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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桩公案，最终以“有两个苏小小”告一段落。出面摆平者，为清代大学者朱竹垞。他考证出苏小小实有两个，一个是钱塘的南齐歌女，一个是晋朝的嘉兴“贤倡”，好在都是名妓。不过茅盾先生后来仍有疑虑：“苏小小是南平时一个侠妓。又嘉兴县前有苏小小坟，云是晋妓，不知是一人或二人。”不知道苏小小是“一人或二人”，比搞不清瞻台灭明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要严重得多，吊错了古人的膀子，后果就不只是“伸伸脚”这样的小问题了。事实上，与不远处岳坟的墓主相比，杭州城里先前是不是真的有过“苏小小”，西陵桥下后来又是不是葬着一个同名同姓的女人，皆非信史。不过就不寻常地充斥在苏小小个案里的那些地理名辞来看，与其说“意淫”，不如说“意指”，与其说“狎妓”，又不如说是“狎墓”。古今有关苏小小的全部学问，实在大可以命名为“墓学”。张岱为苏小小盖棺论定的文章，题目就叫《 苏小小墓 》。除了照例的地点勘察之外，张岱还讲了一个“幽媾”的故事：（ 苏小小 ）芳魂不殁，往往花间出现。宋时有司马槱者，字才仲，在洛下梦一美人搴帷而歌，问其名，曰：西陵苏小小也。问歌何曲？曰：《 黄金缕 》。后五年，才仲以东坡荐举，为秦少章幕下官，因道其事。少章异之，曰：苏小之墓，今在西泠，何不酹酒吊之。才仲往寻其墓拜之。是夜，梦与同寝，曰：妾愿酬矣。自是幽昏三载，才仲亦卒于杭，葬小小墓侧。身为司马光之后，司马槱不再砸缸，而是破罐子破摔，以身相许，一膀子吊死在苏小小墓侧。真个是“莫言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
西湖苏小小墓据说建于宋代，后几经毁建，《 西湖新游记 》称：“（ 苏小小 ）墓实系伪作。盖康熙南巡，偶向侍臣询及苏小小，浙江乃连夜抔土西泠桥下，一夕成墓，以备御览。后人不察，乃以为埋香之所，误矣！” 埋香之所真伪莫辨，作为墓亭的六角攒尖顶亭“慕才亭”，却是亭亭玉立，言之凿凿。传说，苏小小生前不知何故从小就养成了仰慕知识分子的良好习惯，先是于西泠桥畔与当朝宰相的公子阮郁“结同心”，男方循例负心之后，又结识了（ 并非传说中的 ）落魄书生鲍仁，欣然献金百两，助其上京赶考。鲍书生赴今京期间，苏小小一病不起，最终以十九芳龄香消玉殒，咯血而死。那鲍仁，金榜题名，封为滑州（ 今镇江 ）刺史，赴任途中路过杭州，惊悉厄耗，遂素衣哭坟，择地立碑题字，建筑“慕才亭”。“包人”未遂的鲍仁虽未像后来者司马槱才仲那样在苏小小墓侧死守，却也有“凄语”传世：“若不为民做主，吾将厮守墓侧。”
一直都望文生意地以为所谓“慕才”者，乃立碑筑亭者“慕才女苏小小之才”之意。直到有一次因无聊而通读了“慕才亭”石碑的碑文全文，一语惊醒梦中人，方才知今是而昨非——谨录“慕才亭”碑文全文如下： “南齐时滑州刺史鲍仁为纪念苏小小，根据她生前意愿，曾在此筑墓和建造‘慕才亭’，1966年墓及亭均被拆毁。此亭于1982年复建。苏小小，南齐（ 479…501 ）钱塘（今杭州 ）人，聪敏美丽，能歌善诗，虽为歌妓，但自知自爱。”很显然，建造“慕才亭”的本意并不是为了寄托鲍仁对才女苏小小之才的仰慕，误矣！正相反，而是为了纪念并彰显苏小小“慕”知识分子之“才”的优良作风以及敢作风险投资和敷化器的独到眼光。
不知出自何人之手的白话碑文，遣词造句上虽明显具有同时代妇联工作用语的风格，却足以和鲍仁的“凄语”并列古今“吊苏文”韵文类和非韵文类中的两大极品。尤其是后者，以杭州当局2004年国庆重修苏小小墓而引发的“妓女派”和“才女派”之论战观之，令人不得不由衷地钦佩80年代立碑者敏锐的政策性和高度的前瞻性。
心中有妓
重修苏小小墓，揭开的倒是道德论战的盖子。几乎一面倒都是“反苏派”的声音：“苏小小作为古代Se情行业、狎妓文化的代表，政府不应该一方面旗帜鲜明开展扫黄活动时，另一方面却公开把玩古代的Se情文化。”更有记者质问杭州市政府：“为表子立牌，究竟想宣扬什么？”
古墓丽影（2）
一小撮“亲苏派”则认为此说过于偏激，“对历史与文化都缺少冷静与学术的审视分析”。原因主要是：古代的妓女并不能等同于今天的妓女，再说有文化的妓女也不能等同于没文化的妓女。在旧社会，广大妇女普遍受到压迫，倒是妓女这种“特殊的女性群体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追求才艺、爱情和自我的自由可能”。也就是说，在古代中国的特殊语境中，苏小小亦邪亦正地同时具有妓女和妇解分子双重身份。礼教吃人，也不妨反过来先咬它一口。至少，“重建苏小小墓也就增加了西湖的历史趣闻罢了，本身并不可能有太宏大的文化价值指义”。
用“文化”和“妇解”为苏小小辩，与以“三陪”羞辱之，本质上都是一路。若将苏小定性为“古代Se情行业、狎妓文化的代表”，苏小小的芳邻秋瑾墓之墓主，恐怕就是今之恐怖分子女头目，人肉炸弹。之所以有争论，一方面系因缺乏想像力，另一方面却又系想像力过于丰富之故。苏小小其人其事只是传说，其坟其墓更是杜撰，然而墓中无妓，奈何心中却有妓。传说中的事情，还是低调些好。正确对待苏小小，犹如正确欣赏西湖。西湖之胜，素有“晴湖不如雾湖，雾湖不如雨湖，雨湖不如月湖，月湖不如雪湖”之说，将苏小小墓修葺一新，添砖加瓦，大煞风景的程度，犹如在“月湖不如雪湖”之后又继了“雪湖不如雪狼湖”一句。
作为“心中有妓派”的一员，我个人并不主张修墓，断桥边的那个所在，虽然不至于非要恢复到干隆庚子南巡前的“半丘黄土”，至少保留芥川龙之介在世纪初的所见：“这位唐代美人的墓，原来是铺着瓦顶抹了灰泥的毫无诗意的一个土馒头，特别是墓的附近为了建造西泠桥，墓被弄得极其荒凉，所以更增加了凄凉之感。”但是平心而论，重修苏小小墓对“亲苏派”来说并无太大意义，毕竟，大学扩招了，一夫一妻了，风流快活，事前事后也早就不兴写诗了。对于广大“反苏派”而言，此举虽然惹大家生气，总体上还是很有“宏大文化价值指义”的。干隆年苏小小墓的修复，诚如沉复所言：“从此吊古骚人，不须徘徊探访矣。”同理，再次重修的苏小小墓，不仅使“反苏派”多了一个用来表达自己崇高道德的“不须徘徊探访”的新媒体，最起码，除了岳王庙里的秦桧之外，吐痰吐口水，从此又新添了一个风景绝佳的去处。
张岱《 西湖梦寻 》曾以名妓比况西湖：“（西湖若）曲中名妓，声色俱丽，然倚门献笑，人人得而媟亵之矣。人人得而媟亵，故人人得而艳羡；人人得而艳羡，故人人得而轻慢。”照此说来，游湖行为本身就是美学上的嫖娼行为，遑论苏小小做不做鸡。因而，古往今来，不管是“凄语”还是“韵语”，“愤语”还是“野语”，君子动口，从来都拦不住君子动手。报道说，自苏小小墓冢及墓亭在2004年国庆前重修之后，原先备受冷落之处陡然热闹起来。“十一”长假期间，大批游客蜂拥而至，“或是用手摸馒头似的墓冢，或纷纷往苏小小墓上贴硬币，据说这样能带来财气；凑不进去的人则在外往里扔硬币，硬币贴上去的则皆大欢喜，贴不上的或投不中的则啧啧叹息。据管理人员说，每天收集的硬币以数千枚计。同时苏小小墓也被摸打出了裂缝， 弄得｜乳白墓壁面目全非，伤痕累累。”
“慕才亭”变成投币游乐场，一说是因“慕才”与“摸财”谐音所致，以我之所见，“慕才”本已荒唐，误读再加误读，负负得正，“摸财”反而具有某种有益的消解作用。当然，“慕才亭”亭柱镌刻的那幅著名楹联“湖山此地曾埋玉，花月其人可铸金”，在误导作用上亦有贡献。
同样是“狎墓”，动手显然要比动口来得更直接，更实惠，更有建设性。对惨遭“摸财咸猪手”的杭州“小苏小小”来说，不幸中的大幸，是“苏小小解构历史”上所夺取的最为直接的一次庶民的胜利，乃发生在嘉兴贤娼弄的“大苏小小”墓。据陆明《 嘉兴记忆 》之《 夕阳贤娼弄 》：“1970年秋末，造反派挖苏小小墓，大约本想挖到金银财宝或鞭尸以泄其对封建‘流毒’之恨吧。不料，掘土三尺一无所得。挖坟最起劲的矮胡子随口骂了一声：‘戳那！’”
远之则怨，近之则不逊。“戳那”为吴语区（ 包括浙江和上海 ）至今通用的粗口，相当于“操你的（ 娘、姐、妹及一切异性血亲……N ）”，今之手机短信及杭州话或上海话RAP歌词中，又做“册那”或“策那”。不管苏小小是晋朝人还是南齐人，嘉兴人还是杭州人，苏才女若是地下有知，隔土有耳，理论上，在历朝历代文言或白话的一切诗词题咏当中，此二字“愤语”，想必是她听得最明白、最真切的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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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权主义的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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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年夏天，我在杭州一家电视台举办的新娘选美比赛做评委，其中有一个环节是考新娘的厨艺，并假设了这样一个情境：新婚初日，新娘为新郎做一顿早餐。
我相信，这必定会招来一向都坚决反对搞任何形式的选美活动的女权主义者群起做河东狮吼：“凭什么一定要女的起来做早餐？！”Come on，既然是选美，而且是新娘选美，在一般的情况下，被选者当然都是女的。既然这个环节评的是厨艺，若非要新郎来做，新娘所能表演的，大概就是如何吃掉这一份早餐的技艺了。不过，女权分子也不必急着生气，因为当时就有一位佳丽已经用她现场制作的一份早餐，赏了全体男性沙猪们一记响亮的耳光—— 饼干一包，两杯袋泡茶。她还喜滋滋地望着我轻启樱唇：“尝尝嘛，很好吃的噢。”
如此后工业化的早餐，就是换了男的做给女的吃，相信女的一样也不会高兴，还有可能对从这一个早上开始的婚姻生活感到万般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
我绝不是说一顿饼干加袋泡茶的早餐就能让人受多大的委屈，我的意思是，既然是结婚，既然已组成家庭，就很难不考虑一下厨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饼干和袋泡茶在刮了男性沙猪一记响亮的耳光的同时，也狠狠地踹了厨房一脚。
对于厨房，男女有各自的心理障碍。男人的问题在于：中国男性的精神导师先是强调“食不厌精”，接着又下达了“君子远庖厨”的最高指示。当然，我完全不同意有些人把“远庖厨”斥为伪善，鉴于人性的局限，虽然至善难得，我们也不得不把“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设定为人性能及的较高境界。但是更实际的问题是，为了吃喝，为了快乐，总得有人在庖厨里工作。对于这些人，做君子的难道就不存恻隐之心了吗？
没问题。精神导师早就预计到会有这个Bug，并且提出了一个明快的解决方案，也是五个字：君子远小人。当远离了庖厨同时也远离了小人的君子在餐桌前等着上菜，在厨房里工作的自然就剩下了妇女。
没有一个人天生就适合在厨房里工作。男人从小就玩枪玩炮，女人自幼就玩煮饭玩过家家，基本上是由后天的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所决定的。当然一个只会在厨房里忙碌的女人并不能让男性完全满意。“在厨房像贤妻良母，在客厅像贵妇，在床上像荡妇”，这就是夫权对于女性提出的无理要求。不过女权主义的反抗攻略其实亦因此更容易操作，在总量不变的前提下，只要把程序稍加改动，将“贵妇”和“荡妇”被要求所处的位置进行对调，就足以令男人们仰天长啸了。
娜拉走出了100年之后，把妇女从厨房的牢笼中解放出来仍然是女权运动的中心议题之一。然而，就性别权力而言，厨房却是一个需要谨慎处理的特殊环境。在男权社会的生产关系里，妇女被困厨房，但厨房又是一个制造再生产的车间，换句话说，谁把谁困在厨房是一种权力，谁在厨房里控制着再生产，谁就控制着那个把自己困在厨房的人毕生的幸福，这又是另一种非常现实的反制权。其实男人在性别权力上所设下的大部分陷阱，最后鲜有不把自己也陷进去的。
世界上既拥护妇女走出厨房又赞同饮食男女的，只有餐厅的老板，我们却只能择一而从。夫权可抗，女权可争，惟独不能反抗的是自己的胃，与胃奋斗，其饿无穷。
梦露主义
美国是一个以梦想立国，并且动不动就爱拿梦说事的国家。这一点，至少在我们中国人看来的确如此。
自从马丁·路德·金在1963年发表了那篇题为《 我有一个梦想 》的著名演讲以来，美国的“梦况”就更形复杂起来，因为金在演讲中分明是这样说的：“我有一个梦，这个梦深深地植根于美国梦之中。”这种“一梦根植于另一梦”的梦中梦，在吾人看来，便已经有些庄周梦蝶的意思了。至于台湾人后来把Cosmopolitan译成“柯梦波丹”，更是大大地占了南柯太守的便宜，尽管“波丹”是个什么波什么丹，诱发的联想一直比较混乱。
“美国梦”的说法向来深入人心。横光利一说：“梦要做得不像是梦，那才是好梦。”不像是梦的梦，按我的理解，就是再美的梦也得落到实处。所以我相信除了马丁·路德·金之外，最具代表性的“美国梦”，就是玛丽莲·梦露。她是一个做得不像梦的梦，一个真正的美梦。
我出生的那一年，这个至死都可能并不知道她的中文名字叫做梦露的美丽女人于加州寓所的床上因服食大量安眠药而在睡梦中死去。死去，睡去，但在睡眠中可能有梦，这就是个阻碍，但是这个阻碍并不妨碍梦露依然真实地活在世界上以汉语为母语者的心中，这是因为将Marilyn Monroe写成玛丽莲·梦露的不是美国人而是我们中国人。
任何对好莱坞稍有认识者都不会没有听说过这位姓名皆以字母M起的著名MM，同样，对美国历史略知一二者也应该大概地了解“门罗主义”这个政治术语的来源。门罗，詹姆士门罗（ James Monroe，1817…1825 ），美国第五任总统，以倡导旗帜鲜明地反对欧洲国家干预美国和西半球事务为核心的“门罗主义”而著称，从19世纪末开始确立了美国在区域性外交政策上独享的领导地位，也可以这样说，“门罗主义”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美国梦”的守护者。这位与玛丽莲·梦露同姓的名人虽然贵为美国第五任总统，而且对中国人民的态度堪称友善 （ 纽约苏富比在前几年拍卖了一封门罗总统于179年前写给道光的致歉信，在这封私人信件里，门罗为了求道光归还一艘搁浅在中国沿岸的美国船只，并归还船上的金钱与鸦片，将道光称为“充满智慧、慈悲为怀”的皇帝 ），惜乎并不能唤起任何的绮念，所以我们也不得不坚持按照我们的审美原则办事，非但没给他留下任何沾上“梦”之“露”的机会，反而将其姓氏译成了“门可罗雀”的“门罗”，与他的政治主张倒是也有几分相似。
姓名学近来在民间再度成为显学，不过关于姓名的法律解释却实在不多。最近在报上读到的一则专业注解是：所谓姓名，就是人以文字的形式对其人格所作出的表达。看来译名也是一样，尽管姓氏一个字母都不差，尽管美国法医基因专家凯斯在前几年年初的时候宣称他在根据从梦露尸体上取出的细胞组织进行了DNA检验后发现梦露很可能是个男人并且很可能在出生时已接受过改变性器官的外科手术，但是你却绝对不可将“门罗主义”自作主张地读成“梦露主义”，这不仅是一个大是大非的常识问题，一个审美问题，也是一个人格问题。
全民表态
革命现代京剧《 沙家浜 》第九场“突破”：
［紧接前场，刁德一家后院墙外。］
［幕启：一伪军在站岗。］
伪军：（白）“司令结婚，请来皇军，叫我们加岗，唉！倒霉了！”
［叶思中等上，将伪军擒获，拉下。］
戏文中的“伪军白”，是小时候挂在嘴边的“金句”，见人嫁娶，即热情相赠。文本分析清楚地表明，以胡传魁为首的“忠义救国军”之所以被以寡敌众的我新四军指战员以“汤浇蚁｜穴，火燎蜂房”之势奔袭歼灭，战术上的一个重要细节，即在刁德一家后院墙外负责站岗的伪军士兵的松懈。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不应有的松懈，根据该伪军士兵在下岗前的表态，系因胡司令和“常熟城里有名的美人”办喜事喝喜酒，非但未能惠及下层士兵，反而要他们因此而加岗，后者心怀怨恨，以致完全丧失了警惕性和战斗力。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如果胡司令像“百鸡宴”上的坐山雕那样，把部下全部请进刁参谋长家的后院去吃喜酒，后者的责任心就会有所加强（ 非但如此，还可能会死得更惨 ）。相对于一切敌伪武装的反动本质而言，有没有被邀请喝喜酒，充其量只是技术问题。然而就戏文而言，一个人结婚而让另一个人有了某种意见并且非要以某种方式表达出来的话，那一定是有缘故的。非亲非故无缘无故的踊跃发言者，不是神经有毛病，就是他患上的那种毛病实在太有精神。
杨振宁教授结婚，既没请来“皇军”，更没叫别人“加岗”，可是，主动“上岗”争相发表意见者却是人山人海。不管怎么说，人家是自愿结合，不偷不抢，既不违法，又不违纪，再说，结婚这种事既不需要民意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