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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舒宪：确实异化。但社会不可能走回头路，异化是必然的。不能像有些学院派的文化批评理论那样，一说起“异化”就批判，而是应该正面引导，争取少一些异化，多一些价值和创造。我不是否定文化批评理论，我认为它对异化的批判非常有价值。但有必要指出的是，文化批评理论的先驱者们，如法兰克福学派，诞生于二十世纪前期物质经济主导的时代，当时尚未出现全球性的资源危机、环境危机。今天再胶柱鼓瑟地重复他们的批判未免食古不化。事实上符号经济最大的特征就是节能环保，商品价值的提升主要在于开发它所包含的文化附加值，而不在于所消耗的自然资源或者劳动力的价值。人不可能回到清心寡欲的原始社会，但符号经济对人的物欲起到了升华作用，使之不再像工业社会物质经济那样，单纯依赖和助长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欲望。这对人类社会来说不失为一种切实可行的选择。
黄湘：提倡“文化资本”和“符号经济”，具有怎样的现实意义
叶舒宪：上世纪九十年代国内翻译过一本书，未来学家托夫勒的《力量转移：临近21世纪时的知识、财富和暴力》。这本书里提出了一个概念：“转移别国经济学”——这个译名一听就是从英语硬译过来的，不过还能听懂，意思就是发达国家把高耗能、高污染、高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往其他国家转移。中国刚改革开放的时候瞄准的是谁啊是亚洲四小龙。亚洲四小龙当时是接第一世界的棒，把第一世界急于甩掉的高耗能、高污染、高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接过来。但亚洲四小龙转得快，很快就把棒传到了中国手里。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棒在手里，不能随便扔，扔了会有一大批老百姓的吃饭就业都成问题；但是再想找个接棒的下家已经很难了。可是棒在手里也是一个烫山芋。现在国内高层和经济学界关注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如何面对产能过剩。为什么会产能过剩是以我们贫乏的人均资源指标去盲目争当“世界加工厂”的必然恶果。电视机电冰箱手机等流水线引进了一条又一条，结果只能是大打价格战，中国厂家商家彼此杀得你死我活，利润蛋糕的大块份额却让掌握核心技术的外国人拿走了。这个烫山芋对传统文化造成的戕害（空前规模的土地开发和环境破坏）就更不用说了，真是杀鸡取卵啊。如果我们能早一些把目光放长远，站在符号经济的立场，我们的天空会蓝得多，国民会健康得多，本土文化风貌也会保留得好一些，甚至不会有能耗指标无法完成的忧虑。上世纪八十年代托夫勒曾经在中国红极一时，当时我任教的大学还集体组织学习过他的《第三次浪潮》。但是到了九十年代他就不受重视了，无论是经济学界还是政府决策部门，好像都没把他的《力量转移》当回事。托夫勒也许并非职业经济学家，但他对国际大势高瞻远瞩，条分缕析，不为专业知识所局限。反观国内的主流经济学直到现在也还没有真正注意他提出的那些问题。在托夫勒的《力量转移》问世十年以后，有一本更具理论体系性的专著《帝国》横空出世，风靡全球知识界。《帝国》的两位作者麦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明确指出，二十世纪搞文化的人可以不懂经济，搞经济的人可以不懂文化，但二十一世纪必须既懂经济，又懂文化，才能引领潮流。
黄湘：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在当今中国，如果要在符号经济方面奋起直追，应该从何处着手
叶舒宪：第一步当然是学习，学习国外发展符号经济的成功案例，看看人家是怎样成功地把文化力量变成市场占有率、变成经济效益的。2003年出版的一本译著，题目是《很久很久以前：以神话原型打造深植人心的品牌》，两位作者是研究神话原型的美国学者，他们在书里披露了一大批世界知名品牌和神话原型之间的关系。比如我们熟知的“耐克”品牌，英文名字Nike；是希腊神话里的胜利女神，常常站在雅典的守护神雅典娜的手上。再比如好莱坞电影十有八九都借助神话的力量。以《星球大战》为例，导演卢卡斯在创作之前仔细研读了神话学家坎贝尔的名著《千面英雄》，并且曾上门请教。这部电影表面上讲的是外星人的战斗，实际上是用古老的神话模式重新演绎人类的命运。据我所知，在发达国家，人文知识分子和经济界的联系相当紧密。像神话学在国内是冷门的学问，在英美等国的应用性却很强，厂家和学者频繁合作，把专业知识用于品牌设计和市场研发。事实上我们拥有极其丰富的神话资源，创造的经济效益却少得可怜。如今年轻人要过外国的情人节而不是传统的“七夕”。再比如张艺谋、陈凯歌这些大导演拍的大片，在开掘利用本土文化资源方面也是乏善可陈，只能围绕着制片商的巨额资金的指挥棒去拼凑故事。要是他们能像卢卡斯那样多充实一下自己作品的知识含量，情况会改观。
黄湘：您觉得把本土文化资源转换为“文化资本”的关键是什么
叶舒宪：关键是文化情怀，对本土文化资源的情怀。现在政府也在大力提倡“文化创意产业”，可是没有文化情怀的“文化产业”只能是空洞的，没有附加值。其实不只是在“文化产业”里才有文化，在符号经济时代，所有的经济现象背后都存在符号性的文化因素。举一个例子，去年北京市出租车升级换代，根据行政命令，七万辆“夏利”车全部换成韩国的“现代”车。“现代”在北京设有分厂，因而此举可以为北京市上交一笔不菲的利税。但相关部门的决策者没有想到，2008年奥运会召开之际，全世界来北京旅游观光的外国人一出机场看到都是清一色韩国品牌的出租车，会做何感想要知道在德国，一出机场，所有的出租车都是清一色的奔驰，这不仅是产品，也是文化符号啊！我们的决策者却只看到了局部市场利益，把展示民族品牌以及中国文化的最好机会拱手送人。
黄湘：说到“文化情怀”，人文知识分子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叶舒宪：一个国家的人文知识分子应该首先是本土文化资源的传承者，而不能沦为只会在课堂上空谈外来理论的传声筒。可惜经历了一个世纪的文化革命，如今国人的本土文化情怀普遍淡薄，多数学院派知识分子也不例外。因为我们的思维方式已经被外来的话语体系弄得很僵化了。礼失求诸野，现在对本土文化资源最有感情的知识人，是一些坚守在地、县文化馆、地方博物馆等基层里的人。他们对活的文化传承还有感同身受的体验，其文化情怀是自发的，不是从教科书里学来的。学院派人文知识分子不能只是在体制里呆着，不宜仅从书本里找学问。最好能够经常走人民间和“田野”，在本土文化传承的“田野”里获取真知灼见，陶冶文化情怀。当然，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从现在开始做起，至少也要十年时间才能略见成效。
批判者博德里亚
陈卫星
法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和文化批评家让·博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于2007年3月6日在巴黎逝世，享年77岁。
博德里亚1929年7月29日出生在法国北部的农村，1948年就读巴黎亨利四世中学，后进入巴黎索邦大学学德语。毕业后从1960年到1966年在中学从事德语教学，翻译过马克思和布莱希特的作品。1966年开始在巴黎第十（Nanterre）大学教授社会学，然后进入法国科学院社会创新研究所从事研究。从1986年开始，担任巴黎第九（Dauphine）大学的社会经济信息研究所的研究员。
终其一生，博德里亚并不是学院派的教授，而是通过大量的批评性著述对媒介时代的社会现象发出自己的独立声音，由此成为北美乃至全世界学术界的重要研究对象。
在最近三十多年中，博德里亚一直对媒介和消费社会进行激进地批判，先后有五十来本著作问世，其中大量随笔文体的著作积极反映现实问题，尤其是在伽利略（Galilee）出版社出版的二十来本著作中，评论范围包括了西方当代社会所有的文化、政治、社会和美学现象。人们一般认为，博德里亚的思想比较接近以《景观社会》一书而闻名全球的居伊·德波，从悲观主义走向虚无主义。但博德里亚的批评从来不是非政治的，而是有助于对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批评的。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冷战的终结使得后现代思潮一时成为显学，博德里亚的思想被认为是向哲学、心理分析、符号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领域的传统命题提出根本挑战。根据法国l’Heine出版社截至2004年的统计，西方学术界研究博德里亚的学术专著已经出版33部。经过北美学术界的推广，博德里亚已经成为上世纪末以来后现代思想的旗帜性人物。
符号批评的转向
1966年法国学术思潮中的结构主义和符号学处于上升时期，在博德里亚做社会学博士论文答辩时，答辩委员当中有巴特、布尔迪厄和列菲伏尔等后来法国学术思想的巨头。当时，法国著名境遇主义思想家居伊·德波根据发达国家的社会充斥着无穷的广告表象提出“景观社会”的命题，而博德里亚则把这种完全通过象征符号的表现对空间的过度填充看成是“超真实的”，即被表现的各种客体符号自身替代人们对现实世界的感知，由此演变出的客体的逻辑取代了主体的逻辑。1968年，学术上初出茅庐的博德里亚发表他的博士论文《物体系》，从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的需要概念出发，对消费社会进行了激烈抨击。这以后，消费社会一直是他的批评对象。在西方战后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时代，高新技术开始支配社会发展，商品及其各种广告形式的表象大量扩散成为社会运行的动力，如何解析这种社会越来越被符号所裹胁的原因和机制1970年，博德里亚出版的《消费社会》一书全力揭示消费社会和传播的新神话，分析消费商品的消费和展示如何形成发达国家的社会秩序。他第一次指出商品的重要性首先在于社会能指而不是物质客体，社会关系亦转变为与物品尤其是与那些物品的消费之间的关系。《消费社会》这本力作不仅仅是博德里亚的成名作，而且也在西方学术界开辟了一种社会批评的新模式。
沿着这条思路，在1972年出版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评》一书中，博德里亚认为媒介在促成一种社会关系，即对交换的抽象、分离和取消。在他看来，意识形态不是交换价值的结果，而是操作本身。比如说信息审查不是直接通过压制的方式，而是交换价值的位移在起作用，正如今天流行的制造诱惑先于物质生产的经济范式。这种理论的说服力使他成为法国乃至全世界知识界的重要人物。其后，他不断发表在知识界产生震动的理论，如1973年以后出版的《生产之镜或历史唯物主义的幻觉批评》，认为社会的组织程序是符号交易而不是物质生产，这标志着他开始与马克思主义拉开距离。1976年出版《象征交换和死亡》，1979年出版《诱惑》，则成为他学术思想向后现代转型的标志。
博德里亚的学术思考始终专注对“表现”（Representation）的兴趣。从1981年出版的《拟像和仿真》开始，博德里亚后期的思考和写作重点主要围绕着信息表象对社会的支配而导致的现实的解构。有人指出：“博德里亚同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决裂的基础就在于他认为社会发展的阶段就相当于拟像的秩序，或客体得以复制的形式。”（＇美＇道格拉斯·凯尔纳编：《波德里亚：批判性的读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31页）有别于后现代思想崛起之前的西方学术界的各种宏大理论叙事，博德里亚认为意识形态好比时装，往往被简化成一种符号体系。而既然是符号，无论是什么符号，都只能是类像。在资本主义制度中，类像无限循环直至停止流通，我们不得不丧失现实的最终本质。而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声称要建立的关于社会的新政治和新理论不过是幻觉。他认为冷战后的世界演变格局基本上是沿着经济新秩序的路线，所有的知识新秩序不过是经济新秩序的说辞。他还指出客体和表象、事物和观念之间的界线消失，我们的现实演变成了一个拟像世界：它不仅能够将不存在的事物表现为存在的事物，将想象的事物表现为现实的事物，而且它还逐渐削弱同现实的对比度，把现实吸纳为自身的组成部分。在这个意义上，大众传播不再执行社会调解功能，而是满足于一种事物被模拟的快感，如各种代码、民意测验、指标和图示的场景。模拟者和被模拟对象之间的互动构成当下大众传播的景观，如当大众传媒在模拟日常生活的时候，人们的日常生活也越来越接近大众传媒的提示，整个社会通过模拟机制逐步走向绝对控制。
二元对立的虚拟
博德里亚的理论创新在于他打破现实原则和认识原则的二元对立：“客体不再是过去的客体”。这个晦涩的句子试图告诉我们意识不再能够理解现实：因为客体在所有领域逃避自身，而仅仅以昙花一现的形式出现在屏幕上和虚拟性中。正常说来，传统哲学思想认为能够在客体面前站立一个主体，能够发明一种装置如交换价值、因果性和目的性来与之平衡，能够按照二元法则来与之区分，如好与坏，真与假，符号和参照物等等。但博德里亚认为，在我们这个世界，这种思维不再有效。因为各种宏大叙事所总结的矛盾规律在起作用。世界的命运转而在逐步淡化甚至放弃各种公共管理规则的前提下，成为各种非规则化所孕育的“灾难性程序”的猎物。例如，各种真实或虚构的现象，不再因为相互矛盾而相互排斥，而是在需要时进行相互补充、相互适应和相互证实，总之是按照差异或差异性进行相互交换。人类社会进入一个衍生物指数的阶段，能指被抵押，不再与所指的现实产生交换，而是不断膨胀和增生，干扰所有的秩序，自我繁殖和自行转移，直到影响一切或什么影响也没有。
人们很容易看出博德里亚把相对主义的观念推向极端。他坚信今天的人类面临着一种“不确定性原则”，人们试图对真理、工作、信息、社会财富、性别、语言、记忆、历史叙事、艺术作品、他者、文化、表现、事件本身等建立一种人为平衡的关系，结果是只能添加其他的虚像、伪装的意义、超级状态和虚拟性、整容术等等。欺诈和幻觉似乎更真实，事件在信息空洞中消失，现实在超现实当中消失。“现实的消逝”使我们从此进入一个虚像时代，表达一种“幻觉消失者”思维哲学，结果是理论上的虚无主义观点：“理论上最好安排这样的建议：它们能够被现实揭穿，实在的用处只是与其形成强烈对比并因此而暴露自己。因为现实是一种幻觉，而任何思想都应首先力求揭露它。为此，思想自身应该蒙面前进并使自己成为诱饵，毫不考虑自己的真实。它应以没有成为分析的工具、没有成为批评的工具而骄傲。因为世界应该自我平行。世界自己应该表现得不像真实而像幻觉。世界的现实感丧失将是世界自己的作品。”（la crime parfait；Galilee；Paris；1994；p143－144）理论上的虚无主义必然导致对现实感的丧失，从而走向不可知论。
博德里亚的灵感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法国现代作家阿尔弗雷德·雅里（Alfred Jarry）的科学幻想，这导致他和传统意义上的哲学思维方式产生断裂，并充满幽默和反讽。甚至，“博德里亚”成为了“好奇心”的同义词。因为他把自己的批评活动称之为“对非真实事件的非现实分析”，而超现实亦是一种比现实更现实、比美更美、比真实更真实的模拟。在他看来，社会事实在事件之后成为一种流动的符号，难以把握。因此，在非现实当中比真实更真实，而在现实当中比虚构更虚构。在他的笔下和口中，几乎不会忽略任何产生符号意义的细节，如书、文章、姿态、面貌、展览、电影、表情、服装、头巾、标志、阴影、屏幕、戏剧、政治冲突、战争等等。他似乎在懒散地游走，轻轻扫视所有的事物，始终准备着一副笑容，而在各种公共场所面对各种挑战性的提问时，他也从来是温文尔雅，从容不迫。
博德里亚被称为是“奇异事件”的社会学家。他断定理论的目的是要抓住现实，实际上是一个意在统摄现实的圈套，在张网等待现实的自投罗网。要捕捉现实，“应该使理论自身成为一种怪事。应该使理论成为完美的罪行或者是奇怪的吸引者。”为此，他不惜在文字上采用种种特别的风格和形式，从谬误推理到自相矛盾，从模仿到疑难，从挑衅到反讽。他用思维的睿智机警和犬儒姿态打造思想的警觉，试图在现实消失之前抓住最后的亮光。这在某种意义上使得他的思想行为成为不可能的使命，甚至在他的思想自我系统化的同时亦在摧毁这种思想本身。的确，和常规的社会学家相比，博德里亚的社会学批评是令人困惑和难以置信的，因为充满着概念的发明和创新，他的表达往往具有特殊的印记，如类像、超导、致命战略、过于冷却、快速溶解、病毒、增殖、传染、克隆、脱衣舞、互动终端等等名词。不管什么主题，他始终能够说出别人说不出来的东西。人们总是在现实的不确定性面前措手不及。当人们往往还在追随事件的时候，他在拼命追赶事件的意义。
影像传播的虚无
博德里亚还借助其摄影爱好表达自己的观察和思考。他认为媒介类似一种毒品，尤其对政治家，新闻照片有一种谋杀形式，使政治家定型化为某种引起舆论评判的类型化人物。西方大众媒体为吸引大众编发的第三世界的苦难影像，往往激起博德里亚的道德内疚。他感慨面对世界经济的苦难，这些展现苦难的影像同时是发达国家的良心债务。证词是一种判决。我们生活在一个真实时间中，事件的展现好比摄影镜头的推拉摇移，思考的事件在缩短。在他看来，如果说照片是一种见证，那么现实与新闻照片的联系在何处然而照片本身往往被当作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