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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边有什么？”我喊了声，向格卢姆斯基奔过去。我的两只靴子象铅球似的，艰难地向前滑动。
这里有一个报废的采泥坑，那边有一条水流冲坏的出境大道，隔着大坑那边的蒙蒙雨幕，大道看不清楚。雨水顺着沟沟， 地往下淌，坑底积满水，简直象桔红色的小湖。
我一下没弄明白，坑里躺的是人，只觉得那是一大捆沾满红泥的破烂布。当那破烂布微微蠕动的时候，我和格卢姆斯顿时惊呆了。它无声地蠕动起来。好怕人哪。
我俯下身，举手护住眼睛，挡开斜打在脸上的雨点子。我定睛细看，原来那捆破布是个人体轮廓。那人的双腿泡在水里，看样子，他曾经企图往上爬，浑身上下沾满一层棕红色的粘泥。就在这时，一只手从那捆破布底下挣脱出来，好似触角一样，无力地朝前伸去，想抓住什么东西。三个手指抓住了一块柔软的粘泥。
我认出这个截短了的、只有三个指头的手，它无力地摇动着，宛如一只折断的翅膀。
第二节
我丢下机枪，从斜坡上纵身往下一跳。格卢姆斯基也随后跳了下来。
我俩无力地拨拉着稀泥，好容易 到坑底的小湖边。陶工脸朝下趴在水里，他还拚着全力昂起头，不叫稀泥呛到嘴里去。我两膝往两边一分，趴下，把谢麦连科夫翻了过来。在格卢姆斯基的帮忙下，我把帆布雨披塞在他身下。
哪儿也没有新伤的痕迹，衣服上下都粘满红褐色的泥浆，仿佛是板结的血块。我用湿漉漉的船形帽揩净他的面孔，露出了象刮刀刮出的沟沟一样的深刻皱纹。此时，皱纹牵动面孔，向一边扭，作出一个痛苦的表情。他的呼吸急促，不均匀，仿佛在抽噎哭泣。
格卢姆斯基惊慌地瞥了我一眼。
“不要紧，”我说，“前线上，比这还严重的，有时也活了。”
陶工的嘴唇没有血迹，这说明伤不在胸口，不在肺，急促的浅呼吸提示我，伤在横隔膜附近。在“肚皮患者”的医院躺了四个月，已经有点懂得，人体内什么东西在什么部位。
我解开谢麦连科夫的棉袄，用力一扯他那件补丁搭补丁的旧衬衣，衬衣象蛛网一样，一下就扯开了，露出了干瘪的肚子和一棱一棱的肋骨，哪儿也没有血迹。我把衬衫拉到底，看见陶工的枯黑的皮肤，渗出一颗颗血滴，象小珠子似的往下滚。他倒底怎么啦？
突然，谢麦连科夫那只三指残手，仿佛尽力帮忙找，摸了摸肚子，留下三个肮脏指印。我这才看清，肋骨下有三个不显眼的红斑。开头，我还以为是抓伤的痕迹，但是，我站近他仔细一瞧，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原来是用又细又长的刀子插的，捅了三刀子：一处捅在肝脏处，一处捅在“呼吸器官”下部，一处在神经中枢。
我回头看了格卢姆斯基一眼，但他一点也帮不上我的忙。他自己还莫名其妙呐！我用眼睛指给他三个斑点。
挨了土匪这种又细又长的刀子，是最糟不过的了，这种表面看来无所谓的刀伤，甚至连血也不流，但却有致命的危险，只有紧急动手术，才能挽救谢麦连科夫的生命。十万火急！但附近连一个医生也找不到……
“拖上去吧！”格卢姆斯基透过紧咬的牙关低声地说。
对，无怪人家都说，火烧鬼是真正的豺狼和刽子手。干脆一枪，这在他是很少见的。他把受了致命刀伤的陶工扔到采泥坑，叫他象甲虫掉在玻璃缸一样，久久地，一遍一遍地沿着坑壁往上爬，叫他活受罪，叫他喊救命。他那无力的三指左手，也真的抓着一把粘泥呐。
我抬起眼睛，几条溪流顺着沟沟向我们淌来，红色的溪流。风戏弄着款冬的叶子，在那坑壁遮断混暗天空的地方，闪着红光。我们在积满鲜血的坑底挣扎着，在大地躯体的巨大伤口里挣扎着。这一切何时才能了结呢？
谢麦连科夫躺在帆布雨披上，我俩拽着雨披的两个角，拖着他。我们无法站起，五指抠着粘泥往上爬，象在冰上一样，直往下出溜，弄了一嘴泥浆，气得骂娘。驼背、长胳膊的格卢姆斯基的爬行姿势，活象个蜘蛛。此刻，我才充分感受到这个小个子的体力和韧力。他朝前伸着下巴，歪扭着脸向上爬行。
我们从陡壁上滑下两次。这条古老的出境大道完全被冲毁了，几乎同斜坡联在一起。我们爬了很长时间，一米一米往上爬。
“站住！”谢麦连科夫突然哼着说，“不必……丢下我。”
他苏醒过来了，眼睛睁开了，但是没有看我们，而是直勾勾地望着天空。雨点直接落在那双睁大着，一眨不眨，没有睫毛掩护的眼睛里。然后又象眼泪一样，一颗颗淌出来。他那瘪坍的两腮，完全陷了下去，看来，再陷一点儿，两个坑坑就要开始积水。
我们冻僵了。我朝谢麦连科夫俯下身，替他挡着雨。他不会看不见我，但他那毫无表情的眼睛并无变化。
“干死了！”他说，使劲儿张大嘴巴吞雨点子。
格卢姆斯基两手一掬，从溪流里捧了一捧红水，淋在他的脸上、两唇吮吸一股细流。
“他们……把……安……东妮……娜？……”谢麦连科夫说。
他的话拖得很长，停顿老长时间，每说一个字，都要喘口气，而喘气又很困难。此时此刻，说话，对他来说，是一种劳动，是他一生中最吃力的劳动。
“安东妮娜在家里，”我说，“克利马尔被打死了。她很好！”
谢麦连科夫微微闭上眼睛。他要歇一口气。他感到高兴，这对他来说，也是劳动。
“他们为的啥？”我问，我朝陶工又俯下身，靠近些，好听清他的回答。
格卢姆斯基拽了拽我的袖管，意思是说，有得时间问，别折磨他了！但我知道，不能等待了。
“他们为的啥？”
谢麦连科夫忍着痛，憋足力气，嘴巴抽动几下，嘴角直冒泡泡，但是他的话怎么也挤不出，冒不上来。他发出咝咝声，睁开了眼睛。
“丫头，”他说，“丫头……请…关照……保护……我求求……”
“放心吧！”我咬着嘴唇说。
这儿可以尽情大哭一阵。雨斜打在脸上，这雨能把世界上所有眼泪都冲洗掉，冲到采泥坑底的红色血洼里。
“放心吧！”
“丫头，”他又重说了一遍，生怕我们记不住似的。“请关照……我求求……”
“他们为的啥呀？”我对着他的耳朵喊了一声。“他们是为的啥？”
我眼下没有权利怜惜他！
“说呀！你倒说呀！”
“钞票，”他说， “钞票……我……真……烧了……鬼钞票……我当时全烧……”
“什么钞票？你说！你说，快说呀！”
“那边……在……装甲车……两袋子……德国……布……袋子……火烧鬼送来……要藏……我……烧了……后来……鬼钞票……做啥？……他们不……信……我烧……真的……在炉子里……在烘炉里……夜里……他们不信……一袋子……三百万，我要它……干啥……真的……我……”
谢麦连科夫挣扎着想坐起来。他的脸上一时间浮现出一种我熟悉的、请求宽恕的可怜巴巴的表情，这种表情，同他那男子汉的深深皱纹，同他那两片直线的，执拗的嘴唇，同他那大鼻翼的鹰钩鼻子和那浓重低沉的嗓音，大尉和极地探险者的嗓音很不相称。
“真的……我没说谎……”
他发出嘶哑声，想喊出什么，但是两肘在湿泥上朝两边一滑，头耷拉了下来。面孔舒展开了——役有请求，没有愤怒，也没有强忍住肉体痛苦的表情。脉搏跳得更微弱了。
“你这是为了啥？”格卢姆斯基责怪我说。“你看你！”
经过半小时，我们才把谢麦连科夫从采泥坑拖了上来。他已经一口一口倒气了。我们站在陡壁上，从头到脚都是红泥浆。雨更大了，大块大块的土坷拉，从斜坡上塌落，滚上一阵，咕咚掉进小湖里。
谢麦连科夫的那只有残疾的左手，摊在一边。我记得，我清楚地记得，这三只细长的手指怎样捏出带把陶罐，那简直是奇迹，惊人的、巧夺天工的奇迹，就象塑造一个有生命的东西。
此刻，三个手指痉挛地捏着一把湿泥，仿佛在想方设法给这一小块不成形的泥团注入生命。
“格卢姆斯基，”我说，“咱们要找到火烧鬼。”
我的嗓子失音了。一缕缕雨水，斜打在脸上，流到嘴唇，有点咸丝丝的。距我们两百米的地方，六个土匪钻进的那片潮湿的树林在喧闹。雨水开始冲刷躺在我们面前的陶工身上的那层红泥，红泥渐渐脱离他的身体。三个指头捏着的那块泥团膨胀开来，与红色土地融化在一起。
就在不久前，在金乌西坠，西方天际飘浮着形态万变的朵朵玫瑰云的时候，我们坐在土台上，我教他如何生活，做人，我曾经对他大声叱责。要是我当时能预见到今天多好啊，有先见之明多好啊！
“这样的陶工找不到啊，”格卢姆斯基说，接着又前言不搭后语地找补了一句。“我本打算娶他的女儿作媳妇……”他又望了望低沉的灰色天空，望了望树林。“火烧鬼不能再活下去了，”他透过紧咬的斗犬牙，又挤出了一句。
第三节
我俩抬着谢麦连科夫，跋涉在泥泞的道路上，路很滑，老是跌跤。我们绕过两辆被击毁的装甲车，沿着采泥坑的斜坡走着。雨，抽打着我们的脸。
火烧鬼，火烧鬼。我们现在才晓得，他为什么这么顽固地呆在格卢哈雷村附近。我们付出了昂贵的代价，才弄清了他的秘密。他这一页最重要、也是最肮脏的历史——关于两辆被击毁的装甲车的事件，大白于天下了。
我估摸，火烧鬼当然知道，他同他的小队押送的是什么货物。也许，他从班德拉匪帮的上司那儿接受了秘密任务——想办法把这笔钱弄到手，好作民族主义者留在我们后方的大批特务的活动经费。谁知道呢？有人说，在那时，这些匪徒已经开始推行“独立自主”的政策。他们懂得，从前的主子——希特勒分子——已经靠不住了。所以火烧鬼，大概耍了两面手法。德国特务机关还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呢。真是枉费心机！
我回头看了看。那两辆被击毁的装甲车在树林的衬托下，显眼地现出斑驳的铁锈。对，这儿上演过几幕好戏。火烧鬼和他的小兄弟奋力抢救两个布袋子。几个受了伤的德国乘员，就地被他们送上了西天。何必留下见证人呢！两袋子钞票当然得赶紧藏好。附近驻扎着不少德国军队：特务机关正在撤退秘密仓库和档案。再加上火烧鬼受了严重烧伤，体力消耗殆尽。可他不大相信自己那帮狐朋狗友，不敢把钞票交给他们去保管……
我们沿着采泥坑的边缘蹒跚而行，渐渐接近陶厂了。我的两只靴子，在棕色的泥泞中艰难跋涉。43年深秋的一天，几个伪警察搀扶着他们受了伤的长官，也是走的这一条道措。为什么谢麦连科夫当时肯到陶厂去呢？不懂。那时几个炉子冰凉，格卢哈雷村人都躲在自家的木屋里。不过，谢麦洼科夫离开转盘车无法活下去呀！
陶工那蓝白的、落满雨珠的脸，此刻在绷紧的帆布雨披上摇来摆去。这张面孔由于风吹雨淋，已经冻僵，尖削的颧骨象石头那样硬，那样凉。
在那不幸的时刻，他在陶厂里做些什么呢？赤着双脚，踏动转盘车的双轮，打磨奇形怪状的陶罐？……还是给安东妮娜收集红粘泥，叫她塑造自己的动物？可是火烧鬼，凶恶、狡猾的火烧鬼，这个法西斯坏蛋……少安匆躁，我制止自已：你不能蛮干，不能感情用事！你现在没有时间，此刻最最重要的是集中思想。
兴许、火烧鬼还很喜欢这位陶工。他是宁卡的父亲嘛，他可以完全受伪警察的摆布。他的大女儿已经被火烧鬼带到林子里，成了他的人质。“她还活着吗？”我掠过这么一个想法。“如果她现在还活着，还跟火烧鬼在一起，火烧鬼也许不敢杀害这个陶工吧？”
谢麦连科夫的头和湿淋淋，一绺一绺粘在一起的花白头发，在帆布雨披上左摇右晃。安东妮娜……我怎么对你说呢？我能帮点什么忙呢？我甚至没有时间陪伴在你的身边，分担你的忧愁，分担你那突然袭来的悲痛。关于你姐姐，我什么也不说。她被伪警察带到林子后，很快就清醒过来了，说不定她曾经企图逃跑或者谋杀火烧鬼。但不管怎么样，土匪不会放她出防区的，因为她晓得他们窝藏的地点。对火烧鬼来说，最重要的是，叫谢麦连科夫一直以为他的大女儿还活着，让她成为他的永久人质。
火烧鬼，狡猾、诡诈的伪警察，火烧鬼。他要欺骗所有……我的手指死死抓住帆布雨披的边边，抬着陶工，艰难地行进，我的军上装贴在身上，就象一层冰壳。机枪的铁棱角嵌进了脊背，但只是当我的思绪从往事的通想中飞回后，我才感到疼痛。
于是，火烧鬼扯着尖细的嗓子，吩咐把两只布袋暂时埋藏起来。谢麦连科夫等伪警察一走，就弄旺焙烘车间的炉子，把……他也许是一看见有法西斯兀鹰和印有德文的袋子害怕了。所以往炉子一塞，一烧了事，仿佛祛除邪魔一样。
可是火烧鬼回来了，他蹲在林子里避风头，治烧伤。到开春，就找上门来了。他不相信谢麦连科夫讲的老实话！这种事，这个原伪警察局局长不能理解。陶工在说谎！……六百万装进自己腰包。不管谢麦连科夫怎么解释，土匪们硬是不相信，从此，他整天提心吊胆，为两个女儿的命运担心。他终日愁云满面，想尽一切办法，利用各种借口，拖延决定命运的时刻到来。因此．他那怯懦和巴结的表情，使我大为诧异；恐惧和谎言，使陶工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此时，谢麦连科夫的脸舒展开，甚至变得很安详，宛如石雕泥塑。一切痛苦和忧虑都一去不复返了，随生命一去不复返了。“安息了”，瞧，从前人们说得多么确切。安息了……难道人们只有死后才能得到充分安宁吗？
“格卢姆斯基！”我说。
农庄主席 着马枪，佝偻着腰，聚精会神地在前面大步走着。
“停停，格卢姆斯基！”
我们小心地把帆布雨被放在路边上，路边长着茂密的九轮草和车前草。
“干啥？”格卢姆斯基没回身，只是扭头瞥了我一眼。
“为什么火烧鬼把这次战役拖到秋天？”我问道。“为什么他不早点设法来搞这两个鬼袋子？你有什么看法？”
“咋的，咱是契卡？”农庄主席说。“咱咋晓得？这事眼下又有啥意义啊？”
“有！”我回答。“眼下什么都有意义。”
此刻，他全身转过来，对着我。他尽力不往下面，不往雨披上看，所以，侧楞着身子，样子有点怪。
“火烧鬼为啥拖延？那不是他的钱呗……估摸这钱是指定给土匪头的。”
格卢姆斯基沉思起来。
“不对，八成是给自个儿保存的，”他说。
“他在等……假如他早把钱弄走，他必得交给头头。所以他在等事情的进一步发展，兴许，德国人还会回来，保不准……不过快到冬天了，是带上这笔钱一走了事的时候了。混在人民群众当中，改名换姓，再在什么地方买幢小房。没钱，他算老几？……干吧！””
我们又拽起雨披。陶厂近在眼前了，对，农庄主席看到问题的根源。当然喽，火烧鬼明白，干土匪，除了吃子弹，不会有什么好下场，所以他储存起“自己的”六百万。现在，他一切安排妥贴，就等待时机了。有谢麦连科夫父女俩．天天给他往泉水那边送吃的，有瓦尔娃拉通报周围发生的情况。火烧鬼安排得多妙……但问题是快到冬天，必须打走的主意了。他派麻皮桑卡进村，任务是收抬新来的“小鹰”，并同陶工作最后一次谈判。而后，克利马尔把陶工带到林子里，安东妮娜就成了对这个固执陶工施加压力的最后手段。再以后……土匪就只好干掉陶工，免得泄露出自己的“秘密”。现在，这位前伪警察局局长的一切计划都破产了。破产了吗？……
“格卢姆斯基，”我悄声对他说。“你等等，格卢姆斯基！我觉得还有钓火烧鬼的钓饵，你听！”
陶厂就在眼前了。有伙人向我们跑来……
回到村里后．我们已知道该怎么做了。事不宜迟。于是我丢下安东妮娜哭她的亡父，并托姥姥谢拉菲玛照顾她。我带了波佩连科与格卢姆斯基一同去找瓦尔娃拉。
我们到了瓦尔娃拉家门口，正碰上格纳特从她的边门里出来。他哼着“马斯科的蜜……甜梨”，莫名其妙地晒笑着。无情的斜雨已经变成恼人的毛毛雨，格纳特的小帽歪在一边，细小的雨珠，缀饰在痴子的肮脏头发上。
“跟我们走，格纳特，”我抓住他的胳膊肘说．
他一边伊伊呀呀地哼着，一边顺从地往回朝瓦尔娃拉家走去。枪战，陶厂的大火，谢麦连科夫和克里文季哈的死，所有这一切，都没有经过他的脑子。他是格卢哈雷村里最幸福的人。他根本不知道有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只要到防区弄来炮弹的铜箍，他就有吃有喝，心满意足。
我们没敲门，径直闯了进去，在油漆的地板上留下湿漉漉的脚印，瓦尔娃拉惊恐地望着我们。她那两只突出的大眼睛，滴溜溜地瞅瞅这个人的脸，又看看那个人的脸。她也是刚才从陶厂回来，但已经换了装。她穿了一件“甲胄图案”的裙子和一件粗呢短上衣。
我们站在粉红色、长着肥大叶子的、洗得干干净净的“少女泪”——橡皮树中间，站在雪白的墙壁和毛巾中间，站在刺绣品和镶有框框的照片中间。本房的前主人，两颊红朴朴的杰烈沃扬柯从墙上俯视着我们。不知为什么，我觉着杰烈沃扬柯同志作为瓦尔娃拉第一个牺牲品永远保存在这儿了。
“你们好，你们好，客人们，”瓦尔娃拉媚声媚气地说。“是不是来取葬后宴的私酿白酒来啦？”
她的目光停留在我身上。两只眼睛水汪汪、柔情脉脉，甚至还有点多愁善感——既是蜜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