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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侯景之乱，我们大致可将其分为两大部分：侯景乱北朝与侯景乱南朝。
侯景与高澄交恶，举兵反叛东魏，东魏随即讨伐侯景，迫使侯景分别向西魏和梁国求救，将两国拖入战争泥潭，这是侯景乱北朝。侯景南渡入梁，与梁国君臣发生矛盾，再次举兵反叛，攻陷建康，先废立两位梁帝，继而自立为帝，直至兵败身死，这是侯景乱南朝。两次叛乱合起来，才是侯景之乱的全景。
侯景先后发起的两次叛乱，致使无辜生命惨遭荼毒，千万人头倏忽落地，如《哀江南赋》所说，“鬼火乱于平林，殇魂游于新市”，但这就是战争。简单地一味指责战争的发起者如何如何罪孽沉重，并不能真正避免战争。站在历史的角度，我们更应尽可能看清这场乱世战争给社会格局带来的直接与间接的作用。
侯景之乱前，西魏无论在军事实力或是经济实力上都远远不如东魏，并且长年为饥荒等自然灾害所困。而在侯景之乱以后，西魏得到了汉中、巴蜀、雍荆的广袤领土，疆域比东魏－北齐大出一倍，大大解决了以往的饥荒问题。新增领土皆为富庶之地，财富得以迅速累积，加上行有成效的制度革新，积贫积弱的西魏－北周逐渐强大，有了与东魏－北齐长期对抗的资本。
东魏由于侯景之乱的影响，原本富饶的河南经济受到严重冲击，从淮南抢到的新地盘毗邻其他两国，动荡不安，不仅没能得到好处，反而因为驻军加大开支，变成一块鸡肋，长期消耗国力。
侯景危害梁国，残杀士族，使南朝的社会文明遭到了致命性打击。梁国宗室群雄逐鹿，彼此吞噬，丧失了大量的土地与人口，梁元帝焚书和于谨大迁士民入北朝，更给南朝的文化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代表南方吴人和蛮族势力的陈霸先虽然趁乱继梁而起，却也无力恢复战前的文化规模。正是从陈代开始，北朝在文化方面藐视南朝。南朝不仅失去了赶超北朝的机会，而且注定走向衰落。
经过侯景之乱，原本弱小的西魏实力增强，原本强大的东魏发展受阻，坐山观虎斗的南朝则无力争雄。一系列此消彼长之后，来自西北一隅的关陇贵族集团成为时代的宠儿，最终实现了统一，开创了空前绝后的隋唐帝国。
由此可见，侯景之乱对于整个南北朝的走势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和影响，是结束四百年来中华世界大分裂局面的关键性转折。
请看下部《三分归隋》。
第三部 三分归隋
一、门阀的落日
我们读历史，不仅仅是为了好看。历史中包含人类所经历过的种种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读史的重要目的，在于分析这些规律和构成规律的历史元素，包括自然性的，也包括社会性的，包括事件，也包括人物。
南北朝末期，北方拓跋氏的北魏王朝及其延伸——东魏和西魏，与南方先后建立的三个王朝，宋、齐、梁，都相继灭亡了。取而代之的，是三个新兴的王朝——北周、北齐和南陈。不少历史学家把这段时期称为“后三国”，以区别于魏、蜀、吴的那个三国（“前三国”）。
前、后两个三国，虽然时代不同，特点也不同，却都体现着一种规律性的历史元素——门阀制度的兴衰。
门阀，是“门第”和“阀阅”的结合，也就是出身背景与家族资历。就本质而言，门阀正是东汉末年天下大乱以来应运而生的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这一点，我们在《元嘉之治》中，便有所论及。
东汉之后的前三国时代，魏、蜀、吴三国的创立者，都不是门阀体制中人，而是所谓的庶族。
曹操是阉人的孙子，不属于门阀，他所推行的一系列政治改革，很大程度上，也是为打击门阀而生。曹操兴起，从北方的袁绍到南方的刘表，不仅在军事上敌对曹操，更在政治上和文化上排斥曹操，正是因为袁绍、刘表等人所控制的州郡，都是由门阀掌权的。
曹操虽然灭了袁绍和刘表，却最终没有扫平江南，被孙、刘联军所阻。讽刺的是，阻止他的孙、刘，也不是门阀出身。刘备自不必说，顶着皇叔的金字招牌，却是“织席贩履”之辈；即使是孙权，父子三代，也并非江东门阀。就实际统治的地盘来说，孙、刘两家还都属于“外来户”，他们对治下门阀势力软硬兼施的打压，也丝毫没有放松过。
然而门阀毕竟属于社会势力的强势一方。随着时间的推移，此消彼长，打江山的一代人老去，守江山的一代人终究不得不向门阀势力低头。曹丕建立的九品中正制，是标志门阀制度大抬头的里程碑。自此，门阀势力大张旗鼓地占领了历史的舞台。
前三国时代在强大的门阀社会体制面前，终究归于失败。统一了前三国的西晋王朝，是门阀制度达到顶峰的时代。一种制度一旦达到顶峰，接下去也就要走下坡路了，古往今来，概无例外。西晋王朝的土崩瓦解，可算是门阀制度没落的开始。
可是，任何旧制度的受益者，都是不会甘心放弃既得利益的，除非有更大的利益供其选择，或者，被更大的力量所驱逐。
西晋王朝灭亡之后，东晋作为西晋法理上的继承者，自然是尽一切可能继承和发扬门阀制度。北方的十六国虽然没有继承西晋的法统，却不得不继承西晋的社会性。
就这样，门阀制度继续以不尽相同的形式在南方和北方同时存在。南方的主要问题是庶族与士族的斗争，即门阀体制外的人与门阀体制内的人之间的矛盾；北方则主要表现为，旧有的门阀体制内的人与新兴的军事贵族之间的矛盾。
这两种矛盾不断演化、解决、激发、平抚，都是整个社会发展的一种体现，同时，也是摆在每一位统治者面前的一道难题。
北魏孝文帝好像认清了问题的本质，看上去他也找到了一条出路：鲜卑贵族整体接受门阀制度，鲜卑贵族本身，转化为最大的门阀。
南方则不断有非门阀体制内的成员，不断参与到权力中心，从而实现对门阀制度的一种适应与修补。
前三国的历史，仿佛还要重演。然而，三百年沧桑，此时已远非前三国时代可比，社会已增添了许多新的因素。孝文帝的改制终于激化了六镇兵变，那些北方佬中的北方佬，不仅打烂了北方的门阀体制，而且，又由他们中的一员——侯景，打破了南方的门阀体制。
北魏崩溃，北方门阀制度接近于死而未僵的状态。一些大的门阀家族尚在，在地方上仍有很大的势力，而六镇军事集团中也衍生出新兴门阀，说明其社会影响力还没有完全消失。因此，无论是东边的高欢，还是西边的宇文泰，都没有急于将北魏彻底中结，而是搞了一个过渡，分别建立了东魏和西魏。
南方的梁国想借助文化与宗教的力量，对门阀制度进行重新的“合理化”，出现了短暂的“回光返照”。梁武帝初期，经济文化比较繁荣，统治也相对稳定，但上层的门阀士族越来越贪婪腐败，对中下层人民的压迫也越来越深重，从而导致了梁武帝后期极其严重的社会问题。
侯景之乱的爆发与三个新国家的建立，宣告门阀终结时代的到来。（需要注意的是，这还只是终结的开始，真正的终结，要等到科举制度在隋代创立，并在唐代得到完善。即使那样，门阀这一古老的社会现象仍然维持到了唐高宗时期，高宗“废王立武”，推翻了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一批门阀）此时的门阀制度，已渐渐透出落日的暮气，难再有还手之力了。
之所以门阀制度还不能彻底废除，并不是因为其势力仍然强劲，而只是因为还没有找到新的替代它的制度。
因此，在北周、北齐、南陈鼎立的后三国时期，各国统治者所面对的，其实是一个共同的问题：如何建立一套足以替换旧有门阀制度的新的社会体制。谁能够更快更好地建立这样一套制度，谁就能走在时代的前列，赢得竞争的胜利。
这段除旧布新的历史，就从西北的长安开始。
宇文泰一代英雄，却也终于不能抗拒天命，在“知天命”之年，应命归天了。临终前，他将权力交给了侄子、中山公宇文护。
以前并不显眼的宇文护，一下子便成了西魏上下的焦点人物。
宇文护是宇文泰的哥哥宇文颢的小儿子，东西魏对抗时期追随宇文泰东征西讨，虽不很突出，却也立了些军功。宇文泰曾多次跟人说，这小子在气度上很像自己，对他十分喜爱。
虽说在宇文泰的眼里是小子，宇文护比宇文泰的几个儿子在年龄上要大得多，这是宇文泰选择将身后大事托付给宇文护的重要原因。
宇文泰实在没想到自己会死得这么早，甚至在寿命上败给了高欢（宇文泰死时五十，高欢死时五十二），在安排子孙的事情上，没有预先做好充足的安排。他的法定继承人，也就是与北魏冯翊公主所生的嫡长子宇文觉才只有十五岁，完全没有任何政治与军事经验（在培养继承人上宇文泰显然不如高欢，高欢一当上丞相就着力培养长子高澄。笼络近臣、私通父妾，十五岁的高澄已经是“劣迹累累”了，十五岁的宇文觉还是一片空白）。宇文觉在西魏恭帝三年（公元556年）的三月获得世子的地位，四月才拜为大将军，而到了十月，宇文泰就因为外出视察染疾，死在了泾州的云阳（今陕西泾阳西北），连回长安都来不及，年轻的宇文觉当然更来不及树立自己的势力和威望。
为了防止大权旁落，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一个姓宇文的，又有一定斗争经验的人，来掌握大权。宇文护顺理成章地成了最佳的人选。
依照宇文泰的“遗志”，宇文护的第一要务是全力巩固宇文氏的势力。我们以前一再强调，北周的立国基础是八柱国体系，或者说六柱国体系。宇文护打着宇文家的牌子，对付一般的二、三流人物，勉强还撑得住场面。对于六柱国一级的大佬们，宇文护就有点招呼不动了。他们大多在年龄和辈份上比宇文护更长，而且在地位上也是多年的王公，宇文泰在时对他们都要礼让三分，更别提小字辈的宇文护了。
忧心忡忡的宇文护思来想去，决定去暗访六柱国之一的于谨。于谨脑子灵光，当下给宇文护谋划说：“我于谨一直蒙受老丞相（指宇文泰）的特殊眷顾，情同骨肉一般。今天既然说到了这里，我一定会拼了老命替你争。明天在众人面前，你千万不能推辞。”
第二天众柱国聚集一堂，开会讨论权力归属。于谨严词厉色地说：“当年帝室倾危，人人想夺天下。老丞相志在匡扶国家，带着我们冲锋陷阵，不知打了多少仗，才实现了国家的复兴。如今上天降祸，老丞相归天了，留下了我们这班人。嗣子虽然年幼，但中山公作为侄子，如同儿子一样亲；何况他又受了老丞相的顾命之托，军国大事，理应由他全权处理。”
于谨这番发言把全场都震住了，一时“众皆悚动”。宇文护马上接话：“此乃我宇文氏家事，就算我资质愚钝，岂敢有所推辞。”（可真是当仁不让……）
于谨一看宇文护配合得挺好，就更加谦恭地对宇文护说：“明公若能出来主持大事，我于谨和大家便有了依靠了。”说完起身就拜。于谨是跟宇文泰平辈的，他这么带头一拜，其他柱国迫于压力，也只好跟着相拜，宇文护理直气壮地接手了军国大权。
宇文护一上台，鉴于宇文觉的年纪轻、实力弱，便要早正其位，以定人心。他派人向魏恭帝提出禅让的要求，元钦死后西魏皇室早已名存实亡，现在没什么好商量的，只能借坡下驴了。
于是，宇文觉废掉了魏恭帝，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因为宇文泰一向推崇周礼，新的国号就叫“周”，史称北周或宇文周。宇文觉承接西魏末年的传统，不称皇帝，而称天王，天王之下，最高的爵位是公。宇文护被拜为大司马，封晋国公。魏恭帝被“封”为宋国公，不出两个月，就被宇文护下令杀害了。
北周王朝与中国历史上大多数王朝有一个很大的差别，那就是它的开国君主，竟然是个傀儡，握有实权的，是宇文护。
耐人寻味的是，这位傀儡天王似乎还不认为自己真的是傀儡。这说明了一点，当时朝中的格局，并不是简单的一人独大、权臣当道。
于谨扶宇文护“上马”，一方面是看清了形势，如果不确立宇文护的地位，权力必定会分散下去，对于关陇军事集团是极其不利的。另一方面，也与他同宇文家的姻戚关系密不可分（宇文泰之女嫁给了于谨的儿子于翼）。所以他不惜以元勋的身份，向一个晚辈表示顺服，并带动其他人这样做，为的是巩固宇文家的威望，确保自己的最大政治利益。
于谨这样想问题，是因为他的智商足够高，情商也绝对足够高，政治立场也明白。于谨能够很快把个人地位与集团利益算得清清楚楚；可对于其他人而言，即使算得明白，由于实际背景不同，也不得不做另外的打算。宇文觉登基一个月之后，北周就发生了赵贵、独孤信谋反事件。
关于这件事，《周书》本纪上只有短短的两句话：“楚国公赵贵谋反，伏诛。太保独孤信有罪免。”
讳莫如深。这背后的真相，究竟是什么？
二、关陇恩怨
新生的北周政权的统治集团内部，远不是柱国大会上表现出的一片和谐，而是有着巨大的内部矛盾和派别斗争。宇文护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命令柱国以下的所有军事征发行动，都要经由他的批准。六大柱国当中，排名第一的李虎已故，排名第二的李弼重病在床，于谨又非常识相地做了宇文护的铁杆后卫，论资历排下来，此时对宇文护最有想法的，就是赵贵和独孤信了。
赵贵当时是楚国公，独孤信是卫国公。两人都是重量级的人物，是真正的开国元勋，宇文护收取兵权，他们并不服。
然而两人的行动并不一致。赵贵自宇文护摄政以来就愤愤不平，他私下里找独孤信商量，要杀宇文护。可是独孤信呢，不满归不满，却不主张用暴力解决问题，态度显得很暧昧。赵贵的谋杀计划将要付诸实施的时候，独孤信又加以阻止。结果事情不知怎地就被开府仪同三司宇文盛知道了，宇文盛到宇文护那里把两个人都给告了。宇文护当机立断，在赵贵入朝的时候把他拿下，并逮捕参与的党羽，一律处死。独孤信起初被免死，但是没过多久，为防不测，宇文护还是赐他自尽了。
整个事件，挑头的是赵贵，有所行动的也是赵贵，他事败身死，尚且情有可原；独孤信从一开始就对谋杀计划不同意，甚至在关键时刻起了反作用，他的死似乎有些冤枉。其实，这些都是事件发展的必然结果。赵贵和独孤信之所以在行动上的态度迥然相异，并招致最后的失败，原因就在于两人的背景与根本利益，有着很大的区别。
先说赵贵。我们知道，宇文泰是依靠贺拔岳旧部的支持起家的，而赵贵正是力排众议、主张迎纳宇文泰的关键人物（参见《绝代双骄》）。宇文护掌权后的措施，让他有强烈的被欺骗和出卖的感觉，利益上受到损害的不只是他个人，更是以他为代表的贺拔岳旧部。
宇文泰一直是很重视处理好与贺拔岳旧部的关系的，六柱国体系，贺拔岳旧部独占其三。陇西大族李虎更被安置在六柱国之首的位置上，要知道当初李虎是主张请贺拔胜接管的代表人物，并不待见宇文泰。
在贺拔岳手下的这批将领看来，在关中这块地方，他们是主，而宇文泰是客。宇文泰即便做了领头大哥，也得在各方面受他们这些原先的主人的牵制，想要“反客为主”，是万万不可以的。所以宇文泰想要真正称霸关中，就得“明修栈道”，对贺拔岳旧部加以利用，同时“暗度陈仓”，注重培养自己的势力。邙山之战后他广招关中地方豪强，便是一例；而在他的一手栽培和提拔下，以宇文护为代表的子侄辈和以王盟、尉迟迥、阎庆等人为代表的姻亲，在十年间迅速占据府兵制下的各个军事领导地位，逐渐使得天平逆转，宇文家族由劣势集团变为优势集团。
宇文泰善搞平衡，威望又高，赵贵等人心虽不满，尚且不敢在面子上闹得太难看。宇文泰一旦过世，两派的冲突自然在所难免。宇文护操作得当，加上运气也不错（有人告密），取得了冲突的胜利。相比之下，赵贵不但不能像于谨那样明智地腾挪，而且不能认清内部形势，错误地选择了与独孤信合作。独孤信和赵贵表面上虽有相似之处，却不是一条船上的人。
独孤信最初既不是宇文泰的部下，也不是贺拔岳的部下。他只身追随孝武帝入关，其后一度投奔荆州的贺拔胜。荆州被高欢截断了与西魏的联系后，他又与贺拔胜等人避入南梁多年，但最终出于对魏国的忠诚，几经辗转回到了长安（此事感动梁武帝，独孤信的北归也得到了梁国的大力相助）。独孤信、贺拔胜与宇文泰并肩作战，很大程度上是盼望能够匡扶魏室，这跟宇文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初衷是相违背的，二者在原则问题上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实现调和。
然而独孤信又与贺拔岳旧部不同，宇文泰相对于赵贵等人是客，相对于独孤信则是主，何况独孤信的力量有限，威胁不大。即便观点上有差异，宇文泰还是大胆放心地重用独孤信，不久，独孤信便在沙苑立下战功。
沙苑大捷后，独孤信率军东进洛阳，一时间河南等地的豪强纷纷归附，独孤信的势力迅速壮大。这批人的价值取向与独孤信是一致的，就是要齐心协力，中兴魏室，如若不加以控制，宇文泰就将面临内部分裂的危险。
宇文泰的政治眼光何等敏锐，稍见苗头便及时采取应对手段。他用封官加爵的方式拉拢河南豪强，接着把独孤信调到陇西地区，严防独孤信拥兵自重。独孤信的远大抱负在以宇文泰为核心的军事系统下，是很难施展的，矛盾的种子就此埋下了。
这不是什么秘密，就连外敌东魏也看得一清二楚。慕容绍宗在讨伐侯景和梁军的檄文中曾提及：“独孤如愿（如愿是独孤信的鲜卑名，也即他的字）拥众秦中，治兵劫胁。黑獭北备西拟，内营腹心，救首救尾，疲于奔命。”“北备西拟，内营腹心”，说的是宇文泰既要防着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