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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极大地增加了科举入仕的人数。直到玄宗时期，高级官员中特别是宰相，科举出身者的比重不断有所上升。但这一时期门荫入仕者在政治上仍有相当大的力量，他们迫使科举出身的高级官僚在开元天宝之际的政治舞台上屈居下风。经过反思和调整，安史之乱以后，科举出身者在朝廷中的地位迅速回升，在贞元、元和之际，进士科成为宰相和高级官僚的主要来源。宪宗以后，门荫出身的宰相人数急剧减少，高官子弟凭借门荫而致高位的状况已成过去。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不论在唐代的职官制度和选官制度上，还是在整个中国帝制时代的职官制度史和选官制度史上，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标志着以才学为标准的选官原则首先在高级官僚的选拔中得到贯彻。
唐代的铨选，更能体现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精神和原则。因为在唐代，科举只是获得出身的考试。而获得出身的途径，除了科举外，还有门荫、流外入流、军功授勋和其他杂色入流等。但是，无论何种出身，要出仕任官，都必须经过吏部或兵部的铨选。即使是任满待选的前资官，在重新出任职事官时，也同样需要经过铨选考试。也就是说，铨选是所有人进入官僚队伍的必经之路。
唐代的选官制度经过开国以后将近一百余年的调整改革，至开元十八年前后，基本达到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完善。一方面，平常之士按照任官的年限逐级上升，尽管升得很慢，但只要没有罪愆，都是有升无降。对于只要求照章办事的政府机构一般官员来说，循资授任自有其合理之处。另一方面，对于需要较强决策能力和杰出领导才能的高级官员和各部门领导人员，则不受资格的限制，通过制举和科目选等特殊途径加以选拔，使真正的才学之士不致因停年限格而老于下位。
宋 代以后以科举制为中心的选官制度有了许多的变化。王安石变法期间，对科举制度进行了改革，废除明经和诸科，专以进士一科取士。后来进士科有分为经义进士和诗赋进士两种，但也仅仅是考试科目的不同，同一榜排名次，只有一个状元。总的趋势是考试科目逐渐合并划一。宋代科举考试完备的另外一个方面，表现在三级考试制度的确立。唐代分为州试（解试）和礼部试（省试）两级，宋代为了使得恩归主上，使科举及第者都成为“天子门生”，创立了殿试制度。一直沿用至明清，都是乡试、省试和殿试三级。北宋中期以后，确立了三年一开科场的制度。乡试的第一名叫解元，省试的第一名叫省元，殿试的第一名叫状元。唐宋时期参加科举考试的人都叫举人，明清时期则谓乡试合格者为举人。随着科举成为选官的唯一正途，宋代举人及第以后，大部分可以直接入仕任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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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以后，从代宗、德宗时期开始，唐朝统治者就在为重整朝纲、复兴统治而努力。代宗在稳定局势、整顿财政的同时，逐步削弱宦官的权势。德宗即位后，唐朝的统治已经逐渐从安史之乱造成的混乱局面中摆脱出来。但到贞元（785—805）后期，朝廷内部矛盾重重，权臣当道，宦官为非作歹、敲诈勒索，出现了许多的弊政。
从德宗时期开始，政治革新的浪潮在文人士子间逐渐涌起。一批大历（766—779）时入仕、贞元年间已位居高位的士大夫，以不同的方式提出了政治革新的主张。陆贽除了就政治、军事等现实问题向德宗提出了许多建议，还在《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书》中，从理论和现实结合的角度，对当时的土地制度、赋税制度、地方长吏课绩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的办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杜佑以其博古通今的学问，“以富国安人之术为己任”，在刘秩《政典》的基础上增广补充，撰成典章制度通史《通典》200卷，作为匡救时弊、革新政治的借鉴。赵匡、沈既济通过议状，高郢、权德舆则通过掌贡举的实践，推动并完成了科举录取标准的变化。
元年间，科举取士制度的调整，主要是作为高级官僚主要出身途径的进士科，录取标准从以诗赋为主回到了以策问为主。策问的内容也转而涉及历来的统治理论和历史知识，以及藩镇割据、生产恢复、钱重货轻、选举不当等当时面临的主要政治经济问题，要求应举者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提出解决的方略。录取时，许多掌贡举的官员也注意抑制浮华，选拔才学之士。于是，一大批经世治国之才在贞元、元和之际被选拔出来。这批年轻士子思想活跃，具有变革意识。他们由于各自的出身和经历，对社会现实有较多的了解，比较关心民生疾苦，关注唐王朝的长治久安。在对策、文章和诗歌中，他们对藩镇割据、宦官专权、赋役不均等现实社会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揭露，对于统治理论和解决上述问题的方略，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索。古文、新乐府乃至传奇小说成为他们表达自己见解的方式。他们都锐于进取，以施展自己的抱负。这些都为正在恢复统治力量的唐王朝带来生机和活力。这样，在贞元、元和之际，以古文运动、新乐府运动和传奇小说写作兴起为标志的文艺运动，推动了朝野上下鼓吹革新、要求中兴的浪潮。这是元和中兴出现的社会背景。
付诸实践的政治革新首先是顺宗时期的“二王八司马”改革。贞元二十一年（805）正月，唐德宗死，继位的顺宗因病不能开口说话。以王伾、王叔文和柳宗元、刘禹锡为代表的年轻士大夫们，因为与顺宗的特殊关系，获得了一定的权力，并进而展开了一场以革除贞元弊政为中心的政治改革。由于王叔文等人排斥其他大臣导致自身的孤立，以及朝议的推动作用，很快遭到了宪宗的打击。宪宗即位后，将王伾、王叔文和柳宗元、刘禹锡等其他八人都贬为远州司马，故称“二王八司马”。尽管改革派官僚受到了打击，但并不意味着宪宗及其重用的大臣反对革除贞元以来的弊政。事实上，他们比“二王八司马”看得更远，解决得也更彻底。
宪宗即位后，派兵迅速讨平了西川刘闢、浙西李錡的反叛。同时，宪宗和大臣面对着唐王朝恢复统治秩序的改革时局，致力于政治革新。他们对于皇帝不能独自为治、需要宰臣辅佐，有了一定的认识。以此为基础，创造了良好的君主推诚，人臣尽力，上下一心，共同求治的政治局面。
在这种局面下，宰相制度得到恢复。元和时的许多重大决策，都是由皇帝和宰相一起商讨决定的。对内地藩镇的制裁，对河朔藩镇的战争，财政措施的重大调整，一系列重大的事务都是由宰相主持进行的。翰林学士在宪宗时期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并且从制度上重新加以定位。翰林学士参与重大决策，他们大多为进士出身，熟读经史，了解下情。虽然他们比较年轻，政治经验还不够丰富，但他们思想敏锐，敢于提出自己的政治见解。有的翰林学士还是由谏官兼任的，在参与决策的同时，还敢于犯颜直谏，宪宗也注意听取他们的意见。如裴垍、李绛、元稹、白居易等，在元和时期的政治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宦官的权力在元和时期得到了有效地控制，宦官专权的形势尚未凝定。因此，宰相的作用能够得到比较充分的发挥，并创造了一种良好的政治局面。
所谓元和中兴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削藩。元和七年，河北三镇之一的魏博归附朝廷。河北局势稳定之后，朝廷政治气象为之一新，中央威望提高，社会矛盾有所缓和。安史之乱以来政局凋敝，危机四伏的局面得到很大的改观，唐王朝的统治出现了新的转机。宰相李绛告戒宪宗，“延访智略之士，拣择贤良之臣，精求济世之规，广大中兴之业”（《李相国论事集》卷5）。元和九年李绛辞去宰相之后，宪宗任用李吉甫、武元衡、裴度等人，筹划对淮西的战争。在讨平淮西吴元济之后，元和十四年又平定了淄青十二州，藩镇跋扈的局面得到了极大的改观，元和中兴的局面达到了顶峰。到元和末、长庆初，整个河北藩镇节度使的任命权都被朝廷收回。安史之乱以后半个多世纪以来与中央对抗的河北藩镇，“至是尽遵朝廷约束”（《资治通鉴》卷241元和十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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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和中兴收复藩镇的成就没有保持多久，长庆元年（821）七月，幽州（治今北京）驱逐了朝廷任命的节度使张弘靖，导致原卢龙节度使所管辖的州县全部丧失。接着河北其它藩镇成德军和魏博也相继背叛朝廷，史称河朔再叛，朝廷拱手再失河朔。从此，朝廷与河朔藩镇之间便维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僵持局面。但是，对于三镇以外的其它军镇，如果出现割据倾向，朝廷还是要进行镇压的。
朝廷与河北藩镇相持的局面，在唐末农民战争的冲击下发生了转变。许多新的军阀乘势而起。地方军将或为了保存实力，另谋出路；或对农民起义军网开一面，“留贼以为富贵之资”。正是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地方军阀和起义军中的叛将逐渐崛起成为强大的割据势力。到唐朝末年，出现了许多割据的地方藩镇。唐王朝最后也是灭亡在军阀混战之中。不过，这些新兴的军阀与安史之乱以后形成的割据势力并没有直接的继承关系。
朱温原本是黄巢起义军中的将领，后来投降了唐朝，赐名为全忠，不久被任命为宣武军节度使。此后，朱温便以汴州（治今河南开封）为根据地，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到唐末，朱温已经控制了黄河中下游和河北的大部分地区，并形成了与占据太原的李克用之间的对立局面。
李克用本为突厥别部沙陀贵族，其部族自九世纪初以来居住在今山西北部地区。李克用的父亲朱邪赤心因在唐末讨伐庞勋的反叛有功，被唐朝任命为山西地区的节度使，被赐姓李，名国昌。李克用参加了对黄巢的镇压，率先攻入长安，因功授河东节度使，治太原。在唐末的混战中，李克用以河东为基地，与朱温争霸中原。
朱温和李克用之间的争斗，是唐末两个地方藩镇矛盾的发展。朱温建立了五代的第一个王朝——后梁，其背景是唐末大混战之后，各地军阀相继败亡。后梁的建立，标志着北方政局走向有序化的开始。尽管朱温在北方建立的后梁政权，但并没有消灭山西的李氏沙陀势力。与李克用、李存勖之间的矛盾，是后梁王朝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后来，李存勖建立了后唐，灭亡后梁，最终解决了河北地区与中央王朝对立的问题。其它五代的王朝后晋、后汉、后周，其开国皇帝都是以节度使的身份而建国的。南方各国也都是由唐末的地方势力发展而来的。
所以说，五代十国的格局本身就是藩镇割据局面的继续。而藩镇割据的政治局面在很大程度上也继续存在于五代十国时期，直到北宋的建立，一直没有建立起强大的中央集权。其中沙陀问题和契丹问题，也是影响五代十国历史格局的重大问题。
后唐、后晋、后汉三朝皇帝的先世，都是沙陀贵族，被称为“沙陀三王朝”。在某种意义上说，五代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又一轮进程。后晋皇帝石敬瑭向契丹称“儿皇帝”，并不是汉族政权对少数民族政权的不平等关系，而是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一种常见的外交关系。在许多北方民族看来，称儿、称孙是个人关系问题，称臣则是国家不平等关系。所以，当石敬瑭死后，其侄石重贵即位后，对契丹称孙而不称臣，契丹耶律德光大怒，使得双方谈判进展不下去。
契丹与五代和先后存在于南方的各国政权，实际上构成了当时中国的三大政治板块。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登位在907年，契丹建国在916年，伴随着五代王朝的始终，并既而影响到宋朝。石敬瑭割让给契丹的十六州，大抵为治所为自今北京至大同一线的沿长城各关隘城市的州。十六州的割让，使中原王朝屏障尽失，造成了后来长时期的危机。
“沙陀三王朝”在北方的统治，加上契丹占有长城以南十六州之地，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唐后期“河朔胡化”问题造成的割据局面的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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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之间的不平衡性是中国古代经济发展的一个明显特点。秦始皇统一全国以后，政治上的大一统并未带来经济上的均衡发展。秦汉时期，北方为全国经济重心所在，南方则十分落后。西晋末年，大批中原人口南迁，推动了南方的开发，尤其是长江下游的所谓“三吴”地区。但是，整个六朝时期（孙吴、东晋和南朝的宋齐梁陈）四百年间，即使是长江下游地区，也仅属局部开发成功，经济基础依然相当薄弱。而同一时期的北方地区，尽管经受了长期的分裂和战乱，但经济基础较好，很快从几次衰退中恢复，维持着总体上高于南方的经济水平和经济实力。总之，在隋唐统一以前的南北分裂时期，长江下游地区还处在开发时期，全国的经济重心还在北方。
在隋和唐前期中央集权高度发达的时期，长安、洛阳为政治上的中心，同时也是经济发展的中心，全国的经济重心在北而不在南。在古代农业社会里，人口数量是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据玄宗天宝年间的户口数字，秦岭、淮河以北地区的户口依然大于其以南地区，当时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是河南、河北两道。唐代如果关中遇灾，粮食补充相当多地来自河南、河北甚至西北地区，并非专赖江淮。隋炀帝开通大运河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加强南北交通，加强对南方地区的政治控制，而不是为了将南方的财赋北运。不过，北方地区农业开发的历史比南方悠久，经济增长的余地不大，而南方地区自东晋以来就处于开发的积累过程中，而且自然条件优越，经济发展的潜力巨大，取代北方成为全国经济重心的趋势在唐朝盛时已经呈现出来。
安史之乱是影响南北经济地位消长的一个具有转折性意义的重大事件。如果将经济重心南移看成一个历史过程，则安史之乱是这个过程的起点，但并不是安史之乱以后南方就确立了其全国经济重心的地位。全面实现经济重心南移，要到宋朝，确切地说，要到南宋时期。
安史之乱在经济格局上产生的影响，首先是北方著籍户口的严重减耗，中原人口向南方迁徙，国家登记的人口数，南方超过了北方。其次，由于北方的财赋重地为与朝廷对抗的藩镇所割据，南方成为了朝廷的主要财赋来源。但是，江南上交朝廷的赋税多，并不意味着江南地区的剩余产品就多于北方。唐代中后期，江南地区成为朝廷的财赋倚重地区，但还没有确立其全国经济重心的地位。甚至有的学者认为，至北宋时期，中国的经济重心仍在北方。
唐末大动乱对南北经济都造成破坏。但五代十国时期，北方朝代更迭不休，战乱频繁，而南方经济恢复较快。唐五代时期南方经济的发展，在整个经济重心南移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一方面，南方的农业经济向丘陵山区推进，经济作物（如茶叶等）开始广泛种植，南方腹地的经济水平大幅提高，长江中上游地区的经济发展趋势也呈现出来；另一方面，稻作技术有了很大改进，单位面积产量提高。到宋朝，江南水田农业最终超越了华北的旱地农业，江南在中国农业中的基本地位确立。这就为经济重心南移奠定了基础。北宋末年，金兵南下，北方再遭战火，大批人口南渡，南北经济差别扩大。到两宋之交，南方的经济重心地位最终确立。
南方经济重心的确立，取决于由北方迁徙而来的掌握比较先进生产技术的劳动者大量增加，取决于农业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还取决于南方自然条件的相对优越性。
经济的发展带来文化的进步。经济重心南移的过程，也是中国古代文化重心南移的过程。文化重心南移，同样要经历漫长的历史进程。南方地区文化发展的原因，除了经济的发展之外，主要还与北方士人的南迁有关。尤其是一些文化名人在唐代中后期的南仕、南贬、南游，对南方文化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如韩愈之贬任潮州、李德裕之贬人袁州等。
唐代后期是一个起点，长江以南地区的文化开始呈现出迅速上升的势头，两湖、江西、福建等地的政治文化人物不断涌现。如在唐宣宗大中（847—860）以前，荆州（今湖北江陵）“每岁解送举人，多不成名，号为天荒解”（《太平广记》卷182《刘蜕》），大中年间，举人刘蜕科举及第，终于打破了天荒解。唐武宗会昌三年（843），袁州（今江西宜春）人卢肇中状元。当时人们还感到很奇怪，甚至问他：“袁州出举人耶？”但是，正是在他们之后，南方地区的文化精英层出不穷。
入宋以后，南方地区的士人在政治文化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不论是政治上的风云人物，还是唐宋八大家中的宋朝文坛领军人物，大都是南方的面孔了。在科举考试中，南方人的优势明显，在北宋后期不得不采取南北分卷的制度，特许北方五路分别考试，单独录取，以维持南北地区间取士人数之大体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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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桥兵变的历史背景，应从唐代中期以来政治文化的变迁和后周政局的特殊机缘求得。唐代中期以后，地方藩镇中经常出现骄兵悍将拥立或废黜主帅的事情。风气所及，至五代更甚。赵匡胤在陈桥驿被部下将士黄袍加身，拥立为主，是这种风气影响下的结果。而科举制在唐代的发展，士族门阀的衰落，整个社会心态上摆脱了等级制度的束缚。五代时期政权更替的频繁，更使得人们缺乏忠君观念。即如冯道，五代时期历仕四朝，在三朝做宰相，在相位二十余年，按照传统统一政权行政的逻辑，并不以朝代更迭为意，自称“长乐老”。做臣子的可以不忠君，也无法作到忠君。野心家们则蠢蠢欲动，“称王称帝者如春雨之蒸菌，不择地而发。……延及石、刘（石敬瑭、刘知远）之际，无人不思为天子矣”（王夫之《读通鉴论》）。当时军阀安重荣就说：“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宁有种乎！”
后周的政局为赵匡胤夺权提供了机会。赵匡胤本是郭威手下的一名小军官，参加了郭威代汉建周的兵变，周世宗柴荣即位后，提拔为归德军节度使。在受命整顿和扩充禁军的过程中，拉拢了一批亲信如石守信等，用宋朝国史的说法就是士卒咸服其恩威，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