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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如此明确的真理是存在的，数学就是一个合适的例子。比如，我们相信，而且对自己的信仰非常明确和肯定，即二加上二总会得出四。我们是如何得到这个确定性的？不是通过经验，因为经验只提供给我们一种可能性，而是通过我们意识当中天生的结构得来的，从意识在里面发生作用的自然而不可避免的方式中得来。因为人类的意识并非仅仅是一张白纸，任由经验在上面书写，也不仅仅是一堆感觉；它积极地组织和转换，它把混乱的经验变成纯粹的知识。
我们开始通过在时空中重新组织事物和现象的相互关系而获取知识——不是通过经验，而是通过天生的能力；空间和时间都是Anschauung（“直觉”或者“直观”），或者是先天决定的、我们借此观察事物的方法。
那么，把我们对空间和时间的感觉数据组织起来以后，就可以通过其它一些天生思想或者超验的原理（康德用的述语是“范畴”）来作出有关它们的其它一些判断了，这些都是内在的机械原理，意识就是通过这个原理来理解经验的。总共有12种范畴，包括整体、全体、现实、因果、相互性、存在和必然性。康德是通过对三段论法各种形式的苦心研究之后得出这些范畴的，可是，他相信这些范畴的确是公理存在的基本理由在于，没有这些范畴，我们就没有办法使一大堆杂乱的感觉有意义。
比如，每一个现象都有一个原因存在，我们并不是从经验中得知这一点的，如果我们缺乏感知因果的能力，我们就永远也不可能理解周围的任何事情。因此，事情可能是这样的，即，我们先天就辨识出了因果。同理，其它的一些范畴在柏拉图或者笛卡儿的感觉当中都不是天生的思想，而只是一些秩序的原则，它们使我们能够探索经验。是它们，而不是联想的法则，把经验组织成了有意义的知识的。
康德把意识看作过程而不是神经动作的观点，使德国心理学转向了对意识与“现象经验”的研究中。二元论仍然在流行，因为“意识”很明显是超验的——这是康德的话——现象与感觉和联想都绝然不同。他的理论会导致先天论心理学其它变种的兴起，特别是在德国，并在美国拥有了其现代的对等物，如果不是后裔的话，其中有诺姆·乔姆斯基的儿童语言理论，即儿童意识天生即有一种能力，可以理解口头语言的语法。
康德的先天论导致了有关意识的工作机制的好几种有价值的探索热线，可在一个方面，它证明是一种严重的后退。他认为，意识是一套过程，它们发生在时间中，但并不占有空间，这就使他推断出，精神过程是不能够进行测量的（因为它们并不占据空间），因而，心理学就不可能成为实验科学。康德传统的其他一些人会持续保持这个观点。虽然它以后会被证明是错误的，正如笛卡儿对动物精神和空心的神经的信念，它会推迟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的进展。
但仅止推迟而已。尽管天主教可以推迟，但最终还是不能够阻挡人类的知识，即太阳，而不是地球，才是太阳系的中心，最伟大的唯心主义哲学家的权威也不能阻挡心理学通过实验而成为一门科学。
第二卷 新科学的奠基人
第四章 物理主义者
当18世纪和19世纪的哲学家们正坐在书房里推想精神现象时，一些医生和物理学家们却选择了一条殊然不同的道路，以达到掌握心理学知识这同一个目的。一些雄心勃勃的科学家，如哈维、牛顿和普里斯特利等，都亲自动手，并借助仪器收集信息，特别是有关神经和精神过程的物理起因。这些物理主义心理学的开路先锋，都成了今日神经生理学者的开山鼻祖；他们的世界观导致了如今对构成精神现象的基本元件神经元的分子学转换研究。
魔术师——治病者：梅斯梅尔
可是，有些物理主义者最多只能算是准科学家，还有一些只是伪科学家。可是，哪怕是后者，也得算作我们的研究对象，因为他们针对某些精神现象的理论尽管被后世所否定，但当时却引导其他人寻找并发现了对这些现象有效的解释。
弗兰茨·安东·梅斯梅尔医生（1734－1815）就属于这种情况。在18世纪7O年代，当德国先天论者和英国联想主义者们还在依靠沉思默想了解心理学的时候，作为医生的梅斯梅尔却已经在使用磁石治病，其理论依据为，如果人体的磁力场得到较正，心灵和身体上的疾病就可以被医好。
这种理论是纯粹的胡言乱语，可在当时，依靠这种理论形成的治疗办法却产生了戏剧性的疗效，有一阵子，梅斯梅尔医生在维也纳红极一时，接着又在大革命前的巴黎出尽风头。我们今天就来看看他当时在巴黎的情形。这是1778年，在凡多姆宫的一个大厅里，灯光昏暗、明镜高悬，满屋子巴洛克怪诞气息。十来位衣饰簇新、着装优雅的女士和先生们围坐在一个橡木大桶边上，每人都手握一根从木桶里伸出来的铁棒，木桶里面装满磁铁屑和一些化学品。隔壁房间里传来玻璃敲打乐器送出来的阵阵低婉的呜呜声，不一会儿，乐声缓缓消失，房门开大了一些，走出来一位令人敬畏的人物，他步履沉重而庄严，一身紫袍随风轻飘，手握一根权杖一样的铁棒。这就是创造奇迹的梅斯梅尔医生。
梅斯梅尔一脸严峻，阴森可怖，他生着一张下颌宽大的脸，很长的大嘴巴，还有高挑突出的眉毛。他一出现，病人们立刻呆若木鸡，浑身震颤。梅斯梅尔医生紧盯住其中一位男士，然后一声令下：“入睡！”这男士的眼睛就闭上了，他的头也无力地垂在胸前，其他的病人都直端粗气。现在，梅斯梅尔医生紧盯住一位妇女，用铁棒缓缓地指着她，她浑身发抖，大叫起来，因为一股麻刺感通遍了她的全身。随着梅斯梅尔沿着圆圈继续往前进行下去，病人的反应也越来越激烈。最后，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会尖叫起来，双臂扑腾，然后晕厥。助手们会把他们带到急症室加以处理，使其平静，直到恢复。这之后，许多到场的病人，他们所患的病各色各样，从忧郁到瘫痪不等，都感觉到病症全消，甚至当场医好。难怪梅斯梅尔尽管收费不菲，可求医者依然趋之若鹜，车马喧阗。
虽然在今天看来，梅斯梅尔的行医好像是在瞎胡闹，是骗人的把戏，他自己最后也未得善报，不过，大部分学者认为，梅斯梅尔当时的确是相信自己的所作所为和其中的道理的，他是用这个道理来说明医疗结果的。梅斯梅尔出生在康斯坦茨的一个贫穷家庭——他父亲是位扩林员，母亲是位锁匠的女儿——可是，他通过巴伐利亚和奥地利的教育系统闯出了自己的一条路。他原指望当牧师的，后来改想当律师，最终还是觉得做医生好。32岁的时候，他在维也纳拿到了医学学位，所幸的是，他的教授们不知道他的博士论文《论行星的影响》，是从牛顿的一位同事的作品中抄袭而来的。尽管论文题目是这样的，可内容却不是有关占星学的。论文提出，牛顿的“万有引力”与人体身心之间存在某种联系。在这篇论文属于梅斯梅尔本人的一部分中，他把这种理论按照牛顿随口说过的一句话而推进一步，提出人体内部存在一种不可见的体液，这种体液能够根据行星引力而发生对应行为。不管是健康还是疾病，梅斯梅尔说，都取决于身体的“动物引力”与行星引力是否处于和谐状态。
得到博士学位两年后，梅斯梅尔娶了一位年龄比他大许多的、富有的维也纳寡妇，因而获得了进入维也纳社会的入场券。因为不再需要全天行医，他把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在文化和科学的发展上。当本杰明·福兰克林发明玻璃敲打乐器的时候，梅斯梅尔作为一位相当有天赋的业余音乐师购买了一台，而且很快成为行家里手，演奏如飞。他和妻子都是热切的音乐爱好者，经常看见里奥波德·莫扎特及其家人，而12岁的沃尔夫冈的第一部歌剧《巴斯蒂安夫妇》就是在梅斯梅尔家的花园里演出第一场的。
梅斯梅尔一边欣赏着这些赏心悦目之事，一边也成了一位医学和心理学开路人。1773年，一位27岁的少妇来拜访他，因为她患了一种病，其他的医生都治不好。梅斯梅尔也治不好她的病，不过，他突然想起以前与一位名叫马克斯米连·黑尔的耶稣会士的谈话，这位牧师对他说，用磁石有可能会影响到人体。梅斯梅尔买了一套磁石，这位妇人第二次来的时候，他小心翼翼地摆弄起磁石来，一块接一块地往她向上不同的部位贴。她开始发抖，不一会儿就浑身痉挛起来——梅斯梅尔认为这就是“危象”——等她醒过来时，她说症状轻松了许多。进一步进行了一系列的治疗后，她的病症全部消失了。（今天，她的病将被诊断为歇斯底里神经症，她康复的原因是暗示的结果。）
梅斯梅尔现在看到磁力与他自己的动物引力之间的联系了。他认为，人体里面满是这种磁力，而不是引力体液，而且他认为，最终形成的力场可能会错位，致使疾病发生，通过治疗进行重新对位可能会恢复健康。他以前称作“动物引力”的东西，现在改称“动物磁力”。病人的危象，他解释为是一种障碍对人体磁液流动的突破，以及接下来的“和谐”恢复。
梅斯梅尔开始治疗其他病人了，他告诉他们要做好思想准备以面对一些反应，包括这种危象本身。他们都不由自主地作出了反应，与所预期的一样。很快，维也纳报纸登满了梅斯梅尔医生的医疗事迹。有一阵子，马克斯米连·黑尔公开宣称这个疗法是他的，而不是梅斯梅尔的，因而爆发了一场恶辩。梅斯梅尔大胆地宣称，他在几年以前的博士论文中早就提出了这个理论（对真理的歪曲），因而赢了这场争执，并确立了自己作为这种现象的发现人的身份。
梅斯梅尔为了广播声名，在好多城市举办了听众甚多的演讲和表演。但是，在维也纳，他公开炫耀其疗法的张扬举动激怒了城里的一些名医。这些医生的名声于1777年又因为梅斯梅尔宣称治好了某位名叫玛丽娅·特里莎·冯帕拉迪斯的病人而蒙诟。玛丽娅是位盲人钢琴家，莫扎特为她创作了K．456降B调钢琴协奏曲。她3岁那年即失明，18岁那年来看梅斯梅尔。他宣称，在他的治疗下，她重新获得了部分视力，但只有他在场时才有视力，别的证人都不行。也许，她的失明是心理影响所致，而他也的确能够对她产生影响，可是，1778年，她的父母终止了治疗，维也纳医生们称梅斯梅尔为江湖医生。梅斯梅尔突然间弃家出走，什么都不要了，包括他上了年岁的妻子，一气逃窜到了巴黎。
在这座起伏不定、时尚如潮的都市里，梅斯梅尔凭借自我提拔的天才很快获取了巨大的声名，不久又弄得声败名裂。开始，他为单个病人看病，可是，随着业务增大，他发现集体处理病人更容易赚钱。他使用的方法就是他自己发明的木桶法，即橡木桶，里面有用铁棒配好的磁液。由于他还可以通过碰触、手势，或者长时间紧盯住病人的办法影响病人，他开始想到，磁铁和铁屑都不是最基本的东西，他自己的身体一定就是一块不同寻常的大磁铁，具有直接传递看不见的磁液的能量。
这种办法很快被称作“梅斯梅尔疗法”，它成了最后的疗救希望。人们蜂拥而至，来到梅斯梅尔的诊所里，助手们在他的指导下研究学习，其弟子们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写作了至少两百多篇小册子和著作，专门介绍这种疗法。可是，巴黎大学的医学教授和其它正规医疗机构的人都认为他是一个江湖骗子，而且公开发表看法。可是，如果梅斯梅尔明白自己是个骗子，他就不会像当时那样奋力反驳。1784年，他通过与官场的关系，诱导国王指定了一个特别委员会，由杰出的医生和学者们组成，包括化学家拉瓦谢和美国大使本杰明·福兰克林，委员会专门调查他的疗法是否属实。
委员会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包括一项在当代心理学中很常见的实验。他们告诉一些受试者说，他们将通过一扇关闭的门进行磁疗，可是，实际上不给他们上磁。这些受哄骗的受试者像真正受到磁疗时一样准确地报告说自己感到了磁疗。对这些证据进行分析后，委员会正确地报告说，梅斯梅尔的磁液根本不存在，但他们也错误地报告说，磁力治疗的效果仅只是“想象”而已。自此以后，梅斯梅尔氏疗法的名声江河日下，这场医疗运动也分裂成了彼此争辩不休的几个宗派。梅斯梅尔最后离开了名望尽失的伤心地，他生命的最后30年是在瑞士度过的，处于相对的隐居之中。
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梅斯梅尔疗法仍然保持为一种准魔术和完全被误解的现象，一些纯粹的江湖骗子如阿拉桑德罗·迪卡格里奥斯特罗（一个名叫吉约塞普·巴尔萨莫的江湖骗子的化名）、杂耍表演人和一些冒险的外行及法国、英国和美国的非正规医生都试着玩过这一把戏。大部分梅斯梅尔氏疗法的实践者都慢慢抛弃了磁石的使用——梅斯梅尔本人也曾朝这个方向努力过——他们说，可以通过仪式和召唤、眼部接触和其它一些步骤实现磁液的传递。事实上，这些方法的确也能引起神情恍惚的现象和“危象”，并可以减轻某些症状。
在19世纪40年代的英国，梅斯梅尔氏疗法也得到了一些尊敬，因为一位医生约翰·艾略斯登用它来治疗神经病，外科医生W·S·瓦德也通过梅斯梅尔氏疗法使病人进入了催眠状态，并在这种状态下锯掉了他的大腿。詹姆斯·布雷德是位苏格兰医生，他用梅斯梅尔疗法进行了一些实验后说，它主要的效果不是因为磁力的流动而产生的，而是病人的易受情绪感染所致，事实上，他认为这种疗法是一种心理过程。布雷德称它作“神经催眠法”（抽出希腊语neuron代表“神经”，hypnos代表“睡眠”），这个词不久就在日常使用中变成了“hypmosis（催眠法）”，以后至今就一直这么用了。
在中世纪的法国，有位名叫圣奥古斯特·里埃波特的乡村医生抛弃了催眠法中所有近乎魔术和神秘仪式的装饰。他让病人看着自己的眼睛，他一边不断地暗示说，病人马上就要睡着了。当病人进人恍惚状态时，这位医生就告诉他说，他的症状将会消失，而在许多情况下，这些症状果真就消失了。到19世纪60年代，里埃波特的名声已经远走高飞，超出他的家乡法兰西了，他写了一本书，专门讲解他的催眠法及其结果。催眠法虽然当时还受人怀疑甚至是激烈争辩的议题，可从那以后，它就成了医疗的一部分了。
这种催眠法最著名的实践者，是这个世纪晚些时候的让·马丁·夏尔科，他是巴黎一家名叫萨尔贝特里埃的医院的院长。他被称为“治疗神经病的拿破伦”，相信催眠现象与歇斯底里状态有许多共同之处，而且，的确，只有歇斯底里患者才有可能被摧眠。他在学生面前给许多歇斯底里病人催眠，以演示歇斯底里症状，但并没有考虑到催眠的医疗价值，也没有利用它来进行治疗。
夏尔科还错误地认为，恍惚状态只有在病人经过了两个先期的阶段，即慵倦和强直性昏厥以后才可能进入，每一个阶段都具有特定的症状，并涉及到主要的神经系统功能变化。他的观点被里埃波特后来的弟子们所驳倒，因为里埃波特证明，恍惚状态可以直接诱发，而且非歇斯底里病人也可以进入催眠状态。还有，因为夏尔科的地位和他诱导病人进人恍惚状态的技巧，1882年，法国科学院接受了催眠法，认为它是一种与磁力无关的神经生理学现象。
夏尔科的好几名高足，其中包括阿尔弗雷德·比奈、彼埃尔·让内和西格蒙·弗洛伊德，他们都继续寻找对催眠现象的心理学而不是神经生理学上的解释，并且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利用了催眠法。可是，直到相对很近的一些年里，它才作为动机心理学的术语被予以足够的重视；即是说，在听从催眠师要他们进入一种被更改过的意识状态时的暗示，并接受后催眠暗示时，一些受试者的意愿和其它一些人的能力缺失，包括症状的消失在内。梅斯梅尔医生，假如他知道这一切的话，一定会因为自己的理论被完全排斥而大为愤怒，也可能会兴高采烈，因为他的治疗方案证明是完全有效的。
颅骨问诊者：加尔
其他的一些物理主义者采取了完全不同的一些措施，他们触摸并测量头颅，因为他们相信，头骨分布的细节与一个人的性格特征及精神能量是直接相关的。
外部生理特征与心理特征有相互联系这个想法渊远流长。相面术，即对面部特征和精神能量的解释，也就是对面部长相的形状和大小的分析，自古希腊时期就已经存在了。在18世纪晚期，通过瑞士神学家和神秘主义者乔安·卡斯帕·拉瓦特尔的作品，这种相面术变得极为流行。拉瓦特尔的4卷本《论利用相面术促进对人的认识和人类之爱》目的是要宣传“相面科学”，它在1775年至1810年间共出版了55版。达尔文后来说，他差点就错过了他在毕哥号上历史性的旅程，因为船长就是拉瓦特尔的弟子，他怀疑：“一个长有像我这种鼻子的人是否有足够的力量和决心完成这次航行。”
相面术对心理学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可是，它为一种相关的理论，即颅相学，铺平了道路，而颅相学对心理学的确是产生过影响的。颅相学认为，头骨的轮廓是由大脑特定区域的发育所决定的，因此可以指示人的性格及精神力量。
这种理论最主要的倡导者是弗兰茨·约瑟夫·加尔（1758－1828），他出生在德国并在维也纳接受过培训，并于1785年在这里得到医学学位，是位医生和神经生理学家。加尔生得鼠头鼠脑，一脸的五官低低地挂在脸上，很难取悦于人——他许多有声望的患者显然不相信相面学。加尔是位习惯性的叛逆者，与权威不相投，争辩起来言辞激烈，沉醉于乱搞女人，而且还非常贪婪，他进行科学演示的时候还要收入场费，这是有悖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