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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文肱有四个儿子：长子宇文颢，次子宇文连，三子宇文洛生，宇文泰年纪最小。将门出虎子，宇文肱虽算不上将门，却也是在六镇几代相传的职业军人，四个儿子自小在马背上长大，上了战场个个生龙活虎，不在话下。
与卫可孤一战，敌军人数极多，刺杀卫可孤得手后，宇文肱的战马忽然受惊，不慎翻身落马，面临围攻。宇文颢远远望见，迅速率领几骑人马，冲入重围，所向披靡，杀退了数十名敌军士兵。他亲自断后，掩护父亲上马脱身，敌军骑兵重新集结，蜂拥而至，宇文颢寡不敌众，力竭而死。
宇文肱痛失长子，恨不能回转身去马上报仇，可他也清楚，就靠眼前纠合起的这点兵力，搞突袭或许有胜算，要想彻底打败遍地皆是的反政府武装，形同痴人说梦；兵荒马乱之际，塞上六镇已非久居之地。想到此，他带着三个儿子，跟着贺拔度拔等人，向南逃亡。
当时北魏朝廷的军队主力，由广阳王元渊率领，驻扎在五原（今内蒙包头西北）。贺拔度拔让次子贺拔胜先行一步，赶往五原，通报袭杀卫可孤的消息，以便接洽。风云难测，贺拔胜刚走，贺拔度拔与宇文肱的部众便遇到了反叛北魏的敕勒骑兵的袭击。贺拔度拔战死，其余人马也失散，宇文肱父子向东避往中山，贺拔度拔的另两个儿子贺拔允和贺拔岳则南下五原，投贺拔胜去了。
（贺拔胜才略过人，到了五原后深受元渊器重，被任命为军主，之后因屡立战功又升为将军。宇文泰后来兴起，贺拔兄弟的这股军事力量极为关键。）
宇文肱父子在中山并没有过上几天和平的日子。
破六韩拔陵虽然被镇压了，但他的六镇军投降的仍有数十万。北魏把这些人重新安置到河北各州的军府，意思说，边境上我力所不逮了，那就移到我有能力控制的范围之内吧。
由于朝廷军征剿不力，各地的叛乱客观上迫使地方武装发挥作用，借机强大起来。（这跟秦末陈胜起义、汉末黄巾军大起义导致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道理上如出一辙。中国历朝历代，凡定都北方的王朝一到末期，几乎都是因内乱一发而不可收，最终走向分崩离析、社会重组，典型的还有隋、唐、元、明、清；而定都南方的王朝一到末期，则几乎都是因敌国（或敌对势力）入侵而灭亡，典型的如之前的蜀汉、东吴之后的南陈、南宋、民国等等。）把投降的六镇军民（“降户”）放在边境地区，容易为那些准军阀所利用，确实不合适；但是摆到自己的眼皮子底下，在王朝全盛时期或许是高招，现在却只可能是雪上加霜，北魏朝廷过分相信自己的军力和控制力了。
元渊听说朝廷的决定，立即感叹道：“此辈复为乞活矣，祸乱当由此而作。”他不由联想到了对十六国大乱具有重要影响的流民军队——乞活军，也预见到更大的祸乱即将降临，却只能发出无奈的哀鸣。
杜洛周和鲜于修礼以实际行动给了元渊一个肯定的答复。
杜洛周是出自柔玄镇的鲜卑人，杜是孝文帝时期改的单姓，鲜卑姓是“独孤浑”，南朝的史书里写作“吐斤”。鲜于修礼来自怀朔镇，地位更低。“鲜于”这个乍一看很鲜卑的姓，其实与鲜卑无关，他是十六国时期迁入华北的丁零族的后裔，与敕勒人倒攀得上近亲。
鲜于修礼在定州的左人城起兵，宇文肱父子赖以避乱的中山，正是定州的治所。宇文肱的部众虽不是“降户”，却也被鲜于修礼一股脑地编入军中，攻打定州城。（在后期的起义队伍中，像高欢那样一心为折腾而来的是少数，像宇文肱父子这类明显无意造反的人，比例是相当大的。可见北魏朝廷对于由六镇涌入河北的大规模镇民，没能出台一套有效的抚恤和管制方案，以至民众无所适从，唯一的选择就是跟着军头上司混饭吃。反正已经天下大乱，死在战场上，总好过死在逃难中）
元渊镇压破六韩拔陵立了大功，在六镇降户中很有威慑力，本是对付鲜于修礼的最佳人选。北魏朝廷却对他怀有猜忌（从宣武帝到孝明帝内斗了好多年，宗室越是声望高，能力高，越是不敢重用），召他回洛阳，任命左卫将军杨津为北道大都督，前往支援。
杨津是孝文帝手下猛将杨播（参见《明主昏君》）的弟弟，风度颇似其兄。他听说定州告急，防备不力，便挥师入城据守。鲜于修礼的军队猛攻东门，打下了外城，内城中喧嚣一片，军心不安。杨津亲自大开内城城门，出击迎敌。外城的敌军始料不及，被冲得七零八落，死伤数百人。
宇文肱和次子宇文连，都死在了这场战役之中。宇文洛生、宇文泰两兄弟来不及擦去悲痛的泪水，就随大军南撤到了呼沱河畔（今河北正定一带）。
鲜于修礼的士气跌入低潮，北魏朝廷派扬州刺史长孙稚与河间王元琛北上，想来个彻底解决，哪知反倒给鲜于修礼的军队送上大礼。长孙稚和元琛有私人恩怨，不但不能安心合作，还互相掣肘。战场上长孙稚不想进攻，元琛不听，执意要打。两人的军队一支在前，一支在后，失去了呼应。长孙稚的军队在走到呼沱河北面的五鹿时被鲜于修礼拦腰截击，元琛也不回军相救，魏军大败。
鲜于修礼绝处逢生，触底反弹，势头更盛，麾下大军号称十万，超过了北面的杜洛周。这时，起义军内部发生了内讧。鲜于修礼手下一名叫做元洪业的部将乘他不备，把他杀死，想挟众投降北魏，军中一时溃乱。另一名部将葛荣收拾部众，攻杀了元洪业，成为起义军新的首领。
葛荣是鲜卑人，本姓贺葛，以前在怀朔镇做过镇将，对于打仗的事儿懂的比只做过镇兵的鲜于修礼要多。（在这种乌合之众的军队里，有本事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真正能打仗的未必有出头之日，不过最后还得靠他们出来收拾残局。从鲜于修礼到葛荣，从葛荣到后来的高欢、宇文泰，无不如此，所谓“大浪淘沙始见金”）他一接手，起义军的战斗力便发生了质的飞跃。
长孙稚、元琛失利后，北魏朝廷撤了两人的职，重新任命广阳王元渊为大都督，章武王元融为左都督，裴衍为右都督，同时受元渊节度，三军并进。
葛荣避开魏军主力，率军退到北边的瀛州，转战白牛逻（今河北蠡县一带），以轻骑兵与元融的左军周旋，击杀元融。元渊退往定州，定州城中的杨津怀疑他要造反，不但不纳他入城，还派都督毛谥出兵讨伐。元渊从小路逃跑，在博陵地界被葛荣的部下俘虏，随后斩首。
连杀了魏军两位亲王，葛荣春风得意，俨然河北霸主。孝昌二年（公元526年），他自称天子，国号大齐，改元广安；然后再度南下，围攻冀州治所信都城。
在杜洛周军中不遂心愿的高欢，也于此时转投葛荣的帐下。
十三、投靠尔朱荣
高欢刚加入杜洛周的起义军时，想的是如何出人头地，在战场上闯出一番名堂。然而很快他就失望了，杜洛周拿手的是煽动大伙儿起来造反，领导能力十分缺乏，对待下属也很糟糕，不值得追随。他私下与几位同志一商量，决定寻找机会干掉杜洛周，自己做起义军的首领。
计划尚未实施便泄了密，杜洛周派人追杀高欢，逼得他拖家带口狼狈逃窜，身边只剩了段荣、蔡俊、尉景等死党。
当时落魄的景象，高欢一辈子也不会忘记。他骑着家中唯一的一匹马，在前面走，娄昭君抱着女儿，背着儿子，骑着牛缓缓跟在后面。高欢每跑一段路，就得停住脚等一下老婆孩子。最可气的是儿子高澄年纪小，一不小心就从牛背上掉下来，娄昭君还得下牛去捡。高欢又急又怒，就弯弓搭箭，要射杀亲生儿子。娄昭君吓得大喊，幸亏段荣从后面上来，救起高澄。一行人磕磕绊绊，终于逃脱险境，到了葛荣大军的地盘。
（“丢妻弃子”的倒霉事在布衣出身的开国君主身上屡见不鲜，从刘邦到刘备，再到高欢，高欢是武人，处理方式也狠过两位刘皇帝。刘邦有夏侯婴，刘备有赵云，高欢也有一位出生入死的部下段荣，虽则段荣的地位要高过夏侯婴和赵云，他是娄昭君的姐夫。一个人成就大事，最不可或缺的是“与人谋，得人助”，其他方面的能力，倒在其次，这是领导气质的真谛，也是高欢胜过北方起义的众多“草莽英雄”之处）
威震河北的葛荣，在高欢眼里同样不入流，只不过打仗稍强而已。他算是看穿了，这些六镇出来的土包子，嚣张不过一时，没什么前途（高欢显然是把自己列入了“牛包子”的行列）。高欢的目光，转向了在平定叛乱中初露锋芒的秀容豪酋尔朱荣。
尔朱荣是契胡部的首领，“契胡”这个民族，我们不该陌生，它是“羯胡”的异译（“契”、“羯”古音接近）。换言之，尔朱氏与后赵石氏同族。不同的是，尔朱家族在永嘉之乱中没有南下中原，依旧留在北方的秀容（今山西朔州西北），是当地部族的酋长。
北魏初年，尔朱氏追随拓跋珪、拓跋焘等皇帝，四处征讨其他部族，战功卓著，得了大量的封赏。传到尔朱荣的父亲尔朱新兴手中，家财丰盈，牲畜数万，是孝文帝时代北方有名的养马大户。尔朱新兴每次去洛阳觐见皇帝，王公贵族们争相送他珍宝古玩，为的是换取尔朱新兴的好马。
和平年代好马被当做宠物看待，一到打仗，那就成发家的重要资本了。尔朱新兴死后，尔朱荣继承了家产。他生得皮肤白皙，容貌俊美（契胡就是白人的一支，关于尔朱荣的相貌，我们可以通过今天东欧、中亚的种族推想个大概），对手下号令严整，是远近闻名的偶像级人物。六镇起事，秀容一带也发生了多起叛乱。尔朱荣卖了家里的牛羊，招募骁勇义士，分发马匹衣物，组军平叛。
在长城南北打仗，马匹的多少与优劣足以决定胜负，在战术含量低的乱战中尤为明显。不出两年，尔朱荣已经是山西最强大的平叛势力。山西一带的大小叛乱，基本都被他轻松解决，这与北魏正规军在河北的节节败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打了胜仗，他上表要求东进支援河北，北魏朝廷对他有所忌惮（毕竟不是自己的子弟兵），虽然任命他为大都督，都督并、肆、汾、唐、恒、云六州诸军事（基本就是整个山西了），却否决了他转战的要求，只让他安心守在山西。
高欢在河北转了一圈，最后结论：还是山西好地方。他第二次“叛逃”，离了葛荣的队伍，去秀容拜见尔朱荣。
有趣的是，尔朱荣对于不见经传的高欢，早已“久仰大名”。
原来，高欢在怀朔结交的一堆好友，基本上分为两类。段荣、尉景这些与高欢沾亲带故，关系特铁的，一直跟着高欢浪迹天涯；另一类是司马子如、孙腾、刘贵、侯景这些担任小官小职的，为了逃难，都跑到了尔朱荣手下做事。这些人在尔朱荣身边，时不时地就夸赞高欢如何如何的气度不凡，如何如何的见识卓群（可见当年的好酒没少喝，也没白喝），说得尔朱荣心中痒痒。像他这样世家出身的子弟，一般都好才（财、才是相通的）。他也的确在东征西讨的过程中网罗了不少人才，比如前文所提的贺拔胜、贺拔岳兄弟，在元渊失败后，也被他收入麾下。听了高欢这么多好处，尔朱荣巴不得能立即见到高欢。
当高欢第一次真正站在他面前时，他却不免有种梦想破灭的感觉。现实中的高欢风尘仆仆、一脸憔悴，好似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哪有一点盖世奇人的样子。
尔朱荣对着身边担任参军的刘贵白了白眼，露出些许不满意。刘贵心领神会，便说：“容我先为高欢更衣，主公再召见他。”
尔朱荣应允。第二次见面时，感觉好了一些。尔朱荣想试试他的才能，便领着他到马厩里，指着一匹马说：“这马性格暴烈，不好对付，你给我修理一下马鬃吧。”
高欢年轻时在怀朔镇军中，少不了跟各种脾气的马打交道，自己虽然没钱养马，却比终日玩马的有钱人更懂马。他不动声色地走到马的身前，抚着马鬃，操着工具，什么笼头缰绳都不用，便动起手来。那匹平日里从不听人使唤的马也是奇了，任凭高欢怎么处置，一声没吭，一蹄没踹，乖乖地让高欢把鬃毛修得清清爽爽。
任务完成，高欢转过身，随口道：“收拾恶人与对待这匹马的道理是一样的。”
尔朱荣已经看呆了，他还从未见过办事这么利索的人，更没想到高欢还能总结出这么深刻的哲理，心想：刘贵那些人果然没有骗我。印象彻底改变。他把高欢迎入内室，屏退左右，毕恭毕敬地问道：“阁下如何看待当今时事呢？”
高欢想了想，说：“听说明公收养天下名马，产地有十二处之多，而每个地方的马颜色完全一样，不知是何用意呢？”
尔朱荣若有所悟，却不正面回答，说：“且说说你的意思。”
当时北魏朝中的权力经历了又一次的易手。领军将军元叉幽禁胡太后五年，防备松懈，不再阻挠孝明帝与胡太后的往来。胡太后便与孝明帝以及高阳王元雍三个人秘密商定计划，于正光六年（公元525年）突然行动，解除了元叉的职务和兵权，削去已故太监刘腾的爵位，由胡太后重新临朝摄政。之后胡太后又声称有人告发元叉谋反，下令赐死元叉，并为情人元怿平反。
胡太后不在乎各地州镇乱得怎么样，二次掌权后，她养了更多的小白脸来满足淫欲。最有名的，一个是她父亲从前的下属郑俨，另一个是元怿的亲信徐纥。胡太后宠幸两人，把他们提拔为中书舍人，负责起草诏书，又让郑俨做谏议大夫，徐纥做光禄大夫。郑俨和徐纥长得比元怿漂亮，却没有元怿的才能，朝中自然被搅得乌烟瘴气，年龄渐长的孝明帝对他们十分厌恶。
胡太后生怕丢掉好不容易再次到手的权力，对亲生儿子也是格外提防，想尽办法把他架空。只要是与孝明帝过往过密的大臣，就会被她找个理由除掉。有个蜜多道人因为会说多种语言，常随孝明帝左右，胡太后担心他用自己听不懂的话向皇帝通风报信，便派人暗杀了他。母子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孝明帝手中没有一兵一卒，连内宫的禁军都被胡太后等人掌控。他急需找到一股力量，助他夺回大权。
没在朝中做过官却对政治极其敏锐的高欢，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将他对时局的心得体会向尔朱荣和盘托出。他说：
“当今天子愚弱，太后淫乱，宠信恶人，专擅朝纲，以至政令不行。依贺六浑之见嘛（他以自己的鲜卑名自称），明公英明神武，正该乘势发兵，打起‘清帝侧’的旗号，讨伐郑俨、徐纥，然后霸业可成。”
高欢的一席话，不但很有见地，也让尔朱荣十分受用。尔朱荣此时的惊喜，绝不亚于刘备听到隆中对时茅塞顿开的快感。尔朱荣早有心吞并天下，他得到贺拔兄弟时，就曾说过：“吾得卿兄弟，天下不足平也。”高欢把他心中的疑问一扫而空，说出了他想说却不知该怎么说的话。于是他坚信，高欢是上天赐给他的超级人才，相见恨晚哪！两人越谈越投机，从正午直谈到半夜才歇息。自此高欢便做了尔朱荣的亲信，参与入洛平乱的谋划。
（高欢的时局分析水准相当高。他的手段，即所谓“奉天子以讨不臣”，永远是政治正确、居于主动的。可以这么说，如果不是由于起家的实力太弱，不得不借助其他势力的话，高欢完全可能在大乱伊始就脱颖而出。乱世中，最为难得的一点，便是透过混乱的表象，看清背后的本质）
就在这次谈话后不久，一封密令递到了尔朱荣的手中。孝明帝果然也看中了尔朱荣，请他率兵进洛阳，胁迫胡太后还政。尔朱荣正求之不得呢，他即刻点起兵将，以高欢为前锋，直奔洛阳。
大军走到上党（今山西壶关），忽然接到孝明帝的私诏：停止进军。尔朱荣心下生疑，并没有退兵，而是派人到洛阳继续打探。几天后，从洛阳传来了震撼的消息：十九岁的孝明帝暴崩。
十四、河阴惨案
孝明帝的神秘死亡，标志着北魏皇权的彻底丧失。之后北魏以及东西魏的所谓皇帝，至多不过是在“比赛”谁做傀儡的时间更长些。
关于孝明帝之死，各家史书都认为是毒杀身亡，但叙述并不完全一致，总结起来主要有两种说法：一、郑俨主谋论；二、三人合谋论（三人，指的是郑俨、徐纥与胡太后）。今天的观点似乎更强调胡太后一人的主要责任，则有略失偏颇的嫌疑。
杀掉亲生儿子不是胡太后的最佳选择。她要维持临朝称制的合法性，必须维护孝明帝的皇位。孝明帝没有亲生子嗣，一旦驾崩，皇位的传承上就会出现大麻烦，很可能使局势失控。孝明帝要夺她的权力，她是担心的，但更担心的人显然是郑俨、徐纥这类受孝明帝嫉恨的宠臣。因为夺权若成功，郑俨、徐纥小命难保，而只要孝明帝还活着，她作为亲生母亲，下场还不至于很糟。至少从胡太后的角度，她不该是唯一的主犯。
魏收的《魏书》倾向于郑俨主谋论。《魏书·皇后传》说：“肃宗之崩，事出仓卒，时论咸言郑俨、徐纥之计。”《郑俨传》也持这一观点。《天象志》进一步说：“郑俨等竦惧，遂说太后鸩帝。”一个“说”字就强调了郑俨等人的主导作用，让人感觉胡太后做了枪手。
《魏书》有意衬托高欢高明的见识（魏收是北齐重臣），高欢以前提出“清君侧”时，就指明罪魁祸首是郑俨和徐纥。
但如果是这样，孝明帝驾崩前后的一系列事件就很难解释了。孝明帝死前一个月，他宠爱的潘妃生下一个公主，宫中却向外报告说生了皇子，并且大赦改元。这不可能是孝明帝的意思，也不可能是无心的错误。唯一的可能，就是胡太后与她的两位宠臣通过密谋和彼此妥协，以公主诞生为契机，计划了一起大阴谋。所以说，《北史》和《资治通鉴》支持的三人合谋论是比较符合逻辑和事实真相的。
三个人都能接受的方案就是，先弑孝明帝，再立假皇子，掌控朝中大权，最终平稳过渡，既摆脱了孝明帝的威胁，又可以继续执政，号令四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