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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巴多时间心理学-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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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的宝贵在于生命的有限,时间是人们度过一生的媒介,如果没有合理地利用它,将会付出代价。

当未来撞上过去

时间的重要性同样在于它的相对性。对其中蕴含的物理知识,我们肯定不会陌生。爱因斯坦相对论同时预言了超能量和宇宙大毁灭,从而使我们看待世界和自身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比起爱因斯坦在方程式中的严密论证,时间的相对性更多受到个人因素的影响。时间不仅符合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和牛顿定义的参照物的影响,也被主观心理进程左右。个人的精神状态、时间观念及生活节奏都影响着其对时间的感知。

人类对自然界的科学研究始于15世纪和16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但对心理世界的探索才有200余年的历史。爱因斯坦发现时间的相对性不仅存在于自然界,也存在于心理世界。他曾说过:

“一名男子跟心爱的姑娘坐上1小时,他觉得只过了1分钟;当他坐在火炉上1分钟,却感觉比1小时还漫长。这就是相对论。”

客观规律和心理定律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是固定不变的,而后者具有灵活性。心理定律随着形势和参照物的变化而变化,人们对心理定律的变化及作用能进行一定的控制,这一过程称为“建构性”。它与人们理解和解释世界的方式有关,一旦我们了解了心理定律和这个世界,就能最大程度地利用其为我们服务。

以著名的光学错觉图像(见图0—2)为例,就可以折射出人们是用不同的方式看待世界的。有时人们把底面A看成突出的面,有时把顶面B看成突出的面,两种看法都有据可循。但如果认可前一种看法,惩罚后一种看法,人们会以一种看法为标准,进而影响人们的判断。

图0—2 光学错觉图像

正如心理学家罗伯特·奥恩斯坦(Robert Ornstein)在他的代表作《体验时间》(On the Experience of Time)中所说,领悟时间是一个认知的过程,受到认知错觉的影响,如图0—3的内克尔立方体。一般来讲,在给定的时间内一个人要认知的因素越多,就会觉得时间越漫长。例如,赖斯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在相同的时间里,人们认为音调跳跃的声音比音调恒定的声音占用了更长的时间,其中声源方位无关紧要,变化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认知。简单的音调和响度的变化能让人对时间产生错觉,以为度过了更长的时间。

图0—3 内克尔立方体

在整个人生中,人们会遇到很多视觉上和知觉上的错觉,大部分都比上述的例子复杂。当没有“正确”的判断标准时,人在主观上会倾向于其中一种视角。用这种视角看世界可能会走向成功,而用另一种视角看世界可能会导致失败。用超前的眼光看世界可能让你“正赶上时间” ,用当下的眼光看世界则可能使你“落后于时间”。虽然从客观上讲,两种视角都没错,但这个复杂的人类社会在主观上通常有自己的偏好,倾向其中一种,排斥另一种,除非有像爱因斯坦那样睿智的人再提出一种全新的视角。

我们无法控制自然规律,但对看待时间涉及的因素可以施加影响。认识到这些因素作用的时间和方式可能使你从生活中获益更多,有助于你在时间视角不起作用时分辨事物。有时,个人的时间视角会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宗教信仰、教育程度、社会阶层或文化背景,但其他时候则可以自己决定。本书旨在帮助读者解决以下问题:认识自己独特的时间视角;了解该视角如何影响个人的思想、感受和行为;帮助读者发展时间的灵活性与敏感性,以便选择对自己生活最有利的时间视角。

关注现在,还是以未来为导向

让我们回顾1977年的一项心理实验,社会心理学家约翰·达利(John Darley)和丹·巴特森(Dan Batson)对普林斯顿神学院学生的行为表现进行了研究。这些学生在准备一个有关好撒马利亚人的布道演讲'2',演讲地点在校园的教学楼内,神学院的导师要对演讲进行评估。当每个学生做好准备后,参加演讲的人会被告知:A代表他已经比预定时间迟到了几分钟,现在必须马上去演讲厅;B代表他有足够的时间,但或许现在就该出发了。两种条件的唯一不同是对时间压力的微妙运用。研究者对这种情境充满好奇,它会影响这些准备终生修行的年轻人的行为吗?又会如何影响呢?

每个学生从准备室走向演讲厅的路上,都会遇到一个跌倒在过道里咳嗽不止的人,很显然,这个人需要帮助。但学生们不知道这个人是实验者的同伙。在没有他人在场的情况下,神学院的学生们面临着一个抉择:是像好撒马利亚人应该做的那样,去帮助这个患难中的陌生人;还是置之不理扬长而去,去完成自己“当一个好撒马利亚人的重要性”的讲演任务。那些“迟到”的学生会不会和那些“准时”的学生一样愿意帮助患难中的陌生人呢?对于神学院的学生们而言,做正确的事情胜过说正确的事情,对吧?但结果并非如此!

大多数确信演讲前有充足时间的学生,就是“准时”的学生,确实会停下来给予陌生人帮助。这一行为是和他所选择的职业相符的,那些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帮助他人的人们,理应帮助患难中的陌生人。然而,值得指出的是,90%处于“迟到”情境的学生不会停下来给予他人帮助。他们对痛苦的人置之不理,这是因为他们正在以未来为导向,他们满脑想的是不要误了约定的活动时间。尽管事实上所有学生在这个研究之后的访谈中都说,他们看到了那个痛苦的人,但还是径直走过去参加演讲。

我们怎样解释在提供帮助意愿上存在的差异呢?因为这两部分学生之间唯一的不同在于他们跟时间的关系,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于时间的掌控情况导致行为上的差别。一个简单而微妙的时间操纵,就能引发心地善良的好人对当下的关注,并帮助有明显求助需求的人。很多神学院的学生作出了一些他们自己或许都觉得卑劣的行为。

达利和巴特森的神学院研究展示了时间因素可以改变人们的行为。然而,现实世界远比一个心理学实验要复杂得多。因此,另一个社会心理学家罗伯特·列文(Robert Levine),在心理学实验之外检验了时间因素起作用的不同方式。列文通过研究社区成员的社会行为所显示的“生活步伐”来了解人们对待时间的态度。列文的调查研究小组通过走访城市,测量人们的步行速度、时钟的精确度以及到邮局购买邮票等基本的行为的速度。运用这些数据,列文计算出了12个城市市民的生活步伐。西欧国家以快节奏的生活步伐引领着世界生活的步伐,其中以瑞士居首,日本的生活步伐指数也很高,发展中国家节奏较慢。在列文研究组所做的31个国家评估中,墨西哥的生活节奏最慢。

列文通过记录步速、银行出纳员的速度、语速以及看手表的频率等测出了美国36个城市的生活节奏。波士顿、纽约和其他的东北部城市是美国生活节奏最快的城市,南部和西部城市节奏相对慢一些,洛杉矶是生活节奏最慢的。

列文的研究清晰地展示了生活的节奏或者说是“匆忙”因素在不同城市之间以及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异性。此外,列文调查了这36个美国城市的“助人行为”,他评估了城市居民做以下事情的可能性:

·将人们不小心丢掉的钢笔归还;

·帮助腿上打着石膏的人捡起他不小心掉在地上的杂志;

·帮助盲人过马路;

·帮助人们换零钱;

·邮寄盲信;

·向联合募捐协会捐款。

和好撒马利亚人的研究发现相一致,列文发现:在生活节奏最快的城市里,人们最不乐意为他人提供帮助。纽约州的罗切斯特市在美国东北部城市之中生活节奏相对较慢,排名为全美最乐意助人的城市。纽约州的纽约市在生活节奏榜上名列第三,被评为全美最不愿意为他人提供帮助的城市。但是,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是,加里福尼亚州的城市生活节奏一般很慢,但和生活节奏快的城市相比,它仍然被评为不太乐于助人的城市。这表明,对于利他主义,较慢的生活节奏或许是一个必要条件,但不是一个充分条件。加利福利亚人可能有时间来帮助他人,但可能对帮助自己过上好生活更感兴趣。

达利和巴特森的研究表明:个体与时间的关系是如何影响了诸如帮助患难者等重要行为的;而列文的研究则揭示了社会与时间的关系在不同国家、不同城市是如何变化的,实际上,他在现实世界里证实了达利和巴特森的发现。

分割时间

我们已经从事时间心理学研究30年了。我们关注环境因素如生活节奏是如何被人内化、接纳、传播并最终影响个人的思想、感情和行为的。我们相信多数情况下,个人对时间的态度是习得的,并且个体对时间的反映源于无意识的、主观的态度,而且,当人们意识到对时间的态度时,就能更好地改变态度。实际上,每个人都有一种无意识和主观的时间观念。我们将自己一连串的经历以时间为序进行分割,这有助于使事件有顺序性和连贯性,并且更有意义。这些时间框架可能会出现循环和重复。比如四季交替、日月变化,孩子的生日,或者那些非同寻常的生活事件,像亲人的亡故、交通事故发生日、战争爆发日等。运用时间观念来编码、储存、回忆你的经历,来感知、感受并且生活,来形成期望、目标、事件,来想象情景。

在工作中,我们经常发现时间观念在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人们倾向于发展和过分使用一种特别的时间观念——例如聚焦于未来、现在或者过去。未来导向的人往往更容易在职业上和学术上获得成功、更容易注意饮食以及有规律的锻炼,并按期参加医生的体检;而“迟到”的神学院的学生和其他的生活在快节奏的社会里的人往往是未来导向型的,因此会较不愿意奉献他们的时间去追求利他的事业。

相反,现在导向的人往往愿意帮助其他人但不愿意或者较不能帮助他们自己。大体上来讲,与未来导向的人相比,现在导向的人更容易参与冒险行为,比如赌博、吸毒以及酗酒。

因此,未来导向的人更容易获得成功而最不愿帮助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有能力助人者却是最不愿意提供帮助的人。相反,现在导向的人较不容易获得成功但是更愿意帮助他人。同样有趣的是:那些最乐意助人者或许是最不愿意帮助自己的人。这些对待过去的时间态度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为它成为生活的参照体系。拥有积极或者消极回忆的人常以此为标志。

如何度过今天最终决定了你的过去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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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控过去的人掌控未来,

掌控现在的人掌控过去。

——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 (在《1984》中的语句)

这句出自奥威尔小说《1984》的著名论断,一般是在社会和政府掌控的背景下被人们理解的。能够控制现在的社会就能够重写过去并因此掌控未来。《1984》里的主要角色温斯顿,受雇于“真理署” ,在那里他积极地重写历史。

尽管上述言论来自一个消极的背景,但对每个人来讲,掌控过去、现在和将来同等重要,并且有意识地将时间用于积极方面是心理和情绪健康的良好体现。我们并不是让你成为盲目乐观的人,但当你掌握了你的现在,你就掌握了过去和未来。你可以重新解释并重写你的过去,这能够给你一种对未来的掌控感。事实上,所有的心理疗法都可以看做是一种尝试,一种通过专注于现在来获得对于过去并因而对与未来的掌控。不同的心理学派强调不同的现实因素的重要性,然而他们都强调从现在着手。例如精神分析强调过去的重要性,存在主义的心理疗法强调现在的重要性,人本主义的心理学疗法强调未来的重要性。

现在不仅仅是你改写过去的手段,现在同样是你开始将思想、感情、动作写进记忆的媒介。现在的每一个决定和行为很快就变为你过去的一部分。因此,对现在的掌握允许你决定什么组成了你过去的部分,以便于你能以最少的需要来重写回忆。在平凡的一天里,你可能会做上百种决定,比如今天很清闲,我该穿什么,吃什么,做什么,与谁交往,避免和谁在一起。在任何给定的一天中,这些决定显得琐碎甚至不重要,但从总体上看,它们定义了你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这本书为什么值得你花时间去读

本书考虑并尊重你的时间。贝克尔(Ernest Becker)因其作品关注人类心灵深处对死亡的普遍恐惧而获得普利策奖。按照贝克尔的观点:死亡的现实是我们心理上无法承受的,因此我们拒绝接受。我们普遍性地否认死亡,最重要的是,我们否认自己的死亡。圣芳济教会的地下室真实地打动着我们。贝克尔写道:

“死亡的观念、死亡的恐惧,没有什么能比这些更让人这种动物揪心了;它是人类活动的主要动机——这些活动大部分都是用来避免死亡的宿命,通过以某种方式否定那是人类最后的归宿,来克服死亡的宿命。”

死亡是生命的结束。对死亡的否定就是对时间终止的否定。如果你否定时间终止,你很可能在对待时间上会和那些感觉时间太少和有限的人有很大不同。如果你设想你的生命是无限的,你不可能像珍视黄金一样珍视时间,而很可能认为时间就像沙滩上普通的沙粒一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否定死亡可以缓解焦虑和心理压力,但它可能会导致你不珍惜生命,因此你或许生活得并不充实。

这是一本有关充实生活的书,有关从你时间定额中的每年、每月、每时、每分、每秒中都挖掘出生命意义的书。

开启时间之旅

在我们即将开始一段令人兴奋的旅程,进入新的时间区域之际,你的导游——菲利普·津巴多和约翰·博伊德将告诉你一些旅行背景,它是关于我们为什么对研究时间有兴趣的?进行了哪些研究?怎样发现它影响了我们生活中所做的大部分事情?

五个主要生活经历铸就了津巴多对时间产生的浓厚兴趣,这就是:出生于贫苦家庭,童年长时间的生病,生活在一个意大利的家族中,慈爱的小学老师对自己的护佑,在斯坦福大学指导监狱实验。在本书的后半部分中,津巴多会对自己生病的经历多讲一点,但在这里,是他对其他经历的一些回忆。

20世纪30年代,我成长在纽约犹太区南部布伦那斯,我和童年的玩伴虽然缺乏玩具和书籍,但我们有可爱的人陪伴——家人和伙伴。不上课或者闲在家时,我们时常一起在大街上嬉戏。我们一起改进传统的小游戏或者干脆发明新的玩法,这样使它变得更有趣。棍子球和垒球一直是我们的最爱,从来都没厌烦过。

我这个来自西西里岛的家族崇尚一切传统而美好的事物,并对佳肴美酒及音乐很感兴趣。我喜欢熬夜参加家庭聚会。这时,我父亲就会弹奏曼陀林,祖父弹吉他,叔叔和表姐会弹奏吉他或其他乐器来伴奏。他们还会唱一些大家熟悉的古老歌曲,直到手指弹得僵硬甚至有血丝渗出才结束。这些歌曲常常勾起我对美好时光的回忆。我们可爱的家族成员现在已经各奔东西,但这些记忆依旧历历在目。

纵然我家如此的亲密团结,但由于我的父母没受过正规教育,所以像那时从南部迁来的有些人一样也不重视正规的教育。他们之所以去学校仅仅慑于法律的约束,一旦达到工作年龄,他们立即辍学打工。由于他们的技术差而且没有学历,他们就靠做暗无天日的工作来维持生计。

幸运的是,我那些小学老师总是对我循循善诱,一方面教育我要学习家人乐观而积极的生活态度,一方面又教育我要超越他们。老师的教诲使我明白:努力工作是在这个世界上实现成功的唯一途径。我喜欢学校,那里窗明几净、秩序井然,而且耕耘过后就可以看到秋天收获的场景。在那里,遵循老师的要求,你就可以得到金星和铅笔的奖励,甚至还可以坐到教室第一排象征荣誉的座位。那些慈爱的老师使我不再沉迷于即时满足,而是以延迟满足的方式来赢得更大的奖励。这让我能做到先写完学校或家庭作业,然后再去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的老师更像传教士,指引我们如何生活。

这些经历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脑海里,鞭策着我到今天。

1971年,我在斯坦福大学校园里,做了一项现在看来是声名狼藉的实验:斯坦福监狱实验。这个实验想研究社会处境对普通人行为影响的力度。更具体点说,就是一个好人是怎样被引导着对他人作出坏事的。我把学生分成两组:一组为囚犯,另一组为狱警,并把教学楼下面的地下室设计成模拟监狱。我作为这所斯坦福监狱的主管,从中得到了有关时间的另一个有价值的收获。

虽然这些假扮犯人的学生知道自己只是这个实验中的一个临时角色,但他们没有按照实验假设的那样有反抗的行为,他们只是像被套牢的羊羔一样。实验允许“狱友”之间通过闲聊自己以前的身份或者表达自己对实验结束以后的未来期待,来摆脱监狱里阴沉凄凉的折磨,但他们很少这样做。相反,心理学家通过分析窃听的电话录音,发现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抱怨当前恶劣的环境,比如难咽的食物、粗暴的狱警、监狱里劳累的义工及内心的孤独无助等。由于他们没有跟狱友说过自己被抽到扮演囚犯之前是什么样的背景,也没有表达对未来的憧憬,所以除了共同感受身份降低的羞辱感,他们彼此之间一无所知。这些让我很惊讶,他们的想法竟与我儿时的想法有天壤之别。儿时我生活在贫苦的环境里,但我对未来的憧憬却是非常美好的。我甚至还要从当时艰苦的环境中探索出一切尽可能的乐趣,而相比这些囚犯只是消极地关注监狱中的黑暗日子,于是他们很快绝望地将自己监禁起来。

我们长期以来持有的身份如何被很快地改变呢?是什么使不同的人对处境有不同的反应呢?为了寻求答案,我开始了时间观的研究。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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