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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2点：混进了关于在两种职能上合计需要多少流通货币量的问题。只要货币作为购买手段或支付手段流通，——无论它在两个领域中的哪一个领域内流通，也不管它的职能是实现收入还是实现资本，——对于它的流通总量来说，我们以前在第一卷第三章第二节b中考察简单商品流通时所阐明的各个规律都是适用的。通货速度，也就是同一货币在一定时间内反复完成同一个购买手段和支付手段的职能的次数，同时进行的买卖或支付的总量，流通商品的价格总和，最后，必须在同一时间内结清的支付差额，在两个场合，都决定流通货币即通货的总量。这样执行职能的货币对支付者或接受者来说，究竟是代表资本还是代麦收入，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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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关系的，决不会使情况有任何变化。货币的总量是简单地由它作为购买手段和支付手段的职能决定的。
关于第3点：关于在两种职能上，从而在再生产过程的两个领域内流通着的流通手段量的相对比例的问题。两个流通领域具有一种内在联系，因为一方面，待花费的收入的量表示消费的规模，另一方面，生产和商业上流通的资本量的大小，表示再生产过程的规模和速度。尽管如此，同一些情况，对两种职能上或两个领域内流通的货币量，或英国人的银行用语所说的通货量，还是会发生不同的甚至相反的作用。这又为图克对通货和资本作出庸俗的划分提供了新的根据。“通货学派”先生们混淆了两种不同的东西这一事实，决不是可以把它们表述为不同概念的理由。
在繁荣时期，在再生产过程大大扩张、加速并且加紧进行的时期，工人会充分就业。在大多数情况下，工资也会提高，这在某种程度上会使商业周期的其他时期工资下降到平均水平以下的情形得到些补偿。同时，资本家的收入也会显著增加。消费会普遍提高。商品价格通常也会提高，至少在各个起决定作用的营业部门会提高。因此，流通货币量会增加，至少在一定限度内会增加；之所以是一定限度，是由于较快的流通速度又会限制流通手段量的增加。因为由工资构成的那部分社会收入，本来是由产业资本家以可变资本的形式并且总是以货币形式预付的，所以这部分社会收入的流通在繁荣时期需要有更多的货币。但是我们不应把它计算两次：一次当作可变资本的流通所必需的货币，另一次当作工人收入的流通所必需的货币。作为工资付给工人的货币，会在零售交易中被支出，并且在较小的循环中对各式各样的中间交易起中介作用之后，差不多每周都会作为零售商人的存款回到银行。在繁荣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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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货币的回流对产业资本家来说是流畅的，因此，他们对贷款的需要，并不会因为他们必须支付更多的工资，需要更多的货币来使他们的可变资本流通，就增加起来。
总的结果是，在繁荣时期，用在收入的花费上的流通手段的量，将会显著增加。
至于资本转移所需要的通货，即资本家自身之间必需的通货，那末，这个营业兴旺时期同时也就是信用最伸缩自如和最易获得的时期。资本家和资本家之间的流通的速度，直接由信用调节，因而，支付结算、甚至现金购买所需要的流通手段量，会相应地减少。绝对地说，它可以增加；但相对地说，和再生产过程的扩大相比来说，它在所有情况下都减少了。一方面，较大的巨额支付，无须货币介入就可以了结；另一方面，在再生产过程非常活跃的时候，同量货币无论作为购买手段还是作为支付手段都会以较快的速度运动。同量货币会对更多单个资本的回流起中介作用。
总的说来，在这样的时期，货币流通显得很充足，尽管第二部分（资本的转移）至少会相对缩小，而第一部分（收入的花费）会绝对扩大。
货币的回流表示商品资本再转化为货币，G—W—G'，这是我们在第二卷第一篇考察再生产过程时已经看到的。信用使货币形式上的回流不以实际回流的时间为转移，这无论对产业资本家来说还是对商人来说都是如此。二者都会赊卖；因此，他们的商品，是在这些商品对他们来说再转化为货币之前，也就是以货币形式流回到他们那里之前让渡的。另一方面，他们也会赊购；这样，他们的商品的价值，在实际转化为货币以前，在商品价格到期支付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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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对他们来说，已经再转化为生产资本或商品资本。在这样的繁荣时期，回流是容易而流畅的。零售商人会准确无误地付款给批发商人，批发商人会准确无误地付款给工厂主，工厂主会准确无误地付款给原料进口商人，等等。回流迅速而可靠这种假象，在回流实际上已经消失以后，总是会由于已经发生作用的信用，而在较长时间内保持下去，因为信用的回流会代替实际的回流。但只要银行的顾客付给银行的汇票多于货币，银行就会开始感到危险。关于这一点，可以参看前面引证的利物浦银行董事所说的那几段话，见第465—466页。
在这里，还要插入一段我以前讲过的话：“当信用活跃的时期，货币流通的速度比商品价格增加得快，而在信用紧缩的时期，商品价格比流通速度降低得慢。”（《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第83、84页）
在危机时期，情形正好相反。第一种流通缩小，物价下降，工资也下降；就业工人的人数减少，交易的总额减少。另一方面，在第二种流通上，随着信用的紧缩，对贷款的需要增加了。这一点，我们马上就要更详细地论述。
毫无疑问，在同再生产过程的停滞结合在一起的信用紧缩的情况下，第一种流通即收入的花费所需要的通货量就会减少，而第二种流通即资本的转移所需要的通货量则会增加。但是必须研究一下，这个原理在多大程度上和富拉顿等人提出的下述原理相一致：
“对借贷资本的需求和对追加流通手段的需求，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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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常常结合在一起的。”【“A demand for capital on loan and a demand for additional circulation are quite distinct things； and not often found associated。”（富拉顿《论通货的调整》1845年伦敦版第82页，第五章的标题。）——“认为对信贷的需求（即对资本的借贷的需求）和对追加流通手段的需求是一回事，或者甚至认为这二者是常常结合在一起的，这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这每一种需求，都是在它特有的与别的需求极不相同的情况下产生的。在一切看起来都很繁荣的时候，在工资高，物价上涨，工厂繁忙的时候，通常都需要有流通手段的追加供给，以便完成各种同扩大和增加支付的必要性分不开的追加职能。而利息上涨，要求银行贷放资本的压力，主要是出现在商业周期的较晚的阶段，那时困难开始显露出来，市场商品充斥，回流延滞。当然，银行通常除了发行银行券以外没有别的办法来贷放资本，因此，拒绝发行银行券就是拒绝提供信贷。但是信贷一经提供，一切就都会和市场的需要相适应了；贷款会保留下来，流通手段如不需要，就会流回到发行者那里。所以只要粗略地翻一下议会报告，任何人都会相信，英格兰银行持有的有价证券的数额，通常是同该行银行券的流通额按相反的方向变动的，而不是按相同的方向变动的；并且相信，这个大银行的例子，不会是地方银行家们如此重视的原则的例外。这个原则是：如果流通的银行券数额已经适应于银行券流通的通常目的，任何一个银行也不能扩大它的流通银行券的数额；如果银行要超过这个界限增发贷款，它就必须使用自己的资本，必须出售一些作为准备的有价证券，或者停止把进款再投在有价证券上。我前面曾经提到的议会报告关于1833年到1840年这个期间编制的表，不断提供例子来证明这个真理。但其中有两个例子非常突出，因此，我完全没有必要再举其他的例子。1837年1月3日，英格兰银行的资金，为了维持信用和应付货币市场上的困难而紧张到了极点，这时我们发现，该行用于贷款和贴现的金额异常惊人，达到17022000镑。这是战争以来很少见过的巨额，几乎等于发行的银行券的全部。那时，银行券的发行额不变地固定在17076000镑这样一个低标准上。另一方面，我们又发现，在1833年6月4日，银行券的流通额等于18892000镑，但银行持有的私人有价证券没有超过972000镑，即使不是过去五十年间最低的记录，也几乎是最低的记录。”（富拉顿，同上，第97、98页）——我们从英格兰银行总裁魏格林先生的下述证词中可以看出，信贷的需求根本不必与金（威尔逊、图克等人把它叫作资本）的需求相一致。他说，“汇票的贴现到这个程度为止＜接连三天，每天100万镑＞是不会使准备金＜银行券的准备金＞减少的，除非公众要求得到更大量的通货。在汇票贴现时发出的银行券，会通过银行的中介作用，通过存款而流回。因此，如果这种交易不是以金的输出为目的，如果国内没有笼罩着那样一种恐慌，以致公众不愿把银行券存入银行，而宁愿把它留在身边，银行的准备金就不会受到这种巨额交易的影响。”——“英格兰银行可以每天贴现150万镑，并且照这样继续做下去，而丝毫不会影响它的准备金。银行券会作为存款流回，所发生的唯一的变化是，它们由一个账户转入另一个账户。”（《1857年银行法报告》第241、500号证词）因此，在这个场合，银行券只是充当信用转移的手段。】
首先，很清楚，在上述两个场合的第一个场合，即流通手段量必须增加的繁荣时期，对流通手段的需求增加了。但是，同样清楚的是，如果一个工厂主因为要在货币形式上支出更多的资本，从他的银行存款中提取更多的金或银行券，那末，由此他对资本的需求并未增加，而只是他对支出自己资本的那个特殊形式的需求增加了。这种需求只涉及他把自己的资本投入流通的技术形式。这正象例如在信用制度发展程度不等的情况下，同一可变资本或同量工资，在一个国家比在另一个国家需要更大的流通手段量一样；例如，在英格兰比在苏格兰大，在德国比在英格兰大。同样，在农业方面，在再生产过程中活动的同一资本，也会因季节不同而需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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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货币量来完成它的职能。
但是，富拉顿提出的那种对立，是不正确的。使停滞时期同繁荣时期区别开来的，并不是象他所说的那样，是对贷款的强烈需求，而是在繁荣时期，这种需求容易得到满足，在停滞发生之后，这种需求难以得到满足。对这种需求满足的度量将可以作为宏观经济的先行经济指标。正是信用制度在繁荣时期的惊人发展，从而，正是对借贷资本的需求在繁荣时期的巨大增加，以及这种需求在繁荣时期的容易得到满足，造成了停滞时期的信用紧迫。因此，作为两个时期的特征的，并不是贷款需求的数量差别。
正象以前已经指出的那样，使两个时期互相区别的，首先是下述情况：在繁荣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是对消费者和商人之间的流通手段的需求，在停滞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是对资本家之间的流通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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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的需求。在营业停滞时期，前一种需求会减少，后一种需求会增加。
富拉顿等人认为有决定意义的是这种现象：当英格兰银行手中握有的有价证券——贷款抵押品和汇票——增加时，它的银行券的流通就会减少；反过来，情形也就相反。但是，有价证券的多少所表示的是贷款的规模，已贴现的汇票和以可流通的有价证券为抵押的贷款的规模。因此，富拉顿在前面所引用的那一段话中说：英格兰银行拥有的有价证券，通常是同该行银行券的流通额按相反的方向变动的，这种现象证实了私人银行久已遵循的一条原则：任何一个银行都不能使它的银行券的发行额超过它的顾客的需要所决定的一定数额；如果它要超过这个数额发放贷款，它就必须用自己的资本来这样做，也就是说，或者使有价证券流通，或者是把本来打算投在有价证券上面的进款改用于这个目的。
但是，这里也表明了富拉顿把资本理解成什么。在这里，资本是指什么呢？是指银行不再能用自己发行的银行券，不再能用那种当然不花费它什么的支付凭据来发放贷款。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它用什么来发放贷款呢？用出售作为准备的有价证券，即国债券、股票和其他有息的有价证券所得到的进款来发放贷款。但是它出售这类证券是为了获得什么呢？是为了获得货币，即获得金或能充当合法的支付手段的银行券，如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因此，银行贷出的东西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货币。不过这种货币现在构成银行的资本的一部分。如果银行贷出的是金，这个情形是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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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如果它贷出的是银行券，这些银行券现在就代表资本，因为银行为了获得银行券，让渡了一个实际的价值，即有息的有价证券。就私人银行来说，由于出售有价证券而流回到它们那里的银行券，大部分可能只是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或它们自己发行的银行券，因为别的银行券用来支付有价证券时很难被接受。如果英格兰银行本身这样做，那末，它由此收回的本行银行券，需要它耗费资本，即有息的有价证券。此外，它由此会把本行的银行券从流通中取出。如果它重新发行这些银行券，或发行同额新券作为代替，它们现在就代表资本。而且，在它们被借给资本家的情况下，在以后它们因对这类贷款的需求减少而被重新投入有价证券的情况下，它们都代表资本。在所有这些场合，资本这个词都只是在银行家的观点上使用的，即表示银行家被迫发放的贷款超过了他的单纯信用。
大家知道，英格兰银行是用自己的银行券发放它的一切贷款的。然而，如果该行银行券的流通额照例随着该行手里的贴现汇票和贷款抵押品的增加，从而随着该行所发放的贷款的增加而减少，那末，投入流通的银行券会怎么样呢？它们怎样流回英格兰银行呢？
首先，如果贷款的需求是由国家的支付逆差引起的，并由此造成金的流出，事情就非常简单。汇票会用银行券来贴现。银行券会在英格兰银行发行部兑换成金，而金被输出。这和英格兰银行在汇票贴现时直接支付金，而不用银行券作为媒介是一样的。一个如此增大的需求，——在某些场合，竟达到700万镑至1000万镑，——当然不会把任何一张5镑的银行券加到国内的流通中去。如果我们说，在这个场合英格兰银行贷出的是资本，而不是流通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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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那末，这句话有双重意义。第一，它贷出的不是信用，而是实际的价值，即它自己的资本的一部分或存在它那里的资本的一部分。第二，它不是为国内流通，而是为国际流通贷出货币，它贷出的是世界货币；为了这个目的，货币必须总是以贮藏货币的形式存在，以它的金属形体存在；在这个形式上，货币不仅是价值的形式，而且本身就等于以它为货币形式的价值。虽然这种金现在对英格兰银行来说，对输出金的商人来说，代表资本，代表银行家资本或商人资本，但是对金的需求并不是作为对资本的需求，而是作为对货币资本的绝对形式的需求产生的。这种需求正是在外国市场充满不能实现的英国商品资本的时候产生的。所以，人们要求的东西，不是作为资本的资本，而是作为货币的资本，是这样一种形式上的资本，在这种形式上，货币是世界市场的一般商品，并且这就是它作为贵金属的原来形式。所以，金的流出，并不象富拉顿、图克等人所说的那样，是“一个单纯的资本问题”，而是“一个货币问题”，虽然在这里货币是处在一个特别的职能上。它固然不象“通货学派”的代表所主张的那样，是国内流通的问题，但这根本不能证明，它象富拉顿等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单纯的“资本问题”。这是货币充当国际支付手段这样一种形式上的“货币问题”。
“这个资本＜指因国内谷物歉收而向国外购买的数百万夸特的小麦的价格＞是以商品形式转移出去还是以现金形式转移出去，根本不影响营业的性质。”（富拉顿，同上，第131页）
但它对金是否流出的问题有极其重大的影响。资本是以贵金属的形式输出的，因为它在商品形式上输出，或者根本不可能，或者会受到极大的损失。现代银行主义对金的流出感到的恐惧，超过了认为贵金属是唯一的真正的财富的货币主义所梦想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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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我们可以看看英格兰银行总裁莫利斯在议会委员会面前关于1847—1848年危机所提出的下述证词：
（第3846号。问：）‘当我说储备品（stocks）和固定资本贬值时，难道您不知道，投在各种储备品和产品上的一切资本都同样贬值了吗，原棉、生丝、原毛都以同样的抛售价格运往大陆了吗，砂糖、咖啡和茶叶都象在拍卖时那样亏本出售了吗？——为了对付由于大量进口粮食而引起的金的流出，国家必须忍受巨大的牺牲，这是不可避免的。”——（第3848号）“您是不是认为，与其忍受这种牺牲使金流回，还不如动用银行库存的800万镑呢？——不，我不认为是这样。”
在这里，金被当作唯一的真正的财富。
富拉顿引用过图克的如下发现：
“除了一两个可以得到令人满意的说明的例外，在过去半世纪，每一次伴随有金的流出的汇兑率的显著下降，总是和流通手段相对低的水平结合在一起的；反过来，情况也就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