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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虽为女性，但她对拜伦妻子安娜贝拉显然并不同情，甚至还有相当的反感。这可从传记中对安娜贝拉如何接近拜伦、欲擒故纵的拒绝拜伦求婚、拜伦几乎放弃后她又主动写信联系（她捏造了一个拜伦的情敌刺激他）、最后受到暗示的拜伦第二次求婚，安娜贝拉终于首肯等等细节描写上可以看出。无怪乎作者在讲到拜伦被迫与妻子分居与流亡国外一事上的关联时说，本来，“他是天生的猎人，但是在这件婚姻里，他却成了被追逐的猎物。”（中华日报版，第94页）作者以此突出了安娜贝拉工于心计、理性至上、控制欲强等与拜伦性情截然相反的性格特征，虽然语气客观，但读者的倾向性已经显露无遗。
在几个中译本中，朗福特本是惟一一部提到“希腊群岛”（中译名《哀希腊》）一诗的。《哀希腊》是《唐璜》第三章中的一首插曲，在诗中拜伦感叹希腊古今盛衰的巨大反差，对昔日英雄辈出、今日却臣服在异族压迫下的希腊“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后来，拜伦又正是牺牲在希腊民族解放斗争的战场。所有这些，让二十世纪整整上半个世纪的中国人对这位诗人及其《哀希腊》产生了极大的兴味。可以说，《哀希腊》在中国的知名度之高，是其他外国诗歌无法比拟的。因此，朗福特的这一内容（详见中华日报版第31～32页），非常符合中国人的历史情结和审美期待。
本书还是惟一一部提到拜伦创作吸血鬼小说一事的中译拜伦传记。原来，拜伦1816年旅居瑞士日内瓦时，与雪莱及其后来的夫人玛丽（当时雪莱未与前妻艾哈丽特离婚，故实只能算是情人关系）、玛丽的没有血缘关系的妹妹克莱尔（拜伦在英国的最后一位情人）等人为邻。拜伦等四人在一次雨夜闲谈之际，商定各写一篇鬼怪的故事。但最终完成的只有玛丽，她写出了《弗兰肯斯坦，或现代普罗米修斯》（Frankenstein；or The Modem Prometheus），这部著名的哥特小说后来还被誉为文学史上第一部科幻小说，被多次改编成电影。另两位当事人雪莱和克莱尔都退出了，拜伦则写了一个片段，“这个片段，后来被波利多利所窃用而写成了‘吸血鬼’。”（中华日报版，第107页）1819年出版的这部《吸血鬼》被认为是英国第一部哥特式小说。不过，本书没有说明的是，出版商为了谋求销量，还“窃用”了拜伦的名字，作品最早是以拜伦的名义在一种杂志上发表这部拜伦创意、波氏本人执笔的哥特式小说的。无论如何，波氏客观上替拜伦在哥特小说创作史上争得了一席地位，这也该算是他对自己曾经的雇主的一份报答吧。
尽管这五种传记各有特色并发挥了各自的作用，但相比西方拜伦传记研究的丰富资源和不断出现的新成果，中国拜伦传记译本如果仍然满足于仅有的五副面孔就显得单薄和迟滞了。或许不久以后再谈此类话题时，我们如果再要沿袭现在的命名思路，就需要将越来越可观的拜伦中译本唤作“拜伦的诸副中国面孔”了。我们期待吧！
《意外或偶然——报人读史札记》读后
刘世南
由鄢烈山先生作序的《意外或偶然——报人读史札记》，是一本很有价值的书，不但能令读者增加很多历史知识，而且针砭时弊，足以警惕人心。为了使此书更臻完善，我想提出几点意见和作者商榷。
第72页：“可惜王安石听不得半点反对意见，于是凡是赞同他，同时也是他认为有能力的，不论处于哪一层次，都要破格提拔，韩绛、吕惠卿、苏辙等的升迁可以佐证。”
据我所知，苏辙并非王安石一派，他和其兄苏轼一样，是反对新法的。《宋史》卷三三九苏辙本传：“（辙）丁父忧，服除，神宗立已二年。辙上书言事，召对延和殿。时王安石以执政与陈升之领三司条例，命辙为之属。吕惠卿附安石，辙与论多相牾。王安石出青苗书使辙熟议”，苏辙反对。但青苗法还是推行了，中外皆莫敢言，“辙往见陈升之”，表示反对，“又以书抵安石，力陈其不可。安石怒，将加以罪，升之止之，以为河南推官。”后哲宗立，宣仁太后临朝，旧党用事，而新党（王安石一派）的蔡确、韩缜、章悖仍在位，“窥伺得失，辙皆论去之。吕惠卿……至是自知不免，乞宫观以避贬窜，辙具疏其奸，以散官安置建州。”元祐五年，王安石党人“分布中外，多起邪说，以摇撼在位。”司马光一派“欲稍引用以平夙怨，谓之调停”，宣仁太后疑不决，苏辙面斥“调停”之非，复上疏竭力反对，其中有云：“（安石等）造作诸法，上逆天意，下失民心。二圣（指宣仁太后和哲宗）因民所愿，取而更之，上下忻慰。”宣仁太后从其言，“调停之说遂已。”
从以上史料看，苏辙显然不是王安石一派的人，而是新法的反对者。
第84页：“董子云：‘上臣以人事君，中臣以身事君，下臣以货事君。’此中董子，不知为何许人。”
前人称董仲舒为董子，但《汉书·董仲舒传》和《春秋繁露》都没有这三句话。据我所知，《荀子·大略》有这三句话，但顺序为“下臣事君以货，中臣事君以身，上臣事君以人。”我怀疑《巢林笔谈》的作者龚炜本作“荀”，后人刊刻误为“董”。
第87页：《老学庵笔记》记南宋初的唐锡，故意引毛文评论当国的秦桧，毛文大骇，亟起掩耳，连呼“放气，放气！”田先生解释为：“放气，是骂人说话无理。”
田先生说的并不错，但未达一间，“放气”就是“放屁”，乃宋朝的俗语，俞樾《茶香室丛钞》卷十（转矢气）条：“转矢气，即所谓屁也……宋时俗语也。”矢，今作“屎”。又清人沈起凤《谐铎》有《夏器通》一则，为“下气通”谐音，亦即放屁。
第98页：“在《池北偶谈》里，王士祯讲到自己自陕西布政史（原文如此）的任上回京述职，‘帑羡一无所携’，别人劝告他，你给严嵩送的礼，哪里像话，别的地方官拿去送给他的管家还怕怪罪呢。王士祯说：‘厚则吾务实有不能。’此话不虚。王士祯在地方，不仅‘不奖喜事猎虚名者’，而且‘更严禁贪酷之吏’。他给手下出过一个告示：‘尔之俸薪，皆出于民，更残民以逞，取充囊，不有明罚，必有幽责，不于其身，必于子孙’。正因为王士祯的严察和身体力行，带动了一批人，‘其归属官鲜以贪墨败者。’”
我很奇怪：王士祯，清康熙间神韵派的大诗人，大名鼎鼎的“渔洋山人”，生于1634年，卒于1711年；而严嵩，生于1481年，卒于1568年。王的生年，距严的卒年，中间隔了六十六年，王士祯怎么可能去给严嵩送礼呢？
我查了一下《池北偶谈》，卷五有一则《葛端肃公家训》：“德平葛肃公为明嘉（靖）、隆（庆）间名臣……公与予家世姻娅……尝谈公家训，谨录数则于左。”其第八则云：“予自陕西布政使入觐，帑羡一无所携，有时相子（南按：时相指严嵩，子指严世蕃）官太常尚宝，同众邀饮，亦只照常送一帕仪。吏白：‘他省藩司未尝有以此送严管家者，而顾以贻其主，人恐嗔怪。’予曰：‘厚则吾力实有不能，相谅与否，听之而已。’严管家者，分宜（南按：指严嵩）家人严年也。”其第九则云：“……予在河南，只重循良有司，不奖喜事猎虚名者，更严禁贪酷之吏。尝刻木榜曰：‘尔之俸薪，皆出于民，更残民以逞，取充囊橐，不有明罚，必有幽责，不于其身，必于其子孙。’后予在吏部，佐中外考察数四，旧属官鲜以贪墨败者，不可谓无所感孚也。”
原来田先生把葛端肃公的言行误为王士祯本人的言行了！
葛端肃公是谁呢？是葛守礼。《明史》卷二百十四有传。《中国人名大辞典》第1308页，《中国文学家大辞典》第1138页，皆据《明史》本传概括。简介如下：葛守礼，字与立，德平县（旧县名，在今山东省德州市东）人。生年不详，卒于明神宗万历六年（1578）。嘉庆八年进士。为人清廉高介。累迁至户部尚书，奏定国计簿式，夙弊因而清除。时徐阶、高拱、张居正轮流执政，交相倾轧。守礼周旋其间，正色独立，人以为难。卒，谥端肃。有《端肃公集》十卷（《四库总目》）。
鄢烈山先生在序中称赞田先生“苦读完中华书局版《二十四史》‘等绿皮书’，《资治通鉴》等‘黄皮书’和《历代史料笔记丛刊》等‘白皮书’”，这自然很好。但愿他以后读书时还更细心些，就更好了。
第152页：“古谚云：‘咬得菜根，定百事可作。’”
此二语并非古代谚语。朱熹编、陈选注的《小学集注》（收在《四库全书·经部》）有：“汪信民常言：‘人常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胡康侯闻之，击节叹赏。”《中国人名大辞典》第478页：“汪革，宋代临川人。字信民，绍圣进士，吕希哲门人，分教长沙。蔡京当国，召为宗正博士，不就。性笃实刚劲，时谓不免堕禅学。然其言曰：‘咬得菜根断，则百事可做。’固名言也。有《青豁类稿》《论语直解》。”
第161页：“状元出身的赵翼……”
赵翼是探花，不是状元。《清史稿》卷485本传：“（乾隆）二十六年，复成进士，殿试拟一甲第一，王杰第三。高宗谓陕西自国朝以来未有以一甲一名及第者，遂拔杰而移翼第三。”
第307页：“《礼记》不是由孔夫子亲手删定的吗？”
传说孔子删定了《诗》《书》《礼》《乐》《易》《春秋》，其中的《礼》是指《仪礼》《周礼》，而非《礼记》。《礼记》非“经”而为“传”，乃汉朝儒生所辑录的，故其中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论。读过《礼记》的人，就知道孔子决不可能删定《礼记》。《礼记》在先秦儒家虽为“传”，但到汉朝，已被尊为“经”，郑玄作了注。
我并没有从头到尾看完田先生这本书。出于对田先生的尊重，为了他今后能写出更多的好书来，所以提醒他注意。
余嘉锡先生《四库提要辨证·自序》说：“纪氏（指纪昀，《四库全书提要》的定稿人）之为《提要》也难，而余之为《辨证》也易……易地以处，纪氏必优于作《辨证》，而余之不能为《提要》决也。”同样的道理，我就没有精力和识力写出田先生这样的书。
我自改革开放以来，写了不少绳愆纠谬的文字，并非自以为高明。清代学人钱大昕说得好：“学问乃千秋事，订讹规过，非以訾毁前人，实以嘉惠后学。”学术乃天下公器，书既出版，如有错误，知者不及时指出，必然贻误年青读者。这就是我不断写作此类文字的用心。钱大昕又说：“一事之失，无妨全体之善，不可效宋儒所云‘一有差失，则余无足观’耳……去其一非，成其百是，古人可作，当乐有诤友，不乐有佞臣也。”（《潜研堂集》卷35《答王西庄书》）我对所有被批评的书或论文，实皆抱此思想。相信被批评的诸公，必定虚怀乐善，能受尽言。
（《意外或偶然——报人读史札记》，田东江著，商务印书馆2006年3月版，30。00元）
世界美好的基础在于信任
晓 颐
美国学者埃里克·尤斯拉纳（Eric。M。Uslaner）所著《信任的道德基础》一书所探讨的问题，不仅是美国所面临的问题；而且也是我国社会经济转型期间越来越凸显的问题。构建和谐社会是目前的当务之急。而如何构建和谐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运用社会的信任度作为参照系来研究的。
一个社会和谐与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从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程度上反映出来。那么信任是什么？它以什么为基础？它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其传统观念有什么关系？如何把它作为一项体现和谐社会（这是全世界各国都追寻的理想）的指标来加以考察和测量，从而成为我们研究构建和谐社会的参考？此前，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的《信任》和我国社会学家郑也夫的《信任论》等著作，都曾围绕着信任问题展开讨论。本书作者则运用社会学的定量分析方法，深入、严谨地探讨了信任问题，使这项研究更为深化和具体，开拓了人们的思路。全书的体系创建和研究方法也堪称前卫，值得我们参考和借鉴。
本书运用数理统计的方法，参考大量各类统计数据和学术观点，从对不同时间、不同国度、不同信仰、不同种族、不同经济形态的各种人群的反复测试和比较中，探索如何提高人们信任感的共同规律。作者在反复强调贫富差距的日益加大，经济上的不平等，是使美国人民的信任指数不断下降的主要原因，它远远超过“越战”、政府更迭等事件对美国人民产生的影响。这一问题在我国又何尝不是隐忧？本书虽然完成于2002年，但书中的议题可谓既古老又超前，书中涉及的和谐、信任、民主、平等诸问题，更具有现实意义。“不患寡，患不均”，透过历史的反思，也可预见未来社会的问题乃至危机。在书的最后，作者疾呼：“不要致富，要平等！”
本书始终力图解释为什么人们会信任陌生人，为什么这种信任是重要的。作者认为，信任是一种价值，它不取决于个人在公民群体中的一般社会交往。人们起初是从父母那里学到信任的，而信任取决于乐观主义的世界观：世界是一个良好的地方，人们能使它更美好。信任他人更有可能通过慈善捐赠和志愿工作得到实现，信任感的提升能使那些受歧视的群体得到更有力的支持。具有信任感的社会更有可能对资源进行从富人向穷人的再分配，它的政府也会有更高的效率。在近三十年中，美国社会的信任感在衰落，其根源可以追溯到乐观主义的衰落和经济不平等的加剧，作者记录了各个市场经济体制中有代表性的数据在各种时间序列中的变化趋势，具象地描述了这些观点。
埃里克·尤斯拉纳是美国马里兰大学帕克学院（college Park）的政府与政策教授，他发表过许多著述，其中包括：《和谐气氛在美国国会中消退》（1993）、《行动者与罢工者：众议院和参议院中的理论家》（1999）。还编辑过的《社会资本与日常生活中的参与》和《社会资本与向民主的过渡》等著作。作者是位犹太裔的美国学者，他的书中显示了带有犹太民族特色的机智与思辨，并包含了一系列生动的比喻。
“信任是最复杂的、多维度的和被误解的概念之一，这一点在社会科学中被广泛承认。尤斯拉纳的这本书缓解了这种经验和概念上的混乱……以非凡清晰的思路，对关于信任的现有数据进行了透彻的分析，朝着搞清楚这些数据的意义走了很长的路。那些有兴趣对社会资本和公民参与的衰落进行辩论的政治科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或其他任何有这种兴趣的人，都应该阅读此书。”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R。乌斯诺教授这样评论本书。
阿姆斯特丹大学H。塞梅特科教授说：“这是一本吸引人的书，他是政策制定者、学者和学生的重要读物。尤斯拉纳的论证是有说服力的，其基础是对概念的精心阐明，以及对美国的调查数据这笔财富周密的分析。然后他又说明了这种阐明和分析在世界上其他国家也能成立。他告诉我们，人们需要做的事情是给未来带来更多的信任。本书对数据的讨论也能为熟知多变量模型的人们所理解，而且这一讨论的笔触生动，其中不乏趣闻逸事。”
从本书译后记得知，去年三、四月间，尤斯拉纳曾来华访问，一直由本书译者张郭敏陪同，期间他们共同探讨了在翻译中文版时遇到的各种疑难问题。这无疑对保证本书的翻译质量有极大的帮助。
（《信任的道德基础》，＇关＇埃里克·尤斯拉纳著，张敦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1月版，29。00元）
读《语言变异与变化》
芮东莉
2006年底，南京大学徐大明教授主编的《语言变异与变化》一书出版，这是国内当前介绍西方社会语言学理论最新的一本书。该书前六章系统而精要地介绍了国外社会语言学关于“语言变异与变化”理论研究的新成果，并在最后一章对中国社会语言学近期的研究成果进行了介绍。这是一本汇集国内外“语言变异与变化”课题研究新成果的完全手册，在编写过程中，为方便国内学习者理解和掌握书中的新理论做了大量的工作。在书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从读者的需要出发”、“出于方便研究者的目的”这样的句子，整本书从头到尾贯穿着与读者的交流和对话，这与当前大多数学术书以冷面孔示人的风格形成了强烈对比，也是该书最令读者感动的地方之一。
从内容上来看，《语言变异与变化》一书代表了当前国际上社会语言学领域研究的最新成果。语言变异理论一反传统语言学只研究静态、封闭语言系统和语言规律的做法，它认为，语言变异是语言的本质性特征之一，对异质语言的有序系统进行研究才是语言学研究的核心所在。虽然目前语言变异理论在西方已被广泛接受，国内也有少量介绍该理论的文章，但该理论对于国内语言学习者来说仍然是一个很新的课题。要将这一理论和研究方法介绍给国内读者并非是一件易事。为使国内读者更为容易地掌握语言变异理论，推动这一研究新成果在国内传播，《语言变异与变化》一书从结构的安排到术语、人名翻译的选用上，都极尽心力。
考虑到国内对变异理论的产生、发展及其流派都已有了较多的介绍，该书“对读者可能比较熟悉的内容，在保证整体的系统性前提下尽量简述”，而对国内以前从未或很少介绍过的变异研究的方法、语言变异与语言结构系统等做了详细的介绍。可以说，该书从内容的安排上完全实现了编者“结合读者已经熟悉的内容，恰到好处地填补读者知识层面上的空白”这一质朴的初衷。
近一百页的参考文献和附录绝对是该书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是译介作品，书中少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