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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剩余价值分为资本和收入。节欲论
在前一章里，我们把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只是看作资本家的个人消费基金，在这一章里，我们到现在为止把它只是看作积累基金。但是，剩余价值不仅仅是前者，也不仅仅是后者，而是二者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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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之。剩余价值一部分由资本家作为收入消费，另一部分用作资本或积累起来。
在一定量的剩余价值中，这两部分中的一部分越大，另一部分就越小。在其他一切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种分割的比例决定着积累量。但这种分割是由剩余价值的所有者资本家来进行的。因此，这是他的意志行为。按现代庸俗经济学的术语，取决于他的最大化个人效用。至于他所征收的贡物中由他积累的部分，据说是他节约下来的，因为他没有把它吃光用尽，也就是说，他执行了他作为资本家的职能，即执行使自己致富的职能。
资本家只有作为人格化的资本，他才有历史的价值，才有象聪明的利希诺夫斯基所说的“没有任何日期”的历史存在权。也只有这样，他本身的暂时必然性才包含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暂时必然性中。但既然这样，他的动机，也就不是使用价值和享受，而是交换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增殖了。他狂热地追求价值的增殖，肆无忌惮地迫使人类去为生产而生产，从而去发展社会生产力，去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而只有这样的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创造现实基础。资本家只是作为资本的人格化才受到尊敬。作为这样一种人，他同货币贮藏者一样，具有绝对的致富欲。但是，在货币贮藏者那里，这表现为个人的狂热，在资本家那里，这却表现为社会机构的作用，而资本家不过是这个社会机构中的一个主动轮罢了。此外，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使投入工业企业的资本有不断增长的必要，而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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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支配着每一个资本家。竞争迫使资本家不断扩大自己的资本来维持自己的资本，而他扩大资本只能靠累进的积累。有无竞争及竞争的程度将影响其个人的现代庸俗经济学效用函数及其最大化。
所以，就资本家的一切行动只是通过他才具有意志和意识的资本的职能而论，他的私人消费，对他来说也就成了对他的资本积累的掠夺，就象在意大利式簿记中把资本家的私人开支记在资本的借方一样。积累是对社会财富世界的征服。它在扩大被剥削的人身材料的数量的同时，也扩大了资本家直接和间接的统治。【路德用高利贷者这种虽然在不断更新但是老式的资本家形式为例，很清楚地说明了统治欲是致富欲的一个要素。“异教徒根据理性得出了高利贷者是四倍盗贼和杀人犯的结论。而我们基督教徒却非常尊敬他们，几乎要为了他们的货币而崇拜他们…… 凡是吸尽、抢劫和盗窃别人营养的人，就是犯了使人饿死，使人灭亡的杀人大罪（杀多少，由他决定）。高利贷者就是犯了这样的大罪，他照理应当上绞架，如果他身上的肉多得足供许多乌鸦啄而分食，那末，他盗窃了多少古尔登，就应该被多少乌鸦去吃。但是他们却泰然坐在安乐椅上，而小偷却被绞死……小偷带上镣拷，大盗却腰缠万贯，身著丝绸…… 拿着石块的巴勒斯坦人是恐怖分子，拿着坦克、大炮的以色列人和美国人却是反恐怖主义的“正义之师”。所以，在世界上人类再没有比守财奴和高利贷者更大的敌人了（恶魔除外），因为他想成为支配一切人的上帝。土耳其人、武夫、暴君都是恶人，但他们仍不得不让人们生活，并自认是恶人和敌人。他们有时还会同情甚至不得不同情某些人。而高利贷者和贪财之徒却想竭尽全力使整个世界毁灭于饥渴贫苦之中，从而使他能独占一切，人人都把他奉为上帝，去领受他的恩赐，永远成为他的奴隶…… 这就是当今美国的自由女神。披上长外套，带上金链指环，擦擦油嘴，让人看来俨如尊贵的虔诚者…… 高利贷者庞大可怕的怪物，象一只蹂躏一切的恶狼，比任何卡库斯、格里昂或安泰都厉害。但他却装出一付虔诚的样子，想使人无法知道被他倒着牵回洞穴去的公牛究竟到什么地方去了。然而海格立斯必然会听到公牛的吼声和俘虏的叫声，甚至到悬崖峭壁中去搜寻卡库斯，把公牛从恶汉手中拯救出来。所谓卡库斯就是指盗窃、抢劫和吞食一切的虔诚的高利贷者这个恶汉。他不承认自己做了恶事，并且认为谁也不会找到他，因为公牛是倒着牵回他的洞里去的，从足迹看来公牛似乎是被放走了。高利贷者正是想这样愚弄整个世界，似乎他带来了利益，他把公牛给了世界，其实他夺取了公牛并把它独吞了…… 资本家及其御用的现代庸俗经济学也想愚弄整个世界。幸好有马克思！既然对劫路人、杀人犯和强盗应处以磔车刑或斩首，那就更应该把一切高利贷者处以磔车刑和斩首…… 驱逐，革出教门，或斩首。”（马丁·路德《给牧师们的谕示：讲道时要反对高利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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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原罪到处发生作用。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积累和财富的发展，资本家不再仅仅是资本的化身。他对自己的亚当具有“人的同情感”，而且他所受的教养，使他把禁欲主义的热望嘲笑为旧式货币贮藏者的偏见。古典的资本家谴责个人消费是违背自己职能的罪恶，是“节制”积累，而现代化的资本家却能把积累看作是“放弃”自己的享受欲。“啊，他的胸中有两个灵魂，一个要想同另一个分离！”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初期，——而每个资本主义的暴发户都个别地经过这个历史阶段，——致富欲和贪欲作为绝对的欲望占统治地位。但资本主义生产的进步不仅创立了一个享乐世界；随着投机和信用事业的发展，它还开辟了千百个突然致富的源泉。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已经习以为常的挥霍，作为炫耀富有从而取得信贷的手段，甚至成了“不幸的”资本家营业上的一种必要。奢侈被列入资本的交际费用。此外，资本家财富的增长，不象货币贮藏者那样同自己的个人劳动和个人消费的节约成比例，而是同他榨取别人的劳动力的多少和强使工人放弃一切生活享受的程度成比例的。因此，虽然资本家的挥霍从来不象放荡的封建主的挥霍那样是直截了当的，相反地，在它的背后总是隐藏着最肮脏的贪欲和最小心的盘算；但是资本家的挥霍仍然和积累一同增加，一方决不会妨害另一方。这是关键。因此，在资本家个人的崇高的心胸中同时展开了积累欲和享受欲之间的浮士德式的冲突。
艾金医生在1795年发表的一部著作中说：
“曼彻斯特的工业可分为四个时期。在第一个时期，工厂主为了维持生活，不得不辛勤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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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特别是靠盘剥那些把子女送来当学徒的父母而大发横财，那些父母付给他们高额学费，而这些学徒却忍饥挨饿。另一方面，当时平均利润很低，要积累就得大大节俭。他们过着象货币贮藏者一样的生活，甚至连资本的利息也不肯消费。
“在第二个时期，他们开始赚到了少量的财产，但还象过去那样辛勤地劳动”，——因为象一切奴隶监督者都知道的那样，对劳动的直接剥削是要花费劳动的，——“并且过着和过去一样的俭朴生活…… 在第三个时期，奢侈开始了，各企业通过派骑马的人〈骑马的推销员〉到王国各商业城市去兜揽生意而扩大了经营。在1690年以前，在工业中能赚到3000—4000镑资本的人可能为数极少，甚至根本没有。但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或者在稍后的时期，工业家已经积累了货币，开始建造石头房子来代替木棚或土房…… 但在十八世纪最初几十年，如果一个曼彻斯特的工厂主以一品脱外国葡萄酒款待自己的客人，那就会遭到所有邻居的议论和非难。”
在机器生产出现以前，工厂主们晚上在酒店聚会时花的费用从来不会超过6便士一杯果汁酒和1便士一包烟。直到1758年，才出现了划时代的事情，人们第一次看到“一个实际从事营业的人坐上自己的马车！”“第四个时期”，即十八世纪最后三十多年，“是穷奢极欲，大肆挥霍的时期，这是靠扩大营业来维持的”。如果善良的艾金医生今天在曼彻斯特复活的话，他又将说些什么呢！
积累啊，积累啊！这就是摩西和先知们！“勤劳提供物资，而节俭把它积累起来”。因此，节俭啊，节俭啊，也就是把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重新转化为资本！为积累而积累，为生产而生产——古典经济学用这个公式表达了资产阶级时期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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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它对财富分娩的痛苦从来不迷惑，但对历史必然性悲叹又有什么用处呢？在古典经济学看来，无产者不过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机器，而资本家也不过是把这剩余价值转化为追加资本的机器。它非常严肃地对待资本家的历史职能。为了使资本家的内心摆脱享受欲和致富欲之间的不幸的冲突，马尔萨斯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初期曾维护这样一种分工：让实际从事生产的资本家承担积累的任务，而让另一些参加剩余价值分配的人，如土地贵族、领受国家和教会俸禄的人等等承担挥霍的任务。他说，最重要的就是“把支出欲和积累欲分开”。那些早就变得享乐成性和善于交际的资本家先生们不由得大叫起来。他们的代言人之一，一个李嘉图派叫道：马尔萨斯先生鼓吹高额地租、高额税收等等，难道是为了让非生产消费者来不断地刺激工业家！诚然，口号所标榜的是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的生产，但是，
“这个过程与其说会促进生产，不如说会阻碍生产。而且让一部分人过着游手好闲的生活，只是为了去鞭策另一些人，这也不是十分公正的。尽管从后者的性格来说，如果强其他们去做，他们是能把事情办好的”。张维迎在英国牛津大学的博士论文（《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认为，工人愿意受鞭策，只要他们对自身因此而过多的消耗能够得到补偿。但该文没有象马尔萨斯先生那样，假定资本家也愿意受鞭策。
尽管他认为靠吸掉工业资本家汤里的油水这种办法来刺激工业资本家去积累是不公正的，但是他觉得，“要使工人勤勉地劳动”，必须尽可能地把工人的工资减到最低限度。他从来也不隐瞒生财之道就在于占有无酬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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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需求的增加不过是表明他们甘愿拿走自己产品中的一小部分，而把其中大部分留给他们的雇主：要是有人说，消费〈工人的消费〉减少会产生‘过剩现象’〈市场商品充斥，生产过剩〉，那我只能回答说：过剩现象是高额利润的同义语。”
关于从工人那里掠夺来的赃物应该怎样在工业资本家和游手好闲的土地所有者等人之间进行分配才最有利于积累这种学究气的争论，遇到七月革命就平息下去了。此后不久，城市无产阶级在里昂敲起了警钟，而农村无产阶级在英国又燃起了熊熊烈火。海峡此岸在传播欧文主义，海峡彼岸在传播圣西门主义和傅立叶主义。庸俗经济学的丧钟已经响了。在纳骚·威·西尼耳于曼彻斯特发现资本的利润（包括利息）是无酬的“最后第十二个劳动小时”的产物恰恰一年以前，他曾向世界宣布了自己的另一个发现。他庄严地声称：“我用节欲一词来代替被看作生产工具的资本一词。”这真是庸俗经济学的“发现”的不可超越的标本！它用阿谀的词句来替换经济学的范畴。如此而已。西尼耳教训说：“野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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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弓就是从事工业，但他没有实行节欲。”这就向我们说明，在早期的社会状态下，劳动资料如何和为何没有资本家的“节欲”也被制造出来了。“社会越进步，就越要求节欲”，也就是越要求那些以占有别人劳动及其产品为业的人实行节欲。从此劳动过程的一切条件就如数转化成资本家的节欲行为了。造弓因而也是节欲了。谷物不只是吃掉，而且还用来播种，这是资本家的节欲！葡萄酒保留一个时期用以发酵，这是资本家的节欲！资本家“把生产工具贷给〈！〉工人”，也就是说，把生产工具同劳动力合并在一起作为资本来增殖，而不把蒸汽机、棉花、铁路、肥料、挽马等等吃光，或者按照庸俗经济学家的幼稚说法，不把“它们的价值”变成奢侈品和其他消费资料挥霍掉，这就是资本家在掠夺自己的欲望。资本家阶级究竟怎样能做到这一点，至今仍然是庸俗经济学严加保守的秘密。一直严守到现在，并将永远严守下去。够了，世界之所以能生存，无非全靠这个在毗湿奴神前的现代赎罪者资本家的自我修行。不仅是积累，就是单纯的“保存资本也要求不断地努力克服把资本吃光用尽的诱惑”。所以很明显，单是人道就要求把资本家从殉道和诱惑中解救出来，其办法同不久前乔治亚州的奴隶主所采取的一样，后者通过废除奴隶制而摆脱了这样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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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为难的境地：是把鞭打黑奴所得的全部剩余产品消耗在香槟酒上，还是把其中一部分再转化为更多的黑人和土地。
在各种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中，不仅都有简单再生产，而且都有规模扩大的再生产，虽然程度不同。生产和消费会累进地增加，因此，转化为生产资料的产品也会累进地增加。但是，只要工人的生产资料，从而他的产品和生活资料，还没有以资本形式同他相对立，这个过程就不会表现为资本积累，因而也不会表现为资本家的职能。几年前去世的、继马尔萨斯之后在海利贝里东印度学院讲授政治经济学的理查·琼斯，曾用两大事实很好地阐明了这一点。因为印度人民大部分是自耕农，所以他们的产品、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从来不具有“从别人的收入中节约下来从而要经过一个预先的积累过程的基金的形式”【第4版注：这一定是错了，这句话没有找到出处。——弗·恩·】。另一方面，在旧制度被英国统治破坏最小的省份，非农业工人由豪门直接雇用，一部分剩余农产品以贡物或地租形式流到这些豪门手中。这种剩余产品的一部分在实物形式上为豪门所消费，另一部分由工人替他们转化为奢侈品及其他消费，而剩下的一部分则形成自己占有劳动工具的工人的工资。在这里，虽然没有那种奇异的圣徒、神色黯然的骑士、“禁欲的”资本家介于其间，生产和规模扩大的再生产也仍在照常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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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几种同剩余价值分为资本和收入的比例无关但决定积累量的情况：
劳动力的剥削程度；劳动生产力；所使用的资本和所消费的资本之间差额的扩大；预付资本的量
假设剩余价值分为资本和收入的比例已定，积累的资本量显然取决于剩余价值的绝对量。假定80％资本化，20％被消费掉，那末，积累的资本是2400镑还是1200镑，就要看剩余价值的总额是3000镑还是1500镑。可见，决定剩余价值量的一切情况也影响着积累的量。在这里我们对这些情况再作一次总括的说明，但是只限于它们在积累方面会提供新观点的范围。
我们记得，剩余价值率首先取决于劳动力的剥削程度。政治经济学非常重视剥削程度的这种作用，以致有时把由于提高劳动生产力而造成的积累的加速和由于加强对工人的剥削而造成的积累的加速等同起来。在论述剩余价值的生产的那几篇里，我们总是假定工资至少和劳动力的价值相等。但是，把工资强行压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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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一价值以下，在实际运动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不能不对这一点略加考察。在一定限度内，这实际上是把工人的必要消费基金转化为资本的积累基金。
约·斯·穆勒说：
“工资没有生产力；它是一个生产力的价格；工资不会同劳动本身一起贡献于商品的生产，正如机器的价格也不会同机器本身一起贡献于商品的生产一样。如果劳动无须购买就能得到，工资就成为多余的了。”
但是，假如工人能靠空气过活，那用任何价格也不能购买他们了。因此，工人不费分文是一个数学意义上的极限：虽然可以逐渐接近，但永远无法达到。资本的不断趋势是使工人降到这种不费分文的地步。我常引用的一个十八世纪著作家、《论手工业和商业》的作者声称，英国的重大历史任务是把英国的工资降低到法国和荷兰的水平，他不过是泄露了英国资本灵魂深处的秘密。【《论手工业和商业》1770年伦敦版第44页。1866年12月和1867年1月的《泰晤士报》也类似地表达了英国矿山所有者的心情，文中描绘了比利时矿工的幸福生活，他们只是要求和得到为他们的“主人”而生存所绝对必需的东西。比利时工人备受熬煎，但是《泰晤士报》却把他们描写成模范工人！1867年2月初，比利时的矿工（在马尔希延）用罢工作了回答，这次罢工是用火药和枪弹镇压下去的。厦门的一个私营老板曾“称赞”说，从江西老工业区来的打工仔，“继承”了工人阶级的光荣传统。因为，福建当地人是很少会在她那又污染又低工资的工厂一直打工下去的。】例如，他天真地说：
“如果我们的穷人〈称呼工人的术语〉想过奢侈的生活……他们的劳动就必然昂贵…… 我们只要想想那些工场手工业工人消费多得惊人的奢侈品就够了，例如白兰地酒、杜松子酒、茶叶、砂糖、外国水果、烈性啤酒、印花亚麻布、鼻烟和香烟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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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引用了北安普顿郡的一个工厂主的文章，这位工厂主仰天悲鸣：
“劳动在法国要比在英国整整便宜三分之一，因为法国的穷人劳动繁重，但衣食简单，他们的主要食物是面包、水果、青菜、根菜和干鱼；他们很少吃肉，小麦昂贵时，面包也吃得很少”。不知在小麦昂贵时，吃不吃现代庸俗经济学的吉芬食品。【北安普顿郡的这位工厂主犯了一个虔诚的欺骗罪，这是出于内心的冲动，因而是可以原谅的。他表面上是在比较英国的和法国的工场手工业工人的生活，但是，正如他后来所承认的，在本文的引文中，他描写的却是法国的农业工人！】这篇文章的作者接着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