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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谊应当是不朽的”蒂特。——李维
在我心中建起的大厦不能没有他们————我的众多亲友。
从那个时侯，我就知道友情的可贵：1957年10月初，在等待处理时，先随单位的一个工作组去昌平下念头村参加“大辩论”。组长张道一是我们部里的时事宣传处长，他是北京大学西语系的研究生，水平高，待人温和，对我毫无歧视，他也没有向组里外单位的同志介绍我是等待处理的“右派”，大家对我都很好。有天我着凉得了急性肠胃炎，房东大妈急得流泪，直说要出了事如何是好？还有两个孩子呢，于是给我揪背，说揪出绿毛就好了。组内一位同事，南口铁路工厂材料科科长工人出身的康景全同志，连夜将我送回北京医院治疗。一个多月后返回机关，我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工作组，离开了下念头村：
别了，那紫色的山峦，那如水墨画的山影，
别了，那袅娜的白杨，婆娑的柳叶青青。
别了，那弯曲的小溪，那无际的原野，
那刚冒头的冬小麦，那等待收获的棉花。
别了，亲爱的朋友，那热情的话语，
那勤劳的接待，那留连的目光。
别了，亲爱的土地，亲爱的人民。
不过我还会回来的，
像怀念家乡一样的回到咱们的小村。
从那个时候，我就知道友谊的可贵：1958年夏来到了朝阳门外豆各庄劳动，一位大嫂要和我结拜干姐妹，我虽然没有正面回答她，但她友好的情意驱散了我一时的孤寂。在夜战的高粱地里，一位乡亲让我别傻干了，并递过来一个香瓜，夜不那么寒了。
从那个时候，我就知道友谊的可贵：在西山一担石沟，厨房的李师傅总是把米汤留给我喂猪，先舀一大碗让我喝，好浓好香。一位年轻的山民张师傅，每天晚上必来厨房听我教文化课，有一天他知道我将离开一担石沟，课后捧给我一大把核桃，他说：“这是我家留种的最好的核桃。是从我爷爷种的那株树上摘的”20多年后，我曾写诗追忆：
我捧着一枚枚核桃，
好象捧着温暖的手炉，
我留下了这枚核桃，
它坚实的褶皱，
将冬暖的回忆深深镌雕。
有次我从城里返回一担石沟，进了山区，走累了，坐在一块石头上休息。一位上了年纪的山民走过来问我：“有病啦？”我说：“没有。”于是他问我到深山干什么，我如实地告诉他我在山里劳动改造，他叹息道：“唉！多好的闺女，可怜啊！”同情的话语差点催出了我的热泪。
忘不了在我被踢倒在“文化大革命”的黑九类中时，那些偷偷送来的和善的眼神。剧团的同事美工傅学斌、写字幕的王德枢不畏人言，和我结成一个战斗组，唇枪舌剑、针锋相对地批驳那些侮辱我的大字报。他们小我十几岁，像对亲姐姐一样不断地给我同情和鼓励，希望我生活快乐。有次德枢说：“你写的文章怎么老是泪啊泪的，不会多笑一笑吗？”我永远记住他的话。但哪知苦难总是一个接一个地袭击我，忍不住的眼泪是我情感的宣泄，但眼泪并没有淹死我，我也在不断地寻笑。对生活我从来是个“完美主义”者，但现实不断破坏我的梦，我只得经常从苦中寻乐、寻美、寻情。在友情亲情的大厦里，我充满了快乐，洋溢着笑容。现在傅学斌是全国知名的脸谱画家，王德枢是著名书法家了，我们一直保持很好的友谊。
忘不了我原来的副处长江雪，她不仅在我被批斗情绪低落时，用一朵小白兰花安慰了我；在我摘帽后又帮我安排了剧团任编剧的工作，使我终于能一生从事喜爱的写作事业。我终身忘不了她的仁慈关爱。
更深的友谊，在共同改造中建成。北京市委机关里被揪出的右派，在改革开放时代，大多做出了新的贡献，来往较多的有白祖诚、梁湘汉、张敦礼等
白祖诚，这位顽强的生活者，他用多病的身体每天写作十来个小时，每写完几章，就请我们这些老友去给他提意见，他出国去女儿家期间，也不断给我们发来电子邮件问候和交流彼此的情况。
梁湘汉，从来都是以助人为乐，对我更是帮助不少，他说：“你的事就是我的事。”表达了他友谊的诚挚。他帮我解决了最大的困难，就是帮我女儿春歌找了一份有意义的工作。
张敦礼于改正后任北京市纪委办公室主任，他为人、工作皆如其名，敦厚、谦恭，我有时找他谈谈心，他总是耐心地开导我。
善良的人总能重新对待我。改正了，原来宣传部不敢亲近我的同事，如今热情地和我握手言谈，嘘寒问暖，有事热情帮忙。
彭静云、王金鲁、赵树枫在我拍摄《曹雪芹》和办《中国电视戏曲》时都帮我介绍过企业支持我拉赞助款。
王恩荣，金铮到医学界工作了，都是有求必应。
柳晓明后来是律师，在我办杂志遇到法律问题时，他总是无私地协助。
陈瑞美惦记着邀我一同去参加杨述、韦君宜合葬的仪式。在这仪式会上，我听见了当年宣传部副部长张大中对杨述的悼词中，自省了他在1957年抓宣传部右派的事。这怎能怪他，不能怪宣传部任何一个人，但他的悼词使我感动。他是能自省执行错误路线的少数人之一，在1982年我创作了歌颂地下党的现代京剧《雪映古城》演出时，他就在《北京日报》上发了肯定此剧的文章，并对我说：“其实你那时的一些言论只是在党内会上的发言。”我理解他话的内涵就是当时划我为右派是不对的。
邓可因是著名历史学家邓广铭的女儿，北大毕业后，来宣传部工作，为人宽厚，我和她及住得离她较近的余梓林常聚餐聊天，余梓林也是宣传部同事，比我们小一点，为人热情、诚恳。后来又加入了老同事何庆余，友谊的火花丰富了我们的生活。
李光远是我们宣传部的理论家，从宣传部到了原《前线》和《求实》杂志。他每有新作都寄我一本，比如他翻译的《论个人主义》；《真理、学习、方法、人生》他书中有许多新观点，给我以启发。
吕祖荫曾是宣传部工矿宣传处处长，平时就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人。反右时他是支部委员，就因为认为我不够右派而被取消支委职位下放劳动，那个时候是有理不能讲的啊！他和我一样爱好诗歌，聚会时，他热情地向我介绍他对诗词的许多新的见解。
老同学李筠、张慧雯夫妇在我改正后，一直在拉帮我参加他们发起的北京市京剧昆曲振兴协会的活动，使我有机会广泛地接触社会，放手工作。帮我从扭曲的性格中解放出来。
老同学董平，是我在校最好的朋友，她身体弱，我去颐和园党校她家看过她几次，我们一起唱着过去的歌：“太阳下山明朝依旧爬上来，花儿谢了明年还是一样地开，美丽小鸟一去无影踪，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别的哪样哟，别的哪哟哟，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我们的歌声里没有悲哀，只有对青春的回忆。现在我们经常通电话，每听到她那依然清脆的声音，倍感亲切。
在首师大工作的老同学薛文，是个热心人，在前几年和我共同帮助生活遭遇困难的同学张世龄，对我的写作也很关心，经常电话互相鼓励，他身体欠佳，老说：“能活到2008年看到奥运会的在北京举行，就不错了。”我鼓励他向百岁进军。
老同学杨育才，五十年后重逢，犹如当年，他热诚，脾气好，对我关怀做到了无微不至。对我的作品字斟句酌地推敲，他是北师大历史系的副教授，要求我既要真实地写出历史背景又要掌握分寸，他找来大量的史料供我参考。还鼓励我运动，促我骑车。于是清晨，我常在车辆较少的马路上来回骑自行车，感觉极好，仿佛我又回到了青年时代，一高兴，涌出几句顺口溜：
迎朝阳，车飞奔，
风拂发际耳边吟。
飒爽英姿重又现，
挺胸快蹬似腾云。
市领导人黎光、张建民、王大明、张百发等在我拍摄《曹雪芹》时，都给予我大力的支持。
已经成为名人的王蒙、邵燕祥、从维熙依然是平易近人地帮助我、鼓励我，为我的诗集、散文集写序言；鼓励我再接再厉地记录下曲折的人生、历史的一部分。
从小和我共同成长的表兄弟妹，无论是同住北京的表弟姚监复和表妹姚一平、姚山平，还是工作在杭州的四表妹姚南平和定居美国的五表妹姚蜀平，每次见面时，他们仍按旧时称呼，叫我一声“小姐姐！”，亲切的称呼唤醒儿时的记忆，白发苍苍的我们又都回到了快乐的童年。今年九月五表妹从美国回来度假，我们相聚在三表妹家中，五表妹弹钢琴，我们合唱童年的歌曲，情浓意深。
童年在西安，教我开吉普车的表兄贺克美，在北京解放那年我母亲让他由长沙转来北京工作，来时他是共青团员，我曾陪他到北京市团市委转关系。荏苒春秋，他是“乡音未改鬓毛衰”。他是我们表兄弟姐妹中唯一保持湖南口音和湖南特色的，每次去看他，他总要给我一点家乡特产：经盐糖淹制过的红红的老姜，甜辣甜辣的，又尝到家乡醇厚的风味了！
我早年的朋友、儿时的兄弟姐妹啊！虽然我们都老了，但我们相聚时，最热烈的话题是对祖国命运的关心。
晨日相逢风雨骤，
夕阳聚庆桂花酒。
酸甜苦辣埋心底，
热血依旧比酒稠。
重新创业中，在拍《曹雪芹》时，京剧院的徐玉川导演（已逝）和她的丈夫李光晨，还有何家济、苏伟以及许多演员都帮助了我。办《中国戏曲电视》时，曾是中央电视台导演的果青，新影的王永宏、文艺报的主编钟艺兵等专家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在深圳出版诗歌集《百花吟》，又相识了海天出版社的热心的薛亮编辑，至今仍有来往。
住在永定门东街时，管片的片警王林是个不同凡响的警察，作风文雅、朴实，热心帮助他管辖的每个居民，尤其对孤寡老人照顾，我二儿子去世时，他不仅来安慰我，并及时帮我处理一些后事。他有20余年的警龄，甘愿长期留在基层为老百姓勤勤恳恳服务，做个普通的警察。但他并不普通，他爱好文学艺术，遍读古典小说，又习画、习字。我搬家后，还在百忙中来看我，问我如有什么困难，他会尽力帮忙，真够朋友。
三0一医院心脏病专科大夫凌瑞琴，是母辈的朋友，也一直关心我和女儿的健康，她研究的促生“褪黑素”的“睡眠康宁”助我缓解失眠痛苦，她是一个对所有病人都温和、耐心、认真的医生。
当我的《百花吟》诗集在深圳发行后，收到三十几个图书馆给予的收藏奖状，包括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台湾大学图书馆、香港公共图书馆。还有许多读者和朋友的来信。曾与我在宣传部共事的王建来信说：“你一生是苦难的，也是光荣的。”深圳一位读者来电话说：“钟老师，我将您的诗集寄给了我的母亲，母亲也受过许多苦，希望她像您一样坚强、乐观。以书会友，乐在其中。
我的大厦里，还有我父亲的大家庭。
我继母朱霞真，苏州人，离休于中国铁道学院，文化大革命后，每年春节都去父亲家，每次都能尝到她亲手做的特别可口的江南菜，尤其是八宝饭，最为我们喜爱。继母长期照料父亲生活，能同甘共苦。她脾气好，为人和蔼，我很尊重她，和兄弟妹妹们一样，也喊她“姆妈”，我融入了这个和谐的大家庭。
父亲从不为子女谋职，但他的十个孩子在他身传言教的影响下，都成就为社会有用之才。
我大姐钟步超，大连轻工业学院物理系离休副教授，2006年七十八岁，还在孜孜不倦地研究天文。我行二。大弟钟呐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二弟钟战天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室主任。三弟钟戈天北方交大老师。四弟钟漫天中国纺织工业部服装研究科技中心处长、著名的中国古今民俗鞋帽饰品专家。五弟钟波天原工大附中心理学教员，现在是北京性健康教育研究会秘书长。六弟张得宁上海华星物质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大妹钟霞天中国医科大学毕业的大夫。小妹钟渤海中石化工程建设公司的高级工程师。
我的兄弟姐妹们在我二儿子建一病危时，他们都给了我精神上的支撑和分担值班的劳累和帮助解决疑难问题，我得到了亲情的温暖。
父亲还有三十余位孙辈，个个成才。102岁的父亲能叫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
2005年8月8日午夜，在恬静的睡眠中，102岁的老父，带着满堂儿孙的爱戴，带着他对祖母永远的遗憾走了，永远地走了。他曾任职的北京铁道学院（现名北方交通大学）为他成立了《钟皿浪同志治丧委员会》，举行追悼会，宣读了庄严的悼词。肯定了他对革命“百折不回的精神、威武不能屈的性格、富贵不淫的品德和贫贱不移的志向，在各种风浪中勇往直前”
现附上北方交大的悼词
钟皿浪同志生平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黄埔军校三期学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一军军长、原北京铁道学院副院长钟皿浪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5年8月8日逝世，享年102岁。
钟皿浪同志，1903年生于湖南岳阳市张家村。1920年参加湘兵学兵营；1922年进广东中央陆军军官学校，1924年任广东第二军学校及湘军讲武堂连副；1925年为黄埔军校第三期学员；同年参加北伐任广东东征军政治部宣传委员、广东中央政治讲习班队长；1925年参加共青团，1926年转为中共党员；1927年任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军事教官；同年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特务营长，领导江西安源煤矿矿工参加秋收起义，失败后被捕；1928年保释出狱与党组织失去联系；1929年考入南京禁烟委员会；1932年至1938年在上海任铁路警务段长等职。钟皿浪同志为了拉出一支队伍重回党的怀抱，于1939年打入汪伪组织，先任伪独立第14旅旅长，后任伪南京警卫三师师长。经过多年精心酝酿准备，在白色恐怖下经过千难万险终于与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并积极策划起义。1945年冒着生命危险率领警卫第三师3000官兵武装起义成功，实现了他多年的梦想。当时毛泽东主席代表党中央致电钟皿浪同志，高度赞扬此举。1945年8月经华东局批准，由刘贯一同志介绍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一军军长，华中野战军七纵队副司令员，华东军政大学副教育长，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1953年10月至1965年任北京铁道学院副院长，在此期间钟皿浪同志认真贯彻执行了党的教育方针，尊重和关心知识分子，为党的教育事业、为铁路建设培育人才，付出了辛勤劳动；1965年离职休养。
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林彪和“四人帮”极左路线下，钟皿浪同志受到严重的政治迫害和心身摧残，被打成“叛徒”和“特务”，遭到了批斗和诬陷。在逆境中，他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坚持真理、高风亮节的革命精神。
钟皿浪同志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在政治上自觉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表现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坚定革命立场和共产主义信念。1995年离休后，他仍然关心国家大事，继续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本色。
钟皿浪同志为人正直、严谨、宽厚、俭朴、自律、自强，不但从不向组织提出个人要求，而且主动放弃组织安排的扩大住房。离休后仍坚持天天看报，坚持锻炼身体，堪称楷模。
钟皿浪同志具有百折不回的精神、威武不屈的性格、富贵不淫的品德和贫贱不移的志向，在各种风浪中勇往直前，他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廉洁的一生和革命的一生。他的逝世，使我党失去了一位好党员和好干部。我们沉痛悼念钟皿浪同志，化悲痛为力量，
为把我校建设成“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一流大学而努力奋斗！
钟皿浪同志安息吧！
北方交大钟皿浪同志治丧委员会
2005年8月13日＇
父亲不在了，但他的人格却永远留给了我们后辈。
忘不了和我结下工作因缘的北京京剧院，从1962年至现在已经44年了。文革结束后，剧院领导就派我和演员侯连明、陆翱、团长李少楼去郑州采访文革斗争，很快我们就为剧团提供了上演剧目：《站上风云》。如今还难忘我们体验生活时，乘着运货小车飞驰在郑州的铁轨上，惊险、豪气，壮志凌云。1966年春节我随剧团赴北大荒慰问，坐在大轿车上脚冻得发痛；车也冻得熄火了。我们全体演职员下来推车，推呀！推呀！热得我们将棉大衣扔在雪地。众志成城，很快车就发动了，在我们欢笑中它又奔驰在皑皑雪原上。最难忘我在开创北京市少儿京剧昆曲剧团初期，许多演员的参与和支持。逝水不返，华年渐衰，院领导王玉珍等的经常关怀，老同事见面彼此的几声祝福，又似春风阵阵飞进了心窝。
忘不了啊！忘不了，所有关心我、帮助我、鼓励我包括我文中提的到或还没有提到的亲友。是你们颗颗善良的心给“死不了”洒来阳光和雨水，使她从枯萎中缓过来，逐渐灿烂。使我终于建成的大厦里笑声回荡。
《风雨半支莲》读后
陈牧
看了钟鸿的自传性著作《风雨风雨半支莲》，心情非常激动，也很沉痛，这不仅我们是老同学，还因为我和她同命运，感触较深。
1948年，我在北京师范大学读历史系二年级，她在读中文系一年级，我们都是《新诗社》的社员。记得有一次《新诗社》在师大图书馆开会，她和《新诗社》另一个社员毛承志先到，坐在图书馆门前的石阶上，那时我只知道她是师大中文系主任黎锦熙的女儿，圆圆的脸，白里透红，双眼清亮，看上去顶多只有十六、七岁，非常美丽。这是她给我的第一印象。
以后北京解放，我随军南下，在武汉《长江日报》当记者，1957年因提倡办晚报而被打成右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