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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的大折腾当中，我们和这几个美眉不是一个组织的。所以三年里也没见上过几面，不知道她们在干些什么。折腾开始后，我成了灰色出身的人，降了等级了，关却是响当当的“红五类”，再见面时，她眼睛立刻朝天。从组户那天起，就没拿正眼瞧过我。
这是我最早经历的世态炎凉，想想大革命前课间互换邮票的情景，真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关的变脸，使我的集体户生活从一开始就比较压抑。
关是我们户的两名户长之一，她统辖的三名女兵跟她的出身一样，此刻也都意气飞扬。其中的郝丽珍是我小学同班同学，家在郊区，貌丑，人也笨，在小学里是灰色人物。哪曾想她的一个远房哥哥是省实验总务科的头儿，所以居然也考上了省实验。那时候的人淳朴，这样不公平的事，也没人想到里面会有什么猫腻。到了省实验，我们又是一个班，我内心多少有点儿鄙视她，根本就没把她当同学。而她在班里，也是夹着尾巴做人的。现在，这郝丽珍牛了，“红五类”，农活儿又好，从前的萎靡之态一扫而空。
那一天，我们早上干活儿回来，在刘队长家里等着吃饭。郝丽珍轮值，端了一盖帘的粘豆包，从里屋去外屋地（厨房）下锅。她用脚尖扒开门，不小心掉了几个豆包在地上。郝丽珍一气，骂了一句：“他妈了个腿儿的！”
无论在文革前，还是在文革开初的三年间，我们从未听到过女生骂粗口，那怕是那些很骄横的军干子弟。此时忽闻国骂，坐在炕沿上闲聊的男生们都面面相觑。
郝丽珍终于用脚扒开了门，进了厨房。门一关，小迷糊就嘀咕了一句：“他妈了个腿儿的！”
众人一阵轰笑。龚本辉摇头叹道：“现在这女生，唉……”
那时的女生，意气飞扬，成了户里的主导。
女生们住在刘队长家，自然就成了刘的拥护者。她们的立场，又传染给了我们，集体户自然成了刘的一股力量。此时的刘队长，立足未稳，只是个代理队长，前队长老王仍有东山再起的可能性。刘看到了这个危机，已经有所筹划。当时正逢有个小运动，可能是叫“清理阶级队伍”吧，他便果断出手，把我们派上了用场。因此我们刚一来到广阔天地，就给刘充当了一回马前卒。
6
刘队长也要“清理阶级队伍”，他和前队长老王比起来，根基还不厚，不敢贸然整肃王的死党，因此要找个软的来捏捏，杀鸡给猴看。他抓住的，是队里唯一的一个“富农”。这富农姓于，岁数不到50，应该算中年，但生活的厄运搞得他满脸沧桑，我们只知他叫老于头。农村的所谓富农，不过是在土改前比较下力干活儿的农民，辛辛苦苦攒钱买了八垧地（一垧折合10亩），雇两个扛长活的（长工），一块儿当牛做马的干。夏天日长，给长工吃“粘干粮”（因为能抗饿），自己舍不得，光吃玉米饼子。一辈子手没离过锹把子、锄把子，放到现在，就是勤俭持家的劳模。但是一旦评上了富农，就成了三孙子，人人皆可侮辱。
刘队长下令，将老于头拘禁在队部，交代问题，不交代清楚不让回家。又特地指派我们几个男生当狱卒，交待说，适当的可以刑讯逼供。那年头无法无天，一个小小生产队长就敢行使公安才具备的权力，现在是不可想象的。我们受命刑讯，觉得很刺激，拿着宽皮带充当刑具，就去执行公务了。
老于头哪里有什么问题可以交代，让他说说怎么种庄稼还差不多。我们看主流意识的小说和电影看多了，认定了富农都藏着一本“变天账”，都是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内应，怀里都揣着毒药匕首，一心要豁出老婆、女儿给干部施“美人计”。于是就照着这个思路开干，抄了老于头的家，凡是纸张书本都搜罗了过来。
审讯开始，牛头不对马嘴。老于头天生是个老实人，老实得有点木讷。天冷，他淌着鼻涕，问他一句，他卑微地一点头。问他三代，他都能说清楚。问他变天账，他答不上来。问他想不想老蒋，他沉默。
我们吆五喝六，老于头就是不说什么。
审了一天，没结果。晚上我和小迷糊值班，在队部看守他。夜长无眠，我俩就接着消遣老于头。小迷糊在学校文革中是活跃人物。跟对立派斗，冷不丁出狠手，一皮带能打得对方晕头转向。他的酷，给我印象很深。1967年末武斗彻底结束，批斗校长的事也早就停止了，我们已经金盆洗手了好长时间，这回有了个行使拷问权的机会，俩人都很兴奋。小迷糊语言尖刻，拿出一套审讯逻辑，几句话，把老于头逼到了死角。给我的印象是，变天账，有，但打死我也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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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于头的态度激怒了我，我一把夺过小迷糊手上的军用皮带，喝问：“说不说？”
老于头沉默。
“不说？”我突然涌起了嗜血的冲动，武斗时虐待“战俘”的快感在瞬间重返体内。
说时迟，那时快，我猛然抡圆了皮带，照老于的鱼尾纹老脸就是一下子。
老于短暂而尖锐地呻吟了一声，两手捂住眼睛，痛苦而压抑地蹲了下去。
小迷糊对我的爆发很感意外，他走过去，喝令老于站起来，手放下。他看了看老于的伤势，说：“妈的，自个儿去洗洗！”
伤处被打了一个凹坑，血从老于左眼的眉骨处汩汩地流出来。老人走到水缸边，手颤颤地舀了凉水，洗了。小迷糊撕了一张审讯记录纸，给了老于：“把伤口摁上！”
老于按住伤口，又站直，不敢乱动。
小迷糊说：“你蹲那儿反省吧！”回头跟我说：“走，到院子里抽棵烟。”
出了审讯室，小迷糊说：“怎么下这么狠的手？”
“老东西，顽固！”
“这不像在学校，你还是小心点儿。我刚才看，打得再往下一点，老于的眼睛就够呛。”
我想想，也后怕，就说：“算了，不打了。”
回到室内，我们对老于说：“你睡吧，可别想跑，想跑打死你！”
老于哈了哈腰，有很感激的意思，动作不灵便地爬上了只有一张破席子的凉炕，狗那样蜷缩着，睡了。
这件事情，梗塞在我心里30多年，今天是第一次说出来。我的亲朋好友，都不会想到我年轻时曾有过这样的劣迹。在下乡几年后，我陆陆续续读了一些文学名著，人文主义的泉水渐渐流淌到我的心田。我终于悟到，那天晚上打老于头，是我一生中最不可原谅的一个耻辱。从此，它就成了我的一块心病。多少年了，我都不敢把它说出来。
如今我已是老于头当年的那个岁数了，设身处地的想想，如果一个16岁少年这样野蛮地对待我，这样践踏我作为一个人的尊严，那我肯定是无法忍受。其结果，不是这个小兔崽子毁灭，就是我毁灭。
但是老于头却是默默地忍受了，在那个年代，他没有抗议的权利。第二天上午，他的儿子、回乡知青于胜军来给他送饭。猛地看见老父亲左眼上的淤青和伤痕，小于内心显然是极度震惊。他悄悄扫了我和小迷糊一眼，跨上一步，想细看伤口。
老于头在儿子面前还是有威严的，只低低说了一句：“把饭撂那儿，回家去吧！”
于胜军完全明白了，喊了一声：“爹！”
老于头又喝道：“回去！”
于胜军眼睛里泪花直转，但又不敢让它流出来，怕我们说他为富农老爹叫屈，只得忍着，说了一句：“爹，你趁热吃啊。”说罢，一扭头跑了。
于胜军曾经是吉林市一中的学生，比我们大。1965年初，念到高二就辍学回家劳动了。在生产队里，算是一个比较有文化的人。他送饭走后，我把从他家抄来的书籍拿出来看。他家的书，都是些没什么价值的东西，高中课本、农业技术、历书，还有一本翻烂了的《新华字典》。我拿起一本过去的高中课本慢慢地翻着，忽然书里掉出来一张纸，落在了地上。
是变天账？
我赶忙捡起来看，原来是用钢笔写的一首新诗。我随意看了一眼。不料，却一下子进入了那诗的境界。30多年过去了，我依稀还记得那首诗的内容。
美丽的松花江啊，你静静地流，
浓浓的晨雾为江城披上了锦绣，
我在你身边徘徊，不愿意离去，
明天，我就要告别你，何时回首？
松花江啊，你静静地流吧，
（）
你把我最美的青春岁月带走，
琅琅的书声，灿烂的笑容，
在你身边我度过了学校的春秋。
再见了，美丽的松花江，
山里的儿子走了，谁也没法挽留，
我会永远记住你夏天的早晨，
记住你给予我的无限温柔……
诗倒不是什么绝唱，还欠斟酌，但充满了少年人的真挚。我内心一根最柔软的弦，忽然就被触动了。我知道，像于胜军这样家庭出身的学生，就是念完了高三也没什么用，大学的门不会为他敞开，他终究是要回到这山沟里来，当一辈子老农民的。我当年已经是个初级的文学爱好者，把从学校图书馆窃来的书读了个七七八八。这首诗说的是什么我完全明白。一个少年，要永远的告别城市和校园了，那种绝望感，“轰”的一声，就引起了我的内心共鸣。
我忽然想到了这样一个逻辑，能写出这样纯洁的诗的人，不可能是个恶人；能培养出这样的儿子的老爹，同样也不可能是恶人。
我看看木然地蹲在墙角反省的老于头，忽然起了怜悯心，觉得自己昨晚打的这一皮带，实在没有必要。想到这儿，就对他说：“你起来，坐在炕上吧。”
老于头抬头望望我，不相信地迟疑着。
我又说了一遍，他才颤微微地爬上了炕，继而又把头深深低下。
我抡了老于头一皮带的事，很快在屯子里传开。后来我知道，这件事实际是有违乡俗的。乡亲之间，如果不是搞破鞋、当王八的问题，一般不会下这样的毒手。骂，可以；鄙视，可以；但打不可以。打人，这是我们知青来了以后才有的背谬事情。农民们心里感到震恐，知道刘队长这少壮派可不是个猪头，这回动用了小盖世太保，用铜头皮带说话，那就不是闹着玩儿的。
刘队长知道了我打人的事情，也没说什么。他知道，震慑作用已经起到了。于是把老于头又关了两天，他发了话，就放了。
这个风波就这么过去了，像水洒进了旱地里，无影无踪了。后来老于头在队里负责看仓库，干活的时候经常能遇到他。每次见到我，他都是很客气地打个招呼，像是什么也没发生过。这多少减少了我一些负疚感。只是，我从来不敢去看他眉毛上那个很深的疤痕。
7
我们给阎王当了一回小鬼，按现在的利益交换规律，自然会得到回报。那个时候其实也一样。刘队长早年当过兵，见过一点儿世面，不蠢。他明白，知青是个有来头的新事物，一登场，就将我们收为了御林军，逼退了王队长势力的反扑。刘队长和我们，从此开始了长达四个月的蜜月期，说实在话，他也确实给过我们不少照顾。
首先是解决了住房问题。我们在李裁缝家打游击，总不是个事。但天寒地冻，没法起房子，老刘就给想了一个办法。
我们当年下乡，国家给每个人有100多元的安家费，每个户还免费给若干木料盖房，外加白给一年的粮食。这知青头一年的生活，可说是衣食无忧，干活儿所挣的工分，都是净赚，即便穷人家的孩子也不用愁。从就业的角度看，这还是非常人道的呢。
可我们那时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一点儿也不领情。这笔免费的财富，都是由生产队来帮我们打理，有没有人从中做手脚，不得而知，我们也没工夫操那个心。
刘队长建议，先找某老乡让出一处新盖不久的空房，作为集体户宿舍。再从公社把木料领回来，给房主另起房，拿出适当的安家费补偿一下人家。到开春，生产队负责派工，帮人家另起一座新房子。这样的调换，原房主损失不大，只不过晚住了几个月新房。
我们的房子问题，就这样轻而易举解决了。生产队派人给我们糊了棚，装了电，一座亮堂堂的三间大屋，就成了我们的家啦。
我们下乡还不到一个月，看什么都新鲜，老是追问刘队长哪里有原始森林，能不能看到老虎和黑熊？东北人把黑熊不叫黑熊，叫“熊瞎子”。我们这帮孩子，没什么远大的抱负和理想，倒是个个都有“熊瞎子情结”。刘队长看我们完全是｜乳臭未干，就笑：“哪那么容易碰？1960年以前还多，这两年，不好碰了。我才看见过几回呀？”
龚本辉就问：“那，林子里能不能‘棒打狍子瓢舀鱼’呀？”
刘队长吃惊：“棒打狍子瓢舀鱼？谁说的？还天上掉馅儿饼呢！”说完就笑个不住，“你们这帮学生，学生啊！”
龚本辉不好意思说是歌里唱的，把后面的话咽下了。
可巧，去深山老林的机会，说来就来了。每年冬天，生产队都要派人进山打柴火。城里人根本没法想象，这半山区的农民用柴，全世界也罕有其匹，与英国贵族好有一比。春节前夕，农活儿不紧了，四、五个劳动力就开进山里去，住下来，伐木。把上好的圆木截成一尺多长的墩子，劈开，就成了白生生的劈柴。这种桦木、白松劈柴，现在就是比尔…盖茨老先生大概也用不起。当年东甸子家家户户，门口都有四、五垛这种劈柴。我们城里孩子哪见过这么好的木头，更想不到这样纹理清晰、没有疤节的木头，只是拿来烧饭的。当时虽没有什么环保意识，但也隐隐觉得心疼。
去山里，刘队长派了老龚、李家轩、王亚奎和我，带我们去的是大老张和另一个小伙儿。我们是孩子，但也能俩顶一个，和往年的四个壮劳力差不多。
刘队长说：“哈，这回开心啦？能看见原始森林了。山里头冷，活儿危险，有事听大老张的，多加小心。走那天把鞋里絮好兀剌草，别冻烂了脚丫子。”
这兀剌草是什么？那年头，可是大名鼎鼎。民谣曰：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兀剌草。我们在小学就知道，那都是看小说《林海雪原》看的。人参，我们当时都见过，不稀奇。貂皮，没见过，但想也能想得出模样来，几十年后看见二奶们用它系脖子，觉得跟当年想象的也差不多。就是这兀剌草，无从想象，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今日始知，是暖脚用的。
大老张成了我们临时的头儿，我们就需要和他尽快熟悉起来。下晌饭后，我们四个就去了他家。
大老张，山东人，四方大脸，目光炯炯，满脸的连毛胡子，剽悍匪气。要在今天，非得迷死一片师奶。我们早就注意到了他。龚本辉私下里曾说过：“大老张，嘿嘿，这家伙肯定有来历，说不定是国军留下的。”
王亚奎说：“是土匪吧？”
李家轩说：“抢过银行！”
我猜测：“肯定是强Jian犯！”
可是，我们全都猜错了。去了大老张家，我们见到了他一家。他老婆是个很普通的农妇，一边吆喝着几个孩子，一边给我们卷旱烟抽。在大老张家的墙上，跟其他农民家一样，有两个专装相片的镜框。我们在昏暗的灯光下，看到了一张老照片。其中一张双人照，一男一女。男的是英俊小生，酷毙。女的是国色天香，全盖！照片上写着“兰州医学院留念，1959”。这俩人是谁呀？
“我呀。”大老张说。
我们差点儿没惊掉眼珠子，很自然地，又把目光集中到那绝色女子脸上。那女性，二十二三的年纪，风华正茂，顾盼流光，丰满的胸前别着校徽。就我一生中所见的女子照片而言，仅有林徽因的风采能与她稍稍相提并论。
“这女的呢？”龚本辉脸上有坏笑。
“是啊，这谁呀？”我们几个起哄道。
大老张的表情倒是有点儿诧异了，用手一指他那满口山东土话的黄脸婆：“就是我老婆呀！”
哇噻！我的老天爷！
晕！全晕！我们再注目细看那照片，可不就是大老张两口子年轻时？然而，形虽依稀相似，神已相差天地。围着照片，我们一片唏嘘感叹。暗自想到自己10年后，会不会也像老张这样胡子拉楂，亦匪亦农？那一次，是我生平第一次感受到“沧桑”这个词的涵义。从此不敢嘲笑潦倒的人，也知道了青春年华绝非永久。
自然而然地，我们要问：“老张，大学毕业，为啥要到这山沟里来当农民？”
老张嘿嘿一笑：“60、61年，为生活所迫呀。”
难道是饿的？城里人还不至于吧？我们都不禁纳闷儿。老龚却偷偷一乐，不再追问了。
大老张显然很喜欢我们这些城里来的少年。那时节我们活蹦乱跳，天真未凿，也许让他想起了往日城里的文明生活。正巧老龚的爸爸也是搞医的，过去单位就在兰州，两人就侃开了皋兰山、黄河鲤，距离一下子拉近了许多。
出了大老张家，我们心里已经很踏实了。这一趟进山，有他罩着，错不了。
老龚冷不丁问大家：“你们说，他两口子为什么跑到这儿来？”
“为什么？”
“在学校，准把他老婆肚子搞大了！咱们赌，要不是这事儿，我改姓！”
哦？也没准儿啊。我们几个若有所悟。
8
出发那天，我们半夜里迷迷糊糊被叫醒，来到了队部。大老张和一块儿去的小苏已经把马车套好了。马在寒冷里打着响鼻，喷出一团团的白雾。
老张看我们穿得还算整齐，就说：“上车吧。”
等我们上了车，他忽然又想起，说：“都脱了鞋我看看。”
一看我们脚上穿的都是毛线袜子，他火了：“这哪成？冻掉了脚指头，我怎么担待得起？都给我下来，把兀剌草絮上。”
小苏到值夜的老更倌（更夫兼饲养员）那里，要了一大捆兀剌草。这些兀剌草，是头年打来的，已经晾干，像麻一样一条条的，呈褐色。小苏手脚麻利地用特制的木捶把草砸扁，分成小缕，塞在我们的棉胶鞋里。我那时，其实和目前在座的大多数一样，是不大看得起农民的，觉得农民就是愚昧的代名词。但是看小苏一缕一缕地给我们絮草，还耐心地解释，鞋尖儿需要几缕，鞋跟需要几缕，怎样才能既防冻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