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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并融入它的体制的巨大的好处，但他们同时也认同于自己的东正教传统，就保加利亚人而言，他们历史上与俄国和拜占庭有着紧密的联系。
欧洲对西方基督教世界的认同，为接纳西欧组织新成员国提供了明确的标准。欧洲联盟是西方在欧洲的基本实体，1994年，随着文化上属于西方的奥地利、芬兰和瑞典的加入，欧洲联盟成员国再次扩大了。1994年春，欧洲联盟明文规定，除波罗的海诸国以外，排除所有前苏联共和国加入欧洲联盟的可能性。同时它与四个中欧国家（波兰、匈牙利、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两个东欧国家（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签署了“联系协定”。然而，这些国家中没有一个有可能在21世纪之前成为欧洲联盟的正式成员国，而中欧国家毫无疑问要比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先获得那种资格，假如后者确实能加入的话。与此同时，波罗的海诸国和斯洛文尼亚最终成为成员国看来大有希望，而穆斯林国家土耳其、小国马耳他以及东正教的塞浦路斯的申请在1995年还悬而未决。在欧洲联盟扩大成员国的过程中，优先考虑的是文化上属于西方的国家和经济上也往往更发达的国家。如果采用这条标准，那么，维谢格拉德国家（波兰、匈牙利、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以及波罗的海国家、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马耳他最终将成为欧洲联盟的成员国，联盟将与西方文明范围相重合，正如在欧洲历史上曾发生过的那样。
文明的逻辑可以就北约的扩大推出类似的后果。冷战开始于苏联把其政治和军事控制扩大到中欧，美国与西方国家建立了北约以遏制，如果必要的话，击败苏联的进一步侵略。在冷战后的世界中，北约是西方文明的一个安全组织。随着冷战的结束，北约有一个中心的、必须遵循的目标：通过阻止俄国重新把政治和军事统治强加给中欧来确保冷战不再出现。作为西方的安全组织，北约适当地向那些愿意加入北约的、在军事能力、政治民主和由文职人员控制军队等方面符合基本条件的西方国家开放，吸收它们为成员国。
美国冷战后的欧洲安全政策最初体现了一个更普遍化的方针，它体现在“和平伙伴”关系中，它对欧洲国家，实际上对欧亚国家普遍开放。这一方针也强调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作用，它反映在克林顿总统1994年1月访问欧洲的讲话中：“现在自由世界的边界应当根据新的行为而不是根据老黄历来确定。我要对所有想在欧洲划定一条新界线的人说，我们不应当排除欧洲拥有最美好前途的可能性——到处都是民主，到处都是市场经济，到处都是为相互的安全而进行合作的国家。我们必须阻止较差的结果出现。”然而，一年后美国政府开始认识到根据“老黄历”来确定边界的重要性，并开始接受反映文明差别现实的“较差的结果”。该政府积极行动为北约成员的扩大提出标准和日程，首批是波兰、匈牙利、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然后是斯洛文尼亚，以后有可能是波罗的海三国。
俄罗斯激烈地反对北约东扩的任何行动，那些被认为是较开明和较倾向西方的俄罗斯人争辩说，东扩将大大加强俄罗斯国内民族主义和反西方的政治力量。然而，北约东扩仅限于历史上是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一部分的国家，并向俄国作出保证，它将不包括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摩尔多瓦、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只要乌克兰继续保持统一）。北约东扩只限于西方国家，也强调了俄国作为一个独立的、东正教文明的核心国家的作用；以及因此它应对东正教边界内和沿边界的秩序负责。
根据文明来区分国家的有用性在波罗的海诸共和国方面表现得很明显。它们是根据历史、文化、宗教来判断明显属于西方的仅有的几个前苏联共和国，它们的命运始终受到西方的重大关注。美国从未正式承认它们与苏联的合并，苏联解体时，美国支持它们的独立，并坚持俄罗斯人应当遵守它所同意从这些共和国撤军的时间表。对俄罗斯人来说，这个信息的含义是，他们必须承认，波罗的海诸国不在他们可能想在其他前苏联共和国建立的势力范围之内。正如瑞典首相所说：克林顿政府的这一成就是“对欧洲安全和稳定所作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它证实了，由于西方对波罗的海诸国明确负有的责任，俄罗斯极端民族主义者的任何复仇企图都无望实现，以此帮助了俄罗斯的民主人土。
当人们普遍关注欧洲联盟和北约的扩大时，这两个组织的文化重构亦引起了它们可能引起的缩小问题。一个非西方国家希腊，是这两个组织的成员国；另一个非西方国家土耳其是北约的成员国，它正在申请加入欧洲联盟。这些关系是冷战的产物，它们在冷战后的文明世界里还站得住脚吗？
土耳其在欧洲联盟获得正式成员资格很成问题，并且它在北约的成员资格已受到本国繁荣党的攻击；然而土耳其可能仍留在北约，除非繁荣党在选举中大获全胜，或者土耳其有意识地摒弃阿塔蒂尔克的遗产，重新把自己确定为伊斯兰国家的领袖。对于土耳其来说，这是可以设想的，也可能是可取的，但在最近的将来却不可能实现。无论土耳其在北约中的作用如何，土耳其在关于巴尔干地区、阿拉伯世界和中亚的问题上，将越来越追求自己的独特利益。
希腊不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但它是古典文明的家园，这里是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源泉。历史上，希腊人在反对土耳其人时，把自己看作基督教的先锋；与塞尔维亚人、罗马尼亚人或保加利亚人不同，希腊的历史与西方的历史紧密交织在一起，然而希腊也是一个异常的国家，是西方组织中的东正教局外者。它从来不是欧洲联盟和北约的一个轻松成员，它在使自己适应这两个组织的原则和道德观念时遇到了很大困难。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希腊处于军政府统治之下，直到它转变为民主制以后才得以参加欧洲共同体。它的领导人似乎常常故意背离西方的原则，并与西方政府作对。希腊较之其他共同体和北约的成员国要贫穷，还常常执行一些轻视布鲁塞尔通行标准的经济政策。它1994年担任欧洲联盟理事会主席时的行为激怒了其他成员国，西欧官员私下称让它加盟是一个错误。
在冷战后的世界里，希腊的政策越来越背离西方的政策。它对马其顿的封锁遭到西方政府的强烈抨击，结果导致欧洲委员会向欧洲法院寻求反对希腊的禁令。在前南斯拉夫的冲突中，希腊采取的政策与西方主要大国不同，它积极支持塞尔维亚人，并公然违反联合国对他们的制裁决议。随着苏联的终结和共产主义威胁的消失，希腊和俄罗斯在反对它们共同的敌人土耳其上有了共同的利益，它允许俄罗斯在希腊族人控制的南塞浦路斯建立重要的军事存在，由于“他们共同信奉东正教”，希腊族人既欢迎俄罗斯人又欢迎塞尔维亚人到他们的岛上来。1995年，俄罗斯人在塞浦路斯大约开设了2，000家公司；在那里出版俄语和塞尔维亚语一克罗地亚语的报纸；而且塞浦路斯的希腊族政府主要从俄罗斯购买军火物资。希腊也在与俄罗斯探索把高加索和中亚的石油，通过土耳其和其他穆斯林国家境内的保加利亚一希腊输油管道运到地中海的可能性。希腊的整个外交政策都带有浓厚的东正教倾向。毫无疑问，希腊将仍然是欧洲联盟和北约的一个正式成员。然而，随着文化重构过程的加强，它的这些成员资格无疑将变得更加脆弱，意义更小，给有关方面带来更大的困难。冷战时期苏联的敌对者正在演变成为冷战后俄罗斯的盟国。
俄罗斯与其近邻
沙皇帝国和共产党帝国的继承者是一个文明集团，它在许多方面与欧洲的西方相类似。俄罗斯处于核心地位，相当于西方的法国和德国；它与一个内环密切相联，这个内环包括两个主要是信奉东正教的斯拉夫共和国——白俄罗斯和摩尔多瓦，还包括哈萨克斯坦（其人口中有40％是俄罗斯人）和亚美尼亚（历史上它是俄国的亲密盟国）。90年代中期，所有这些国家的政府一般都是通过选举而掌权的亲俄政府。俄罗斯与格鲁吉亚（其绝大多数人口信奉东正教）和乌克兰（其大部分人口信奉东正教）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但较为脆弱的联系；这两个国家都有强烈的民族认同和以往独立的经历。在东正教的巴尔干地区，俄罗斯与保加利亚、希腊。塞尔维亚和塞浦路斯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与罗马尼亚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不太密切。前苏联的穆斯林共和国在经济和安全领域仍然极大地依赖俄罗斯。相比之下，波罗的海诸共和国对欧洲吸引力的回应实际上已使它们脱离了俄罗斯的势力范围。
总体上，俄罗斯正在建立一个在它领导下的以东正教为核心的集团，以及一个环绕它的相对软弱的由伊斯兰国家组成的缓冲带，它将在不同程度上支配这些国家，并试图把其他国家的影响排除在外。俄罗斯亦希望世界接受和支持这个体系。正如叶利钦在1993年2月所说，外国政府和国际组织有必要“给予俄罗斯在前苏联领土上确保和平和稳定的特殊权力”。苏联是一个有全球利益的超级大国，而俄罗斯则是一个有区域利益和文明利益的主要大国。
前苏联的东正教国家对于建立一个在欧亚事务和世界事务中具有凝聚力的俄罗斯集团来说至关重要。在苏联解体期间，所有这五个国家最初都向高度民族主义的方向前进，强调它们新的独立并与莫斯科拉开距离。随后，对经济、地缘政治和文化现实的认识使这些国家中的四个国家的选民选出亲俄政府，并支持亲俄政策。这些国家指望从俄罗斯得到支持和保护。在第五个国家——格鲁吉亚，俄罗斯的军事干涉迫使政府的立场发生了类似的转变。
亚美尼亚历史上把它的利益认同于俄国的利益，而俄国也以保护亚美尼亚免受穆斯林邻国的骚扰而感到骄傲。在苏联解体后的时代，这一关系恢复了生机，亚美尼亚人一直依赖俄罗斯的经济和军事支持，并在有关前苏联各共和国之间的关系问题上支持俄罗斯。这两个国家具有共同的战略利益。
与亚美尼亚不同，白俄罗斯几乎没有民族认同感，它也更依赖于俄罗斯的支持。该国的许多居民对俄罗斯的认同不亚于对自己国家的认同。1994年1月，立法机关用一个保守的亲俄分子取代了掌权的中间派和温和民族主义者。1994年7月，80％的选民选出了一位极亲俄的总统，他是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的盟友。白俄罗斯早就加入了独联体，并且与俄罗斯和乌克兰一起是1993年成立的经济联盟的创始成员国，它还同意与俄罗斯建立货币联盟，把它的核武器交给俄罗斯，允许俄罗斯军队在本世纪的剩余时间里驻扎在它的领土上。除国名外，到1995年，白俄罗斯事实上已经成为俄罗斯的一部分。
随着苏联的解体，摩尔多瓦成为一个独立国家，许多人预料它最终将与罗马尼亚融为一体。对发生这一情况的担忧，在俄罗斯化的东部地区激起了分离主义运动。这一运动得到了莫斯科的暗中支持，俄罗斯第十四集团军的支持导致了“德涅斯特河沿岸共和国”的成立。然而，摩尔多瓦要求与罗马尼亚统一的情绪由于两国经济问题和来自俄罗斯的经济压力而减弱。摩尔多瓦加入了独联体，扩大了与俄国的贸易。1994年2月，亲俄的各政党在议会选举中大获全胜。
在这三个国家中，倡议将战略和经济利益结合起来的舆论导致政府赞同与俄罗斯紧密结盟。在乌克兰最终也发生了某种类似的变化。在格鲁吉亚，这一过程要艰难得多。格鲁吉亚在1801年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那年其统治者国王乔治十三请求俄国人保护，以防范土耳其人。1918－1921年在俄国革命的三年里，格鲁吉亚又获得了独立，但布尔什维克强行把它并入了苏联。当苏联完结时，格鲁吉亚再一次宣布独立。一个民族主义的联盟赢得了选举，但它的领导人实施自我毁灭的镇压并被暴力所推翻。曾任苏联外交部长的谢瓦尔德纳泽回来领导这个国家，并在1992年和1995年两次总统选举中巩固了权力。然而他面临着得到俄罗斯大量支持的阿布哈兹的分离主义运动以及被驱逐的加姆萨胡尔季阿领导的起义。他模仿乔治国王得出结论说，“我们没有更大的选择”，然后转向莫斯科寻求帮助。俄罗斯军队进行了干涉来支持他，代价是格鲁吉亚加入独联体。1994年，格鲁吉亚同意无限期保留其领土上的三个俄罗斯军事基地。俄军的干涉首先削弱了格鲁吉亚政府，然后又支持它，从而把一心想独立的格鲁吉亚纳入了俄罗斯阵营。
除了俄罗斯外，人口最多和最重要的前苏联共和国是乌克兰。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里，乌克兰都曾经独立过，然而在近代大部分时间里，它是莫斯科统治的政治实体的一部分。决定性的事件发生在1654年，当时反抗波兰统治的哥萨克起义领袖博赫丹·赫麦尔尼茨基同意向沙皇效忠以换取俄国帮助哥萨克反对波兰人。从那时到1991年，除1917年至1920年的短暂独立外，乌克兰在政治上一直受莫斯科控制。然而乌克兰是一个具有两种文化的分裂的国家，西方与东正教之间的文明断层线贯穿了它的中心地带，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如此。过去，西乌克兰有时是波兰、立陶宛和奥匈帝国的一部分。它的绝大部分人口是东仪教的信徒，他们实行东正教礼拜式，但承认教皇的权威。历史上，西乌克兰人讲乌克兰语，他们的观念中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另一方面，东乌克兰人绝大多数信奉东正教，而且大部分人讲俄语。ZO世纪初，俄罗斯人在乌克兰全部人口中占22％，土生土长的讲俄语的乌克兰人占引％。大部分小学和中学都用俄语授课。克里米亚人口的绝大多数是俄罗斯人，直到1954年克里米亚一直是俄罗斯联邦的一部分，那一年，赫鲁晓夫把它并入乌克兰，其借口是承认 300年前赫麦尔尼茨基的决定。
东乌克兰和西乌克兰的区别明显地反映在这两部分人所持的态度上。例如，1992年底，西乌克兰三分之一的俄罗斯人说，他们深受那些反俄罗斯的人的敌意之苦。而持这种态度的人在基辅只占10％。东西两部分的分裂在1994年7月的总统选举中非常引人注目，在职总统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尽管与俄罗斯领导人有密切的工作关系，但他认为自己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获得了西乌克兰13个省的多数选票，最高的超过90％。他的对手列昂尼德·库奇马在竞选中吸取了用乌克兰语演说的教训，以类似的多数赢得了东部13个省。结果库奇马以52％的选票获胜。事实上，1994年乌克兰公众以微弱多弹确认了1654年赫麦尔尼茨基的选择。正如一个美国专家所说，这次选举“反映、甚至集中体现了西乌克兰欧洲化的斯拉夫人与俄罗斯一斯拉夫人之间在乌克兰应当成为什么样的国家这个问题上的分歧。这与其说是种族的分化，不如说是不同文化的分化”。
由于这一分裂，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关系可能沿着三条道路中的一条发展。90年代初期，在有关核武器、克里米亚、在乌克兰境内的俄罗斯人的权利、黑海舰队和经济关系方面，两国之间存在着重大的争议。许多人认为可能会发生军事冲突，因而一些西方的分析家论证说，西方应当支持乌克兰拥有核武器以威慑俄罗斯的侵略。然而，如果文明起作用的话，乌克兰和俄罗斯发生冲突的可能就很小。这两个国家都是斯拉夫国家，它们的人民主要信仰东正教，几个世纪以来两国人民之间有亲密的联系，相互通婚非常普遍。尽管存在着极大争议以及双方都受到来自极端民族主义的压力，两国领导人还是作了很大的努力，并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这些争端。1994年中期，乌克兰选出了明显倾向俄罗斯的总统，减少了两国之间爆发严重冲突的可能性。尽管前苏联其他地方发生了穆斯林和基督教徒的严重冲突，俄罗斯人和波罗的海诸国人民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并有一些战斗，但是至1995年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实际上没有发生任何暴力事件。
第二种可能性，在某种程度上也许更为可能的是，乌克兰沿着文明断层线分裂成两个相互独立的实体，其东部可能与俄罗斯融合。分离问题首先始于克里米亚。克里米亚人口中的70％是俄罗斯人，在1991年12月的全民公决中，相当多的克里米亚公众支持乌克兰从苏联独立。1992年5月，克里米亚议会经投票宣布克里米亚从乌克兰独立，但其后又在乌克兰的压力下取消了投票结果。然而俄罗斯议会通过投票取消了1954年把克里米亚割让给乌克兰的决议。1994年1月，克里米亚人选举以“与俄罗斯统一”为竞选纲领的人作为总统，这使得一些人提出疑问：“克里米亚是否将是下一个纳戈尔诺一卡拉巴赫或阿布哈兹？”当克里米亚新任总统从就独立问题举行全民公决的承诺后退，代之以与基辅政府谈判时，答案是响亮的“不”。1994年5月，当克里米亚议会投票恢复1992年宪法（该宪法实际上使它独立于乌克兰）时，局势又一次白热化。然而俄罗斯和乌克兰的领导人又一次采取了克制态度，从而避免了这场争论引发暴力，两个月后，亲俄罗斯的库奇马当选为乌克兰总统，减弱了克里米亚向分离方向的推进。
然而，那次大选展示了乌克兰的西部与越来越向俄罗斯靠拢的乌克兰部分分离的可能性。一些俄罗斯人可能会对此表示欢迎，正如一位俄罗斯将军指出的，“乌克兰或东乌克兰在未来5年。ic年或15年将会回归，让西乌克兰见鬼去吧！”然而，这样一个残余的信仰东仪教和倾向西方的乌克兰只有得到西方强大和有效的支持才能生存，而这种支持只有在西方与俄罗斯的关系严重恶化，变成像冷战时的那种关系时，才有可能出现。
第三种、也更有可能出现的局面是，乌克兰仍将是一个统一的、充满裂痕的、独立的国家，并且总体上与俄罗斯密切合作。一旦有关核武器和军事力量的过渡问题得到解决，最严重的较长期的问题将是经济问题，这个问题部分地要靠共同的文化和密切的私人关系来解决。约翰·莫里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