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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 消极的过去时间观与世界宗教信仰
我们的时间观研究主要以美国大学生为被试，在其他许多西方国家的同类研究也很有效。但我们猜想我们实验得到的西方时间观念不适用于其他国家，例如中东国家。我们的猜疑可以通过图5—1描述的佛教的时间观来证实。佛教是我们测验的宗教里最另类的，在每种时间观里，佛教信仰者与其他宗教信仰者都是对立的，他们对现在宿命般痛苦的时间得分很高，而对现在美好时光或未来得分很低，他们不关注未来或现在的快乐。这些有趣的数据说明：佛教徒的时间观与西方的时间观截然不同，更符合我们第4章描写的以现在为价值取向的状况。我们期待在以后的研究里探究这些差异。
图5—3 积极的过去时间观与世界宗教信仰
图5—4 现在宿命的时间观与世界宗教信仰
超未来时间观的分布差异还体现出一些人口学特征。任何年龄段的女性都比男性得分高；未成年人及老年人比青年人及中年人得分高；美国黑人和墨西哥裔的美国人比亚洲人及白种人得分高；最典型的超未来时间观认可者是一个有墨西哥或黑人血统的清教徒老妇人。她信仰灵魂的救赎，接受宗教活动，并且在家里例行宗教仪式，她不看R级片（一定年龄以下的少儿除有家长和监护人陪同外不得观看的电影），信仰未来有报应，非常同情他人，并且自己活得更快乐。
图5—5 现在享乐主义的时间观与世界宗教信仰
图5—6 未来时间观与世界宗教信仰
超未来时间观的信仰对行为的影响
如第5章所看到的，未来是我们的动机之源。我们的目标、希望及恐惧都处于未来。对超未来时间观的信仰在心理学上等同于对世俗未来的信仰。他们都是虚无的，所以超未来时间观就使动机理论延伸到死亡后的想象中，可用来解释一些经常无法理解的行为。表面上荒谬的行为，可以理解成为了在未来得到善报避免恶报而做的努力。从超未来时间观来看，自杀式爆炸者并不疯狂、狂躁、绝望及充满仇恨，我们可以把他们看成是一个宗教信仰者，对未来已经绝望但对超未来有无尽的希望，所以才有此举。
纳斯拉·哈桑采访一个自杀式爆炸者时，问是什么促使他选择自杀式爆炸，他的回答正好体现了他对超未来的信念：
“那好像一堵又高又厚难穿越的墙将你隔在天堂或地狱之外，神灵许给每个人天堂或地狱，所以，一按下起爆器，你立刻就打开了通往天堂的大门，这是一条捷径。”
其他的时间观也可能使自杀式爆炸者下定决心。例如一个巴勒斯坦小男孩自杀式爆炸的原因很简单。他过去痛苦的时光及现在宿命般痛苦的时间都占大部分，但未来时间占据很小。这是因为他幼小的生命中充满着暴力、痛苦和死亡的记忆，无法掌控自己的生命，对未来安静、平和的繁荣景象毫无憧憬。这些因素都已经被作为自杀式爆炸的潜在原因分析过。时间观有助于将这些零散的解释统一起来，并附加上超未来的阐释。超未来时间观是神秘的因素，自杀式爆炸者最终是为时间而战的。
拥有超未来目标的人们拥有着一幅超未来的地图。
难道不奇怪么？
先烈们穿越了黑暗之门。
但没人回来告诉我们这条路在哪。
我们也必须自己来探索这条路。
——莪默·伽亚谟（Omar khayyám）
《鲁拜集》（The Rubaiyat），第64节
他们都坚信这幅超未来的地图是准确的，即使没有任何可靠的反馈来确定它的精确度。生命中的事情可以被理解为通向未来光明路上的路标，善行是好的表现，恶行是神的考验。因为不可能存在矛盾的证据，所以，超未来信仰可能是特别难以改变的。
在世俗的未来世界没有永恒，事业终止、健康下滑、人老病死。由于报应已完成，推动力也消失了，曾经推动人们的目标也被遗忘。但超未来时间观的目标是永恒的——死后的善报。比如生命永恒就是无限的。由于在这个时间观里回报不会消失，那里可能会有无尽的动力产生。只要人们期待死后仍存在，那么他们就必须永远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善行可以赐给他们永恒的福祉，而恶行会得到永恒的诅咒。
超未来和应对
1。应对现实
马克思认为：宗教让人对尘世的不公感到麻木，并让众生服从压迫。从马克思的论述来看，那些被压迫的人们——老弱妇孺和少数派在超未来信仰者中所占的比例是最高的。对于那些被压迫者来说，在超未来时间观中他们对回报的预期要高于现实生活中他们所能得到的一切。有了这种预期，工人阶层、犹太贫民区、生活混乱的家庭或者住活动板房的家庭都会感觉生活更容易。对于美国早期移民的遭遇，多莉·凯瑞斯·古德温（Dori Kearns Goodwin）也做了类似的表述。她写道：
“旧大陆农民忍受了几代的苦难加上天主教的价值体系即对死的预期和重生，削弱了新大陆中现实的痛苦，由此新大陆的人们可以适应其他人难以忍受的境况。”
对于超未来的坚定信念可以使人更易对现实的不公具有忍耐力，且不急于反叛现实。如果革命会导致永久的惩罚，那为此而流血牺牲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如果人们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果，那么他们就能忍受不公和压迫。
2。应对死亡
奥马尔自杀式爆炸后的两天，受害者的家人和朋友举行了葬礼。他们悼唁死者，但他们坚信所爱之人并非永逝，并从这种信念中得到安慰。尽管所爱之人的肉体消失，但是他的灵魂存在于永恒的未来，终有一天，他们会在此相会。因此，超未来将永久的消逝变成短暂的分离。这种本应是非常痛苦的体验因为未来的预期而削弱了他们现实的悲痛感。超未来可以使痛苦的时效大大缩短，从而减少精神上的痛苦。
世俗的超未来观
1。美国本土的信仰
不是所有超未来时间观与宗教抑或是重生有关。一些超未来关注子孙后代。例如易洛魁族人，他们生活在北美东北部安大略湖附近，是美国本土印第安人的一支。他们的《易洛魁大法》规定：
“对于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必须考虑到对未来七代人的影响。……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根据此法律，我们考虑到七代人，并不是因为我们的灵魂寄托在未来，而是我们的后代生活在未来。关注我们想象中的七代人并不容易，这也是为什么易洛魁族人要撰写此法律的原因。他们会不辞劳苦为未来七代人考虑并为他们做事，以此来显示他们与那些没有超未来观点的人有别，以示他们自己并不是只顾当前需求的决策者。
易洛魁族人对待现在和超未来是一样的。超未来与现在是伙伴关系。七代后裔在当前现实决策中占有一席。这种观点产生了由现实生活中的人和未来七代人共同构成的代理民主。现实生活中的人为未来的人投票，为七代后裔而谋益，当然也为当前的人谋利。这种如此强大的势力会减少人们当下自私自利的行为。
2。可持续性
美国或其他国家的公民在“可持续性”的标签下组成一个整体。可持续性运动提倡以一种“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对未来人的需求无所损害”的方式进行资源的利用。正如易洛魁族人一样，这些运动中的人为未曾看到的未来寻求庇护，并不是因为他们担心自己的灵魂，而是他们相信：这样做是正确的。与易洛魁族人不同的是，这些活动家们并不是将自己的目光停留在七代后的未来。保护世界自然资源是没有时间限制的。
3。久久基金会
久久基金会（The Long Now Fundation）成立于1996年，提倡在更广的范围内思考未来。该基金会试图平衡现实潮流和对未来环境、经济和社会长久发展的责任之间关系。基金创始人相信：人类能够抓住理性所及之最长时间点，于是就将该基金会取名为“久久基金会”。对于该基金会来说，长久的现在是1万年。谁会料想，万年之后的人们也许会展望10万年前或100万年前，该基金也许会被重新命名为“短暂的现在基金会”。对现在来说，1万年是长久的现在。
该基金的一项活动就是建造一口万年钟，以改变现在的计时方式。万年钟将有足够的机械力，并在接下来的万年里相对精准。该基金会已经建了原型：他们打算在内华达的山顶上放置一口真实的大钟。关于计时，该基金会鼓励五位数纪年法。在他们的年历中，2008年被记为02008，这种方式给我们一种超越时间的感觉，并会避免Y10K千年虫，Y10K千年虫是2000年千年虫的后代。我们只会在8000年后，当9999年走向一万年时遇到这种千年虫。从未来时间观的角度来说，事先计划得越早越好。
4。死亡开关网站
久久基金会担心万年虫，一些人则担心个人无法预知的未来。用另一种观点来看，一部分人的担忧的确是另一部分人的商机。死亡开关网站（Deathswitch。）致力于帮助死人传达信息。其会员事先存储信息，例如银行账号、密码、保险账号和遗言等。这些会员会定期接到从死亡开关网站发来的邮件，这些邮件的作用是确认邮件接受者健在与否。如果会员不能回答一系列邮件，那么死亡开关就会假设会员已死，并向所有人发出信息告知此人已死。
超未来时间观的未来
反恐战争：一场时间观念的战争
既然未来是我们主要的动机空间，那么毁掉一个人对未来的期望实际上也就毁掉了他的动机。如果一个想要成为职业篮球运动员的少年在车祸中失去一条腿，那么他完美的篮球梦就不可能实现。破坏未来的目标看起来不仅能毁掉个人的动机而且能毁掉国家的动机。比如，在二战期间，德国和日本有明确的统治世界的幻想，并在现世未来中有这样的目标。日本人多数是佛教徒，佛教在超未来测试中属于低于平均分数的宗教。德国是个法西斯国家，明确地反对宗教。德国和日本有共同的现世未来目标但却没有共同的超未来目标。因为国家和其所抱有的未来的成功期望都被摧毁了，德国和日本失去了斗争的动机继而同意投降。可以说协约国赢得战争不是通过消灭敌人而是消灭了他们将来的计划。
对于现在的反恐战争情况可能并非如此。我们现在面临的敌人在现世未来中企图摧毁巴基斯坦、阿富汗和伊拉克。在超未来中敌人仍然有希望。正如我们所见，根本没有方法去证明、反驳或是摧毁超未来信念。和有着坚定的超未来目标的敌人作战，摧毁他们的现世未来目标，更会使他们对唯一的超未来目标势在必得了。要赢得反恐战争的胜利，我们不是去摧毁敌人的未来，而是去滋养他们的未来。如果现世未来目标想要同超未来目标抗衡，就必须恢复其自身的动力。仅仅通过塑造充满希望、乐观、尊重、健康和财富的现世未来便能同超未来的动机力量相抗衡。重新恢复追求现世未来目标的强大动机，不要让现世生活成为荒凉的沙漠，也就能防止人们把超未来作为唯一的绿洲去追求。
时代已经变了，但是我们的政治军事战略却一成不变。反恐战争是一场美国政府的现世未来目标同其敌人的超未来目标之间的战斗。当那些人想着死后的世界时，短期的胜利就没有意义。采用二战的战略就有可能使得那种（灵魂不死的）永恒感对敌人更有感召力。对伊拉克战争的一边倒的打击中，美国人所使用的策略正是沿袭了英国军队曾在美国独立战争中所犯的错误，也是美国内战时柏可特（Picket）对连发枪的控告。这是血淋淋的蠢事，而不幸的是：这是人类的鲜血。
超未来：善良或邪恶的工具
正如多数动力装置一样，超未来既可用来行善，也可用来作恶。我们已经目睹了超未来信念是如何促成一小群信仰者的邪恶行为。超未来信念是不可验证的，这使它们尤其的强大、不稳定。斯坦福大学的哲学家萨姆·哈里斯（Sam Harris）说过关于超未来的矛盾且不可验证的信念是人类灾难的秘诀所在。在《信仰的终结》（The End of Faith）一书中他写道：
“告诉人们死后关于分歧的、矛盾的、不可验证的观念，然后强迫他们以有限的资源一起生存，结果显而易见：谋杀和休战的无限循环。如果历史能够揭示任何一个直白的真理，它肯定是缺乏来世存在的证据，而这经常是引发了我们最邪恶的一面。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带入这个恶魔般的时间机器中，你就找到文明衰落的秘诀了。”
如果这个秘诀不改变，那么哈里斯的判断可能是正确的。但是，哈里斯的正确判断也不是不可改变的。我们可以重新设置这个时钟，如果这样做，我们就需要将消极的过去时间观、宿命主义的现在时间观转换为积极的过去时间观、享乐主义的现在时间观。我们应该因为人们的过去而尊重他们，并且允许他们享受当下。要达成这种变化，首先要做的是，给那些缺乏资源和机会的人提供诸如食物、住所、金钱、教育、工作、娱乐以及放松和狂欢的机会，这些都是人类在文明社会中的基本需求。
其次要向人们慢慢灌输一种思想：即要想获得期望的机会就必须有个人责任感，必须鼓励和奖励个人的进取心。内心动机的“余烬”要仔细对待、细心煽动，要以“我能行”的姿态取代宿命主义的被动性。
最后要调和超未来时间观，并辅以更加实际的未来时间观。期望别人改变其超未来信仰是天真甚至无用的，而且可能会激化冲突。更合理的方法是在他们通往希望之乡的路途上给予希望、机会和满足。未来时间观的发展需要稳定的政治、经济和家庭环境。人们相信，他们今天的所作所为必然会在将来带来所预料的可喜成果。在缺乏稳定环境的情况下，准确地预测未来是不可能的。要创造社会、经济、政治和家庭的稳定就必须创造引导它们、保护它们、稳固它们的机制，并且排除那些威胁它们的外部因素。
超未来观是动机的主要来源，许多世纪以来一直如此。对于个人和社会来说它都很有价值。对于那些不能得到物质成功的人来说，超未来使他们的存在变得更加容易、更有意义。对于社会来说，超未来目标鼓励人们的行为超越对当下生活的关注而有利于未来的人民。当领导人认识到他们的决策会产生恒久影响时，政府便能更好地服务人民。如果政府无法落实“保护和服务”的立法宗旨，他们必然会在日后自尝苦果。超未来信念是真实的还是虚幻的（仅仅是我们的主观臆造）只有在我们死后才能知道。在我们还活着的时候，超未来信念软化了艰难的现实，增强了自我价值，为生活增添了意义。那些有世俗超未来观的人会因这些信念而为未来的人类造福。那些有宗教性质的超未来信念的人会不惜牺牲现在的自我而为自己的灵魂去做正确的事情。他们不看重现世的金钱、名声或享乐，而乐于以死来换取来世的报酬。他们遵循着自己的永久性戒律，期待着从现世走向永恒的过程中，自己现在所做的一切在来世能结出丰硕的果实。
第二部分 生活中的时间悖论
第6章 时间VS。身体和健康
“我们肯为了时间牺牲健康，却不肯为健康花时间。”
时间的疗效
两百多年前，著名的植物学家卡罗勒斯·林奈（Carolus Linnaeus）创建了，也可以说是培植了生物钟。他精心挑选了各种不同种类的植物，这些植物在一定的时间内或绽放或凋谢。他将这些美丽的花朵植物摆成圆形，每种植物对应1小时内的某个时刻。他的“花钟”能准确地对应约30分钟的时间刻度。就18世纪的计时标准而言那是相当好了！
正如林奈的发现一样，植物也可以与周围的世界同步。它们通过开放或凋落来追随太阳的步伐并与其轨迹一致，与此同时，植物还与昆虫传粉周期相一致。我们生活在时间之中，而时间也生活在我们当中，时间生活在一切有生命的机体之中。
我们都知晓自然界的时钟——候鸟迁徙，日月轮回，四季交替以及你身体的新陈代谢等都是时间流逝的标志。你可以通过心脏的跳动来计算分秒，通过月经周期计算月份，甚至可以通过宠物计时。猫要是喂晚了，它就会折腾自己的主人。
生理学家、医师、诺贝尔奖获得者伊万·巴甫洛夫（Ivan Pavlev）可不仅仅是养狗迷。他通过狗分泌唾液的经典实验发现了条件反射定律。在实验室中，他发现狗通过分泌唾液来期待食物的到来。在学术界，巴甫洛夫还以严格守时而著称。1917年的某一天早晨，他的助手因为路上遇到革命者设置的路障而只能绕道来到实验室，对巴甫洛夫而言，任何原因都不可以构成迟到的理由，因为实验需要严格的时间限制，晚到10分钟的助手毫无疑问地受到巴甫洛夫的责骂。然而，正因为这10分钟的迟到，他们的研究有了惊人的发现：当实验室中的狗听到助手的脚步声而没有看见食物时，它同样分泌了唾液！这让他们发现了条件反射。巴甫洛夫深入研究了这一现象，并称之为“精神分泌”。后来他证实该现象为一种新的行为理论——条件反射。狗学会向那些即将可以吃到食物的刺激作出条件反射。时间让它们将不同的事件联系起来。事实上，所有的动物，从低级的单细胞生物到高级的人类都会以预见性的方式作出条件反射，有些可以更改，有些则很难改变。
老鼠和鸽子同样能对时间作出反应。心理学家华生（John Watson）和斯金纳（B。FSknner）通过老鼠和鸽子的实验创建了操作性条件反射。他们训练动物通过压杠杆来获取食物。一些动物每压一次就会得到一次食物；而有些动物会在固定的时间段之后才能得到食物。例如，一只老鼠压了杠杆，并得到了食物，这个老鼠要等10分钟之后才能得到另一份食物。但当老鼠置于这种情景时，�