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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下，即红一师红一团红一营红二连的十七勇士，在遵义会议精神和谭政政治工作的鼓舞下，正严阵以待，整装待发。原来，自以红一师红一团为主力的中央先遣队顺利通过大凉山彝族区以后，于5 月25日凌晨3 时来到了大渡河畔，顺利地夺得了敌人的一只小船并占领了渡口安顺场。占领安顺场后，杨得志团长立即来到大渡河边观察地形。经过请示后决定靠夺得的那只小船并在一位四十多岁的老船工等帮助下，靠船渡河。天明后，杨得志团长再次来到河边观察对岸敌情。通过望远镜，他看到对岸离渡口一里左右有个四、五户人家的小村庄，并有围墙。渡口附近有几个碉堡，周围全是黑岩石。估计敌人可能把主力隐蔽在这个小村子里，以阻挡我渡河部队登岸。在观察敌情时，杨得志决定：兵贵神速。先下手为强！他立即作了渡河部署：令配属红一团的军团炮兵连将三门八二迫击炮和数挺重机枪布置在阵地上，轻机枪也进入阵地掩护。令有名的神炮手赵章成和机炮连的三个特等射手也进入阵地。当时渡船只有一只，乘不了多少人，杨得志决心组织一支坚强精悍战斗力特强的渡河奋勇队，并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一营。在谭政等领导多年精心用政治工作培养出来的红一师每个战士的脾气是：遇到困难顶着上，碰到战斗任务抢着上。
这次一营战士听说要组织渡河奋勇队，战士们一下子围住了一营营长孙继先，争先恐后地要求参加。孙继先请示杨得志后决定：集中到二连选派，然后由营长批准。开始，选定了十六人。这时，二连通信员陈万清哭着喊着争着要去。他是遵义会议后入伍的新同志，参军不到半年，年仅十六岁。刘伯承、聂荣臻等首长到达安顺场时，他正在要求。聂荣臻和杨得志都说：“由你们营长最后下命令定吧，叫谁去谁就去。”当孙继先批准他参加奋勇队时，陈万清破涕为笑了。最后确定的十七名渡河尖兵强渡成功，后来成了红军历史上的著名十七勇士。1935年6 月中旬。蜀西夹金山以北藏族游牧区。风和日丽，草原青青。红一师主力翻越了白雪皑皑的大雪山——夹金山，来到夹金山脚下草场辽阔的藏民游牧区。这一带的藏民信奉喇嘛教，每个圩镇都建有富丽堂皇的喇嘛寺，晚上一家人均团聚在一起烤火念经。他们生活简单，以牛、羊肉和青稞为主食。红一师主力来到这个地区，开始大家很高兴，以为到了游牧区，吃肉肯定没什么问题。可是，由于藏民误信敌人的宣传，不但把牛、羊赶走了，而且人也跑光了，粮食也埋藏了起来。而我们所带的粮食已经吃完了，顿时部队的口粮无以为继，饥饿严重地威胁着部队。部队到达马河口时，已经断炊两天了。怎么办？有人提出说，地里的豌豆苗可以采摘充饥。师政委黄甦觉得这是违犯群众纪律，不同意。然而，人总是要吃饭的，红军指战员也不例外，就是为了革命的胜利，也要吃饭，活下来，行军，打仗。后来，师政治部主任谭政想出了个主意，既解决了吃饭问题，又基本上不违犯群众纪律。谭政说：“为了不损害群众的利益，又可以用豌豆苗充饥，我们可以在采摘群众的豌豆苗后，在地头上放上几块钱作为赔偿，并插上木牌说明。”大家觉得除这个办法外，也就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大家也就按这一办法去做了。谭政的这一发明，初步解决了部队缺粮的问题。
第四章新岗位经常变进谏一万言1935年9 月中旬。甘肃迭部县哈达铺藏族农牧区。秋高气爽，红日当空，万里蓝天飘着朵朵白云，辽阔的甘南藏族草原一片翠绿，阵阵凉风拂面掠过，好一派祖国西北的自然风光啊！草原上，一场藏族同胞盛大的欢迎宴会，正在隆重地举行。他们以藏族风俗的最高规格和礼节，设宴招待了长征途经这里的红军领导干部。谭政也出席了藏民这次盛大的宴会。自红一师随中央纵队强渡波涛汹涌的大渡河，翻越白雪皑皑的夹金山，横跨泽国茫茫的草地以后，于9 月18日来到了甘肃南部迭部县的哈达铺，并在此进行为期数日的休整。这里是藏族农牧区，草原辽阔，居民极少。虽然此时9 月中旬，正值牛肥马壮、秋粮成熟的季节，但是长征快要结束，北上抗日在即，红军只能路过，不能久留。由于红军纪律严明，很好地遵守了藏族的风俗习惯，严格地执行了民族政策，秋毫无犯，得到了藏民兄弟的拥护和支援。为此，现在藏民兄弟在盛情款待红军领导人。多少天来，红军指战员都是靠野菜、草根皮带等充饥，米面从未沾唇。现在一看到藏巴团子，肚子饿得直叫，口水快要流了出来。谭政狼吞虎咽，一口气吃了七八个还不觉得饱，但却不敢再吃了。
谭政在后来回忆那难忘的一幕时，万分感慨他说道：当时，觉得藏巴团子可真香啊！可是，不能再吃了。这是因为：我们也在教育部队，饿过头的胃不能吃得过饱，吃多会胀死的！所以，我吃了八个藏巴团子以后，便克制自己，不能再吃了；尽管肚子饿得很，可我们终归是红军的领导干部呀，要是没完没了地吃，连受苦的藏族同胞也会笑话饿瘪肚皮的红军的！这大概也是红军长征路上艰苦生活中的一个插曲吧！不，我一生是把它作为红军长征中的一次很有纪念意义的活动！
1935年10月19日傍晚。陕北苏区保安县吴起镇。陕北秋日的晚霞，带着落日的余辉，慢慢洒落在这尘土飞扬的黄土高坡，洒落在群山环抱、炊烟缕缕的小镇。此时，中央红军穿过黄褐色的山谷——头道川，来到了这个地处陕西黄土高原心脏地带的吴起镇，最终找到了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吴起镇，是陕北革命根据地保安县属地，传说是为纪念古代名将吴起而命名的。在周围窑洞里住着一百多户人家，七百多人口。当红军到达吴起镇时，群众误以为是国民党军队前来骚扰，男女老幼，牵着牛羊、逃避一空。我军便四处寻找群众，找着几个老弱病残者，但因语言不通，一问三不知。为此，谭政等政治领导人开始了紧张的工作，广泛开展政治宣传。在他的发动指挥下，战士们开进宿营地后，首先打扫街道卫生，清除垃圾，到处张贴“北上抗日，收复失地”、“与红25、 26 军会合，一致抗日救国”等标语。老人们判断这是红军无疑，就去叫老百姓回来。
很快，吴起镇的党支部书记和乡政府主席回来了，第二天，全镇男女老少都回来了。一见红军，他们就高兴他说：“咱们以为国民党军队来了呵，原来是自己人！”群众热烈欢迎红军，乡干部们和部队负责同志共同研究解决部队的各种需要，介绍周围的敌情。广大指战员兴奋他说：“我们真的回到自己家了！”在吴起镇，红军根据当时的敌情，部队的需要和当地物质条件的可能，决定在这里休整七天，进行政治方面、军事方面和物质方面的整训和准备。在政治工作方面，经谭政等人的组织与发动，深入解释、宣传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苏区抗日新根据地及陕北红军会合的重大意义，宣告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结束，动员广大红军指战员，为保卫陕北苏区而战。在军事工作方面，训练新兵，刷擦武器，调整弹药，整顿军容，严格军纪。在物质准备工作方面，补充服装，加编草鞋，洗澡，洗衣，理发，整顿内务等。
这样，中央红军及其红一师从1934年10月离开中央苏区进行长征，历时一年，长驱两万五千里，途经十一个省份，长途转战跋涉，历尽艰辛，今天，终于胜利地到达陕北苏区，结束了伟大的长征。广大指战员的激动、兴奋、喜悦、欢乐的情怀，是语言无法表达的。整个吴起镇，沉浸在无限美妙的欢歌笑语声中。谭政，作为中央红军红一军团红一师的政治领导者，不仅自始至终参加了长征，亲身经历了长征途中的每一个艰难险阻，接受了来自敌人和大自然的严酷考验，而且还亲自领导了红一师的长征，使红一师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为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建立了功勋。参加红军长征，不知在何地、何时，谭政身上留下了一个不可磨灭的纪念品。这个纪念品，就是脚掌上留有一个很硬的东西，说是枣刺，可又不是，它好像就成了“化石”，走路碰上这个硬块，非常痛。到延安后，医生给他做了手术，手术虽不大，但很复杂，没能把那块硬物挖掉。建国后，医疗条件改善了，医术提高了，也没有做掉。但诊断的结果是，那块硬物是一截木棍在里面，被肌肉紧紧包缠着。据医生分析，估计是谭政在长征路上扎进脚掌上的枣刺。后来谭政富有风趣他说：“这个手术不用做了，就让它永远在我的脚上长着吧！当做长征纪念吧！我的脚掌有时痛得难忍，但是，一痛，倒使我想起了艰苦年代的长征路！”1935年12月27日，陕北重镇瓦窑堡龙虎山脚下，基督教礼拜堂。黄土高原凛冽的寒风，卷着稀稀拉拉的雪花和黄土高坡特有的沙尘，更给这灰白色的世界增添了几分寒气。在陕北，瓦窑堡可以算得上是一个繁荣、体面的城镇。镇上石窑洞、砖瓦窑洞较多，瓦窑堡因此得名，镇上千户居民都住在这些窑洞里。镇子周围有陕甘苏区的兵工厂、造币厂、弹药厂。镇东不远的清涧（秀延）有苏区的机械修配厂、被服厂、镇南百里延长一带蕴藏着丰富的石油，镇西与保安、吴起镇相望，镇北是波浪翻滚的大理河。瓦窑堡当时是陕甘省委所在地，陕北苏区的政治、经济中心，也是中共中央临时驻地。中共中央礼堂就座落在离镇不远的龙虎山脚下。
中共中央礼堂（原是基督教的一座礼拜堂）不时爆发出阵阵掌声，这里正在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
会议由张闻天主持，毛泽东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著名报告，传达瓦窑堡会议的精神，毛泽东系统、精辟地阐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会场的前部中间，坐着一位三十上下年轻、潇洒的红军将领，正在全神贯注地聆听毛泽东的报告，不时地低下头记录着报告的重要内容。这位红军将领就是时任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的谭政。
自1935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迁至瓦窑堡以来，张浩（林育英）从莫斯科辗转回国，带回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八一宣言”和共产国际关于中共策略转变即由内战到抗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有关精神。在这一精神的影响与推动下，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于12月17日至25日在瓦窑堡下河滩田家院张闻天、刘英夫妻住的窑洞里举行。
参加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刘少奇、邓发、张浩等十二人。张闻天受政治局委托，起草了会议决议即《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史称“瓦窑堡会议决议”）， 12月25日决议在政治局会议上通过。《决议》为六个部分：1。目前形势的特点；2。党的策略路线；3。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4。苏维埃人民共和国；5。党内主要危险是关门主义；6。为扩大与巩固共产党而斗争。会议及其决议基本上确立了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开始了中共政策的重大转折或者转变。
为了传达与贯彻上述会议精神， 12 月27日，党中央在瓦窑堡龙虎山脚下中共中央礼堂即西北办事处的礼堂召开了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在会议上，谭政听取了毛泽东的报告及其对瓦窑堡会议精神的传达。
在返回驻地的路上，毛泽东报告富有鼓动性的话语，还不时在谭政的耳际回荡：“日本帝国主义决定要变全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和中国革命的现时力量还有严重的弱点，这两个基本事实就是党的新策略即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出发点。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陕北的腊月虽然寒冷异常，可是，红军和陕北的父老乡亲仍然忙着杀猪宰羊，沉浸在春节前的欢快、忙乱气氛中。然而，谭政却无心留意这中国古老传统的宝贵时光，多少天来，他苦苦思索，思绪万千，他在惦量毛泽东报告和瓦窑堡会议决议的份量。“政策要转变，红军政治工作该怎么办？”“如何使党的政治工作适应党的策略转变的需要？”谭政在不停地思索着。最后，谭政决定起草一份“万言书”，向党中央、中央军委提出关于新时期、新形势下红军政治工作的改进意见。1936年正月，谭政在瓦窑堡度过了来到陕北的第一个春节。然而，他无心观赏陕北高原的明媚春光，却专心实施他业已定下的写作计划。白天，他伏案疾书，夜晚，又在窑洞昏暗的灯光下，彻夜不眠，继续写作。他的眼睛熬红了，他的脸颊消瘦了，他的计划终于完成了。1936年3 月26日，一份字迹工整、脉络清晰、思想鲜明的“万言书”——《关于红军中新的政治工作的意见》，终于上报了党中央。
谭政在意见书中写道：根据新形势下党的政策的改变，目前红军在军事战略性质的意义上，开始了新的历史阶段。鉴于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随着路线、策略的转变，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使红军的政治工作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当前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矛盾，国年的阶级矛盾降五次要地位。红军的政治工作即应由阶级矛盾跟上民族矛盾这一新的形势，由比较单纯的社会活动，转变到复杂的社会活动。在红军政治工作转变后的历史时期，加紧对部队进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路线的教育，就成为红军政治工作中的中心任务。同时指出，不管红军新形势下的任务怎样改变，组织形式不能不有某些变化，党在组织上、思想上的绝对领导是不能改变的，部队的管理教育不能放松，严格的纪律不容破坏。随着民族战争的开展、战争性质的改变，部队基本的政治教育，主要是提高其民族感，发扬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坚定革命的意志。基于今后抗日战争作战任务和作战对象的改变，政治工作仍然是以保证提高部队的军事技术和战术素养为前提，使红军部队走上近代军队的地位。发扬红军固有的特长——迅速、秘密、灵活机动，善于速决战，又善于持久战；善于攻击，还要善于山地战，还要善于平原作战、村落战、巷战，以及河川战斗。军事训练中，着重于干部素质的提高和指挥艺术的发挥，并开始指导战争规律的研究。红军的政治工作，必须在一定的战略任务之下，确立政治工作的方针。从一个战役计划，过渡到另一个战役计划，使政治工作领导，始终以党的工作为基础。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政治工作指导系统如果不和党的工作指导系统融成为一块，政治工作必然偏离方向。
谭政的意见书，最后对政治工作领导干部和政治机关的作风，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他指出：政治工作和政治机关工作人员必须加强，不仅要要求他们能够完成指定的任务，而且要培养他们具有单独判断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还要有敢于负责解决问题的毅力。整个政治机关的工作，必须真正建立集体领导与分工负责，使工作有计划地、系统地从组织上来推动，能够指挥如意地去领导部队的工作。随着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的发展和军队所担负任务的改变，要求政治工作有高度的集中与严格的政治纪律，反对各自为政的游击主义习气，保持红军政治工作优良的作风，求得创立政治工作统一的意志，整齐的步调，协同一致地为着工作的目标去努力奋斗。①谭政的“意见书”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中共中央载发了谭政的《关于红军中新的政治工作的意见》书，并加了重要按语。按语写道：谭政的这篇文章，对我军政治工作从土地革命战争向杭日战争的转变，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②谭政的“意见书”也曾提出过错误的意见，如“为了遵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的统一行动和编制体制，建议取消设立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对于这样的意见，中央没有批评指责，只是在转发谭政“意见书”的按语上指出，除政治制度的改革意见尚待研究以外，谭政所提红军新时期政治工作改进意见是正确的。谭政的《意见书》深得毛泽东、朱德、罗荣桓等领导同志好评。当时一位中央领导曾风趣地问谭政：“谭政呀，给你十发子弹，你能命中十个敌人么？”谭政回答：“打死靶子差不离，打运动目标一个也不保险。”这位领导说：“那你就别拿枪了，好好地用你的笔。你那支笔用好了，战斗力是不可估量的。”春天的温情尚未散尽，夏日的炽热已经来临。在这阳光明媚、景色宜人的季节里，陕北瓦窑堡沉浸在欢庆的气氛里。
1936年6 月1 日。陕北瓦窑堡米粮山。一座旧庙堂门前的空地上，临时堆起了一个土台，土台上放着一张长方桌，几张木条凳，一条横幅悬挂正中，上面写着“中国抗日红军大学开学典礼”，旧庙墙上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标语，整个会场简朴而又隆重。主席台上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党中央领导同志一一落座。主席台下，红军大学的学员们盘腿而坐，阵容整齐。谭政有幸成为红军大学第一期学员，坐在主席台下的学员队里，出席抗日红军大学开学典礼。
创办中国工农红军大学之事，早在1936年初就开始了，当时党中央决定以“红军学校”为基础，创办“红军大学”，并立即着手筹备。
二月间，毛泽东、彭德怀签发了西北红军大学招生布告。5 月14日，毛泽东等出席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再次提出了创办红军大学的问题，并且强调应抽调大批干部到红军大学学习。5 月20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议，正式讨论决定建立“红军大学”，并决定将校址设在瓦窑堡米粮山。于是，选派干部进入红军大学的工作立即展开。红军各军团遵照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将一大批优秀干部选送到红军大学，保证了6 月1 日红军大学按时开学。随着一阵热烈的掌声，红军大学成立暨开学典礼开始了。毛泽东向红军大学学员作了重要讲话。他首先指出：“我党创办抗日红军大学，是为准备迎接民族革命战争的到来。为了适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需要培训干部，提高干部。因此我们的干部要重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