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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40年代西夏与北宋的战争紧张进行的时候，辽方派使到宋朝，索取后周世宗时收复的此前石敬瑭割让给契丹的关南之地，并放出进攻的口气，向宋朝勒索。宋朝派遣富弼出使契丹，答应宋朝增加十万两银、十万匹绢，在交付用语上，以前称“岁币”，是赠与，此次改称“纳”，是不平等的进纳。但是，出使契丹的富弼却因此立了大功，赢得满朝称誉。宋朝对契丹的认识和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无论如何，盟约还是维持了长达百年之久的相对和平局面，对宋辽双方都产生了一些积极意义。总体上说，由于长期的社会发展，与汉族政权交往密切，统治者汉文化程度较高，契丹具有遵守盟约的一定的信用度，这也是宋朝对辽关系认识的一个基础。
西夏建国后，宋朝认为从内部长大的心腹之患必须消灭，不能承认其作为并立的国家政权存在。于是，积极调兵遣将，整个边防体制都为之进行调整。但西夏先发制人，在1040、1041、1042年连续三年中，三次大败宋朝军队，并试图向关中进军。1043年前后，北宋内部农民起义渐成为燎原之势。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下，宋朝方面才急于求和。西夏方面，也被战争的消耗和北宋的经济封锁拖得疲敝不堪，民怨沸腾。1044年，西夏通过辽给宋朝施加压力，宋朝被迫议和，这与宋朝对辽的主动议和有很大不同。宋夏和议的内容主要有：元昊取消帝号，宋朝册封其为夏国主；宋每年以“岁赐”的名义，给夏国银7万两、帛15万匹、茶叶3万斤。重新开放沿边的榷场，双方百姓进行互市贸易，民间商贩自由往来。
当时，宋朝农耕经济与西夏的游牧经济之间，相互依赖性比较大，尤其是对西夏来说，对中原地区的粮食、茶叶、食盐、金属器物等都有严重依赖，而且其生产的畜牧产品只有很少部分在内部消费。这种同一地理区域内的经济依赖性和经济联系，对于民族融合的加强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重建，都具有重要意义，与跨区域的以奢侈品交换的长途贸易意义不同。
宋夏议和以后，并未带来真正的安宁，边境冲突常起。元昊表面上取消帝号，实际上则“帝其国中自若”。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宋趁西夏皇室内乱，攻入夏境，最终却无功而返，损失惨重。元丰五年，宋军在宋夏边境修筑的永乐城（今陕西米脂西北）被攻陷。宋哲宗、徽宗两朝，宋夏双方依然战事不断。
金灭北宋后，西夏称臣于金。双方划疆而守，进行互市贸易。在金统治中原的时间里，与西夏基本维持着和平的局面。蒙古崛起后，成吉思汗三征西夏。1127年，立国近200年的西夏，被蒙古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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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时期的民族关系，是影响整体政局演进的大问题。北宋最主要的外敌是契丹辽朝，但北宋不灭于辽而亡于金。南宋的对手是金，但南宋不亡于金而亡于蒙古。这种历史线索，从汉族正统王朝的角度看，显得有些头绪纷乱，也给人宋朝积贫积弱的感觉。但是，从整个中国多民族国家发展的角度看，这个时期正是民族融合在更高层次上取得重大进展的时期。契丹族整体上融合到华北汉人之中，只有达斡尔族还被认为是契丹大贺氏的后裔。女真人的一部分也融合到汉族和蒙古族之中，还有一部分则构成了满族的祖先。到蒙古人统治整个中国大陆的时候，他们面对的汉人，早已经不是宋朝人认为的汉人了。
在这样的历史视野中来回视宋金之间的和战关系，当不至于局限在以汉族政权为正统、为中心的简单价值判断上了。
金朝是女真族建立的政权。女真是隋唐时期东北靺鞨的后裔，10 到11世纪时，主要活动在黑龙江和松花江流域，受契丹人的统治。12世纪初，女真完颜部首领阿骨打率众反辽，屡败辽军。1115年，完颜阿骨打在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南）称帝，史称金太祖。
金的建国和反辽行动，直接影响了12世纪初的东亚形势。北宋开始谋取燕云地区。政和元年（1111），徽宗派遣大宦官童贯出使辽朝，在出使途中遇到了燕人马植。马植向童贯献取燕之策。童贯给他改名为李良嗣，带回开封。李良嗣向宋廷陈说辽天祚帝的荒淫和辽朝政治的腐败，女真对辽恨之入骨，若能从登州、莱州过海与女真结好，相约攻辽，则燕云可取。徽宗对此“约金灭辽”策略很感兴趣，赐良嗣姓赵。这赵良嗣就成为后来北宋与金交聘的重要使臣。
重和元年（1118），北宋遣使赴金，约金攻辽。当北宋将“约金灭辽”策略付诸实施的时候，引起了东亚其它政权的关注。当时高丽国王向北宋派在高丽的两位医生说：“女真不是好人，胜契丹后必及宋，而吾国亦不能自存”（《朱子语类·夷狄门》）。1120年，宋派赵良嗣以国书使金，与金主约定：灭辽后，金取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宋取燕京析津府（今北京市）。其后，金使又来议岁币，商定灭辽后，宋将每年给辽的岁币转给金国，双方不与辽讲和。以上和议，史称宋金“海上之盟”。
后来，由于国内农民起义的爆发，以及对辽的畏惧，北宋未能如约与金进兵攻辽。女真建国后，势力发展很快。1122年，金攻取辽的中京大定府和西京大同府。北宋看到辽的末日已到，匆忙“使赵良嗣赴金坚前约”。这时，金国方面不愿履约了。金国遣使与赵良嗣同来汴京，取消原定山前后十七州归宋之约，仅仅同意长城以南的所谓“山前六州”（涿、易、松、顺、景、蓟）归宋朝。宋朝再遣赵良嗣往议，而此时金已经攻取了燕京，令赵良嗣回到汴京献俘。正当金兵不断取得攻辽胜利的时候，北宋攻辽的军队却连续败归。金人对宋的轻视开始表现出来。后来，北宋付出了一定的经济代价将燕京收回，但收回大同的计划却被金太宗拒绝了。
1125年，金灭辽。十月，金太宗下诏伐宋。年底，金兵向开封进发之时，徽宗被迫传位太子，钦宗即位，改明年为靖康。靖康元年（1126）十一月，金兵再次南下，攻占开封。1127年二月，金下令废宋徽、钦二帝，北宋灭亡。四月一日，金兵带着宋徽、钦二帝北归。徽宗死于1135年，钦宗一直生活在金朝，到南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才去世。保留宋钦宗，是金对南宋战略的重要安排。
1127年五月，徽宗第九子康王赵构在南京归德府（今河南商丘）即位，是为宋高宗。然后一路南逃至扬州。1128年，金兵再次南下，于明年渡过长江，赵构逃到了海上，并派人向金太宗请和。宋高宗在致金兵元帅书中说：“古之有国家而迫于危亡者，不过守与奔而已。今以守则无人，以奔则无地，所以諰諰然惟冀阁下之见哀而赦已。前者连奉书，愿削去旧号，是天地之间，皆大金之国，而尊无二上。亦何必劳师以远涉而后为快哉！”（《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6）。当时的局势，正是“弦歌地，亦膳腥”。
在南宋建立之初，宋高宗执行投降路线，其向金兵摇尾乞怜，丑态毕现。当时的金朝，处于一种具有军事爆发力的社会发展阶段，内部凝聚力很强，同时也表现出野蛮的掠夺性。而宋朝的情况是，最高统治者非常腐朽，不仅强大的军队缺乏战斗力，而且不敢正视也无力解决国内的社会矛盾。北宋末年已经爆发和正在酝酿的农民武装，在大敌当前的时候，都纷纷投入到抗金斗争，出兵勤王。包括在洞庭湖起兵的钟相，也派其子领兵救开封。但北宋政府无力处理好勤王义兵的问题，待金兵一退，就令其撤散。北宋灭亡后，农民武装的斗争矛头都指向金兵，但南宋统治者表现出对民众的畏惧和仇视，随时准备投靠金朝，而于缓和国内矛盾则毫无实际办法。后来宋高宗还为自己的这种投降政策进行辩解，绍兴十二年三月辛亥，宋高宗对大臣说：“朕兼爱南北之民，屈己讲和，非怯于用兵也。若敌国交恶，天下受弊，朕实念之。今通好休兵，其利博矣。士大夫狃于偏见，以讲和为弱，以用兵为强，非通论也”（《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14）。
与南宋统治者投降政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北方民众展开了奋勇顽强的抗金斗争，给金兵以极大的牵制。1129 年到1130年间，金兵在江南还遭到来自民兵和一些南宋将领如张俊、韩世忠、岳飞等领导的阻击。此后，金兵再未渡江，其捉获赵构、灭亡南宋的目标没有实现。1130年秋，金兵攻占了关陇大部分地区。宋金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战线稳定在东起淮水西至秦岭一线。
1130年10月，金将俘获北归的秦桧放归南宋。赵构正急于求和又苦于无计，秦桧很快成为他理想的谋求降和的主持者。1139年7月，达成了南宋降金的协议：南宋答应称臣，跪受其诏，金将华北州县还给南宋。当年秋天，金朝发生政变，主张对宋进攻的兀术上台，于1140年分兵南下，再次攻陷开封洛阳等华北重镇。不过，南宋将领刘錡、韩世忠、张俊、岳飞等再次给金兵以严重打击。
抗金的大好形势吓坏了投降派。以赵构为首的投降政权，害怕抗金队伍和民众力量的强大，害怕真的打败了金兵，徽、钦二帝被放归。为了保住其皇位，赵构集团利用有利时机主动求和，强令岳飞班师。绍兴十一年（1141）11月，达成了“绍兴和议”：南宋向金称臣，世世子孙，谨守臣节；确定淮水至秦岭的大散关一线以北归金国；南宋每年向金国纳岁币银25万两，绢25万匹。绍兴十一年十二月（公元1142年1月28日），岳飞父子屈死在风波亭。
1142年以后，金朝基本没有力量南攻，双方在和议的格局中，维持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和平局面。尽管后来南宋还有过北伐之举，但基本没有取得成效，反而多次陷入被动，以增加岁币而告终。最终金国被蒙古所灭，而后南宋也面临着蒙古的威胁。
两宋时期由于在对北方民族政权的关系中始终处于被动局面，国家财政状况也一直不好，在历史上留下的形象是“积贫积弱”。积贫积弱在某种意义上是事实，但并不等于宋朝的社会经济出现了大衰退，宋朝的综合国力一蹶不振。
积贫是指国家财政的入不敷出，是与“冗官、冗兵、冗费”的三冗问题结合在一起的。其中最关键的是宋朝的募兵制。宋朝国家为了控制社会秩序，将各地“失职犷悍之徒”都收编在军队之中，国家把他们养起来，成为与“民”分离的职业雇佣军。北宋建国之后90年间，中央禁军和地方厢军的数量都急剧上升，到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禁军达82万余，厢军达43万余，合计达126万。当时就有许多人看到了北宋政府“费莫大于养兵”的弊病，据估算，养兵之费占到北宋全部财政收入的十分之八或六分之五。此外，对辽输纳岁币和对西夏的所谓“岁赐”，也构成了北宋政府的一个重要经济负担。
在国家财政开支不断增加的情况下，赋税收入却呈下降趋势。主要是由于土地兼并的发展造成的。土地集中到地主手里后，按照宋朝的赋税制度，赋税本应由地主承担。但是，地主（尤其是大地主）总是千方百计逃避赋税，把应纳税的土地隐瞒起来，使国家掌握的税田面积不断减少。据统计，1021年，有税田面积524万顷，1050年为278万顷，30年间减少了将近一半。地主逃避赋税，势必有一些要转嫁到农民身上。阶级矛盾的激化与此有关。
就北宋的积弱而言，主要表现在对辽和西夏的软弱，对付国内的农民起义也显得很无能。就在庆历年间，爆发了许多规模不大的农民起义，都是突然之间起来了，使得北宋政府束手无策。北宋末年，宋江领导的梁山泊起义，最初是“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官兵数万，无敌抗者”。招募的禁军战斗力很差，被称为“惰兵”。欧阳修在《原弊》中指出，“今卫兵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给粮，不自荷而雇人荷之。其骄如此，况肯冒辛苦以战斗乎！”
对于军队战斗力低下的问题，北宋统治者有自己的一套理解。军队中养了许多老弱病残之人，终身仰食于官。如果国家不养起来，他们将失去生活的保障，甚至铤而走险。所以，养起来是变动乱力量为镇压力量，而且符合祖宗以仁义开国的家法。庆历年间，范仲淹主持新政，处于整顿吏治提高行政效率的目的，计划罢黜一些无能的转运使，但遭到富弼的反对。他认为，这样做，会使被罢黜的人一家泣哭，于心不忍。
积贫积弱是政府效能的问题，与那个时代的经济发展水平无关。宋朝的经济发展水平，在唐朝的水平上又上了一个新台阶。北宋徽宗大观三年（1109）户部统计全国户数为2088余万，口4673余万。学者大多认为，此处口数仅指男丁，实际人口当超出一亿，超过了唐朝最盛时的人口总数，国土面积却不及唐朝盛时。南宋尽管只有半壁江山，但户数最多时达到1267万，实际口数应超过6千万，加上金朝最高的人口数字4581万，总数与北宋相当。在传统农业社会里，人口数是衡量经济总量的一个重要指标。
宋朝是中国经济重心南移过程的完成时期，关键在于南方农业经济的发展。宋朝国土小于唐代，但耕地面积却有所增加，原因在于宋代的开垦程度提高，出现了圩田、湖田和梯田等。宋朝时期单位面积粮食产量比唐朝高出许多，育秧移植和轮作复种制更加普及。手工业和城市商业、对外贸易都比唐朝有了更大发展。北宋的铸币量最多时高出盛唐十余倍，但仍不能满足商业发展需要。宋朝的城市繁华程度大大超过唐朝，汴京和临安盛时人口都超过百万。
总之，宋朝在经济实力的各个参数上都明显高于唐代。而科技水平，无疑宋朝要比唐代进步许多，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都有了极大的改进，技术发明也要多一些。经济发展水平和科学技术是决定综合国力的两个基本因素，宋朝的综合国力要比唐代高。正如已故著名宋史专家邓广铭先生所说，“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
但是宋朝在世界和周边民族中的政治地位不及唐朝，在立国方针和各种制度建设上，都使其无法表现出博大恢弘的气度和昂扬向上的精神，始终难以摆脱积贫积弱的形象。积贫积弱也是相对的，不能说宋朝丝毫不具备与外族政权相抗衡的国力。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当南宋时期蒙古兴起的过程中，蒙古铁骑踏遍欧亚大陆，几乎没有可以抵御的力量。但是，蒙古军队在南宋遭到了最严重的抵抗。从蒙古与南宋交锋，直到南宋的灭亡，坚持了将近半个世纪。这在蒙古的征服史上是从来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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