开，准会震动周围地区。此外，波佩连科对他们来说并不太危险。什捷勃列诺克就是另一码事了，所以他们当场结果了他的性命。”
“哎，波佩连科，为啥什捷勃列诺克要到沙拉耶小林去呢？”
“咱是这样想的，他是到区里去，他有件要紧事。”
“什么事？”
波佩连科耸了耸肩膀。
“他为什么没有骑马去呢？”
“不知道……”
“什捷勃列诺克大概是想悄悄地离开格卢哈雷村，不引起人家注意，”我暗自思索。“可是，什么原因迫使他对谁也不交代一句就径自上奥任去的呢？”
波佩连科是帮不了我什么忙的。他叹着气，不时地打量着桌子底下。
第二节
九月的夜幕，八点多一点就把格卢哈雷和它周围的大片林区遮得严严实实。
月亮还没有升起，夜色漆黑，象一堵墙，似乎只要往前跨一步，就会撞得头破血流。秋雾遮住了星星，它弥漫着，膨胀着，栅栏外冒起一个又一个氤 朦胧的雾团团。间或传来 的狗吠声，从瓦尔娃拉的房子里飘出阵阵歌声。是妇女们在过她们的伤心节，今天是娜塔莉娅的忌日。我听到“你在哪儿，娜塔尔卡①转游了整整一夜……”这句歌词，才想起今天是什么日子。
【注 ①：娜塔莉娅的爱称。】
我记得，战前，在九月的这一天，姑娘们都去摘红莓果，摘了来，成串成串地挂在房檐下，搭在栅栏上，让它冻一冻，晒晒干，变得甜一点儿。老爷子的鼻子到了傍晚也变得血红，血红，可以与红莓果争妍。我觉得，战前人们是友爱的、愉快的、幸福的……但是法西斯匪徒来了，突然钻出了伪警察、民族主义者、土匪。
走到瓦尔娃拉的家门口，我停住了脚步。那里在唱歌……格卢哈雷村里有一大半妇女和姑娘都叫娜塔莉娅。怎么能不过这个忌日呢！她们唱起了思念三棵柳树的歌儿，一定是一边抹着眼泪，一边唱啊，唱啊……唱得不坏。唱高音的是克里文季哈和她的侄女，她们全家都是高嗓门。她俩在领唱，歌声飘出窗外，一直飞上雾霭弥漫的云霄，而瓦尔娃拉同不知哪个要好的小寡妇用有点嘶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