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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印度的商品所得的货款，将交到这家伦敦商行；双方默契，这家伦敦商行不必实际预付现钱，这就是说，汇票会延期，直到货款流回为止。这种汇票在利物浦、曼彻斯特、伦敦贴现，其中有不少保留在苏格兰的银行手里。”（第79页）——（第786号）“有一家商行最近在伦敦倒闭了。人们在检查账簿时发现了如下的情况：在曼彻斯特有一家商行，在加尔各答另有一家商行；它们在这家伦敦商行开有20万镑信用的账户，这就是说，从格拉斯哥和曼彻斯特运商品去委托加尔各答那家商行销售的曼彻斯特商行的营业伙伴，有权向该伦敦商行开出总额20万镑的汇票；同时还商定，该加尔各答商行也向该伦敦商行开出20万镑的汇票；这种汇票在加尔各答出售，卖得的钱则被用来购买别的汇票寄给伦敦那家商行，让它能够兑付最初由格拉斯哥或曼彻斯特所开出的汇票。这样，通过这种交易，就产生60万镑汇票。”——（第971号）“现在，如果加尔各答某商行｛为英国｝购买一船货物，用该行向伦敦代理商开出的汇票来支付，并把提单送往伦敦，那末，这种提单就会立即被他们拿到伦巴特街去获取贷款；因此，在他们的代理商必须兑付汇票以前，他们有八个月的时间可以利用这宗货币。”
IV．1848年，上院一个秘密委员会开会研究1847年危机的原因。但是，为这个委员会提供的证词，到1857年才公布（本书引用时题为：商业危机，1848—1857年）。在那里，利物浦联合银行董事李斯特尔先生作证时说：
（第2444号）“1847年春，信用过度膨胀……因为实业家已经把他们的资本由他们的营业转移到铁路方面去，但还是想维持原有的营业规模。每个人当初也许都认为，他可以出售铁路股票获得利润，由此弥补营业上需用的货币。也许他已经发觉这是不可能的，因此，以前在营业上用现金支付的地方，现在要改用信用。这样一来，信用就膨胀了。”
（第2500号）“这种使承兑银行蒙受损失的汇票，主要是为谷物或棉花开出的吗？……这是为各种产品，如谷物、棉花、砂糖和其他各种产品开出的汇票。当时几乎没有一种产品不跌价，也许只有油是例外。”——（第2506号）“只要没有充分的保证，包括对作为担保品的商品跌价的补偿，承兑汇票的经纪人就不会承兑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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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12号）“为产品而开出的汇票有两种。属于第一种的，是国外向进口商人开出的原汇票……这种为产品开出的汇票，往往在产品抵埠以前已经到期。因此，在商品抵埠的时候，如果这个商人没有足够的资本，他就必须把商品送到经纪人那里去押款，直到他能把商品售出时为止。然后马上会由利物浦的商人用那宗商品作担保，向经纪人开出另一种汇票……因此，要弄清经纪人那里是否有这宗商品，以及他为这宗商品提供了多少贷款，就成了银行家要做的事情。银行家必须弄清楚，经纪人是否有财产能够在蒙受损失时用来补偿损失。”
（第2516号）“我们也接受来自外国的汇票……某人在国外购买那种在英国兑付的汇票，并把它送到英国的一个商行。从这种汇票我们看不出它是开得适当还是不适当，是代表产品还是只代表风。”
（第2533号）“您说，几乎每一种外国产品售出时都要蒙受巨大的损失。您认为，这是由于在这类产品上进行了不当的投机造成的吗？——这是由于这类产品进口很多，但没有相应的消费可以吸收它们。无论从哪一点看，消费都非常显著地下降了。”——（第2534号）“十月间……产品几乎完全卖不出去。”
关于在崩溃最严重的时刻人们怎样普遍地只顾自己，一位第一流的行家，可敬的狡猾的战栗教徒，奥维伦一葛尼公司的赛米尔·葛尼，在同一个报告中说：
（第1262号）“在恐慌笼罩着的时候，一个实业家不会自问，他把自己的银行券投放出去能获得多少，也不会问，他在出售国库券或利息率为3％的债券时会受1％的损失还是2％的损失。只要他一旦处于恐怖的影响之下，他就不再关心是赢利还是损失；他只求自身的安全，至于其他人会怎样，他一概不管。”
V．关于两个市场互相造成商品充斥的问题，一个从事东印度贸易的商人亚历山大先生，曾向1857年银行法下院委员会（本书引用时题为：银行委员会，1857年）作证说：
（第4330号）“目前，如果我在曼彻斯特投下6先令，我将在印度收回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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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令；如果我在印度投下6先令，我也将在伦敦收回5先令。”
这样，印度市场为英国商品所充斥，英国市场也同样为印度商品所充斥。而且，这是在1857年夏天发生的情况，和1847年的惨痛经验相距还不到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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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章
货币资本的积累，它对利息率的影响
“在英国，正在发生追加财富的不断积累，其趋势是最终采取货币形式。但是，在获得货币的愿望之后，最迫切的愿望是，按照某种会带来利息或利润的投资方法，再把货币投放出去；因为，作为货币的货币是什么也生不出来的。因此，如果在过剩资本不断涌来的同时，投资范围得不到逐渐的充分的扩大，那末，寻找用途的货币就必然会周期地，在不同情况下多少不等地积累起来。多年来，国债一直是英国过剩财富的一个大吸收器。自从国债在1816年达到最高限度，不再起吸收器的作用以来，每年至少有2700万在寻找别的投资场所。此外，还有各种的资本偿还……在经营上需要巨额资本并不时地吸引多余的闲置资本的各种企业……至少在我国是绝对必要的，以便为在普通投资部门找不到地盘的社会过剩财富的周期积累开辟出路。”（《通货论》1845年伦敦版第32—34页）
关于1845年，该书说：
“在很短的时期内，物价已经由萧条时期的最低点急剧回升……利息率3％的国债券几乎照票面价值买卖了……英格兰银行地库的黄金总额超过了以前任何一个时期的储备额。各种股票的价格都高到几乎前所末闻的程度，而利息率却降到几乎只剩一个名义了……这一切都证明：在英国，又一次出现了闲置财富的沉重积累；不要多久，我们将又一次面临投机的狂热时期。”（同上，第36页）
“虽然金的输入不是对外贸易获利的可靠标志，但在没有另外一种说明方法的情况下，这种金的输入的一部分，显然代表着这样一种利润。”（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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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哈伯德《通货和国家》1843年伦敦版第40、41页）“假定在营业一直兴旺、价格有利、通货充足的时期，由于农作物歉收，需要输出500万镑金以输入同额价值的谷物。通货｛下面马上就可以看到，这不是指流通手段，而是指闲置的货币资本。——弗·恩·｝会按同额减少。私人手中掌握的流通手段也许还和以前一样多，但是，商人在他们的银行里的存款，银行在它们的货币经纪人手里的余款以及银行库存的准备金都会减少，而闲置资本额的这种减少的直接结果，将是利息率的提高，例如由4％提高到6％。因为营业状况良好，所以信任没有动摇，但是信用会更贵。”（同上，第42页）“如果商品价格普遍下降，多余的货币就会以增加存款的形式流回银行，闲置资本的过剩就会使利息率下降到最低限度，并且这种情况将继续下去，直到较高的物价或比较活跃的营业使这种闲置的货币得到使用，或者，直到这种货币被用来购买外国有价证券或外国商品而被吸收掉。”（第68页）
以下摘录又是引自议会关于《商业危机》的报告（1847—1848年）。——由于1846—1847年的歉收和饥荒，必须大量进口粮食。
“因此，进口大大超过了出口……因此，货币大量从银行流出，那些有汇票需要贴现的人越来越多地拥向贴现经纪人，经纪人开始仔细审查汇票。以前承诺的信贷受到了非常严格的限制；基础薄弱的商行倒闭了。完全依赖信用的人开始破产。这种情况更增加了以前已经感到的不安；银行家等人发现，他们不再象以前那样有把握地可以把他们的汇票和其他有价证券换成银行券，以偿还他们的债务；他们对信贷采取了更大的限制并且往往干脆加以拒绝；他们在许多场合把他们的银行券储藏起来，以便将来偿付债务；他们宁愿根本不发出银行券。不安和混乱与日俱增。如果没有约·罗素勋爵那封信，全面的破产恐怕已经发生了。”（第74、75页）
罗素的信，使银行法暂停执行。——前面提到的那位查·特纳作证说：
“有些商行有巨额的资金，但这些资金不能流动。他们的全部资本都固定在毛里求斯的地产或蓝靛厂、制糖厂上了。当他们的债务达到50—60万镑时，他们已经没有流动资金来支付开出的汇票了；最后，他们只有靠他们的信用，而且必须是足够的信用，才能支付他们的汇票。”（第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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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提到的那位赛·葛尼说：
＇第1664号＇“现在＜1848年＞到处都出现了交易缩减和货币大大过剩的现象。”——（第1763号）“我不认为，利息率提得这样高是由于缺少资本；这是由于惊慌，由于获得银行券的困难。”
1847年，英国为进口粮食至少向外国支付了900万镑金。其中，750万镑来自英格兰银行，150万镑来自别的地方（第301页）。——英格兰银行总裁莫利斯说：
“1847年10月23日，国债券、运河股票、铁路股票已经贬值114752225镑。”（第312页）
同一个莫利斯在答复乔·本廷克勋爵时说：
＇第3846号＇“难道您不知道，投在各种证券和产品上的一切资本都同样贬值了吗，原料、原棉、生丝和原毛都以同样的抛售价格运往大陆了吗，砂糖、咖啡和茶叶都拍卖了吗？——为了对付由于大量进口粮食而引起的金的流出，国家必须忍受巨大的牺牲，这是不可避免的。——您是不是认为，与其忍受这种牺牲使金流回，还不如动用银行库存的800万镑呢？——我不认为是这样。”
下面是对这种英雄主义所作的注释。迪斯累里向英格兰银行的董事和前任总裁威·柯顿先生问道
“1844年英格兰银行的股东得到多少股息？——那一年是7％。——1847年的股息是多少？——9％。——今年英格兰银行要替它的股东交所得税吗？——是的。——1844年也是这样吗？——不是。【这就是说，以前是先定股息，然后在付给各个股东时扣去所得税；1844年以后，是先从银行总利润中交纳税款，然后在分配股息时“免扣所得税”。因此，名义上相等的百分率，在后一个场合，就多了这个所得税的数额。——弗·恩·】——这样看来，这个银行法＜1844年的银行法＞对股东非常有利了……结果是，从新银行法实施以来，股东的股息已由7％增加到9％，此外，股东在以前必须交纳的所得税，现在由银行交纳了，是不是呢？——确实是这样。”（第4356—436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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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1847年危机期间银行的货币贮藏，地方银行家皮斯先生说：
（第4605号）“因为银行不得不越来越提高它的利息率，人们普遍产生了忧虑；地方银行都增加了自己手中的货币额和银行券额；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平时也许只保留几百镑金或银行券，现在都立刻在钱柜和账桌抽屉里贮存了数千镑，因为大家对于贴现和汇票在市场上的流通力都感到极不可靠；结果普遍都贮藏货币。”
委员会的一个委员指出：
（第469l号）“所以，不管过去十二年内原因是什么，结果总是更有利于犹太人和货币经营者，而不是更有利于一般的生产阶级。”
至于货币经营者曾经多么厉害地利用危机时期，图克说：
“瓦瑞克郡和斯泰福郡的金属制品业，1847年拒绝了许多订货单，因为工厂主拿汇票去贴现时必须支付的利息率，把他的全部利润吞掉还嫌不够。”（第5451号）
我们现在再引用一个以前已经引用过的议会报告：《银行法特别委员会1857年由下院向上院提出的报告》（以下题为：银行委员会，1857年）。在这个报告中，“通货原理”派的巨星，英格兰银行董事诺曼先生，受到了如下的质问：
（第3635号）“您说，您认为利息率不是取决于银行券的数量，而是取决于资本的供求。您是否可以谈一谈，您所说的资本，除了银行券和硬币而外，还指什么？——我认为，资本的普通定义是：生产上使用的商品或服务。”——（第3636号）“当您谈到利息率时，是否把一切商品都包括在资本一词中了？——生产上使用的一切商品都包括在内了。”——（第3637号）“当您谈到利息率时，您把这一切都包括在资本一词中了？——是的。假定有一个棉纺织厂主，他的工厂需要棉花。他大概会用这样的办法弄到棉花：他先从他的银行家那里获得一笔贷款，带着这样得到的银行券到利物浦去购买。他真正需要的是棉花；他需要银行券或金，只是当作获得棉花的手段。或者，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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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资金，是为了给他的工人支付报酬；这样，他又要借银行券，用来支付工人的工资；而工人又需要食物和住所；货币就是对这些需要实行支付的手段。”——（第3638号）“但是对货币要文付利息吗？——当然，首先要支付利息；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假定他赊购棉花，没有从银行取得任何贷款；这时，现金价格和赊购价格在到期付款时出现的差额，就是利息的尺度。即使根本没有货币，利息还是存在。”
这种洋洋得意的胡言乱语，只有“通货原理”派的这个台柱才说得出口。首先是天才地发现了，银行券或金是购买某种物品的手段；人们借银行券或金，不是为了它们本身。由此要问，利息率是由什么东西调节的？是由商品的供求调节的，而我们以前只知道商品的市场价格是由商品的供求调节的。但是，完全不同的利息率，是和不变的商品市场价格并行不悖的。——然后又是如下的狡辩。“但是对货币要支付利息”这个正确的提法，当然包括如下的问题：根本不经营商品的银行家所得的利息，同这些商品又有什么关系呢？难道那些把货币投在各个完全不同的市场上的工厂主们，也就是那些把货币投在受生产上使用的各种商品的完全不同的供求关系支配的市场上的工厂主们，不是要按同一利息率得到货币吗？——对于这个问题，这位可敬的天才的回答是：如果工厂主赊购棉花，“现金价格和赊购价格在到期付款时出现的差额；就是利息的尺度”。刚好相反。现有的利息率——天才诺曼应当说明的正是这种利息率是如何调节的——才是现金价格和赊购价格在到期付款时出现的差额的尺度。首先，棉花是按照它的现金价格出售的，这个价格由市场价格决定，而市场价格本身由供求的状况调节。例如价格＝1000镑。就买卖而言，工厂主和棉花经纪人之间的交易由此就结束了。但是，还有第二种交易。这就是贷出者和借入者之间的交易。1000镑的价值是以棉花贷给工厂主的；他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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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在比如说三个月内用货币偿还。这时，1000镑在三个月内按市场利息率得到的利息，就是高于现金价格的加价。棉花的价格是由供求决定的。但是1000镑棉花价值在三个月内贷出的价格，是由利息率决定的。棉花本身以这种方式转化为货币资本这一事实，在诺曼先生看来，就是证明：即使根本没有货币，利息还是存在。如果根本没有货币，那也就决不会有一般利息率了。
首先，资本是“生产上使用的商品”这种见解是一种庸俗的见解。在这些商品作为资本执行职能时，它们作为资本的价值，不同于它们作为商品的价值，表现在由它们的生产用途或商业用途产生的利润中。并且，利润率虽然在任何情况下总是同所购买商品的市场价格和它们的供求有某种关系，但它仍然由完全不同的事情决定。并且，毫无疑问，利息率一般说来是以利润率为它的界限的。但诺曼先生正是应当告诉我们，这个界限是如何决定的。它是由不同于其他资本形式的货币资本的供求决定的。现在，可以进一步问：货币资本的供求又是怎样决定的呢？毫无疑问，在物质资本的供给和货币资本的供给之间，有一种看不见的联系；同样毫无疑问，产业资本家对货币资本的需求，是由实际生产情况决定的。诺曼不向我们说清楚这一点，却向我们兜售这样一个哲言：对货币资本的需求和对货币本身的需求不是一回事；并且只是兜售这个哲言，因为他、奥维尔斯顿及其他“通货原理”的先知们暗中总是不安好心，他们力图通过人为的立法的干涉，从流通手段本身造出资本，并且提高利息率。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奥维尔斯顿勋爵，亦即赛米尔·琼斯·劳埃德，看他是怎样不得不说明：为什么他在国内“资本”如此缺少的情况下为他的“货币”取得10％的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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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53号）“利息率的波动，是由于下述两个原因之一：或者是由于资本价值的变动”， （妙极了！一般地说，资本的价值，正好就是利息率！所以在这里，利息率的变动就是由于利息率的变动。我们以前已经指出，“资本的价值”在理论上从来没有别的理解。但是，或者奥维尔斯顿先生把资本的价值理解为利润率了。如果是这样，这位深刻的思想家就回到利息率由利润率调节这一点上来了！）
“或者是由于国内现有货币额的变动。利息率所发生的一切巨大的波动，不管波动时间有多久或者波动范围有多广，都可以明确无误地归结为资本的价值的变动。1847年和最近两年＜1855—1866年＞利息率的提高，是这一事实的最显著的实际例证；现有货币额的变化所产生的较小的利息率变动，影响范围小，持续时间短。这些变动是经常发生的；并且变动越频繁，就越能达到它的目的”。 这个目的就是使奥维尔斯顿之流的银行家发财致富。可爱的赛米尔·葛尼曾经非常天真地在上院委员会面前说到这一点（商业危机，1848＇—1857年＇）。
（第1324号）“您认为，去年发生的利息率的大波动是否有利于银行家和货币经营者呢？——我认为它有利于货币经营者。营业上的一切波动对熟悉内情的人都是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