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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副主席和在重庆的同志们显然都倾向于就此下台阶。他们因此建议：“将停止军事进攻，政治压迫十项要求（共有二十多件内容）于开会前直接要求见蒋介石，并当面交他，请蒋立刻负责解决，其他基本问题，在参政会开会时讨论。
但他们唯一感到犹豫的是：一切谈判均无保证，而且还未具体化，如出席，太便宜蒋介石这个大流氓了。如硬到底，在蒋这种历次摇尾乞怜状态下，人心是不能不受影响的，而蒋也有流氓的一着。
然而，中共中央并不认为已经到了该下台阶的时候了。其3月1日再电周恩来等，明确指示：临时办法无结果无明确保证，绝对不能出席，必须坚持我们的原则立场。毛泽东主席并具体解释说：经过反复讨论，书记处一致认为，蒋介石正发动一切压力迫我屈服，我若出席，则过去有理有利的政治攻势完全崩溃，立场全失，对我一切条件他可完全置之不理，一切文章不能做了，因此决不能无条件出席，因为蒋介石是决不会给以明令保证的。只要熬过目前一关，就有好转可能，在半年内能解决善后条件，我仍准备出席九月间的二次参政会。
（二）
中共参政员到底没有出席二届一次参政会，蒋介石也并没有实行“根本决裂”。但是，由于受到党内的压力，蒋介石在会议召开之初就秘密召集国民党参政员，向他们解释说：国共最终总要分家的，对此用不着担心，单从军事上，三个月就可以消灭共产党，问题是目前还不是时候，目前政治上还只能是防御。
当然，在公开场合，蒋介石的讲法又是一样。他在3月6日的参政会上一边公开批评中共所提两个十二条都是“信口雌黄，颠倒黑白”，声称军事早已国家化，中共不应将八路军、新四军视为“一党所私有的军队”，一边重申剿灭新四军并非“剿共”，他不仅“决不忍再见所谓‘剿共’的军事，更不忍以后再有此种‘剿共’之不祥名词留于中国历史之中”。因此，他恳切希望中共能本着“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与国人“精诚团结，共赴国难”。
连重庆国民党的《中央日报》这时的社论也同样保证说：“只要中共不脱离抗战阵线，事件不致扩大，而剿共事实亦不至发生”。
（三）
对于蒋介石的演说与参政会通过之涉及中共军队及政权问题的提案，周恩来副主席肯定其仍为防御性的，毛泽东主席则称其为“阿ｑ主义，骂我一顿，他有面子，却借此收兵，选举董必武为常驻参政会员及近日西安放人，似是这种收兵的表现”。
然而，蒋介石既然仍是一打一拉的两面政策，毛主席亦主张继续其一打一拉的两面政策，把这种拉锯式的斗争继续下去，直到我党的临时办法各条实际上被承认，主要是扩军、防地、《新华日报》及在通往解放区的路上少捉人。”
第二百四十一章貌合神离（）
蒋介石在参政会上的讲演和毛泽东随后的指示，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国共两党这时都在设法缓和。而尤为引人注目的是，毛前此所说的以半年为期“解决善后条件”，中心盘子已由两个十二条，减少到同意扩编军队、维持现有防地、保证《新华日报》正常发行，和不得在进出边区的交通线上随意捕人这四点。由于避开了蒋介石极为敏感的皖南事变善后及17日令等问题，双方之间的交涉明显地变得容易了许多。14日，蒋介石与周恩来的谈话中，也不再提起中共军队北移问题了，明确讲：“只要听命令，一切都好说，军队多点，饷要多点，好说”。至于不得压迫《新华日报》，以及释放前此扣留的进入边区的中共有关人员和发放通行护照等事，蒋都满口答应下来。据此，周提出：可否先解决这些小问题？毛当即表示同意。至4月26日，毛更明确指示周恩来说：可以向蒋“表示我党愿意同国民党继续团结抗日，惟望国民党改变对内政策，并对八路发饷，合理解决新四军问题。”
至此，因皖南事变引起之两党全面对抗局面，至少在形式上算是告一段落了。尽管此后中共一度又提到新四军问题，但仍只限于要求同意整编其“余部”及给予经费方面，再未提出取消蒋令及释放所有人员枪弹等问题。
5月日军进攻中条山，蒋介石要求八路军出动配合作战，不论八路军最终是否进行了配合，中共中央指示八路军加以配合仍属事实。至11月参政会二届二次会议召开之际，中共方面甚至更将条件降低到只要“放叶发饷”做到一件即可参加。最后，国民党一件未做，中共权衡利弊还是派董必武和邓颖超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意味着，皖南事变之“善后”工作已不复存在，国共两党因为事变所引起的破裂危险，业已消弥于无形之中了。
不过，皖南事变所引起的国共党关系的重大改变，却不是两党形式上的这种妥协所能消弥的。国民党虽然不顾一切地消灭了7000新四军并宣布撤销了它的番号，但新四军照样存在，并且所占地区及兵力越发扩展与壮大，其在新四军范围内的国民党军队反而一一被驱逐或消灭，国民党其实一无所得。更为重要的是，皖南事变根本破裂了两党之间的感情联系。从蒋介石在参政会密示国民党参政员国共一定要分裂，和国民党军委会办公厅3月18日发布的改“某党”为“奸党”令等事实看，国民党在事变后显然已经正式决定把中共视同“汉奸”，形势许可时必欲“剿灭”。
同样，从前述毛泽东主席对蒋介石的判断，和中共中央所作出的有关决定看，中共方面对与国民党真诚合作，也不再抱有任何幻想。于是，皖南事变自然成了抗战期间国共关系逆转的一道分水岭。事变前，中共军队虽然已经在独立指挥、自行发展，但它仍旧隶属于国民政府之下，至少名义上仍随时呈报并请领军费补充，形式上仍旧使用着统一的货币和遵守着统一的政令法令。国共之间军事上的磨擦冲突也仍可通过正常途径反映或协商。因此蒋之命令或要求，一般总还具有一定的约束力。事变之后，国民政府断绝对中共军队的一切供给与补充，切断了自己与中共军队的一切关系，结果反使自己威信扫地。中共政权与军队从此断绝与国民政府之间的一切上下级关系，自设银行，自发货币，自定法规法令，自行其事，完全脱离国民政府而自行存在，蒋也失去一切命令之权。从此调和两党关系之困难，也就可想而知了。
第二百四十二章红旗十月满天飞（）
（一）
当然，抗战期间的国共关系也仍旧是受着抗日战争的大形势制约的。且不论国共两党利害关系有多大的不同，国民党如何看不起中共的武装，中共如何看不上腐败的国民党，它们最终还是要暂时将自身的利益服从抗日的利益需要。
因此，即使国民党内相当一部分领导人早就心存“剿灭”异党中共的想法，但无论是皖南事变前，还是皖南事变后，他们最终都不能不在权衡利弊后，把自己的行动保持在有限的范围之内。同样，中国共产党在遭受了重大损失之后，它本可采取更加激烈的对策，其党内领导人总还是不能不顾及到国民党继续抗日这个事实，因而极力地限制自己实施报复政策的烈度和实行对抗政策的范围。由此可知，在抗战期间，民族矛盾终究要高于两党之间的矛盾的。国共两党不论闹到何种地步，终归还是要走向妥协的。
（二）
1月25日，苏北盐城，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命令，在原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和八路军华中指挥部的基础上重建新四军军部。将我党在陇海铁路以南的部队，统编为新四军，由陈毅为代军长，胡服（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全军共编为7个师和一个独力旅，共计9万余人，
数量等于皖南新四军的10倍。
第1师由粟裕任师长兼政治委员，率原一、二支队主力，主要作战区域在江苏苏北地区，建立了苏中军区抗日民主根据地；
第2师由张云逸任师长，副师长罗炳辉（后任师长），政治委员郑位三，主要作战区域在安徽东部洪泽湖以南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
第3师由黄克诚任师长兼政治委员，以八路军南下支队为主，主要作战区域在淮河以北、陇海铁路以南、津浦铁路以东，建立了苏北军区抗日民主根据地；
第4师由彭雪枫任师长兼政治委员，由八路军南下支队部分和新四军原第六支队组成，主要作战区域在豫皖苏边区，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
第5师由李先念任师长兼政治委员，主要作战区域在鄂豫皖地区，建立鄂豫皖抗日民主根据地；
第6师由张鼎臣任师长兼政治委员，由留在苏南的原新四军一、二支队的部队组成，主要作战区域在江南，建立苏南抗日游击根据地；
第7师由谭希林认代师长，曾希圣为政治委员，主要作战区域在安徽中部，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
这一区域敌我顽犬牙交错，形势极为复杂。
独立旅成立于1941年2月，由原八路军第115师第五旅改编，旅长梁兴初，政委罗华生，下辖三个团，1942年北上山东，改编为八路军115师教导旅第五旅。
新四军的健儿们，继续战斗在大江南北，淮河上下，到抗战胜利之际，新四军已发展到将近30万人。
（三）
1940年11月初，八路军南下部队拿下了盐城，这一天要到海安来和新四军部队会师。同志们去张罗会场，小任一个人值班，同时在编墙报。
忽然大门口进来一个魁梧大汉，小任抬头一看，竟是陈毅司令员。他马上立正、敬礼。陈司令笑着还礼，走进天井，张望了一下，然后进大厅。
“你一个人在工作啊？”他问小任。
“是的”，小任立正回答，“我在编墙报。”
陈司令也许是等着开会，到四下里看看，也说不定走来看张茜同志的。张茜同志就在宣教科工作，是小任的学习组长。他看了一下，回身就要走。
“陈司令，”我忽然来了灵感，斗胆说，“您能给我们的墙报写几个字吗？”
“好啊，”陈毅司令员非常爽快，一点没拒绝，说着就在我的写字桌上随手拿起了张白纸，反正毛笔墨汁是现成的，他提笔就写下了肯定在他心里酝酿成熟了的一首诗。诗云：
十年征战几人回，
又见同侪并马归。
江淮河汉今谁属？
红旗十月满天飞。
与八路军南下部队会师，同志中有十年不见者。
陈毅1940年11月7日。
虽然这首诗写于皖南事变前，但她充分说明了新四军在苏北等地区发展的蓬勃气势。
第二百四十三章叶挺和项英也是兄弟（）
（一）
本书中写了几对兄弟，在抗战那民族危难时刻里坎坷的故事。
其实叶挺和项英也算是兄弟，他们是战斗中结成的革命兄弟。革命经历的不同，使他们有各自的处理、对待斗争过程中问题的方法。
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对项英、袁国平做了政治上的批判。当时项英尚未被叛徒枪杀，还在皖南蜜蜂里，隐蔽着，准备择机渡过长江，去和江北的新四军回合。
1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项英、袁国平错误的决定。决定指出：项英等对于中央的不尊重，3年中已发展至极不正常的程度。过去的张国焘与现存的项英、袁国平，都因不服从中央的政策而失败。
决定还说项英、袁国平“踏上了与张国焘相类似的覆辙”。
决定提出：“在全党全军的高级干部中宣布中央决定，开展反项英、袁国平的斗争，但暂时不得向下级传达，尤不得向党外宣布。”
叶挺在得知在皖南事变后不久项英牺牲后，并没有落井下石。听到项英的死讯后，已被国民党关押在江西上饶集中营的叶挺对探狱的朋友说：“项英也是一有志气有才干的英雄。他的重大失误不是与我合作不好，而是对中共中央一再要他提高政治警惕性的指示置若罔闻，竟然完全按国民党顽军设计的陷阱走，最后铸成大错。”
叶挺1946年经党中央营救出狱后，不幸罹难于“四八”空难。
（二）
皖南事变已经过去70多年，直到今天，关于皖南事变的争议还不绝于耳。这是因为作为新四军最高领导层新四军军委会的项英、袁国平、周子昆先后在事变后牺牲。但作为新四军军委委员、秘书长的李一氓在皖南事变中突围，后不久，辗转到达香港后，用我党的电台，分数次向中央报告了皖南事变的全过程。
随后，李一氓经护送到达苏北新四军根据地，在受到胡服（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对他进行了口头警告处分后，李一氓又当面向他们报告了事变的全过程。
1941年1月20日中央军委参谋部关于《皖南新四军在泾县茂林村被顽军聚歼的军事教训》的通报阐述的比较中肯。通报说：项英等抗战以来在执行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关于新四军发展和建立根据地的方针以及“江南部队北调”的指示迟疑不力，是他的主要错误。
关于项英军事行动的布置与指挥上的错误，通报认为：到苏南应东进才安全，而项英却向南走，向有顽军凭险筑垒固守极难通过的茂林路线。即使如项英所说向南是佯动，选择与用兵也是不对的。到茂林后若不停留，立即冲出去是绝对可能的。项英等擅离部队是错误的，险些造成整个部队溃散。持此次皖南部队的失败，固然是由于国民党亲日反共顽固派的阴谋，也是由于项英同志在政治上、军事上的错误造成的。
第二百四十四章皖南悲歌（4）（）
个人觉得写历史、看历史；既不能断章取义；更不能以偏概全。
谈到皖南事变；同样不能孤立地谈，孤立地谈这件事情，因为此事按目前主流的解释，不大合情理，各种生搬硬套的分析与理由，最终的结果只能证明当时的蒋委员长精神处于不健康状态，真要是这样的话，那我们中国人命不好，在关键时刻摊上这么个倒霉的家伙做领袖。如果否定他精神有隐疾的话，他还是个具有正常思维的人，那么他制造皖南事变，自然有他的道理的逻辑。当然，按照后来的革命史观，我们不能认同他的道理和逻辑，那这件事我们就占理了。
可问题是我们在叙述历史的时候，不能凡事都只能按照自己的标准和逻辑，如果任何事件都用革命史观这把尺去量，那完蛋了。比如在农民起义研究一朵花的年代，洞庭湖钟相、杨么起义，被岳飞一路追剿过广东，完全消灭为止。如何用一切农民起义都是正义的这把尺，来量度岳飞的这段历史表现？在当时就把史学界搞得狼狈万分，难道还能把岳飞定性为镇压农民起义的恶魔侩子手？所以最后只能搭七搭八地说他有阶级和历史局限性，这样的史学研究笑死人不说，这是以现在的社会环境套历史事件；叫＂穿越＂；怎么能让人服气？
所以当我们不从一般的历史观出发，而从历史的角度去看待“皖南事变”时，就发觉皖南事变发生的必然性，这是不以国共两党主要领导人意志而转移的悲剧，它产生的根源，本质上还是来自国共双方的抗日策略。
延安在1940年5月4日发电指示新四军所在的中共东南局：我们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例如在江苏境内，应不顾顾祝同、冷欣、韩德勤等反共分子的批评、限制和压迫，西起南京，东至海边，南至杭州，北至徐州，尽可能迅速地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独立自主地扩大军队，建立政权，设立财政机关，征收抗日捐税，设立经济机关，发展农工商业，开办各种学校，大批培养干部。中央前要你们在今年一年内，在江浙两省敌后地区扩大抗日武装至十万人枪和迅速建立政权等项。
10月19日，中国军队最负责人蒋阿拉命令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长的名义，向八路军正副司令朱德、彭德怀和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发出“皓电”：新四军原在江南作战，其性质装备，皆与规定地区悉相配合，乃兄等均不遵照命令，擅自放弃规定任务，而肆意越境略地，夺枪勾兵，自由扩编，故十八集团军遵令改编之始，原仅四万五千人，而至今竟称为五十万人，今姑不问其人员武器有无虚实，亦不计裹胁成军能否作战；而事前既未照章核准，事后又不许中央过问，仅要求中央照数发饷；现在全国集团军总司令总计不下数十人，从未有未经奉准，而自由扩编者；敌后游击队，且不下百余万，亦未有不经点验编组，而自由领饷者。。。。。。然而中央为顾全抗战之大局，统帅为爱护抗战之实力，对于兄等部队种种违令干纪之行动，不惟迄今大度包容，不加罪谴，而且始终顾全，期以精诚相感，始则改划作战地区，屡将被兄等攻击之国军，设法他调，以避免摩擦。。。。。。切望兄等迅即遵令将黄河以南之部队，悉数调赴河北，厚集兵力，扫荡冀察残敌；完成抗战使命，全国军民同胞，所蕲求于兄部者，惟此而已矣！”
此电系要求新四军接电报后迅即将全部撤到旧黄河以北的命令。11月19日，延安答覆：“同意将皖南的新四军部调往长江以北。”何、白先后于1940年10月19日和12月7日发出皓电、齐电，勒令新四军限一月时间移向江北，最后的期限确定为12月31日。可新四军部与延安的电文往返商量的结果，却是过了这个期限才走。这一拖，便拖出悲剧来。
第二百四十七章不再领国民党发的饷（）
陈毅曾回忆说：“项英对叶挺军长不尊重，不信任，不让其独任军部的工作，一直到包办战场指挥，强不知以为知。”
战争是流血，是死人，但是战争又是变革，社会变革。历史上每发生一次战争，社会都经历一次大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