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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银——世界的这个地区的货币金属——代替商品被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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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亚洲去，并不是因为这些商品的价格在生产它们的国家（英国）上涨了，而是因为这些商品的价格在进口它们的国家，由于进口过剩而下跌了；虽然银是英国从法国得来的，而且一部分必须用金来支付。按照通货理论，作为这种进口的结果，价格在英国必定下跌，而在印度和中国必定上涨。
再举一个例子。利物浦的一个第一流大商人怀利向上院委员会（商业危机，1848—1857年）作证说：
（第1994号）“在1845年底，没有什么营业｛比棉纺业｝更为有利可图，能提供这样大的利润。存棉很多，而且适用的优质棉以每磅4便士的价格就能买到，用这种棉花可以纺成上等二号40支细纱，费用同样是4便士，所以纺纱业主总共支出大约8便士。这种棉纱在1845年9月和10月曾以每磅10 1/2便士和11 1/2便士的价格大量出售并订了大量的供货合同。有时纺纱业主所赚得的利润和棉花的购买价格相等。”——（第1996号）“营业到1846年初还很赚钱。”——（第2000号）“1844年3月3日的存棉｛627042包｝，为现有存棉｛在1848年3月7日是301070包｝的两倍多，但是每磅价格却要贵1 1/4便士｛6 1/4便士对5便士｝。同时，棉纱，上等二号40支细纱，到1847年10月也由11 1/2—12便士，跌到了9 1/2便士，到12月底又跌到了7 3/4便士。棉纱是以纺成它的棉花的购买价格的的。”（同上，第2021、2023号）
这一点说明奥维尔斯顿对自己私利的盘算很高明，在他看来，货币应该“昂贵”，因为资本“缺乏”。1844年3月3日，银行利息率为3％，1847年10月和11月上升为8％—9％，1848年3月7日，仍为4％。由于销售完全停滞和恐慌以及与此相应的高利息率，棉花价格跌到远低于和供给状况相适应的价格。其结果是，一方面1848年的棉花进口惊人减少，另一方面，美国棉花生产减少了；因此，1849年棉花价格有了新的上涨。在奥维尔斯顿看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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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太贵，是因为国内的货币太多了。
（第2002号）“最近棉纺织业状况的恶化，并不是由于原料缺乏，因为虽然原棉的储存已大大减少，但是价格降低了。”
奥维尔斯顿把商品价格或价值和货币价值即利息率混淆得多么美妙。怀利在答复第2026号的质问时，对通货理论——1847年5月卡德威尔和查理·伍德爵士曾以这个理论为根据，坚持必须彻底贯彻1844年的银行法——提出了他总的评价：
“我认为这些原理是这样一种原理，它们使货币具有人为的高价值，而使一切商品具有人为的使人破产的低价值。”
他还说到了这个银行法对于一般营业的影响：
“因为以四个月为期的汇票，即工业城市向商人和银行家就所购买的运往美国的商品开出的通常的汇票，只有忍受巨大的牺牲，才能办理贴现，所以，在10月25日政府指令（暂停执行银行法）恢复这种以四个月为期的汇票的贴现以前，订货的履行在很大的程度上受到了阻碍。”（第2097号）
因此，这个银行法的暂停执行，在各地方都起了解救的作用。
（第2l02号）“去年10月｛1847年｝，几乎一切在这里购买商品的美国采购者，都立即尽可能地缩减了他们的订货；当货币昂贵的消息传到美国时，一切新的订货都停止了。”——（第2134号）“谷物和砂糖是特殊情况。谷物市场受到了预期的收成的影响，砂糖则受到了大量存货和进口的影响。”——（第2163号）“我们对美国的支付义务……有许多是由委托销售的商品的强制拍卖来结算的；还有许多恐怕是以这里发生的破产来注销的。”——（第2196号）“如果我没有记错，我国的证券交易所1847年10月支付过70％的利息。”
｛1837年的危机带来了长期的痛苦后果，紧接着在1842年又发生了一次冲击范围很广的危机，加上产业家和商人利令智昏，坚决不肯承认生产过剩，——因为庸俗经济学认为，这是荒谬的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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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是不可能的！———终于引起了思想上的混乱，致使通货学派得以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他们的教条。1844—1845年的银行法被通过了。
1844年的银行法把英格兰银行划分为一个发行部和一个银行部。前者持有担保品——绝大部分是政府债券——1400万镑，并持有全部金属贮藏（其中银最多不得超过四分之一），并按二者的总和发行等额的银行券。一切不在公众手中的银行券都在银行部，再加上日常使用所必需的少数铸币（大约100万），形成银行部的常设准备金。发行部以金交换公众手里的银行券并以银行券交换公众手里的金；同公众的其他交易则由银行部办理。1844年已有权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发行本行银行券的各私人银行，仍然保留这种权利，不过发行额已经限定。如果这些银行中有某个银行停止发行它本行的银行券，英格兰银行就可以按这个停止发行的限额的三分之二，增加它的没有准备金作保证的银行券发行额。通过这个方法，到1892年，该行没有准备金保证的银行券发行额由1400万镑增加到约1650万镑（精确数字为1645万镑）。
因此，每有5镑金从银行金库内流出，就会有一张5镑银行券流回发行部并被销毁；每有5索维林流入银行金库，就会有一张新的5镑银行券进入流通。这样，奥维尔斯顿理想中的严格遵循金属流通规律的纸币流通，就实现了，按照通货学派的论断，危机因此就永远不可能了。
但是，把银行分成两个独立的部的办法，实际上使银行董事会不能在决定性时刻自由支配它可以支配的全部资金，因而可能发生这种情况：当发行部还有几百万镑金和1400万镑担保品原封未动时，银行部却已经濒于破产了。由于几乎每次危机都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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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向国外大量流出的阶段，而且流出的金主要由银行的金属贮藏来补偿，所以这种情况更容易发生。但在这个场合，每有5镑金流往国外，在国内流通中就被抽去一张5镑银行券，因此，正好是在最迫切需要最大量流通手段的时候，流通手段的量却减少了。这样，1844年的银行法就直接促使整个商业界在危机爆发时立即大量贮藏银行券，从而加速并加剧了危机；这个银行法由于在决定性时刻人为地增加了对贷款的需求，即增加了对支付手段的需求，同时又限制它的供给，就促使利息率在危机时期上升到空前的高度；所以，这个银行法并没有消除危机，却反而使危机加剧了，以致达到了不是整个产业界必然破产，就是银行法必然破产的程度。危机曾两次（一次在1847年10月25日，一次在1857年11月12 日）达到这个高度；当时政府暂停执行1844年的法令，解除了银行在发行银行券上所受的限制，而这个办法已经足以把两次危机都克服了。在1847年，凭第一流的担保品就可能再得到银行券的信心，已足以使贮藏的四、五百万镑银行券重见天日并回到流通中来；1857年，超过法定量发行的银行券，将近100万镑，但为时很短。
还应当提一下，1844年的立法显示出人们对于十九世纪最初二十年即银行停止兑现和银行券贬值时期的记忆的痕迹。担心银行券可能丧失信用的恐惧心理还很明显；这种恐惧心理完全是多余的，因为早在1825年，由于发行一批现存的已不通用的旧的1镑券，而制止了一次危机，这就证明了，即使在最普遍最强烈的不信任时期，银行券的信用仍然没有动摇。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这种价值符号实际是以全国的信用作为其后盾的。——弗·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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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听听关于银行法的影响的几种证词。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认为，1844年的银行法曾抑制过度的投机。这个聪明人幸运地是在1857年6月12日说这话的。四个月后，危机就爆发了。他一本正经地向“银行董事们和整个商业界人士”祝贺，因为他们
“对商业危机的性质理解得比以往清楚得多，并且认识到他们因支持过度投机而使自己和公众受到极大的损害”（银行委员会，1857年第2031号）。
聪明的穆勒认为，如果发行票面额1镑的银行券，
“把它作为给那些要支付工资的工厂主等等的贷款……这种银行券就不免要落到那些把它们用于消费目的的人手里，在这个场合，银行券本身就会形成一种对商品的需求，并可能暂时有促使物价上涨的趋势”＇第2066号＇。
难道穆勒先生认为，因为工厂主用纸而不用金来支付工资，所以他们将支付较高的工资吗？或者他认为，如果工厂主得到的贷款是票面额100镑的银行券，把这种银行券再换成金，那末，这个工资和直接用1镑券支付时相比，将形成较小的需求吗？难道他不知道，例如在某些矿区，工资是用地方银行券支付的，因而要好几个工人合起来才得到一张5镑券吗？这就会增加他们的需求吗？还是说银行家用小额券贷款给工厂主比用大额券更容易而且货币更多吗？
｛如果穆勒的全部政治经济学著作不是表现出一种在任何矛盾面前都毫不退缩的折衷主义，那就无法解释他对于1镑银行券的这种特别的恐惧。一方面他在许多问题上赞成图克，反对奥维尔斯顿，另一方面他又相信，商品价格是由现有的货币量决定的。因此他决不认为，在其他一切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每发行一张1镑银行券，就会有一个索维林回到银行金库里去；他担心的是，流通手段的量会增加，并因而贬值，也就是说，可能使商品价格上涨。隐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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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那种恐惧后面的无非就是这一点而已。——弗·恩·｝
关于银行划分为两个部以及为保证银行券兑现而采取的过分的预防措施，图克向1848—1857年商业危机调查委员会表示了如下的意见：
1847年的利息率比1837年和1839年变动得更大，这只是由于银行划分为两个部的结果（第3010号）。——银行券的保证不论是在1825年，还是在1837年或1839年，都没有受到影响（第3015号）。——1825年对金的需求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填补因地方银行1镑券完全丧失信用而形成的空隙。在英格兰银行也发行1镑券以前，这种空隙只能用金来填补（第3022号）。——在1825年11月和12月，丝毫也不存在用于输出目的的对金的需求（第3023号）。
“至于银行在国内外信用的丧失，那末，停止支付债息和存款，同停止兑换银行券相比，会引起更严重得多的后果。”（第3028号）
（第3035号）“您是不是想说，任何最终会危害银行券的兑现的情况，都会在商业紧迫的时候引起新的严重的困难吗？——绝对不是。”
在1847年期间，“银行券发行额的增加，本来也许能有助于再充实银行的金贮藏，如在1825年就曾有过这样的情形”（第3058号）。
纽马奇向银行法委员会（1857年）说：
（第1357号）“把＜银行＞划分为两个部从而必须把金准备也划分为两部分的……第一个不良后果是，英格兰银行的银行业务，也就是使该行同全国商业发生直接联系的全部业务，只能用以前准备金的一半来进行了。由于准备金的这种划分，就形成了这样一种情况：只要银行部的准备金稍一缩减，银行就被迫提高它的贴现率。因此，这个减少了的准备金，引起贴现率的一系列突然的变动。”——（第1358号）“自1844年以来＜至1857年6月＞，大约发生过六十次这样的变动，而1844年以前，在同样长的时期内，却不到十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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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麦尔——1811年以来一直是英格兰银行的董事，并曾一度担任总裁——向上院商业危机调查委员会（1848—1857年）提出的证词也特别有意思：
（第828号）“1825年12月，银行只剩下大约110万镑的金。如果这个法令＜1844年的法令＞那时已经颁布，银行一定会完全破产。我相信，银行曾经在12月份一个星期之内发行了500万或600万镑银行券，因而大大缓和了当时的恐慌。”
（第825号）“如果英格兰银行企图把它已经开始的业务贯彻到底，现行银行立法势必会垮台的第一个时期＜1825年7月1日以后＞是1837年2月28日；当时银行拥有390万镑至400万镑，而它所持有的准备金可能只有65万镑了。另一个时期是在1839年，由7月9日继续到12月5日。”——（第826号）“这一次的准备金是多少呢？9月5日，准备金共计短少20万镑。11月5日增加到大约100万到150万镑。”——（第830号）“1844年的法令，如果在1837年，一定会使银行无法支持对美贸易。”——（第831号）“有三家经营对美贸易的最大的商行倒闭了……几乎每一家经营对美贸易的商行都丧失了信用，如果当时银行不出来援助，恐怕只有一、两家商行能够维持下去。”——（第836号）“1837年的紧迫情况，不能和1847年的紧迫情况相比。1837年的紧迫情况，主要只限于对美贸易。”——（第838号）“＜1837年6月初，银行董事会讨论过怎样解决紧迫情况的问题＞那时有几位先生坚持这样的见解……认为正确的原则应是提高利息率，由此降低商品的价格；总之，是使货币昂贵，商品低廉，用这个办法来完成对外的支付。”——（第906号）“1844年的法令对银行权力所实行的人为限制，代替了银行权力的旧有的自然限制，即该行实有金属储备额的限制。这个办法造成了人为的营业上的困难，从而使商品价格受到影响，如果没有这个法令，这种影响是完全可以避免的。”——（第968号）“1844年的法令规定，银行的金属储备通常不得锐减到950万镑以下。这可能会造成对价格和信用的压力，这种压力又会引起外汇率的变动，致使金的输入增加，从而增加发行部的金的数额。”——（第996号）“在现在这样的限制下，当需要银来影响外汇率的时候，您｛银行｝就不可能支配足够的银。”——（第999号）“为了什么目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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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银行的银储备只限于它的金属储备的五分之—呢？——这个问题我不能回答。”
目的是使货币更贵。撇开通货理论不说，把银行划分为两个部以及强制规定苏格兰和爱尔兰各银行必须为超过定额所发行的银行券保持金准备，也是为了同样的目的。这样就使一国的金属贮藏分散，削弱了它调整不利的汇兑率的能力。所有下面这一切规定的目的都是为了提高利息率：英格兰银行除了凭金准备外，发行银行券不得超过1400万镑；银行部应和普通银行一样经营业务，在货币过剩时压低利息率，在货币紧迫时提高利息率；限制银储备这一作为调整对欧洲大陆和亚洲的汇兑率的主要手段；对苏格兰、爱尔兰各银行发出指令，这些银行从来不需要输出金，而现在借口为了实现事实上是完全虚假的银行券的兑现保证而必须持有金。事实是，1844年的银行法才第一次在1857年使苏格兰各银行发生了一次挤兑金的风潮。新的银行立法也没有把金向国外的流出和在国内的流出加以区别，虽然二者的作用显然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市场利息率不断发生激烈的变动。关于银，帕麦尔曾两次（第992号和第994号）谈到，只有在汇兑率对英国有利，从而银过剩的时候，英格兰银行才可能用银行券来购买银；因为：
（第1003号）“在金属贮藏中保持很大一部分银的唯一目的是，在汇兑率对英国不利时，可以便于进行对外支付。”——（第1004号）“银是一种商品，它既然是世界其他各国的货币，所以是实现这个目的｛对外支付｝的最适宜的商品……只有美国近来已经完全用金。”
按照他的看法，只要没有不利的汇兑率使金向国外输出，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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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紧迫的时期，就用不着把利息率提高到5％的旧标准以上。如果没有1844年的法令，那末银行就能毫不困难地为它所接到的所有第一流汇票进行贴现（第1018号至第1020号）。但是，有了1844年的银行法和在银行1847年10月所处的情况下，
“不论银行向有信用的商行要求多高的利息率，商行都会情愿支付，以便维持自己的继续支付的能力”＇第1022号＇。
这种高利息率，正是这个法令的目的。
（第1029号）“我必须把利息率对国外｛对贵金属｝的需求的影响，和国内信用缺乏时为了防止银行所受压力而提高利息率加以严格区别。”——（第1023号）“在1844年的银行法制定以前，在汇兑率于英国有利，但国内普遍呈现不安甚至确实出现恐慌的时候，唯一可以缓和这个紧迫状态的银行券发行，是不受任何限制的。”
以上是一个历任英格兰银行董事三十九年之久的人所说的。现在，我们再来听听一个私人银行家特韦尔斯的话。他自1801年以来，就是斯普纳—阿特伍德公司的股东。在向1857年银行委员会作证的一切证人中，他是使我们能够看到当时英国的实际情况的唯一证人，并且只有他看到危机即将来临。就其他方面来说，他可以说是一个北明翰的“小先令派”，和他的同伙、这个学派的创立者阿特伍德兄弟一样（见《政治经济学批判》第59页）。他说：
（第4488号）“您认为，1844年的法令发生了什么影响呢？——如果我以银行家的资格回答您，那末，我就说，它已经产生了非常好的影响，因为它使银行家及各种｛货币｝资本家得到了丰富的收获。但对那些需要有稳定的贴现率，才有信心去安排业务的诚实而勤勉的商人来说，它已经产生了很坏的影响……这个法令使货币借贷成为一种非常赚钱的营业。”——（第4489号）“它｛银行法｝使伦敦的股份银行能够支付给股东20—22％的股息吗？——不久以前有一家支付18％，并且我相信还有一家支付20％；他们有一切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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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极其坚决地支持这个法令。”——（第4490号）“对那些没有大资本的小企业家和诚实商人……它的妨碍很大。……我看到他们的承兑票据没有被兑付的数量这么惊人，就使我认识到这一点了……这种承兑票据通常是小额的，大约是20—100镑，其中有许多没有被兑付，而且因无人兑付而被退回到国内各处，这常常是……零售商人窘困的一种标志。”
（第4494号）他声称，现在营业无利可图。他下面这段话很重要，因为谁都还没有预感到危机的时候，他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