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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2年春天，在威廉F·鲍迪·史密斯将军手下任职时，他简直是真正地青云直上了。那时，汽球驾驶员T．S·C·洛教授曾被美利坚合众国雇用，在里土满附近的南部邦联支持者军队上空侦察，可洛的报告只是些什么“新土木工事”啦，“庞大的营地”啦，“大规模活动”啦，等等。于是，史密斯叫卡斯特带上笔记本、铅笔、指南针和望远镜，跳进一个筐子里，随汽球起飞，在空中做实地侦探记录。卡斯特接受了这个命令，他承认，“我一点也不惊慌，既然我从这独一无一二的选择机会中选择了登高服务，我也便有机会成了登高的人物，而这个推荐则远远超过我从未期望过的高度。”
有他的一张照片（几乎不可能是任何其他人！）他如同商店商品陈列台上站立的时装模特儿，身着大星星与竖条图案的时装。地勤人员把这张像用绳子拉直，悬挂在史密斯总部附近三四十英尺的高处。“简直像一个狂热未被驯服的动物”。卡斯特不愿走近它：
在此之前，我除了远远地见过汽球外，从未仔细审视过它。由于对它的结构的好奇，我差不多对它的所有部件做了仔细研究。此时，这位汽球驾驰员宣布。一切已准备就序。他问我是独自一个上去呢，还是由他来陪同，但更坦率地说，我希望不上去更好；如果非得上去的话，有汽球员作伴自然是更合意的事了。我毫不在乎的说，他可以同我一齐升空。我们乘坐的筐子约2英尺高，4英尺长，2英尺多宽，整个结构差不多像一只同等尺寸的普通柳条筐（除把手外），筐子绑在汽球的绳索上。
我的助手向拽着4根绳子的人们示出方位之后，跨了进去，并告知我到筐里就坐，我照做了。在我还没有完全意识到我乘的汽球就要升空时，我明白我们已在离开大地。周围非常寂静，几乎感觉不出一声、声音，我们在升向云端。这位助手握着固定在筐子上头2英尺高处的铁箍带，端直地站着，我也竭力站了起来。此刻，我乘坐汽球的信心还不十分坚定。然而，为了证实这一进程，我保持坐在筐子底，紧紧抓着筐子两侧。我首次端详起筐子的结构来。在我看来，它确实是脆弱的，不像是能承什强行力口在它上面的一声、点重量，四边与底部的空隙好似巨大无比。我们离地球越远，这些空隙似乎变得越大。直至我几乎想象着，一个人可能会从这些空隙中跌落下去。我问我的伙伴，汽球是否确实是安全可靠的，他说，肯定无疑，说着，为了证实他的断言，他开始蹦跳起来……
汽球飘移在大约1000英尺时，卡斯特总算开始有点定下心来。在他的右方，他可以看见约克河朝切萨皮克湾流去；他的左方，是詹姆斯市。它们之间是两个庞大的交战部队的战场。借助望远镜，在汽球每一瞬间的稳定时刻，他可以分辨出工事轮廓，营地，还可以“看见缓缓地从炮眼里探出来的”重炮。
他自己也成了被观察的对象，南部邦联支持者的士兵们围聚在战壕里，凝视着这个庞大的汽球。他们为什么没有朝他射击？他们明明知道他是间谍，他也在他们的大炮射程范围内。临时搭起来的炮手台大概已经把炮弹导架升起来了，可他们什么也没有做，只是呆呆地盯着看，好似被这个鬼怪攫住了。
鲍迪·史密斯认为观察极为重要有用，差不多命令他每天高高飘在上空，直至南邦联盟支持部队被迫后撒。
同年5月，在里土满战役中，他受到了迈克莱兰将军的重视。那时，急需要渡过查克霍梅尼河，可桥已被拆除，对岸又被南部邦联支持军队把守着。迈克莱兰将军的总工程师需要知道是否可以涉水过河，便转向卡斯特。卡斯特二话没说，立即跳入水中，朝对岸跑去——一个庞大、缓慢移动的目标！要是叛军士兵警觉的话，他的胸膛肯定成了子弹靶子了，他心里也十分清楚。可是，据说，他连紧身短上衣都没有脱，便跃入急流中。1876年，迈克莱兰将军给卡斯特的遗孀写信道：“人们向我汇报说，他在完成一个十分急迫的任务时，极其英勇无畏……我立刻召见了他，在表达了我对他的感激之后，问他我能为他做什么，他似乎并没有关注他所做的事的重要性，也没有任何要求。因此，我问他是否愿意以上尉的身份做我的参谋人员，他高兴地接受了，留在我的身边，直至我的指挥权被解除。”
就在那个酷热的热天，他杀了一个人，也许是他杀死的第一个人。那在白栎树沼泽地，他所在的兵团在艾夫里将军的指挥下，袭击了沼泽地敌人阵地。卡斯特开始追击骑一匹良马的一名军官。在给他的妹妹莉迪娅·安的一封信中，他吐露了这是他从未经历过的最激动人心的一次追猎：“我把他选作我的追捕猎物……”叛军跳到一个栅栏旁，卡斯特变得更加激动起来，他大声呼喊，令这个叛军投降，但此人不予理睬，于是，卡斯特开了枪。什么也没发生，他又开了一枪，这位叛军在马鞍上摇晃了一下，悬挂了一阵子，倒在地上。卡斯特骑马越过他去追寻其它猎物。不久，他又看见了那匹失掉主人的马，是由一条红色摩洛哥皮护胸带认出的。“我享用了它，并打算把它留下。马鞍也留下了，这是一个奢华的马鞍，蒙盖了一层黑色摩洛哥皮革；上面有银装饰钉。”
亲眼看见他杀死这名叛军军官的副官说，那个南方叛军军官倒在卡斯特脚下，翻滚了几下，摊开双手，嘴里喷涌着鲜血，死了。卡斯特给莉迪亚写道：“这是他自己的过错，我两次喊他投降……”
这位富有的叛军是谁？什么人在战场上使用这么奢侈的马具，无人可知。
卡斯特不仅获得了一具奢华、有装饰的马鞍及一匹良马，而且也获得了死者锋利的马刀，刀面上雕刻着一句西班牙语：Nome Sagues Sin razon；no me envalnes Sin honer。即：无缘不杀人，无荣不收刀。由于是西班牙语，它常被称为“托莱多”①钢口。然而，著名的卡斯特的历史编撰家，劳伦斯·弗罗斯特用放大镜仔细查看后，也未能找到它的确证来。固然，在靠近剑柄处，有几个西班牙字的痕迹，他认出是所林吉恩，是一个德国制剑匠的名字。马刀比骑兵用的标准马刀约长3英寸，宽半英寸，但却比骑兵用的标准马刀重近2倍。这证明这位南部邦联支持者必定是一个大人物。卡斯特自己站着还不足6英尺，也很单薄，但挥起刀来，却显得具有神奇的体力。然而，他对这些规格尺寸的情趣，远不抵挥舞它再次砍杀敌人时的瘾头。
①托莱多：西班牙托莱多城。位于西班牙中部濒塔霍河。以产精致的剑著称。
他喜爱马刀，显然，如同收集法国白兰地酒瓶的人或集邮爱好者那样，他以纯真的乐趣收集它们。在弗罗斯特先生收获的这些马刀中，有一把十分奇特，它有一个圆头式的象牙柄，是一个镀金狮子头。“上面还镶嵌着如同一双眼睛似的两颗红宝石”，可能是英国造的，而且，可能是剑主人先祖的遗物。后来，还有一把是国民军警军官的，它带有一个珠母刻槽的剑柄，柄头是一个呈圆形的黄铜骑士头盔，19世纪中期的产品，产自马萨诸塞的奇科皮布。
在费雷德里克笔下，卡斯特刀削般的颧骨和冷竣的面相，显现了他的“早惠与冷酷无情”。他有一张天赋的武士脸型，配着那双深邃的咄咄逼人的眼睛，一只高高隆起的鹰似的刀刻型鼻子。卡斯特的几个朋友也都赞同这种描述。一个陪同他穿过“黑山”的人（仅知他是一位有身份的人）说，卡斯特有很强的记忆力，注重细节问题，但他所吸收的东西，都是刻印在他记忆中的东西，而不是经过他思索后融汇贯通的东西：“他不是一位哲学家，他可以从他的头脑中抽取论据，但却不能对它们做精辟的分析，并给出综合性结论，他不是一位研究者，也不是一位深谋远虑的思想家。他喜欢参加各种实践活动，而不是在那里沉思冥想。”
南北战争时期，他的勤务兵约瑟夫·弗特撰写了他们1863年的阅历，回忆了这位刚愎自用，而有时又令人难以理解的谦虚的首领。阿尔戴战斗刚刚结束，卡斯特手中拿着一张报纸走来说：“我赢了布里盖尔德准将。”
弗特回答道：“你赢了一个恶魔。”
“你说得对。”卡斯特说完，开始大声朗读报纸。
他同弗特握手并问道：
“那我用什么东西显示我的军衔呢？”卡斯特问。
“有了，”弗特说，“叛军刚刚从这儿逃走，他们抢劫、威吓了所有的人，我去看看我能做什么。”
据这位勤务兵回忆，那天晚上晚些时候，“我找到一位犹太老人，他住宅里有一箱军服和一些星章。我买了两枚星章走回去，在卡斯特指挥部的房间里找到他。他很喜欢这两枚星章，但谁给他缝上？我们又在哪里能找到针线？我在周围四处寻找，总算找到了针线，并把星章缝在他领角上，一边一颗。”
弗特也提到了卡斯特领导的一场对5倍于他的兵力的反叛军的袭击。如此鲁莽，简直如同自杀，同印第安斗士发狂般的厮杀没两样，印第安斗士相互呼喊着，把战场厮杀之日视为死亡的盛大节日。他好像是一个宿命论者。
一次，他给妻子写信道：“我绝对不会像任何人那样去祈祷，可是，在我所参加过的各次战斗前夕，我从来不忘记在心中暗自祈祷，虔诚地祈祷。我从不忘记把我交付给‘上帝看护’，请求他能原谅我旧时的罪过，在危机之中守护我……当我为我所有的焦虑祈祷之后，这些焦虑便消失了。我认为，我的命运在全能的上帝手中，这一信念超过任何其它事实与推理，给予我超越我自身的勇敢与无畏。”
在弗吉尼亚白宫站附近的战斗中，一位士兵的心脏被子弹穿透，“他甚至已没有救助的指望了，但我不能忍受他再次遭受枪击，所以，猛冲到他跟前，把他扛到一个安全地点……”
也许，就是这些绝对不顾及个人生命的无畏精神，使他迅速攀上了晋升的阶梯；这种激烈的勇敢行为，使他猛跃入查克霍梅尼河，冲过防线去搭救就要死去的士兵，这是不能忽视的事实。这不应当算作高级指挥官的才能，然而，退一步来看，一位军官，往往是由他的士兵们来评价的，他们会因自己的军官的行为而受到感化。
在迈克莱兰将军参谋部工作期间，他天赋的勃勃朝气，变成了仅能被称做是浮夸年华期的什么事了。那时，部队很少有极权主义，至少缺少如同现代的标准化，特别是在军服与穿戴方面。在西点军校，一名士兵穿未经批准的服饰是会被记过处罚的，可是现役列兵的随意衣着并不会受到谴责。军官们在战场上，依旧喜欢随便。卡斯特刚好乘其便，他穿一件紧身轻骑兵夹克衫，一条镶金黄色饰边的裤子，一双叛军的靴于。一位参谋部成员把他比做要杂技的骑兵。弗特回忆，他身穿一件深蓝色海员衬衫（这是他在詹姆斯河的炮舰上获得的），系一条浅红色领带，外套一件袖口上有金黄色圈的平绒夹克，戴一顶南方邦联支持者戴的大檐帽。
这顶帽子还有一些说法；在阿尔戴战役中，他狂烈猛冲，以至于冲到南部邦联支持者队列纵深处，但又幸运地返回来。据说，他们把他误认为自己人了，不光是由于那顶帽子，也由于他的模样，他确实像他们的一个成员。不管什么时候，他都戴着这顶帽子，大概由于他那易被晒黑的苍白的皮肤吧，一顶正式的无沿帽，也实在难以遮挡住太阳。所以，他显得十分特别、显眼。他打心眼里喜欢那个扣在他长长的几乎披到肩头的金黄色卷发上的不落俗套的装饰物。
他一直佩戴有特殊意义的装饰，特别是那条樱桃色领带。他要他的骑兵们都能认出他来，知道他同他们在一起，而不是畏缩在他们后边。投向他脖颈的种种责怪从未使他退缩。他骑马走在前边——总是这样。在葛底斯堡战役中，跟随他的人有四分之一不幸残遭伤亡。另一次、他挥舞一把马刀，领导400名志愿人员袭击南部邦联支持者一个师，损失了86个人。那是一场戏剧性而又鲁莽的冒险，它挡住了叛军的向前推进，完成了这次阻击任务。但军事分析家们认为，如果采取谨慎的防御调遣战的话，可以在不损失这么多的人的情况下取得同样结果。
同“狂马”一样，他差不多总能安然无恙地逃生。除在布里安迪站附近一场小规模的战斗中被弹片划伤外，整个南北战争中，他所遭受的折磨只不过是感冒和有毒的标属植物的影响。
在猛击敌人之际，他也没放弃对密执安蒙罗的伊丽莎白（“利比”）·培根的强烈追求。第一次见到她时，他才10岁。一位邻居说，为了能接近伊丽莎白，他常常不定期地为培根家打散工。“他不受她家欢迎，虽然他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但这个家庭就是看不中他”。伊丽莎白的父亲是一名法官，而他的父亲则是一个铁匠。“他们是接受过很少一点教育的普通老百姓，不是知书识礼的人家”。
1861年10月，他在门罗休假，呆了一阵子。在那儿，可能经历了他一生中最为伤感的一天。当时他的举止十分狼狈，而为他忧虑的人却又问不出他出事的原因。不用说，他喝醉了，大概从法官丹尼·培根的家门前穿过，曾在那儿摇摇晃晃，呕吐，侧身倒在地上，后来又不知怎么设法爬滚回妹妹家，然后彻底崩溃，不省人事。当他终于醒过来之后，看见莉迪娅跪着，祈祷着，希望能把他从“酒鬼”那儿招回来。
不管他是被莉迪娅跪着替他哀求吓坏了，还是记起了自己的狼狈状态，他终于清醒了，认为自己不应当成为一个酒桶，从此之后，不管什么理由，他从未沾过一口酒，甚至晚餐时也不饮酒。当问到他饮用什么时，他就会说句打诨的话“Alder”，这是英吉利海峡岛国人对“阿尔达尼”牛的称呼。换句话说，他要一杯奶。
与此同时，他开始杜绝亵渎言行，但却收效甚微。他从发誓的那刻起只坚持了那么一阵子，但没有毅力，不能持之以衡。这大概不合乎他的性格。
莉迪娅是否劝过他戒赌，不清楚。也许她也责备过他，但他玩赌成瘾也已成为根深蒂固的事了，要他完全不沾手，是不可能的。他也曾竭力克服，为戒赌所做的努力听起来好似一本教科书中异教徒为赎罪而修行超度。1869年12月，他给伊丽莎白的“新年志”中陈述说，只要她和他结婚，他就会和玩牌或其它任何游戏彻底绝裂。这时已是莉迪娅为他感到羞辱，并斥责他八年之后的事了，这说明，在此期间他依旧没有戒赌。1871年，他可能时刻被这个魔鬼驾驭，在赌场连呆两个小时仍不尽兴。“你常说，我永远不会放弃它，可我总是说，除了你，我可以放弃任何事！”他在给伊丽莎白的信中这么说。
经过大量、谨慎、周密反复的信件，他终于说通了伊丽莎白的父亲。他说他自己不是买空卖空的商人，她的婚嫁将会是桩非常体面的事情，伊丽莎白终于获准同他传递感情了：
“哎呀，我不知道该怎样给一位体面的先生写信呢……”
婚期就要到了，她给里土满的丽贝卡表姐写信道：“我想在底特律赶制我的结婚用品，内衣用缝纫机缝制，我正打发人去纽约购买绸纱……”
她叫卡斯特在婚礼上穿军队检阅时的阅礼服。
她为自己设计的婚礼服是：碗豆绿绸长裙，上面镶嵌军人饰带式金黄色环形圈边，披绿色面纱。她将手持一束用金黄色束带绑扎的红玫瑰。他们结婚之后，不要女佣人，仅要一个黑人管家。
1864年2月9日晚上6点多，他们在门罗的第一雷斯普比特里安教堂幸福地结合了。婚礼由黑维尔德·伊拉斯莫·的博伊德主持，里维尔德的D·C·曼图也出席了婚礼。卡斯特装扮到家了：金黄色饰带，金黄色扣子，金黄色肩章，蓝色军大衣，避雷针式马裤。丽贝卡表姐给妹妹写信说，利比穿“富丽的白底带深点的拖地棱纹丝绸裙，配之以带点的宽圆花边领。金黄色技纱在额头前挽了一束橙色的花朵，朝后向两边飘垂着”。
没有说明她为什么要放弃豌豆绿礼服，而改换成传统的白色礼服。
婚礼是在每个人都满意的气氛中结束的。此后，这对新婚夫妇离开门罗，前往克利克兰。途经纽约、华盛顿，再从华盛顿抵达拉皮丹河的部队总部。婚礼赠品被留下陈设起来，丽贝卡像当铺老板似的把它们一件件详细分类标明：“佛蒙特第一骑兵团的一套银餐具；密执安第七骑兵兵团送的一套7件银茶具，包括名片盒，盛放盒，糖汁杯，小汤匙，酱果匙，镶金顶针。束餐巾环；两把白色檀香木丝绸扇；英国女诗人《勃朗宁诗集》；《给新娘的悄悄话》；《女诗人》；编织的早餐餐巾，华丽的大拉皮兹大理石国际象棋台……”
从纽约的好莱特希尔，这位新娘给父亲写信说，在访问亲戚时，他们在一间厨房跳舞：“……我索性坐在地板上，笑着看本大叔和伊莱扎大婶按他们的传统方式跳舞。瞅着他们那令人眼花缭乱的上上下下的舞步，快乐极了。”
在前往华盛顿的火车上，她碰见了格兰特将军。这位将军被在另一个场合见过他的理查德·亨利·戴纳①说成是“显得有点没精打采”的人，而查尔斯·温赖特上校把他描述为“一个矮胖而又萎靡不振的人，有一副西方人的像貌，但却极为一般”。伊丽莎白认为，虽然他像貌不起眼，但那沙色头发、苹果绿眼睛以及那能体谅人的性格，也不无吸引力。抽烟时，为了不冒犯她，他走出车厢，站在站台上。
①理查德·亨利·威纳（1815～1882），美国法学家与著述家。
在巴尔的摩，这对新婚夫妇观看了“场演出。舞台上，“伟大的喜剧演员克拉克”使这位新郎捧腹大笑。利比给妈妈写了封便信，说她感觉自己像一个站在城市姑娘身旁的红面颊的荷兰挤奶姑娘。她喜欢老西克莱斯（Sickles）将军：“他没有使用他的软木腿，而是用拐杖撑着走路。他非常和蔼，对女子显得更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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