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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与朝鲜三国的关系，大体与百济、新罗比较平稳，而与高丽发生了激烈的战争。当时，高丽是半岛上力量最强大的政权，而且据有辽东。隋文帝时期，高丽还联合靺鞨进攻辽西，在隋军强大的攻势下遣使谢罪，罢兵修好。 隋炀帝即位后，要求高丽王高元入朝谢罪未果，便决心大举东侵。大业八年（612）、九年、十年，隋炀帝三次亲征高丽，目标是攻打辽东城（今辽宁辽阳）。隋炀帝征高丽的战争不仅无功而返，而且成为引发隋末农民战争的导火线。
导致隋朝向高丽开战的主要背景，是高丽要保持其在东亚的既得利益和强大地位，而与隋帝国确立在整个东亚的霸主地位相冲突。唐朝代隋而立，给了高丽一次重新选择与中国关系的机会。新即位的高丽王抓住机会，积极与唐朝修好。一方面主动遣还隋炀帝伐高丽时陷没当地的华人，同时，请求唐朝颁历、册封及输入佛教、道教，摆出了结束战争，服从唐朝的姿态。但是，高丽并没有打算放弃其在东亚世界尤其是朝鲜半岛的强势地位。而建国初期的唐朝，一方面鉴于隋炀帝伐高丽导致的惨痛教训，一方面国内的统一战争还在继续，影响东亚局势的突厥势力依然构成威胁，所以在高丽问题上还没有树立真正的影响力。唐高祖武德七年（624）只是在表面上同时册封高丽、新罗和百济王。
唐太宗即位后，唐朝的东亚政策转向主动。贞观元年（627），唐太宗致书百济武王，要求百济和高丽停止攻打新罗。其后，唐朝接受了奚胡、契丹等东亚部族的归附，又打败了突厥，加强了在东亚的地位。面对唐朝的进逼态势，高丽采取的是积极备战的策略，修筑了东北起扶余城（今吉林农安县城），经今怀德县、昌图、开原、铁岭、沈阳、辽中、辽阳、鞍山等市，直到营口入海的长城。为了发挥在东亚的领导作用，唐朝决心使高丽臣服。一方面加强与百济和新罗的关系，通过外交努力孤立高丽，迫其就范；同时也不断有战争的议论。由于百济与高丽结盟，并在紧张形势下囚禁唐朝使臣，唐与高丽终于再次发生战争。贞观十九年，唐太宗亲征高丽，在局部上收复了辽东，但在全局上并未达到臣服高丽的战略目标。唐朝也因此确立了长期作战的方针。而唐朝、新罗与高句丽、百济两大阵营之间的关系，规定了当时东亚政局的走势。
唐高宗即位后，百济继续加强与高丽结盟，以对付新罗，并导致与唐朝绝交。高宗前期，保持对朝鲜半岛的进攻态势，并于660年讨平百济。其后，从南北两路进攻高丽，进而引发了一场东亚各国的全面战争。663年，日本出兵援助百济，与唐军激战于白江口，惨败而归。666年，强硬的高丽国王泉盖苏文去世，诸子内讧，泉男生投奔唐朝。唐朝乘机出兵，在668年十一月，攻陷平壤城，高丽灭亡。唐朝在平壤设置安东都护府。
与唐一度联盟的新罗，在唐朝力量进入朝鲜半岛后，与唐朝发生了直接的军事冲突。新罗不断扩充在朝鲜半岛的势力，一方面吸纳百济遗民，另一方面支持高句丽遗民反抗唐朝，向高句丽旧境渗透。675年，新罗基本上统一了朝鲜。而唐朝方面，由于高句丽遗民的顽强反抗，以及对外政策的重心由东向西的转移，逐渐从朝鲜半岛撤退，将安东都护府从平壤撤回辽东。在武则天执政时期，受息兵政策的指导，对朝鲜半岛基本采取修好态度，两国关系有很大进展。唐朝在东亚的总体目标，是建立以唐为中心的国家关系秩序，而不是要长期占领和直接统治朝鲜。所以，唐朝与新罗的关系很快稳定下来，并进入到实质性的政治交往和经济文化交流轨道。新罗不断向唐朝派出遣唐使和留学生，并参照唐朝的制度制定了自己的礼仪典制。新罗与唐朝的友好关系一直维持到唐末，是古代国家关系中友好邻邦的典范。
日本（八世纪以前称倭国）在公元478年南朝刘宋末倭王武遣使以后，直到600年重开遣隋使，中日两国断绝了交往。隋唐帝国的出现及其引起了东亚政治格局的变动，自然也在日本的对外政策和国家关系中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唐朝初年开始，留学隋朝回国的日本学生就向日本政府提出发展与唐朝关系的建议，希望通过学习唐朝的“法式”来建设日本的国家。但是，由于日中关系以朝鲜半岛为纽带，而当时的日本政权在朝鲜半岛更加注重与百济的关系，唐朝则以新罗为属国，唐日之间的关系还存在一些障碍。在唐的日本留学生与新罗的接触，促进了日本与新罗的交往，并进而导致了贞观四年（630）日本第一次遣唐使的派遣。贞观十九年（645），日本发生“大化革新”，日本社会飞跃发展。在大化政府初期，日本力图加强同新罗和唐朝的关系，而新罗在与高句丽和百济为敌的形势下，也想维持与日本的关系。但是，在当时东亚存在的唐朝、新罗与高句丽、百济两大阵营之间，日本政权内部存在着分歧。649年以后，日本亲百济派掌权，百济王遣使与日本通好。而日本对唐朝让其出兵救援新罗的要求置之不理。日本要向唐朝显示自己和中国一样是东亚大国，一样要使夷狄臣服。因此引发了唐朝与日本在朝鲜的直接交锋。在白江口战役中，日本战败。但唐朝的政策是保持东亚政治力量之间的相对平衡，所以要求新罗保全百济领土，同时向日本派遣使臣以求建立友好关系。
新罗统一朝鲜，并在其后达成与唐朝的和解后，唐朝的东亚中心国地位确立，东亚两大政治阵营的对立局面结束。日本因此放弃了与唐朝对立的立场，同时也是免除了来自唐朝的威胁，致力于国内的改革。从八世纪以后，日本与唐朝的友好交往十分频繁，不断派出遣唐使，学习唐朝文化。东亚世界因此进入到一个新的秩序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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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自西晋末年“五胡乱华”后，晋室南渡，陷入南北分裂的局面。这种分裂局面要到隋朝建立并灭陈后，才得以结束。所谓大一统，在这里所指主要是高度的中央集权和南北疆域的统一。关于隋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发展，将在另外一讲中专门论述。关于隋朝在疆域上的统一，实际上是在北周灭北齐统一北方的基础上达成的。
从政治血统看，隋朝是北周的继承。隋朝建立的一个重要背景是北方地区的民族融合，尤其是西魏北周时期融合了北方民族血统与文化的汉人势力的加强。北周是以六镇鲜卑及鲜卑化的汉人为核心组成的关陇军事贵族集团建立的政权。但到周武帝统治时期，民族差异已经大为减少。府兵制创建之初，将帅都用鲜卑人或鲜卑化的汉人，皆为胡姓，具有部落兵的色彩。到武帝建德三年（574），为了加强皇权的需要，在西魏时汉族兵将不断进入府兵系统的基础上，进一步加以改革，下令“改军士为侍官，募百姓充之，除其县籍。”这就导致了汉族平民大量进入府兵系统，史称“其后夏人半为兵矣”（《隋书·食货志》）。与此同时，在关陇集团内部，汉人势力也逐渐加强。
杨坚是北周宣帝皇后之父。其父杨忠北魏末年随宇文泰入关，西魏时为十二大将军之一，赐姓普六茹氏，北周初年进位柱国大将军，封隋国公。杨坚袭爵。杨氏属于关陇集团中的核心家族。杨坚之妻是西魏八大柱国之一的独孤信的七女（独孤信的长女是北周明帝的皇后，四女嫁给了另一位大柱国李虎之子李暎钤ǎ罴岬某づ质切鄣幕屎螅谑茄罴嵊辛怂鼗是椎纳矸荨Ｕ瞧咀耪庵痔厥獾募沂篮蜕矸荩毙奂次缓蟊敝苷ǹ汲鱿只炻抑保罴峋陀辛巳《拇蛩悖⒆攀治崛≌ㄗ髯急福⒁饨幽筛剐模越⒆约旱募拧１敝苷ㄖ械男矶嗪鹤骞倭牛贾鸾ビ胫唤幔盎蛩鼐∑缴裕蛟缬懈剐闹小保ā端迨椤だ畎泊肥烦荚唬Ｔ谀被崛ǖ墓讨校罴嵊行矶嗥渌嗣挥械奶跫驳玫搅诵矶嗵赜械陌镏�
大象二年（580）五月，宣帝去世，杨坚迅速接管了北周政权，并平定了相州（治今河南安阳南）总管尉迟迥、郧州（治今湖北安陆）总管司马消难、益州（治今四川成都）总管王谦的相继起兵。三方叛乱声势浩大，而且都与被北周灭国的北齐旧势力有关，实际上变成了北齐残余势力的一次颠覆统一的暴乱。如在尉迟迥起兵的过程中，在山东大族的煽动下，出现了“赵魏之士，从者若流”（《隋书·高祖纪上》）的局面。
十二月，杨坚以周安静帝的名义下诏，“诸改姓者，悉宜复旧”（《隋书·高祖纪上》），将西魏初年为了确立关中本位政策而改为鲜卑姓氏的汉人全部恢复其汉姓，表明自己是代表汉人的政治势力，并且示与魏周政权彻底决裂。这个举措，标志着自十六国东晋以来的民族大融合已经告一个段落，北方的政权回归到融合了多民族文化乃至种族血统的汉人手中。
大定元年（581）二月，杨坚接受周帝的禅让建立隋朝，改元为开皇。隋朝取代北周，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尽管新的政权还是掌握在关陇贵族集团手中，但在关陇贵族集团内部，最高统治权已经从以鲜卑贵族为核心变为以汉人贵族为核心，而且是自十六国以来以汉人为首的政权第一次被北方的少数民族所接受。民族融合的基本完成，使得历史发展的趋势明朗化，南北矛盾即使在形式上也已经不再是民族矛盾，南北之间的战争，变成了统一战争。在这样的背景下，南北朝以来走向统一的趋势最终以由北方消灭南方政权的统一格局而确定了下来。
隋文帝杨坚继承了北周武帝“包举六合，混同文轨”（《周书·武帝纪下》）的理想，隋朝建立之后，就有了并吞江南之志，并与高熲商派可以带兵平陈的将帅之才。在高熲的推荐下，开皇元年三月，以贺若弼为吴州总管，镇守广陵（今江苏扬州），以韩擒虎为庐州总管，镇守庐江（今安徽合肥），摆开了平陈的架势。九月间，以上柱国长孙览、元景山并为行军元帅，发兵攻陈，并命尚书左仆射高熲节度诸军。正式打出了统一的旗帜。
但在隋朝建立之初，北部的突厥依然是一个严重的威胁。这使得隋朝的统一事业还不能迅速展开。在北周时曾经护送千金公主入突厥，熟悉突厥内情的长孙晟建议隋文帝采取“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的方针，经过几年的分化工作和军事进攻，到开皇五年，东突厥沙钵略可汗臣附与隋，隋朝的北顾之忧得以解除。
在解决突厥威胁的同时，隋朝并未放弃灭陈的准备工作。开皇七年（587），隋朝利用江陵（今属湖北）后梁政权内部的贵族势力倒向陈的时机，以陈纳叛为词，下令废其国，消灭了这个自北周以来就成为傀儡的政权，拉开了正式伐陈的序幕。八年二月，陈人又出兵硖州（今安徽凤台县西北），这促使隋文帝决定发兵讨陈。十月，正式下诏伐陈。诏书抄写了三十万通，在江南广泛散发。接着，命晋王杨广、秦王杨俊、清河公杨素为行军元帅，率领九十个总管，大军五十一万八千，兵分八路，从巴蜀到东海之滨沿长江数千里的战线上，向陈发起总攻。诸军皆受晋王杨广节度，又以高熲为晋王元帅长史，主持军中事务。十二月，杨素率舟师出三峡，乘夜偷袭陈守卫长江险要的水军，顺流而下，直抵达汉口。其他各路大军也都先后兵临长江。形势不断沿着隋朝方面的部署向前发展。《资治通鉴》记载，开皇九年正月初一，陈后主朝会群臣时，“大雾四塞，入人鼻，皆辛酸”，于是出现了陈后主昏迷不醒的情况，而且采石守军皆醉，颇疑当日隋军采取了毒气战。贺若弼利用敌人的麻痹心理，自广陵引兵渡江，陈兵竟然没有发现。韩擒虎将五百人夜渡长江，守者皆醉，顺利地占领了采石矶。
当建康朝廷对于面对隋军的进攻应该采取何种行动久议不决的时候，贺若弼已于正月七日攻克京口（今江苏镇江），进据钟山。韩擒虎也已经率军屯驻到了建康城外的新林。一向怯懦的陈后主吓得日夜啼泣，建康朝廷陷入了一片慌乱之中。十二日，贺若弼率领八千甲士大败陈军，俘陈将萧摩诃；韩擒虎自新林向建康城内进军，在归降的陈将任忠的带领下，领兵直入朱雀门，进至宫廷所在的台城。陈后主在感叹了一番“非唯朕无德，亦是江东衣冠道尽”之后，不顾群臣的谏阻，带着张贵妃、孔贵傧仓皇逃入后宫景阳殿的枯井之中，随即被隋军俘获。陈朝至此宣告灭亡。
陈后主被俘后，陈的一些地方官还有据城抵抗的，但很快都被讨平。杨广还让陈后主致书于在岭南割据自保的冼夫人，使得岭南诸州也很快接受了隋朝的统治。陈的统治区域全部纳入隋朝的版图，得州三十，郡一百，县四百。第二年，江南还爆发了大规模的反隋暴动，各地酋豪对于隋朝的斗争几遍及旧陈全境。尽管这些暴动都被迅速压服，但它说明了隋朝在南方的统治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就完全巩固。
隋朝灭陈，结束了近三百年的分裂局面。这是隋朝在中国历史上的伟大贡献。这样一种统一的格局，是由南北朝以来的历史进程所决定了的，同时，也是当时双方力量对比的必然结果。天下统一了，但巩固统一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随之而来的，是进一步加强对包括江南在内的地方的控制，而统治集团内部争夺皇位的斗争，也因杨广平陈的大功而日渐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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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炀帝杨广不仅在做晋王时为统一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做皇帝以后，巩固统一的意识也非常强烈。营建东都、开凿运河、修筑长城、修建通往边疆地区的驰道、设立河西四郡等，都贯穿着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意识。
隋炀帝的此种努力是建立在隋朝强盛国力基础上的。从隋文帝统治初期开始，隋朝的国力就在迅速增长。平陈后，隋文帝进行了府兵制度的改革，将原来兵农分离的职业兵，改变为兵农合一的义务兵制度，军人都在州县入籍，其家庭应负担的赋税、兵役义务，和其他编户一样，都登记在户籍和计帐上，军人本身则仍受军府的统辖。在府兵制最终完成向兵农合一转化的同时，国家掌握的纳税户口也极大地增加。军事力量的加强和纳税户口的增加同步实现，这是隋朝国力强盛的重要原因。
隋朝初年国家控制的户口迅速增加。开皇九年（589）全国统一时，为700万户左右，到隋文帝末年（604），超过了890万户，十五年间增加了近200万户。这样的速度，不会完全是人口的自然增殖，主要是大量的隐瞒户口被检括出来。由于著籍户口的大量增加，国家的财政储备急剧上升。加上隋文帝注意节俭，官僚机构也不是很庞大，兵农合一的府兵制下，国家又不用支付养兵之费，所以到隋文帝统治的中期，府库里已经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国家控制了大量的著籍户口，还等于拥有了用之不尽的进行大规模工程建设的劳动力。隋炀帝即位后，局面稍稳，立即下令“除妇人及奴婢、部曲之课”，并将男子成丁年龄由此前的二十一岁提高到二十二岁，其前提是“是时户口益多，府库赢溢”（《隋书·食货志》）。所以他在即位之初就开始了大规模的建设。
604年十一月，隋炀帝下诏征发丁男数十万，在洛阳的外围四周开挖一条长堑，自龙门（今山西河津）东接长平（今山西晋城西北）、汲郡（今河南淇县），渡黄河至浚仪（今河南开封）、襄城（今河南临汝），达于上洛（今陕西商县），作为洛阳的屏障，以弥补洛阳没有关河之险的缺陷，工程全线几千里。十几天后，正式下诏营建东京。四个月后，于大业元年（605）三月下诏正式开工营建东京，仅仅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建成了一个东方大都会。动用的劳动力是“每月役丁二百万”。目的是为了加强对全国的控御，尤其是加强对还有着割据倾向的北齐旧境的威慑。毕竟洛阳比之长安更有居天下之中的意义和作用，而且在关东地区，是长期与西部政权对峙的北齐旧境，颠覆统一政权的危险还明显存在着。
就在下令开工营建东京的第二天，隋炀帝又颁布了“巡历淮、海，观省风俗”的诏令，紧接着便征发河南、淮北诸郡百姓，开凿通济渠，自东京西苑引谷水、洛水入黄河，进而沟通黄河与淮河流域。这项工程征发的民工，“前后百余万”。又发淮南民十余万开邗沟，修建沟通淮河与长江的水运工程。与此同时，在长安至江都（今扬州）间修筑了四十余所离宫别馆。这些工程，从大业元年三月底开始，到七月底就全部完成。尽管《资治通鉴》记载，在开凿运河和修造龙舟和各种船只的过程中，“东京官吏督役严急，役丁死者什四五，所司以车载死丁，东至城皋，北至河阳，相望于道”，但政府修建大工程的能力还是明显地很强大。八月十五日，隋炀帝乘龙舟从洛阳出发，通过运河前往江都。仅仅挽船的人力就达到十八万余人。
大业三年，炀帝北巡。期间，“发河北十余郡丁男凿太行山，达于并州，以通驰道”。又下诏征发丁男百余万筑长城，西距榆林，东至紫河，绵亘千余里。由于工程浩大，工期紧急，“筑之二旬而毕”（《资治通鉴》卷180），所以如《隋书·食货志》所说，“死者太半”。他北巡的队伍本身就是隋朝国威的一个极好显示，“时天下承平，百物丰实，甲士五十余万，马十万匹，旌旗辎重，千里不绝”，以启民可汗为首的北蕃酋长们，无不为之叹服。
大业四年，征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全线二千余里。永济渠的工程量更加浩大，大抵到大业六七年间完工。大业六年，又开凿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八百余里。大业七年二月，隋炀帝从江都乘龙舟北上涿郡，开始经营攻打辽东。永济渠的开通，将经济最发达的河北地区纳入了运河体系，为加强隋朝的经济力量和政治上的控御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大业五年，隋炀帝西巡河右。这是在经略高丽之前的一次大规模政治出巡和军事预演。隋炀帝亲征吐谷浑，使今青海境内的大部分地区归于隋王朝的版图之中，并因此加强了对丝绸之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