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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夏妹子抬到了贴满喜字的窑洞里，两个人就开始拜天地、拜媒人，没有高堂就省了拜高堂这个环节，然后伙计们就开始闹洞房。我们这里的人闹洞房可以随心所欲，俗话叫新婚三天没大小，别把新人闹死就成。伙计们都想趁这个机会全面看看新娘子，就借了闹洞房的机会要帮他们宽衣解带，把胡小个子跟新娘子压到床上扒衣裳，扒胡小个子是假，真正的目的就是想扒开新娘子开开眼。胡小个子哪会不知道大家既险恶又卑劣的用心，便拼了命地保护新娘子，三五个人压不住他。新娘子也紧紧抓住裤腰带，两条腿在空中蹬踏挥舞像是杂技演员表演蹬技，同时嘴里嗷嗷号叫，似乎窑里正在杀猪。我有些不忍，不管怎么说今天是胡小个子的头一晚上，他的老婆他还没扒先让别人扒了，他还没看先让大家看了，将心比心放在谁身上这也不是值得高兴的事儿。可是这是风俗，大喜的日子谁也不能制止闹房，制止闹房就是给火热的婚礼泼冷水，也是给新人即将到来的新生活泼冷水。胡小个子这时候已经有些翻脸了，挣扎的力度更大动作也更猛烈了。狂乱中的伙计们谁也没有注意到他的变化，还在七手八脚地在新娘子跟他的身上放肆……
我怕发生意外，即便不发生意外光是胡小个子翻脸也不值得，大喜的日子新郎官跟朋友因为闹房翻脸可是极为扫兴的事，我便来到外面，掏出枪朝天砰砰砰就是一阵乱放。枪声比什么都灵光，那帮在洞房里忙得昏头涨脑的伙计听到枪声就像一群受惊的兔子，全都从窑洞里蹿了出来。胡小个子已经让人家剥成了半裸，光着膀子一手提着裤子防止变成全裸，一手挥舞着手枪跑出来问我：“尕司令，咋了？”
这家伙脑子就是不灵光。我说：“快，人家又剥你的新娘子去了。”
他转身急三火四跑回去保护他的新娘子去了。我对其他人说：“人家的新娘子你们非要先看一下，看啥呢？都回去睡觉。”
大家这才知道我是护着胡小个子，有一些人就往回走，有一些人还不甘心，聚在胡小个子的窑洞前头想进去接着闹。胡小个子早已经把窑洞门顶得死死的，就有人捅窗户纸、扒门缝，想看胡小个子干吗，窑洞里又把灯灭了。就有人把耳朵贴到门上、窗户上听墙根。我忽然有些讨厌这帮人，硬是害得胡小个子头一晚上连新娘子是白是黑都看不成，也真够可怜的。不过，日子还长着呢，今后慢慢看，有的是时间，只要别看腻了就成。
我胡思乱想着回到了我的窑洞，二娘已经给我把烫脚的水对好了，我奇怪地问她：“你咋没闹房去？”二娘幽幽地说：“没去，我怕那种场面。”
我想问她为什么怕那种场面，话已经到了嘴边上，心里却突然激灵了一下，就好像有一个无形的小榔头击响了我潜意识里的警钟，我就没问。我已经开始学会瞬间判断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哪些话可以说哪些话不可以说。这是一种技能，一种经历了半生的生活磨砺才能掌握的技能，虽然我还很不纯熟，可是我却已经能在某些时候下意识地运用它了。据说这种技能掌握得越早人的寿命就越短，掌握得越晚人的寿命就越长，按年龄算，我属于掌握得比较早的，可能我的寿命也不会太长。
我们睡下了，我们开始做那种全人类都爱做的事情。这种事情已经成了我们的习惯，就跟吃饭睡觉一样，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既然成了一种习惯，也就没了当初的那种激情和疯狂。今天晚上，当知道有个人，准确地说有一对人正在不远的窑洞里跟我们做着同样事情的时候，我格外亢奋。二娘对我的热情却没有像以往那样给予热烈的回应，她反常地平静，甚至有些冷漠，被动地承受着我的攻击，让我感到自己像一个跟沙袋木桩拼搏的武士。突然我触到了凉水，那凉水是从她的眼睛里流出来的，顺着她的面颊滑到耳根，我惊异地问她：“咋了？心里有事情？”
她摇摇头，猛然间像八爪鱼一样缠紧了我。我却像泥鳅一样从她的怀里滑脱出来，执拗地问她：“咋了？心里有事情？”我现在越来越难以张口叫她二娘了，尤其是在这种状态下，这种时候我一般都跟她白搭话，就是没有任何称呼的对话。
“没啥，就是心里有些难受，过一阵子就好了。”
“没啥你哭啥呢？是不是看见人家结婚你难受呢？”
她没有说话，但却等于告诉我，正是因为看到胡小个子跟那个过去当假尼姑如今叫夏妹子的女人热热闹闹成了亲她才难受的。她的情绪让我的热情像浸到冰水里退火的铁器迅速冷却下来。我翻过身下决心让自己进入梦乡，我也开始学会不费脑筋想那些一时半会儿根本无法解决得了的事情。我跟她会不会成亲呢？我想不会，我从来没有想过跟她成亲的事儿，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跟别人成亲的事儿，即便根据奶奶的说法我已经跟花花定了亲，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跟花花成亲的问题。当我跟二娘已经这样了之后，再成不成亲，跟谁成亲都已经没了实际意义。二娘从后面抱住了我，脸偎在我的后背上凉飕飕的，我知道她的眼泪还没有止住。
“没事了，我这个人就是这个命，你没听所有的人都把我叫二娘么？我就是当二娘的命，嘿嘿嘿。”说到后来她忽然笑了起来，“其实有时候当二娘比当大娘还好呢，就像奶奶，名义上是大娘，有啥用？活守寡呢。”
我想起了奶奶。奶奶已经跑了半年多了，音讯全无，有人说在张家堡子见过她，我想到张家堡子去找找，又怕碰见花花，我想如果我碰见花花可能会挺尴尬。后来又有人说在西安城里见过奶奶，我估计那是谎信儿，她不可能往西安城那种地方跑，适合她的地方是荒山野岭和小村落，别看她强悍，进了西安城那种大城市她肯定得蒙。我睡着以后梦见了奶奶，她骑着那匹大黑马，在西安城墙上飞过来飞过去……我不知道这个梦是吉是凶，第二天一大早我找卫师爷破梦。卫师爷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梦见奶奶说明我想念她了。奶奶现在可能跟大黑马在一起，可能到了西安城或者西安城一类的大城市，不过梦终究是梦，也可能没去什么大城市，仍然在张家堡子待着呢。狗屁话，我在心里骂他，从那以后我就再也不找他破梦了。
漫长的冬天过去了，老天爷眨了一下眼睛春天就溜走了，紧接着夏天就光临了。狗娃山就像暴发户穿金戴银的小老婆，越来越丰满，越来越妖娆。我们开始按时收到各地财东、商户交纳的保护费，刚开始也有抗拒不交的，不过我们很快就让他们知道了交纳保护费的好处，不交纳保护费的坏处。我们不杀人，如果靠杀人来要钱，那样就过于强横，人命关天也容易引起强烈的对抗，不管怎么说，我们现在名义上也是政府的军队，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动辄杀人。我们坚持不懈地通过努力来让那三百多家财东、商户老老实实地按时按数交纳保护费。我们的办法很简单，也很有效，交了保护费的人家保证他活得安宁，不交保护费的人家肯定不会活得安宁，不是家人被绑架，就是田地的青苗被人毁了，商号的买卖叫人家砸了，反正就是没法活。要想活得安稳，就必须交保护费。当然，我们也不是让人家白交，凡是交了保护费的人家，如果真的遇上啥事情，只要来找我们，我们就有责任、有义务替人家摆平，摆不平我们甚至还要赔偿损失，这就是我们的信誉、我们的招牌。
这样一来我们就忙了起来，山下的队伍忙着种地，既当土匪又当农民还要当剿匪第一军；山上的队伍四处奔波，一边忙着敲诈勒索收取保护费，一边忙着打击违法犯罪，维护本地治安。天道酬勤，一忙就有收获，我们的实力很快膨胀起来。我们开始经营狗娃山，在山上修建了坚固的堡垒，高大的石头墙把狗娃山的脑袋箍了起来，堡子的四周修建了高大坚固的碉堡，碉堡上满是黑洞洞的枪眼，活像一头浑身上下长满眼睛的怪兽。堡子的外墙上用白灰刷上了一人高的大字：靖边剿匪第一军司令部。这个活是卫师爷干的，一上山就能看到这几个字。堡子里头修建了几十间房舍，供伙计跟他们的家眷居住。我还是习惯称呼我的部下为伙计，可能这就是贼性难改吧。
李家寨拒绝交纳保护费。想到我的家底是从他家抢来的，本想按照特殊情况处理，免了他们家的保护费，卫师爷说这种事情应该一视同仁，不然对别人就不公平。为了表现我们做事公平，我就改了主意，加强了对李家寨的攻势，指使西山上的小土匪绑架了李冬青的儿子，一定要让他们也遵守规矩给我们交纳保护费。没想到李家大少爷李冬青居然亲自找上门来兴师问罪。那是一个炎热的下午，下面人报告说有一个人自称是我的老朋友来拜访。我以为是谁呢，见了面才知道是李冬青。好几年没见了，他比我们头一次见面的时候胖了许多，也显得老成了许多。他说我也成熟了许多，我暗想我他妈早就成熟了。
不管怎么说，我们也算是老相识，我们这点家底子还是靠他家那三万六千多块银元撑起来的；所以我对他还是挺热情的，让座、倒茶，知道他一大早出发朝我们这儿赶，饭都没顾上吃，又让厨房给他下一碗面。他说：“尕司令现在是晋陕豫三省的知名人士了，这次来看看，果然气势非凡。”
我知道他是朝我要孩子来了，可是他如果不提我也不能说，我要是先说了，就是不打自招，承认他儿子被绑架是我们的套儿。我就顺着他的话头谦虚：“哪里，再怎么我们不过就是招安的土匪，跟从良的婊子差不多，底子不敢翻开来给人家看，不像李东家，正经的士绅。”
李冬青说：“招安也罢，从良也罢，既然你现在是政府的军队，就不能再干土匪的活了。”
我说：“那倒是，我们现在靠的垦田屯兵，自己养活自己，有些事情也难啊。”
他说：“如果你们还是土匪我今天也就不来找你了，既然你们是军队，就不应该干那种绑票的事情。”
“绑票？这话怎么说？谁绑的？绑谁了？”我只能装糊涂，我想不管怎么说他不敢让我太难堪。
“尕司令，你们来收我的保护费，我没给，过了两天我的儿子就被绑了，你说这事情不是你们干的又是谁干的？”
我说：“这事情绝对不是我们干的，要是我们干的我马上把这个司令让给你。”我说的是实话，这事情不是我们干的，是我们指使别人干的。
李冬青笑了笑说：“我知道，你们这支队伍上头没拨军饷，全靠你们自己筹措，你们收点保护费也是无奈，只要能保护地方治安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可是，别人交不交保护费我不管，你们朝我要保护费是不是有点太亏心了？我一次就给你们交了三万六千多块大洋的保护费，按每个月五块大洋，一年六十块钱算，我把六百年的保护费都交给你了，你们还要干什么？大不了我今天就在你面前一头撞死算了。”
我脸烧得厉害，硬着头皮替自己找理由：“你也清楚，那笔钱跟保护费没关系，那是我们替大掌柜跟伙里死亡的伙计收的人命钱。”
李冬青说：“你们替大掌柜收人命钱，先父的命我朝谁要钱去？他们根本上就是一命换一命的事情，你们到我家里抢掠，我们当时为了保命，啥话不敢说，破财免灾么。如今你们事情干大了，还是找我们的麻烦，这还有没有道理了？说实话，每个月给你送五块钱我不是送不起，我是觉得天下没有这个道理，你尕司令凭啥就吃定了我李家？你们不是会绑人吗，今天就把我一块绑了。”
上一回跟他打交道我没感觉他是个犟人，可能那一回他吓坏了，又有一家老少在我手里，所以只好随我摆布；今天他犟了起来，我还真有些不好下台。即便我想放了他儿子，也不收他家的保护费了，我也不好马上说话，这无疑等于承认他儿子被绑票跟我们有关系。
他的口气硬了起来：“尕司令，我明告诉你，我如今每一分钱都有正经用场，绝对不会用在你们这些人的头上，今天我来找你，就没有打算回去。”
我真的不好意思了。恰好这时候厨子把饭送了过来，我就让他先吃饭，吃饱了有啥话好商量。李冬青倒是个拿得起放得下的人，也许是饿极了，端着饭碗头也不抬地吃了起来。我趁机跑出来跟卫师爷商量办法。卫师爷说：“这个事情你别小看，这个人绝对不是一般的人，我猜他肯定后头还有手段没用呢，如果没有手段，真的像他说的不回去了，守在我们这里要娃娃，我们要硬是不理他，他又咋弄呢？他肯定还有手段呢。”
我说：“不管他还有手段还是没手段，眼下的事情是我们怎么给他说呢？我想好了，娃娃是要给人家，这家子的保护费算了，人家说得也有道理，我们一次把六百年的保护费拿来了，现在再要那百十来块钱也不值得，就是这话咋说呢。”
卫师爷说：“既然这件事情尕司令定下了，话就好说了么。你就给他说，娃娃确实不是我们绑了，好赖我们也算有过交情，保护费也不要他的了，不管是谁绑了他家的娃娃，既然我们是靖边军，就要维护本地的治安，娃娃我们负责给他救回来不就成了么。”
卫师爷就是比我会说话，还是那句话，啥事情到了他嘴里就都有了道理。我回去就按照跟卫师爷统一的口径给李冬青回了话。李冬青听了说：“那这样子，我就在山上等着，啥时候家里人过来说我的儿子回去了，啥时候我再回去。尕司令总不会供不起我一个人的饭吧？”
也许这家伙真的掌握了我的弱点，知道我绝对不会对他这样一个手无寸铁上山找儿子的人怎么样；也知道我多多少少念着从他家抢过几万块大洋的好处不会对他怎么样；也许他为了儿子真的把生死置之度外了，明目张胆地跟我耗上了。我就对他说：“李东家，我跟你有缘分呢，你愿意在山上住就住着，住多长时间都成，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你儿子的事情我尽量办，要是真的我把你儿子绑了，你都找上门了我再不放人我就不是人，可是确实不是我们绑的。我马上派人调查绑你儿子的下家，不管是文的还是武的，查到了我就负责给你救出来。”
李冬青倒也不客气，说了声谢谢，就让我给他安排个住处。我跟他有三年多没见了，他的性子好像变了许多，说话做事从里到外处处都透露出一种从容不迫却又坚定不移的自信。本来他到我的门上，是来求我的，可是他倒理直气壮，搅来搅去倒全都是我的不是了。我硬着头皮抵赖，他却好像胸有成竹，鳖伸脑袋一口咬住我就再也不松口了。好在不管怎么说他也是山外头来的人，我整天蹲在山上眼里过来过去就是那帮伙计，有个外头来的人倒也新鲜，刚好可以陪我谝一谝外头的事情解闷儿。
他吃饱了，我就把他带到二娘的窑洞里。二娘如今跟我住在一起，她的窑洞却还单独留着，打扫得干干净净。我就让他住到这儿等他儿子的消息。
“你咋还住窑洞？我看你们不是盖了好些房子么？”他盘腿坐到炕上，撮着牙花子问我。
我告诉他窑洞住惯了就不想住房子了，窑洞冬暖夏凉，而且还能防火防炮弹。我反过来问他：“你现在干啥呢？就在李家寨当掌柜的？”
他说：“我在外头跑买卖，银元都叫你给抢了，也做不成啥大买卖了，就是往南方倒些土产、粮食，再从南方贩些西药、布匹绸缎，日子还过得去。”
他又提起了我抢他银元的事儿，当时觉得理直气壮的事儿，现在他提起来不知道怎么就让我脸红，我说：“过去那些事情还提他做啥呢，说到根本都是上一辈人的恩怨，钱么，你也说过，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身外之物，我没有伤过你们家任何一个人，说实话，按照当时的仇底子，换个人不把你们家杀个鸡犬不留才怪呢。”
他撇撇嘴做了个笑的模样，讥讽我说：“你说得有道理，按照你的逻辑我倒真的应该对你感恩戴德才是。”说完就仰到炕上枕着胳膊闭目养神，作出不愿意搭理我的样子。
我却无论如何不想让他睡觉，我想跟他谝，我说：“你到南方做买卖，听说闹红的事情没有？”
他猛然间坐了起来，警觉地问我：“你问这干啥呢？”
我说：“人家都说南方闹红呢，蒋委员长派了大兵剿匪，兵荒马乱的你咋敢过去做生意呢？”
他端详着我，半晌才说：“其实也没有你说的那么乱，闹红也罢，剿匪也罢，跟咱商人没关系。再说了，啥叫闹红？就是泥腿子祸害乡绅富人，跟杀富济贫的山大王差不多，有些穷汉没处吃饭就跟上他们瞎闹腾呢，没啥大希望，中央军几十万大军追着屁股后头剿，迟早得把他们杀得片甲不留。不过他们可真是杀富济贫，把乡绅富户的财产土地都分给穷汉了，不像你们，杀富不济贫，抢来的都成了自己的。”
“为啥叫闹红呢？”
“闹红就是红军么。”
“咋叫个红军？他们都穿红衣裳还是身上都是红颜色的？”
“胡说呢，又不是新娘子咋能穿红衣裳呢？他们的旗是红的，就叫红军。”
“你见过红军没有？”
他摇摇头：“我躲都躲不及哪里还敢见他们？没见过。”也许是不愿意再谈论这个话题，他主动问我，“你们在山下头种了不少地么，收成咋样？”
我告诉他，我们这帮伙计大都是农民，种地的功夫都不错，再加上土地肥沃雨水充足，夏粮获得空前丰收，麦子每亩能打四百多斤，如果秋苞谷再收下来，今年的粮食两三年都吃不完。他听了这个话眼睛一下子就亮了，一骨碌爬起来问我：“粮食吃不完你打算咋办呢？”
我说：“放着慢慢吃么。”
他说：“粮食一隔年就成陈粮了，你们又没有现成的粮囤，明年一经夏粮食就都霉了。”
看他对粮食这么感兴趣，想到他刚才说过他是做粮食生意的，我就问他：“依你说该咋办呢？”
“卖呀，把粮食换成大洋，大洋放多少年也不坏，要是粮食歉收不够吃了再用大洋买粮食么。”
这个道理说出来简单，我们却谁也没有想到过。我们都是农民兼土匪，谁也没做过生意，会种粮食，却不会卖粮食。他接着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