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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上午十一时，病人已开胸进行心脏按摩，仍毫无起色，抢救无效。可是，在场那么多人，谁也不敢第一个开口说：“停止抢救。”
一直到下午三点二十分，这才由市领导发话：“结束抢救！”
医生和护士们这才缓了一口气……
“红房子医院”突然出现的非常事件，惊动了“康办”。那个“办”设在上海康平路上。“康办”成了中共上海市委的代名词。
上海“康办”与北京“钓鱼台”之间的长途电话接通了。徐景贤压低了声调，以便送入话筒的声音带有一种沉痛感：“春桥同志，我向你报告一个不幸的消息……”
徐景贤的话还没有说完，张春桥的声音便在电话耳机里响起，“我已经知道了！”
显然，耳目众多的张春桥，早已接到报告。尽管如此，徐景贤还是详细汇报了如何组织抢救的情况：“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
说毕，徐景贤拿起了铅笔，毕恭毕敬地问道：“春桥同志，后事怎样处理，请您指示！”
徐景贤的铅笔，刷刷地记下了“春桥同志三点指示”：
“丧礼要尽量简朴，不要超过一般的工作人员；“不要去整出这次医疗事故的医生；
“不幸的消息暂时不要告诉母亲，以免她受不了。不过，估计也瞒不了多久……”
徐景贤见张春桥无责怪之意，松了一口气。他不敢怠慢，立即把“春桥同志三点指示”向下传达。
消息传到“红房子医院”，顿时，劳累了一天的医护人员放下了心中的石头。
“春桥同志到底是中央首长！到底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
“春桥同志作为家属，这样高姿态，真难得！”
一时间，有口皆碑，“春桥同志”的形象，变得无比高大，仿佛他那双三角眼里射出了大慈大悲的目光，他一向阴沉沉的脸忽然漾起了和蔼可亲的微笑。
善良的人们很难理解他阴暗的心理，爽直的人们无法捉摸他九曲肚肠。他像黄鳝一样滑，又像蛇蝎一样毒。他除了作了那“三点指示”之后，从未公开对非常事件再作表态。然而，他的意思，却不断通过他的妻子、他的亲属透露出来。他的意思表露得明明白白。却从无任何把栖落在别人手中。
后来，当王秀珍到上海兴国路“慰问”张春桥之妻李文静的时候，李文静拿出一封张春桥写给儿子的信。王秀珍读罢这封切齿之声可闻的信，立即明白张春桥的“三点指示”全是欺人之谈，而他的真正的“指示”清楚地体现在给儿子的信中。
其实，他的家书中的话，并非写给儿子看的，分明是讲给“马徐王”听的（上海人早已习惯把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合称为“马徐王”——因为他们仨同坐一凳，同出一气。）
王秀珍赶紧掏出笔记本，想抄下“春桥同志指示”。文静立即笑眯眯地收起了信。因为她知道，张春桥是不愿留下“痕迹”的——他以“家书”形式披露他的真正意图，其目的就在于不授人以柄。
王秀珍收起了傻乎乎的笑容，明白了文静出示“家书”的目的。
王秀珍一回到“康办”，立即把记忆中的“春桥指示”转告了马天水、徐景贤。
“马徐王”岂敢怠慢！
腥风血雨顿起，刀光剑影毕露。一场大祸降临在“白大褂”们头上……
张春桥之妹猝死成了通天大案
死者究竟何人？
她，姓张，名佩瑛。张春桥之胞妹也。
张佩瑛有三兄三弟。张春桥为长兄。她是七个同胞之中唯一的女性。
自从她猝然死于手术台，尸体在冷库中延宕多日，以致变形，这才终于决定火化。一九七四年五月五日，追悼会在上海龙华殡仪馆大厅隆重举行。数百人接到通知，到那里肃立，聆听悼词：
“张佩瑛同志，生于一九二八年三月，山东济南人。一九四八年八月参加革命工作。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上海第一医学院妇产科医院助产士、助产士长、团总支组织委员、工会主席、党支部书记，一九七○年起任第一医学院教育革命组副组长、院机关党支部书记、民兵连政治指导员等职……终年四十六岁……
她的遗体，终于推进火化炉。
“白大褂”们取下胸前的黄花和臂上的黑纱，回到手术室和病房。
人们渐渐淡忘了这一非常事件，以为追悼会为非常事件画上了休止符。
十二年后，极为偶然，我在上海一个与医务界毫不相干的单位查阅成堆的“文革”档案时，见到案卷中央有一份千把字的文件。
发文日期：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一日。
密级：绝密。
标题：《关于上海市委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私自组织张佩瑛死因调查组的情况》。
这份“绝密”文件，是根据调查组的一位成员的揭发材料写成的。这个成员曾在那个单位担任“工宣队员”，所以案卷中会出现这一文件。
我读罢这一“绝密”文件，深为震惊：像幽灵一样，一个行踪诡秘的“调查组”，当年曾在上海上窜下跳，调查着张佩瑛的死因，秘密调查、秘密审讯、秘密立案、秘密关押。所作所为，比希特勒的“盖世太保”有过之而无不及！
调查组是由一批“政治上绝对可靠”的“嫡系部队”组成。调查组名单由王秀珍拟定，与马天水、徐景贤讨论决定，上报“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批准。
调查组内分三个小组，各小组只与组长保持单线联系，组长则直接与“马徐王”
联系，外人莫知。就连上海市公安局，也不知道有这么个调查组——组内没有一个公、检、法成员。因为王秀珍说过，“对上海市公安局不放心！”
调查组对外的牌子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调查组”。
那份“绝密”文件透露：
“调查组一成立，就宣布了三条组织纪律：
“一、凋查组情况不得向调查组成员所在单位的领导汇报；”
“二、调查情况不准对任何人、包括自己的亲属讲；”
“三、工作要抓紧，情况要一天一报。”
“市委马、徐、王还规定，调查组直接由他们领导，别人不得过问，严格保密，情况只向他们三人及市委办公室张某汇报，搞得非常神秘。”
那份“绝密”文件，谈到了两个“绝密”的例子：
“成立这个调查组是极为神秘的，连市革委会、市委常委都不知道。有一次，由于牵涉一个普陀二中的教师，要到那里去了解情况，我们就直接去找当时普陀区委书记杨富珍同志。她是市委常委，一点不了解这件事，更不清楚我们这个调查组……”
“又有一次，有一个情况要到北京调查，徐景贤就专门作了指示，对北京市委要保密，千万不能对他们讲为了什么事来调查，只是说一般人事调查。去北京的介绍信，也不用上海市委、市革委会的铅印介绍信，而用单独打字的专门介绍信，徐景贤在上面签了字……”
惯于特务伎俩的张春桥，手下曾有过一支别动队，曰“游雪涛小组”，代号“二四四”。这个秘密调查组也是一支别动队，虽然名义上并不直接隶属于张春桥，然而，真正的指挥官正是他！他通过王洪文，以王洪文的名义发“指示”，而调查组的简报则送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由何秀文转交张春桥。张春桥对调查组实行“遥控”，但是他从不直接出面说三道四，甚至佯装不知道有这么个调查组，与他毫不相干——因为死者是他的妹妹。他要实行“回避”！
大抵由于“严格保密”的缘故，调查组如同一艘在深水中活动的潜水艇，淹没于万顷波涛之下，世人鲜知。
也正因为“严格保密”的“概念”太深的缘故，在张春桥被赶下历史舞台之后，就连调查组成员所写的揭发材料，也赫然在大头上标明“绝密”字样，继续为张存桥“保密”！
尤为令人莫解的是，在粉碎“四人帮”十年之后，那个调查组当年的秘密活动，仍未有片言只字公诸于世！
我以那份偶然见到的“绝密”文件为线索，追寻那艘深水中的潜水艇。费尽周折，我终于在北京一个很不显眼的单位里，在一张普通的办公桌旁，找到了当年被称为调查组的“灵魂”的Q。Q是调查组副组长，实权人物。如今，已经四易工作单位，从部级领导降为一个普通工程技术人员。当我突然向他提及“张佩瑛”三个字，他显得紧张。好在毕竟早已事过境迁，那段往事已成为历史，他慢慢镇静下来，陷入回忆之中……
我追寻调查组的调查材料。曲曲折折，直至惊动当今上海市的领导机关，这才终于得到支持，允许我查阅。我仔仔细细“拜读”了一箱“绝密档案”。我几乎是一口气读完的，犹如读了一部极为精彩的“推理小说”！
那一箱近千万字的档案，是调查组秘密活动的内幕的详尽记录。令人震惊不已的是，他们竟私自秘密审查了四十六人，其中立案审查的达十五人，一般审查三十一人。外调材料、档案摘录、提审记录、交代材料、旁证材料、专案简报等等，厚厚的，一本又一本……
最顺利的是寻访受迫害者。他们吐出了积压在心中多年的愤意，为之一快，为之一爽……
是时候了，该撕掉那些“绝密”封条了；
是时候了，该把那艘潜水艇从深水中捞出来，公诸于众；是时候了，该把当年的秘密的“通天大案”，大白于天下。
此案所以成为“通天大案”，是在于当年的张春桥官儿大。他戴着一顶又一顶光华四射的桂冠：中共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哥哥得道，妹妹升天。本来并不“大”的张佩瑛，也俨然成了“大人物”。她的摔死，便成了“大案”……
闲话少说，言归正传。且把时间倒拨至一九七四年，按照当年秘密专案组的“推理过程”，叙述这一秘密大案的来龙去脉……
手术前兴师动众，费尽心机
厚达数百页的《张佩瑛病史》，附有上百张各种各样的化验报告单。从一九五五年五月九日起，到她死于手术台为止，详细记载着她患病、住院、手术的种种经过。
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七日，病史记录：
“张佩瑛，女，四十六岁。因月经不正常八个多月，反复发作腹痛及低热四个月。经妇产科检查，子宫左上方有一硬质的肿块，有压痛，于二月二日入妇产科医院。经采用中西药抗炎和一般支持疗法后，热度消退，但肿块未见缩小，反有增大。
腹痛仍反复发作，并有加剧。经院内外大会诊，认为盆腔肿块性质不明，虽经积极治疗未见好转，故决定三月三十日将进行子宫及肿块切除手术。”
论级别，她不属高干；论业务，她不属高知。以往，她作为一个普通患者，动过多次手术，平平安安，顺顺利利。这一回，随着她哥哥张春桥荣登高位，那光辉照到妹妹脸上，熠熠动人。本来，像她这样的手术，在“红房子医院”犹如家常便饭，不知进行过多少次，稳操胜券。然而，张佩瑛动这普通手术，却兴师动众到如此程度：
三月十二日、三月二十七日，由上海第一医院党委负责人亲自主持，请来名医，为张佩瑛进行两次大会诊。会诊中的每一句话，都详细记录下来。
三月二十七日下午，由妇产科医院党总支负责人Y亲自主持，举行了张佩瑛手术的准备会议。十六个人出席会议。
经过详细讨论，周全备至的“手术方案”写出来了，“手术前小结”写出来了，“手术前后护理计划”订出来了，“手术组名单”终于确定了。
心电图、肝功能、肾功能、血常规、血钾、血钠、球蛋白……一项又一项测定、化验，都做好了。
就连手术后的护理计划，也有条有理，如水银泻地，那般周密。
引述以下十条“术后护理计划”，足见条条都是耗费心血写出来的：
一，建立专人护理班，日夜各一人，详细记录护理单；二，手术当天回病室，注意脉搏、呼吸、血压，半小时测一次；三，注意保证导尿管通畅，预防尿路感染。术后每天更换导尿接管及接瓶（密封）；
四，术后每天用1：5000P，P，揩洗会阴，更换导尿管上的纱布、橡皮膏；五，鼓励并协助翻身，促进术后恢复。术后第二天半卧位；六，注意饮食护理，鼓励多进食，避免吃肠胀气类的食物；七，术后的基础护理。口腔护理。全身的清洁。注意保暖，预防并发症；八，详细记录出入液量；
九，预防术后肠胀气，术后第二天艾灸足三里、中脘、天枢，每日二次，一次半小时；
十，每天按摩脚部（左脚）二次，术后左臀部热敷，促进恢复脚的活动力，防止肌肉萎缩及血栓性静脉炎。
此外，还规定“物质环境准备”，共五条；也极为周到：
一，注意室温调节，准备电炉一只；
二，术前室内大扫除，并用乳酸进行消毒；
三，严格执行探望制度，保证充分休息。一周内，除家属探望外，其他一律婉言谢绝；
四，准备好一切消毒物品及敷料；
五，晒草垫或调换草垫。
够得上天衣无缝，称得上无懈可击。
一条又一条，送到张佩瑛手中，请她和张春桥之妻李文静过目。
她微微地笑了，说了声。“谢谢！”
然而，当人们走开，她的笑脸转为阴郁。她忧心忡忡地对丈夫悄然暗语：
“我担心！从表面上看，大家都负责，实际上大家都不敢负责。今后要出问题，就可能出在这个问题上！”
她的疑虑倒并非多余。就连她也看出，医生们“都不敢负责”——拍马者固然不乏其人，但是更多的人出于畏惧。
畏惧什么呢？因为她是“春桥同志的妹妹”！
果真，一次普通的手术，却出了个意料不到的大事故……
指名道姓请来麻醉名医
三月三十日，为张佩瑛动手术的日子终于来临。
天刚朦朦亮，护士已经进入经过严格清洗的手术室＿一切就绪。就连病人搁脚的木板、置膝的膝枕，也都放到规定的地方。
妇产科医院麻醉师叶景馨，也早就在手术室里忙开了。这位护士出身的麻醉师，今天格外小心。她已把两台麻醉机擦得干干净净，放置在手术台旁。本来，用本院的那台麻醉机就可以了。不怕一万，只怕万一。有人以为还是用中山医院的麻醉机更保险。昨天上午，她特地赶往中山医院，借来一台最好的麻醉机。
预定手术在上午八点开始。张佩瑛在七点半就进入手术室。当她在手术台上躺好，手术的主持者、上海第一医学院党委副书记Fe就来到了。随即，外院的、本院的领导、医生、护士，络绎步入手术室。
万事俱备，唯不见方兆麟医师。
方兆麟，何许人也？
那是妇产科医院党总支在拟订“手术组名单”时，发觉麻醉师一环太弱——叶景馨恐怕难以独力挑此重担。党总支向一医党委提出：“希望中山医院能派一位政治上、技术上都比较可靠的医生。”他们还指名道姓点将，要求派中山医院麻醉科主任方兆麟医师。
方医生年近“知天命”，有着多年麻醉经验，何况又是该科唯一的党员。叶景馨曾师从于他。
上级规定，方医生倘离开上海三小时以上，务必事先征得领导同意，并告知行踪。因为他是高干医疗小组成员，多年来为柯庆施、刘亚楼等许多高干治病。当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他是上海应急治疗小组成员。理所当然，妇产科医院党总支对方兆麟医师寄予厚望。请他出师，可以确保张佩瑛手术麻醉工作万无一失。
方兆麟医师向来准时。面临这次重大手术，时钟已经敲过八下，怎么还不见他的影子？
一辆自行车在肇嘉洪路匆匆东行。骑者左手握龙头，右手扶书包架——架子上横放着一只蓝色的钢瓶。钢瓶太滑，虽然骑者不时看了看手表，心中焦急，但是不得不慢行，生怕钢瓶从车上滑下。偏偏不巧，自行车链条又滑了下来，又延误了时光。
此人便是方兆麟，那蓝色的钢筒里，装着麻醉剂——笑气。
方医生临时被点将调来。他没有参加最初的大会诊。会诊确定的麻醉方案的“硬膜外局部麻醉”。方医生看了张佩瑛病史，得知她因肌肉注射已发生左下肢坐骨神经麻痹，倘若再用“硬膜外麻醉”，可能会发生别的问题。出于一片好心，方医生建议改用乙醚，施行全身麻醉。又有医生提出，采用乙醚全身麻醉，可能会在手术后带来肺部并发症。方医生觉得有理，提出了最安全、最可靠的麻醉方案：用乙醚施行全身麻醉，然后输入一部分笑气，以减少二醚的用量，预防手术后肺部并发症。
这一方案，得到了手术负责人的同意。
不过，这一方案在手术前一天才确定下来。三月三十日一早，方医生到中山医院库房领笑气。须了一瓶，拧开开关，发觉瓶内剩气不多。他又返回库房，换了一瓶，拧开开关，发出“嗤”的一声，他满意了。然而，钢瓶上落满灰尘，他用水冲净，这才放上自行车。
如此这般折腾，加上肇嘉洪路正在挖防空洞，到处堆着土，道路坑坑洼洼……
终于到了斜桥。自行车一转弯，方医生看见了“红屋子”，舒了一口气。然而，一看手腕上的表，他又双眉紧皱：八点十分。
他风风火火跑上三楼，已有好多人在手术室门口等他了。天气尚冷，他的前额却沁出豆大的汗珠。
“方医生，你怎么迟到啦？”
一听这话，他的脸上火辣辣的。
他把笑气钢瓶往地上一放，连忙进更衣室换衣服，入洗手间洗刷双手。
一位护士把钢瓶拎进手术室，递给叶医师。
“方医生，用哪一台麻醉机？”叶医师在洗手间门口问了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