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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和好奇的旅行者乔治·卡特林先于麦克劳林来到这里。就在卡特林抵达皮尔堡之前，在密苏里河对岸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野牛群。数百名苏人于中午跋涉过河，约在日落时返回，带回1400只野牛舌头——仅仅为了换回几加仑威士忌。卡特林认为这样的取猎是对这种动物的恣意挥霍。“没有带回一张皮，一磅肉（舌头除外）……这恰如其分地表露了印第安人无深谋远虑的特征，只要眼前的赏物能适合他们的胃口，他们便会不顾前后了”。
历史学家乔治·海德从未见过这个边疆地区。他所知道的大部分有关印第安人的情况，都是从“奥门哈公立图书馆”获得的。尽管听力障碍和可怜的视力使他放弃用眼睛辨别道路而是用脑子记忆摸到图书馆，然而，他冗长的《特顿苏人顺史却成为一本参考基准，而且，海德先生这样说：
一些听信现代苏人神话、相信人的灵魂的人们告诉我们说，印第安人是最优等的保护自然资源的民族。他们只猎杀足以供养他们家庭生活的猎物，捕猎时，特别注意不去损坏森林。确实，他们早在几个世纪前，就确定了如同“美利坚合众国自然资源保护部”所确立的那些所有法律规定。真实情况是，早期，大多数苏人生来就是自然资源的荒废者，他们把一个地区的猎物追杀光之后，又迁移到新的捕猎地区；他们毁灭了大量的三角对杨，剥掉树皮作为马冬日的草料；为保证来年春天早早地长出新草，他们惯于在秋天放火把草原烧掉，而又毫不顾忌地任草原大火在这个民族的方圆数百平方公里任意蔓延，烧毁了林带，烧死了野生动物，并造成了其它破坏。
这些草原巨兽群曾经是十分壮观的。许多开拓者、设陷阱捕兽者，以及士兵们都亲眼看到草原大火。火掠过悬崖峭壁时，由于草比较稀疏，火势就变成慢慢的移动了，火焰也变得十分微弱，人们可以从这燃烧着的火焰上踩踏过去。动物躲在它们能够呆的地方，直至火舌舔到它们的鼻子上。据卡特林记述，夜晚，当你爬上陡竣的山崖时，可以看见绵延数里的火苗。“那高悬在空中的一串串流动的明亮的火星，好似从天边扯起的婆娑多姿的彩带。”当这些火星抵达低地返回到浓烈的8英尺深的浓密的草丛中时，它们立刻又变成了隆隆呼啸的火红的风暴，它们立刻会使这片土地成为一片焦黑的荒原。
不管这场大火是事故，还是印第安人与白人蓄意放的，究竟有多少野牛这场大火中消失，是无法估计的。通常，历史学家更多地着眼于特定事件的详节，他们的兴趣集中在事件的本身，而不是再现一场难以理解的大灾难。例如，海德，他可以就帕尼·方克地区的奥格拉拉人，栩栩如生地描述一位野牛宰杀者，因为一火车摩门①移民观看了屠宰野牛。这些奥格拉拉食物品尝家虽然为白人旅行家用牛排进餐感到暴怒，而他们自己却津津乐道地满足所好，从被宰割的兽畜上选割他们所需的部位，把成吨成吨的好肉扔掉。
①摩门，1830年创立于美国一个教派，初期遵从一夫多妻制。
范妮·凯利与乔治·海德不同。她不但亲身在荒远的边疆实践过，而且，在被奥格拉拉人俘获的5个月中，更有切身体会。她说，他们以捕获野牛为消遣，恣意捕杀，杀死大量的远远超过他们所需要的野牛：“每个人仅从他所杀死的野兽身上选择适合于自己胃口的部位，而任其余大部分腐烂或被狼吃掉。这样，就浪费了他们自己的猎物，又常常遭受饥饿的折磨。”
并非只有苏人这样。前骑兵菲尼斯·汤尼给布拉迪写信道：“我见过‘乌鸦”印第安人射杀野牛，他们把野牛射死之后，甚至连皮都不剥……”
休·斯科特将军熟悉西部，他也热爱充满绩丽自然风光的西部。1898年，俄克拉荷马确实是“一块美丽富饶未开化的土地”，沿西尔堡一道道弯弯曲曲的河湾中，长满了茂密的榆树、栎树、三角叶杨、山核桃和胡桃树。那时，为解决燃料，美国军队开始有计划地砍伐这些树木。因为，即就是从离堡最近的六七十公里处的火车道运煤，花费也是十分昂贵的，那时，斯科特将军是军需官，他拒绝接受山核桃树与胡桃树。他骄傲地指明，许多有益的果树被保存下来了，否则，它们将会变成烟火升天。在改变美国军队的烧炊境况（并非全部，但至少有一些的）的同时，斯科特将军还禁止印第安妇女们为收取胡桃而砍倒树林，“这是一个依赖野牛而迁徙生活养成的浪费习惯；过一天算一天，不再返回他们原来呆过的地方。这些妇女根本就不知道应当保存根基，在她们看来，保存自然资源是后代人的事情，她们仅仅是享用了提供于她们这代人的东西。”
如今，凡去访问过新墨西哥北部地区查科谷的人，都可以看见对这种自然资源的任意挥霍所造成的恶果。桧属植物，三角叶杨，矮松，松树，都曾经如同野牛那样，遍山遍野地生长在这块大平原上，然而，观念陈腐的印第安人建造并居住在泥土砖瓦房里，一面却在撕割着这块土地。好啦，差不多一个盛世之后，这些树林再未复还，太阳如同一只汽球，从凄凉而光秃秃的地平线上缓缓升起，它的下方，残败不堪的查科谷，寂寞地静静地躺着，地面干裂，空荡荡的，如同一只碎裂的罐子。枯干的肉叶刺蒡藜，毫无生气的艾灌草，滨藜巴，一只只蜴晰，静静地在查科谷的残垣败壁中忽隐忽现。
在12世纪，似乎印第安人还能有点对这些树林进行保护的理性认识。然而，到了19世纪，尽管印第安人被那些黄眼珠入侵者惹得大怒，因为他们正宰杀着为他们提供必需品与舒适的受用物的“Pet大叔”，可是，他们自己却未能设想野牛的终局。
更使他们激怒的是他们祖先的尸架被摧毁。西奥多·戴维斯在《哈珀》中写道：“当协的允许为政府各兵站提供所需木柴时，签约人员领着他们的人在合适的树丛中集合，着手砍伐木柴，并把它们拉回堡。不难设想印第安人会起来反抗，并立即动手对他们进行袭击……”
对印第安人先祖尸架的侵扰，自然会激起他们的恼怒。然而，印第安人部落自己也相互表示对其它部落先祖尸架的不恭。帕克曼说，污辱尸架是很平常的事：“我自己就亲眼见过一例，5具按西部该部落惯例架在树上的尸体，被一个主战派“乌鸦”人挑在地上，踢成碎片，接着，他们又把来复枪口对准尸骨的脑壳，把它们一一击碎”。
所以，要是印第安人对他们自己的墓葬进行亵渎并挥霍自然资源的话，他们似乎就不应当责怪白人的行为了。然而，他们并非如此，而是任性地表达了他们的狂怒。一名在太平洋堪萨斯铁路段作业班工作的工人，或某些分到土地定居的行路人，仅仅由于他生来长了令人厌恶的白皮肤，便可能会丧失性命，丧失头发或衣服。
于是，4月12日，在堪萨斯，把14名夏安头目从那被风吹袭的边界线外部地区召集在一起，听取汉考克将军连威胁带辱骂性的讲话，目的显然是要给他们施加压力。用斯坦利的话说，“有必要保持他们缔约条款的严格的字面意义”。
这个会议是在晚上举行的，通常，夏安人不在夜晚讨论这样的事宜。然而，一场风暴使他们的抵达时间推迟了三天，而这位将军急于要作这番训讲，所以，他们围聚在他帐篷附近的，堆篝火旁。他们戴着项链，大奖章，臂章，耳朵的细长缝里，夹挂着沉重的黄铜耳环，头顶上的一绺头发，用银色的圆盘状物束着。汉考克讲说着，他们静静地听着。仅有一次，当汉考克声明要对任何错待印第安人的白人进行惩罚时，他们不相信地嘀咕起来。
第二天，为了加强决心，汉考克开始朝印第安人的住宿地帕尼·方克迫近。三年前，约翰·奇文顿上校曾领导科罗拉多的民兵组织，对居住在丹佛市东南部“沙湾”的“黑水壶”的安宁村庄进行侵扰。虽然，印第安人事务专员曾向夏安人保证，说他们不会受到骚扰，然而，奇文顿事先却未予警告，突然袭击了该村。此刻，当聆听了汉考克将军承诺的夏安人，又看到类似的纵队直追而来后，当然认为依旧呆在附近是愚蠢的，于是妇女和儿童们连棚屋也没有拆除就逃跑了。女人儿童们跑开之后，斗士们也相随而去，等汉考克弄清事态前，他们却全跑了。对这些相继发展的事态的惊讶与愤怒，迫使“波托马克闪电大军”在250间空棚屋的周围架起了大炮，并命令卡斯特把逃亡的人驱赶回来。
夏安人逃跑了，但这并非由于部队领导人无能，仅仅是因为夏安人对这儿的地形太熟悉了。他们可以十分自如地，比这些穿蓝制服的人更快地逃离而去。卡斯特已在边疆呆了这么久，他对此十分清楚。无论是精锐的第七骑兵兵团，还是其他任何人，都难以追上这些狂热的人。所以此时卡斯特能做的事，也只是在返回到汉考克将军驻地前，跟踪他们一阵子。情况既然是这样，何不逮住机会，在旷野上痛痛快快地跑上一阵子——在《赛马场，田野与农场》一文中，他给读者描述了他追猎一只野牛时的震动、兴奋之情，而对期待他在那四个月的特殊日子里追赶夏安人的事，只字未提。“我离开纵队，策马朝前飞奔了几公里；仅带了一个卫兵……”
同他在一起的还有他的狗罗夫、鲁，夏普、雷特尔和范妮。它们很快探测出什么气味来。卡斯特骑着良马卡斯蒂斯·李，紧随在后面狂跑，而把勤务兵远远甩在后边。
过了一会儿，他意识到自己是否在干傻事，于是把狗引开，正要回身，看见一头如他的马一般大的野公牛——一个难以抵制的挑战！他紧追了三公里，追上了它。就在他一边同它并排狂跑一边准备射击时，这只野兽突然大摇大摆地朝他跑来，他的马吓得退到一边，卡斯特的手指本能地扣紧了板机，子弹从卡斯蒂斯·李的脑子穿过，它倒在地上死了。这位猎手自己也被猛地朝前弹在地上，几乎栽倒在野牛身前的地上。他知道出了什么事，但脑子被震昏了，难以动弹。野牛死死地盯着他，然后，摇着头，小跑步走开了。卡斯特站起来，脖子挂着一副望远镜，狗跟在身后，他转过身朝他认为是正确的方位往回走去。要不是碰到这支纵队的话，他可能会同一伙游荡的仇恨白人的印第安人相遇，或者被饿死。
他不是第一个鉴赏这块广漠无垠而又杳无人烟的大草原的白人。1542年，科伦纳多曾穿过堪萨斯。根据这次远征的记述，不难看出，一个人，或一支军队应当怎样去领受它。确实，这些西班牙人的探险听起来几乎是神秘的。彼得罗·de·卡斯坦达浮夸地问道，这支由500头母牛、5000只羊相伴的1500名印第安部落同盟组成的如此庞大的大军，莫非是一支神军？这么一支声势浩大的人畜大军穿过这块大平原，怎么又不会留下一点踪迹？这片大地简直如同一只大碗，“所以，当一个人坐下时，他的四周被地平线包围……”
弗兰西斯科·瓦萨奎兹·迪·科伦纳多将军自己记述说，茫茫的旷野上看不到地面上任何标记，看不见一颗树，看不见一丛灌木，也看不到一块高地；没有任何指引他们的目标，没有任何特殊的自然特征，为了避免行军时兜圈子，他们只好采用保持一条直线的办法行进，即由一名弓箭手端直朝前射一箭，他们朝着箭往前走，然后再射一支，再往前走。
19世纪早期，卡特琳在这块平原上探险，当他从那茂密的草地上穿过时，深密的草使得他站在马蹬上才能探出头来看见草尖。
卡斯特在看见一片烟雾般飞扬的尘土之前，也许已行走了一个小时了，飞扬的尘土必定意味着一大群野牛、一大帮骑马疾驰的印第安人或第七骑兵兵团。他至少提供了三次这样遇救脱险描述。《赛马场、田野与牧场》应当算是最不富有戏剧性的一次了。只不过在这场险遇中，他认出了这支骑兵兵团，坐下，等着。在他给妻子的一封信中，记述了他看见了军车。但在令人赞美的《我的大平原生活》（本廷上尉称它为《我的大平原上的谎言》）中，他描述道，他藏在一条干河谷里，那些狗依偎在他身旁，直至最后，他通过望远镜，大概看见了那面高高飘扬的骑兵上方的星条旗。好哇！
他再次幸运。
如每个人所知那样，幸运，仅止是幸运而已。可是，幸运也常常应当是本能，才能与智慧的综合产物。一个行动不敏捷的人，摔在地面上时会碰断腿的，要是这样，他也就把命丢在那儿了；一个没有胆气的人，在一头野牛的双角下，可能表露他的惊恐，而被抵伤；缺少敏锐头脑的人，在不幸之后，可能会朝着错误的方向走去。但卡斯特相信他的幸运，这可能有些不贴切。
与此同时，在帕尼·方克，汉考克辛苦地看守着一个空荡荡的营地。他试图防止它们被洗劫，但这是不可能的，那些渴望获得东西的士兵们悄悄绕过警卫哨兵，爬入棚屋中，随意满足自己的欲望，什么战斧啦，烟袋啦，袍子啦，战棍啦，狗皮啦，鹿皮鞋啦，小刀啦，还有玩偶、箭支以及狗。
卡斯特终于送来一封信，说是夏安人一直不断地袭击公共马车站。接到此消息后，汉考克不顾及可能会把局势弄得更糟的劝告，下令把这个村庄烧了。作为一名记者的斯坦利，难以抑制他的兴奋，自然，对那些如山火绒般燃烧着、冒着烟雾的小棚屋杆做了极度热情的报道。“微风把燃烧的火星吹送到大草原各处，大草原的草被燃着，闪电加速了这些火焰的向前滚动，黑色的浓烟缓缓地飘向天际，一个巨大的草地被毁灭殆尽。所有的绿色植物，耷拉着脑袋的无生命的东西，全被毁灭了，野牛、羚羊、豺狼惊恐地向远处逃亡……”
斯坦利解释说，汉考克认为，他是被逼上梁山了，夏安人掏取肠肚，揭去头皮。并把化石湾兵站雇用的三名男子的尸体焚烧。
卡斯特送来的第一封信，确实使汉考克相信了夏安人应为这些残忍的事件承担责任。但从相继送来的信中，卡斯特说，无论他自己还是德拉瓦尔侦察兵，都没有找到证物。这使得汉考克将军处境尴尬，尽一切为自己清洗罪名。他给谢尔曼将军解释说，纵使不能证实它是事实，眼下被焚烧冒着烟的这个夏安村庄中的人，可能残杀了该兵站仓库的人。
在汉考克的帕尼·方克大破坏的10天之后，着迷于朱红色的基奥瓦首领色旦他（Satanta，Set－ta－ik－e的讹用，意为“白熊”）来到兰德堡。在那儿，举行了另一次和平商议会。他是一位体格粗壮、肌肉强健的人，有一双十分明亮的眼睛，一张脸全部用红色颜料涂染。会议期间，他身着佩戴着臂章的军大衣，里腿上绑着许多黄铜小铃。这位引人注目的妖怪住在一间鲜艳的红色棚屋里。他在骑马外出战斗时（他确实常常出去参加战斗），不仅把脸染成红色，而且把全身染成红色。由于他坚持一惯沉迷于红色，所以，他也扛着一个红色盾。他可能也把自己的矮种马涂成红色，一直染到蹄脚。他是基奥瓦印第安女人心目中的白马王子。也许，每一位看到他的白种女人，不是对他产生极度的惊恐厌恶，就是着迷地恋慕，倾倒。斯坦利评论说，色旦他拥有一个威赫的名声——鲁莽且勇敢无畏。他既不畏惧格兰德河，也不把共和党党人放在眼里。
大约在这次拉德（larned）会议前三年，一位名叫凯奇尔马的传教士访问了赫赫有名的色旦他。凯奇尔马发现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精神饱满，有理智的人，然而显得有些爱出风头。午餐期间，他命令在他的棚屋里铺了一张地毯，饭食摆放在几块染成红色的木板上。这些红色木板用一些小圆钉装饰着。“他有一只法国黄铜碗”。凯奇尔马记述道，“饭盛好后，他用力往凉吹着”，像是一位热情友好的主人。如同许多高加索人首领那样，既具有迷人的善于交往的风度，又和蔼可亲。然而，这两种外表不能消除他本质的狂烈残暴。1866年，在一次袭击中，色旦他捉拿了怀抱婴儿的鲍克斯夫人，婴儿哇哇的哭声激怒了他，他就残忍地把孩子的脑壳推在树上挤碎。同其他许多对抗的印第安人那样，他终于被监禁起来。由于不能忍受这样的对待，他一头朝下，从得克萨斯亨茨维尔监狱医院二楼的窗子跳了出去。
汉考克将军对这位狂暴的印第安人的训讲与以前对那些夏安人的训诉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但不管他是哪一次讲的，没有什么太大的效果，因为，一个月之后，色旦他又袭击了道奇堡，大多数牲畜被惊吓得四处逃散，“然而，他倒很有礼貌”。戴维先生报道说：“尽管在他卷裹着抢获的东西骑马离开时、失礼地把他的大衣后摆对着警卫部队，但还是朝他们举起了那用羽毛装饰的宽檐帽”。
由于患淋巴结核，谢尔曼将军的像片不时呈现一副座山神模样。那年夏天他前去访问并对局势做了正确的分析之后，给格兰特总统写信说，这些贫穷与自傲的印第安人认为，牧场的牧群难以使他们克制自己的欲望；为了行窃，他们偶尔动手杀人。“我们又不能正确地区别对待他们，他们外貌看起来长得一模一样，都被误认作群氓，迫使我们卷入了同他们所有人的对抗之中”。
可是，十月份，又举行了一次商讨会，讨论了紧靠俄克拉荷马疆界、堪萨斯南部的“巫人棚屋”一带的问题，并实施了一项新政策。此时，政府不再仅仅满足于获得印第安人的土地。政府做出了决定，要使他们改变他们延袭了多少世纪的古老生活方式——要让这些未开化的人居住简陋的农舍式小屋，要让他们穿鞋，换句话说，要他们竭力效仿白人农民的生活。
斯坦利也来到“巫人棚屋”，他可能穿着他同汉考克远征时穿的那身衣服，戴一顶蓝色无檐毡制军帽，宽大的大衣和“一双配着一个巨大的墨西哥靴刺的生牛皮靴子。色旦他也到场了，他认出了斯坦利——这并不难！他用一个异乎寻常的热烈拥抱迎接了斯坦利，这表明，同这位将军相比来说，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